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西藏的外交局与我们外事帮办处合并后，原外交局的藏族官员都和我们并在一起，成为中央机构的人员，这其中就有达赖的姐夫彭错扎西，他曾在南京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呆过，汉语说得很好，他同他的妻子，达赖的姐姐泽仁卓玛住在达赖家尧西林卡。他常邀请我们，西藏外事处的一些同志，包括一些女干部去尧西家玩，我们的女同志同泽仁卓玛和达赖家其他女属关系搞得很好。
2．印度苦心拉拢达赖
西藏自治区筹委会成立后，印度方面突然加紧对西藏的活动，它似乎对西藏不放心，怕西藏与中央接近，会使它丢失了什么，从它驻锡金政治专员潘特几次要求来西藏“视察”可以看出。最后，我们同意潘特作为印度官员来西藏旅游，但不同意来“视察”。他在1956年夏季来了拉萨，他活动积极，向噶厦、贵族送礼，向三大寺和大小昭寺发放布施，并要向达赖致敬、送礼。达赖接见他两次，一次拜会，一次达赖宴请，我都参加了。达赖已不像1955年接见外国记者那样拘谨，而是比较自由开放，较为自如地与潘特交谈，但他仍在谈后问我他的谈话有什么问题没有，口气只是一种应付，表示他尊重中央统一对外，但不再像过去那样真心。
潘特这次来藏的活动，其最大目的是要请达赖去印度访问。
尼赫鲁对中国中央政府在西藏执行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不放心，不放心什么呢？怕中国共产党在西藏的影响扩大危及到他企图控制西藏“自治”的打算，内心深处是想把西藏作为一个缓冲地带。但是西藏的发展，如西藏军区成立了，面藏自治区筹委会也成立了，眼看中央政府的影响一天天在扩大，他觉得他的打算要落空，于是积极地做西藏上层和达赖的工作。潘特走后不久，锡金王子又来了，利用他与西藏贵族的关系大肆活动。
潘特见达赖时，我在座，他们的交谈自然我知道。但在休息时，达赖与潘特在花园中散步，他们单独交谈，我不便插进去。潘特随从有一位锡金藏族秘书，他的活动，特别是他同达赖的哥哥仲译钦波罗桑三旦的来往，我们就不得而知了。锡金王子的活动，多是深入到贵族的家中，三大寺堪布和各扎仓内部，我们更是无法了解。结果是邀请达赖去印度访问。
潘特在三大寺、大小昭寺等发放布施，广为散发宣传释迦牟尼诞生的传单。当时印度并不是信佛的国家，但他的活动显示印度是如何崇敬佛教。他走后印度即发来邀请达赖（自然也有班禅）访问印度的请柬，题目是举行释迦牟尼涅槃2500周年纪念大会，这个纪念活动是由印度政府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合作办的，印度成立了以副总统拉达克里希南为主任的纪念工作委员会，由他出面邀请达赖、班禅参加。三大寺的堪布们积极主张达赖应邀去印度，要求通过此次访问扩大西藏宗教的影响，提出了要组成有52位僧俗官员和40多随从人员的庞大代表团，他们到处奔走活动准备上书请愿，俨然形成一种运动。由此可见潘特等活动的影响。1956年11月周恩来总理来电，提出达赖、班禅是否应邀去印完全由他们自己决定，中央完全信任他们，不作出任何安排。这个电报及时地制止了三大寺的请愿活动。
最后确定达赖、班禅访印人员不超过50人（实际超过70人），噶厦提出达赖不坐飞机，乘汽车去亚东，由亚东到锡金不通车的地段则乘马。中央为了表示对达赖、班禅完全信任，不派任何人陪同，尊重他们，叫其来去自由，在他们出国后的活动，采取放任方针，一切事务基本上由他们自己处理。但要我驻印度大使馆注意接待的礼遇，对达赖、班禅不应有高低的区别，以免引起赴印的西藏人员内部的不和。事实是印度恰恰用了区别对待的办法，使班禅一行处于次要地位。
达赖一行于1956年11月20日由拉萨起程，21日与班禅会合，24日过藏锡边界到岗拖。奇怪的是达赖和噶厦提出要我陪送他们过国界去锡金。在翻过乃堆拉进入锡金第一站休息时，印度来人包括外国人和记者很多，他们都要求见活佛，达赖一直要我陪伴他应付这些人。他第一次见到这许多杂乱无章的外国人，一反他在西藏时那种庄严肃穆的气氛，有点紧张，这些人都是由印度驻锡金专员允许来的。到了岗拖，他是锡金国王的客人，住在王宫内，当晚会见、宴请达赖，我都参加，直到次日送他到西里古里飞机场，这时我国驻印大使潘自力来迎接，我为他们介绍。在西里古里机场内又拥挤混乱一阵，达赖、班禅的休息室成了众人的焦点，达赖很不习惯这种场面，显得烦躁，我随时向他汇报休息室外的情况，直到潘自力大使和潘特陪同他上飞机为止。
3．达赖访印受滞，周总理苦口婆心相劝
1956－1957年初，达赖一行访问印度的情况，我在《中国西藏地方涉外问题》一书中有详细的记载，就不在这里重复。当时达赖面临两方面的压力。一是来自印度方面的。印度对达赖、班禅的接待是“尽量施加影响”和“区别对待”的作法，不论在住房、乘车、招待方面都故意有所不同，而把班禅处于次要地位，引起班禅及其一行的不满，早早结束访问，于1957年1月初即由我乘去的飞机把他们接回西藏。班禅的随行人员计晋美向我倾诉了他们许多的不满。
此外更重要的是印度方面的拉拢。尼赫鲁同达赖进行了两次谈话，突出地提出：
（1）当时国际形势，美苏为首的两个阵营的努力都有所削弱，意思是他们印度等的民主力量是坚强的；
（2）西藏与中国签订的协议，承认西藏属中国，但中国如超出协议的范围，西藏有困难时，印度将帮助西藏。
他的动机是明显的。印度欢迎达赖时，在机场上单挂西藏的雪山狮子旗，不挂中国国旗，达赖居住的地方与他的家属分开，招待人员全用女性等等，这些作法和尼赫鲁的谈话，对那些搞独立阴谋活动的人是一种鼓励和配合。
另方面的压力是来自西藏的一些分裂分子的包围。
当时在印度聚集的西藏分裂分子有几股人，有以阿乐群则为首的西康逃亡叛乱分子，有由美国来的达赖的哥哥当彩活佛和二哥嘉乐顿珠，有以夏格巴等原西藏官员中亲外国、搞独立的分子，加上美、英和西欧国家“旅游”居住在印度的一些人，包围达赖喇嘛。有的要他在印度宣布独立，有的要他去美国，有的要阴谋挟持他去加尔各答的美国总领馆，有的要留他永远住在噶伦堡等等，达赖受到这些方面的压力也是很大的。
周恩来总理及时地两次去印度，先同尼赫鲁作深入的交谈，最后尼赫鲁保证达赖的安全及返回西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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