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西安我就一再劝韩乐然去山西晋东南看看，我向他大讲我们在93军的地方工作情况。他在1939年秋来到93军，以战地党政委员会特派员名义同刘戡、魏巍谈得很投机。12月政变后他又来了，他来时我不在，他同魏谈后即去了八路军总部，把魏给彭、左（权）的信及意见送去，想得到彭德怀的指示。在我们由浮山回来时，韩乐然也回来了，韩把彭总的意见转告了魏，希望魏在93军坚持岗位。这时国民党军委已来密电，调魏去中央训练团受训，刘戡复电说前方军务繁重，暂不能离开，请求缓调，于是魏给中共及彭德怀写了一封信，托韩在西安时交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这次魏巍托他的事，当时我并不知道。
我前面已谈过，在我读过的马列著作中，都讲明只有社会物质生产水平发展到最高阶段国家，比如美、英等国才有可能实现共产主义。中国这样贫困落后，资本主义极不发展的社会，如何能进行共产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论》解决了我的问题。于是就把从理论上，抗日政策与实践上，及将来的马列主义建设新中国的前途上都信服了中共，下决心找共产党的想法同韩乐然谈了。他先是劝我与魏在一块工作，后来见我决心大，答应与我同行回重庆再谈。我就向刘、魏请了假，于1940年春同韩离开山西。
1940年5月间，我同韩乐然离开山西沁水返回西安，我们到了西安，韩提出要在西安两天，然后同去宝鸡。第三天我们乘火车去宝鸡，到站已是黄昏，我们一下火车就觉得空气紧张，站上军警林立，戒备森严，我们感到要出事。出站时盘查严密。幸好没受刁难。出站后我们住西北大旅舍。住下后韩乐然即约我去会见宝鸡县县长，韩的东北同乡，这位县长殷勤接待，设酒宴畅叙一场。宴会后我们回到旅舍准备明天的行程，突然来了大批宪兵将韩带走。我住在对面房间，看他们搜查提人不敢声张。不久即来搜查盘问，我有一切合法证件及回川请假文件，宪兵们搜查不出什么就走了。这时已过半夜，我急忙去找宝鸡县长报告韩已被捕，请他营救。他也很惊慌，说他马上想办法。第二天他告诉我这是西安上面命令办的案子，他也无法营救。四川去不成了，我退了车票，回到西安找辛志超想办法。韩是东北救亡总会的，我去找了东总西安负责人高崇明，他闭门不见。我打电报给93军，想请刘。魏设法，但没有下文。四处托人，无人敢揽这件事。住了几天，毫无着落。原来抱着莫大希望想与韩一同去重庆，现在韩已被捕，我去重庆还是回山西？
6．抗战首都不抗战
我最后决定还是先去重庆。我二哥在重庆做生意，先去他那里住下再说。于是又再次去宝鸡，买了去重庆的车票，登上了去大后方的汽车。
一路上旅途劳顿，却也有心赏景，到了剑阁，我就跑去观赏雄关的风光。车到成都是终点，去重庆男乘成渝公路车。我在成都住了两天，去看了几个朋友，其中有原燕京同学小赵。还去了华西坝，看望杨公素的大姐杨云慧，她已是教育厅长的太太，住在外国教师留下的小洋房中，过着舒适的生活，她见了我很高兴，知道我从前方来，大大称赞了一番。从成都到重庆要在内江住一夜，第二天车要到重庆时，遇着日本飞机轰炸，我们的车在老鹰岩上停了几个小时，俟日机飞走解除了警报后才开车下山到两路口车站。因我在成都已去信给我二哥，到站时他已来接我。重庆刚被轰炸，马路上秩序紊乱，军警特多。
我二哥原在湖北沙市同大哥一起开设面粉厂，抗战一开始，武汉紧张时就设法搬迁工厂，他与人合伙将面粉厂搬到陕西，自己却来到重庆做花纱布生意。大哥去了上海，二哥全家在重庆住下，重庆千司门有他的公司及住地，二嫂及全家在南岸半山上，那里虽离重庆远点，但安全不怕日机轰炸。我回来后，他们全家把我当抗战英雄看待，几个在学校上学侄儿侄女都回来看我。使我在这两三年烽火刀光后多少感到点家庭温暖，但我却在重庆呆不下去。
重庆号称抗战首都，除了日机轰炸大家跑警报之外，看不见什么战时气象，到处生意兴隆，商人大发国难财，跳舞厅、咖啡厅、电影院，茶楼酒馆，红男绿女，一片歌舞升平。我去过东北救亡总会，才感到了抗日气氛。但是他们警告我注意言行，提防特务。街上随时可遇见宪兵，这些兵专门注意他们认为可疑的人物及爱国人士，我穿着前方穿的不着标志的旧军装，在街上已被宪兵纠察了几次。二哥他们虽然对这从山西敌后来的弟弟十分亲热，但他却全身心地投入到生意中。像他那样的商人重庆太多了，他说不做生意就不能生活下去。他做什么生意呢，二嫂告诉我，是经由敌占区，特别是上海、江浙一带运来布匹及日用杂货，他是做批发的大老板。但二嫂说二哥做的只是小生意，比他做得大的有很多，那些人从上海、香港贩来进口的高级用品，供达官贵人销费，由大官们做的才是大老板，他们有势有枪杆子，可以用飞机、公路包运包贩。
人人都在发国难财，不干投机生意要抗战的反而要受到监视、搜查。这算什么抗战首都？！
我写信给新华社要求拜访，该社约我去曾家岩与潘梓年先生见面，见面后我谈了我们在晋东南的情况，请他给予指示并表示要求工作。潘给我详细谈了当时国内外形势以及抗战的前途，劝我仍回晋东南敌后作抗战工作，后方工作重要但远不及在敌后直接抗战。他送了些《新华日报》给我，那时重庆虽有但不好买。二嫂对我非常关心，给我介绍对象，是合川的一位教书的姑娘，一再促我去合川看看这位姑娘。我虽也可以在重庆一带教书，成家立业，但我如何肯干。恰恰这时接到夏讷的信，说前方出了事要我急返山西，我不知出了什么事，但有可能是我们搞游击队和地工队的事，于是我决定马上返回。可要买去西安的票非常困难，我和二哥托了很多关系也买到，只好分段走，先去成都，然后去西安。
7．欲投八路
好不容易搞到一张去成都的票，我于8月初离开重庆。到西安仍是住在辛志超处。我请他与八路军办事处联系，我要去八路军总部。办事处的周子健秘书同我见过面。后来辛志超告诉我，周秘书说魏巍已去了总部，叫我直接去山西找他即行。于是我又回到渡黄河去山西阳城王屋山旧路上了。
原来韩乐然被捕后，我去电请刘、魏设法营救时，魏即感到有危险，因为他曾托韩将给彭、左的信交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他在接到我的电报知韩出了事，料想他的信可能被特务搜出。接着又接到93军住西安办事处的来电说“韩乐然被捕，案情重大，且与本军有关，希注意”。这两封电报魏先看到了，恰巧这时中央训练团又催魏报到，要求他立即离职不得延误。这些电报同时接到，魏即找夏讷商量如何办，当下二人决定立即走，去投八路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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