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功课方面我用心的攻英文，几乎每天早早起来在校园河边读英文。东吴大学里的课程除了中国文学系外，其他课程都是用的外国人写的英文课本，上课外国老师也是用英语讲课，所以不得不学好英文。课外读物除小说外就是看中国历史书，尤其是中国、外国近代史，我对历史很有兴趣。看小说完全是消遣，看了就忘，读历史我却做笔记，对鸦片战争以来外国侵略中国的历史我从高中起就开始学习并做笔记。但是我并未选择历史系搞历史专业。
东吴大学有历史系，但它主要是西洋历史，重点读外国人写的世界史、英国、美国、法国史的几本书。我对外国侵略中国历史及现状有兴趣，对国际政治有兴趣。东吴大学有政治系，英文叫政治科学politicalscience，很适合我的需要，我在中学毕业前就选择了考东吴大学政治系。我也很奇怪，当时北平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学校政治、历史、国际政治学课都很有名，教授也是名教授，常常在报纸刊物上发表评论时事，国际政治、中外关系的文章，我看过也很佩服，但是我从未想到中学毕业后去考这些名牌大学，一心只想进东吴大学政治系。
现在想来，当时有几个原因使我如此。一是当时北平很不平静，非蒋介石的嫡系部队驻在北方，经常有战争恐怖，各大学内政治派别争夺，我当时虽想学政治，但不愿参与政治，这是我在大革命运动后的一种否定，认为搞实际政治活动只是受那些政客们的愚弄，掉了脑袋还不知为什么。二就是在苏州住惯了，东吴学校环境与人缘都很好，校园内很安静，是一个读书的好地方，进大学不需要任何考试，我留恋这个学校，何况我在东吴校园内还已取得了一定的声誉。
对于东吴大学政治系师资的水平不高，只有两、三位教授并且只会教外国课本，对当时中国政治、中外关系毫无见解，图书馆这方面书籍不多，心中是不满意。但我却自搞一套“研究”工作，说研究有点夸大，就是自己在课外阅读、收集一些有关中国对外关系的资料，说来奇怪，我对国内政治派别斗争特别反感，而对外国在中国侵略活动的过去与现在特别有兴趣。当时我的同学中很少有人搞这一套，好的学生都是努力把功课学好，不少同学因为家庭关系，有钱有势的都打算毕业后去读别的名牌大学，像我这样自己搞一套准备在东吴读下去的很少，除了几位学医。生物、化学，或法学的。
1931年我进了东吴大学一年级政治系，开学不久，就参加了在镇江开的江苏省全省运动会。这届运动会是为选拔运动员参加秋季在杭州举行的全国运动会，我是学校和苏州足、篮球队的运动员，还报名了田径运动的三铁：铁球、铁饼、标枪，这三项我成绩平平，但那位姓许的体育教员一定要我去试试，好争取多几个名额。三铁中我对铁饼较有兴趣，但成绩只在30米左右，实在不高，但我很喜欢扔铁饼的旋转动作与姿势。江苏省全省运动会以我们东吴代表队为主力，人数多、气派大，还有女生篮。排球队，浩浩荡荡开进镇江这个江苏省会。运动会进行到将结束时，大半选拔赛已告结束，突然发生了日本占领沈阳的“九·一八”事变，上海报纸报导得特别详细，激起了我们全队人员的气愤，我极力主张停止参加最后几场比赛，返回学校，大多数队友赞成，上海的一些报纸攻击国民党政府，群情愤慨下再也没有可能办什么运动会了，于是我们返回苏州。
当时全国各地学校进行了罢课，游行，要求政府出兵抗日，反对国民政府的不抵抗主义。我们返校后，就召开学生大会，有几位高年级大学生主张罢课游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要求政府出兵抗日，我自然是积极分子之一，我被选为纠察队长，纠察学生不许去上课，接着在上街游行队伍中任总指挥，带领学生队伍游行示威。当时东吴学生中竟然有不参加罢课、游行的，我以纠察队长身份去他们宿舍强令他们参加。学生会组织军训，搞学生军，要直接去东北抗日。
接着在平津学生南下南京请愿的运动推动下，上海的学生也开赴南京请愿，沿途受到政府的阻止，学生进行卧轨强行爬火车，一时人心混乱，谣言四出，有人说这是共产党、国民党左派、邓演达的改组派、青年党与国社党等等党派搞的，目的在推翻蒋介石。我本来义愤填膺积极要求抗日，一听到这次运动有党派参加与操纵就犹豫了，武汉革命的经历告诉我不要受人利用，学校当局也设法劝阻我们，我不参加去南京请愿的活动了。当时与我相好的几位同学像杨公素、吴志章等也都听我的话不赞成去南京请愿，所以影响到东吴及苏州的学生。
我在高二、三年级就注意看有关中国边疆问题的书和刊物，可惜那时有关这方面的书太少。“九·一八”事件后就研究东北问题及日本在东北侵略的历史。国民政府不抗日，东北的马占山抗日，社会各界组织援马团，并且在上海举行援马团抬棺游行大会，表示以死援马抗日并且要由上海游行直去东北抗日。我去上海参加了这个大会，当时曾决心同他们一起去东北援助马占山抗日，到了上海大会就听说这个援马团有政治背景，是以此来搞政治活动的，我就不参加了。抬棺游行号召力大，但被国民政府制止，后来这个援马团有部分人到了北平，硬被国民政府解散了。东吴另一位同学徐商寿，就是那位现代派诗人，他去了北平参加了，解散后他就在北平进了燕京大学读书了。
“九·一八”事件所激发的爱国抗日活动我只搞了这些，我当时唯一的想法就是爱国抗日不要被政治派别利用，这是从武汉革命时期所总结的经验，哪怕是共产党发起的我也不参加。那时国民党把一切抗日活动都扣上共产党阴谋的帽子，以便他们放手镇压。另外我不知道共产党的主张与目的，与他们毫无关系与联系，我何必又去走武汉时代的老路。我这个读政治系的人反而不搞实际政治而且还避免搞政治。当时东吴大学生中却有搞政治的，是青年党的一位姓李的和国民党的孙宝刚（此人后来混得有点地位，曾随国民党去台湾），他们在第二年开学时就被开除了，我虽然出面搞罢课、游行，学校却仍留下我允许继续上学，重要原因是我没有政治背景。我是东吴的老学生，从中学进入大学，学校当局了解我。罢课久了，学校提前放假，我回到沙市过寒假。
1932年我国苏州上学，到南京时，上海爆发了“一二八”抗日战争，波及苏州，日本飞机曾来轰炸，学校关门不开学，我就住在杨公素家，我同杨公素兄弟是好朋友，他家的人对我很熟悉，对我也很好。东吴不开学怎么办，杭州之江大学开学，之江与东吴都是教会学校，功课成绩互相承认，我提出去之江借读，学校同意了，我就带着杨公素、杨公敏（当时他在中学）去杭州借读，上海打仗铁路不通、坐小船沿途经过太湖运河沿岸城镇，使我长了不少见识。在杭州之江大学借读，之江的功课比东吴差，条件也不及东吴，更重要的是它离杭州城市远，没有什么娱乐场所，连电影也看不上，杨公素是位爱玩的花花公子，实在呆不下，竟不读书回苏州了。谁知他这一走就一直没有再见。我将在“杨公素”专题下叙述我所知道的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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