§驻巴大使章文晋，第一个受冲击的大使
外交部除了根据“十六条”指示在国外使馆不搞“四大”外，别无通知或指示。本来驻外使馆不搞“文化大革命”，更不搞“四大”，但我驻巴基斯坦大使馆首先闹起“四大”，由该馆的武官作后盾，伙同一些下级外交官和事务工勤人员组成战斗队，贴大字报、“破四旧”、攻击大使章文晋。
他们使馆一闹波及其他使馆，我们驻尼使馆也要闹革命，“搞四大”，先从“破四旧”开始。“破四旧”不只是破掉馆内现有的古玩、文物、字画，说通通是旧封建的东西一律要砸毁，还要对外交方面一些作法也要破，说尼泊尔国家贵族都是封建主义要不理他们，使馆要同尼泊尔平民百姓交往。对于前者我尽力说服馆内的自命造反派不能乱砸乱毁，这些都是中国文化传统要珍惜。对于后者的主张坚决反对，不许损害国家的对外政策。不久外交部来电要调使馆三分之一或二分之一的人回国参加“文革”学习运动，三个月或半年一期轮训，于是我馆先调了约二分之一的人回国。
临行前我根据整党时抢救运动的经验私下告诉伍仪瑜，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坚持实事求是，不乱起哄，不乱承认或否认什么，一定要沉住气，顶住任何压力。她很坚强，后来证明她在“文革”中的表现是好的。我国在尼泊尔援助修公路、砖瓦厂。皮革厂的技术行政人员约上百名，他们若是要闹起“四大”、“破四旧”等，不但援助工程受损失，而且会牵涉到尼泊尔方面，因为他们也有工程技术和行政人员，特别是众多的尼泊尔工人，若把这些人也带动起来，那就天下大乱了。所以我会同我馆负责管理援助工程的经济参赞李步霄及其他负责人竭力说服和防止他们搞“四大”。还好，这些援助人员素质都很好，顾大局、识大体，不但没有搞什么“文革”，还积极努力把中尼公路提前修通。继中尼公路之后尼泊尔接着要我们援助其修加德满都到博克拉的公路，这是一条越过不少横断山脉，跨越大河，许多外国都不愿问津的工程，但这条路对沟通尼泊尔首都与西部山区极为重要，对于维护尼国的统一，开发尼国西部山区的资源都是必需的，中国政府同意了，我在离开尼泊尔前主持了这条路的开工典礼。
§中尼友好也受到冲击
中尼两国关系是友好的，但也出了些问题。那是在1967年初，中国因“文化大革命”，喊出了打倒各国反动派的口号，把印度也算在各国反动派之列，国内造反派要打倒印度反动派，围攻印度驻华使馆，引起了印度的反响，于是印度出现了反华热潮，也围攻中国大使馆，打了大使馆人员。国内下令驻印大使馆人员撤退回国，但印度与中国无直接通航，只能由印度飞加德满都再转孟加拉回国。就是在我们接待驻印使馆回国的二三十人时，我大使馆和援尼人员近百名拥至机场，要举行盛大的欢迎红色外交战士的仪式，要大闹印度驻尼使馆，要贴大字报和开反印大会。就是说要把国内“文化大革命”的那一套搬到尼泊尔来搞。那当然是不行的。
尼泊尔是一个主权国家，我国一贯尊重其独立、主权，尼同印度又是友好国家，我们怎么能在尼泊尔国士上特别是影响国际观瞻的飞机场搞国内那一套。我赶紧去了机场同他们那帮激进分子商谈阻止其行动。最后在我的说服下，以我同意在他们欢迎时允许喊口号为条件，他们就不再开大会了。当飞机着陆时，我驻印人员下机时，由我去接他们，我驻尼人员列队高呼欢迎口号。原来说好不喊反印口号，但当时禁止不住，一时间反对印度反动派的口号声大起，我也无法禁止。这就造成了极不好的影响，尼泊尔机场官员极为不满，印度大使馆马上向尼泊尔政府提出严重抗议，我被召到尼泊尔外交部，由其外交大臣比斯塔向我提出不满和遗憾。我当时知道这件事侵犯了尼泊尔主权，但不能代表国家道歉，同时也未接到国内指示。在外交上向外国道歉是不准许的，于是我只简单答复我将报告国内。虽然尼泊尔并未因此事大作文章，比斯塔向我表示遗憾，态度还是友好的，但我心中却极为难受，认为做了件错事，在我的外交生涯中留下一个污点。
2．毛泽东批示：外交要“来一个革命化”
§“陈、姬、乔”被打倒
此后不久，我就病了。原来是感冒、发烧、肝疼，我援尼专家组有医生为我治疗，但他误用盘尼西林，打针以后突然浑身人抖，腹疼难忍，从床上摔下来，病情极严重，误用此药我反应极大，脸部及眼睛已现黄色，几乎丧命。去尼医院，尼方待遇很好，专门开一小楼做为我的病房，但其医疗技术太差，竟诊不出我是何病。使馆报告外交部，即来电叫我回国治疗。我于1967年6月间回国。深夜到北京，一到机场即被我馆“文革”战斗队用车送到老外交部东楼该队部对我训话，约法三章 ，不许乱走动，不许串连，一切听战斗队命令等。我很奇怪为什么不见我爱人和家中人来接，后来知道是战斗队不许。直到半夜我才回到家中。伍仪瑜早就回来参加“文革”学习，对我详说“文革”及现在北京形势以及战斗队的情况。第二天我就住进北京医院。医院诊断为胆结石，必须动手术治疗。那时北京医院同其他单位一样也在搞“文革”，该院不只一个战斗队起来批院内学术权威和院领导，高级的医生一面接收批判斗争，一面还要看病，大字报到处都是，幸好对我们这些驻外大使还能认真医治。
在住院时，伍仪瑜常来看我并告诉我外面“文革”进行的情况。外交部及各馆战斗队彼此争斗组合互抢“左派”旗帜，我驻尼使馆有一主要战斗队参加“九九兵团”，（毛泽东1966年9月9日对驻外使馆的群众反映批示“来一个革命化，否则很危险”的批语。极左份子以此指示为名组织“九九兵团”）要打倒驻外使馆的一切走资派，主要矛头针对各大使，其中被揪斗最凶的有驻蒙大使张灿明，驻阿尔及利亚大使曾涛，驻坦桑尼亚大使何英，驻法大使黄镇等，他们除在馆内斗争外，还联合各自主张相同，斗争目标相同的队组成大的战斗队，要揪斗外交部“最大走资派”陈毅部长。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对陈要一批二保，就是要保陈毅过关，但“四人帮”把持的中央文革小组要把陈毅打下去，要定他是走资派。这个斗争一时在外交部及社会上闹得乌烟瘴气，打倒陈（毅）姬（鹏飞）乔（冠华）的大字报铺天盖地，贴在首都各大街上。
接着又发表王（力）八七讲话，说毛主席讲外交没有神秘，二十几岁的青年都可当部长，于是由外交部的“红色外交战士”姚登山带头砸烂外交部政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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