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顾顺章向我们讲的，我听过他的“四·一二”惨案报告当然认得他。他说了现在形势紧张，汪精卫叛变与南京蒋介石合作，宁汉合作反对共产党，唐生智也站在他们一边，武汉已成了白色恐怖地方。叫我们赶快离开武汉，并发给我一、二十元遣散费。我知道形势紧张，孙夫人发表宣言痛斥汪精卫国民党右派，说他们背叛孙中山先生三大政策，她已离开武汉了。共产党已转入地下，同我工作的人都已走了，我不能不走，但感情上还是舍不得，并没有打算走，仍常去后花楼那个联络处，一次被顾顺章碰见了，他向我大发雷霆，骂我为什么还不走，在武汉等死呀。他愤怒的目光吓得我赶快离开，想留下来的希望断绝了。第二天就买船票回到沙市，结束了我自1927年2月到8月半年多的武汉革命生涯。
回到沙市家中不久，武汉即发生了白色恐怖大屠杀，在报上经常看到枪杀共产党人的名字，有时也发现我认识的，那位对我很好的姓何的也在被枪杀之列，我看见心惊胆战。我两位哥哥问我在武汉干了什么，回家来有没有危险？我并没有将全部情况告诉他们，更不敢把外交部特务处的事讲出来，只说我是在工会工作现在被解散了。回到沙市困居家中，找原来圣路加老同学，他们也都不在，各奔前程去了。后来我去圣公会教堂王老先生家玩，他们知道我去武汉闹了一场革命，问起武汉情况，我也不敢多说，因为沙市风声也紧，要抓共产党。好在我在沙市是被国民党开除了的，没有人来找我的麻烦，我只有闲坐家中看书，也想想我这几月在干些什么。
现在想来，由于我不是党、团员，又不是一个很有革命意识的青年，所以把我遣散，不给我工作。我当时却不这样认识，觉得他们把我甩了，危难时不要我了，这是为什么呢？我有点怨恨组织了。我哥哥们的意见是，我什么也不懂，跟着共产党乱混，弄得几乎要掉脑袋也不知为什么，叫我好好想想这几年闹革命的事。他们说，自己没有本事，没有学问只能给人当替死鬼，死了还不知道为什么，还是继续好好去读书，学点本事，将来好有出路。
我虽然只有十六七岁，但自命是个老革命，经他们这样一说自己也有点糊涂了，我究竟知道些什么，干了些什么，这就是革命吗？共产党与国民党他们为什么一时合作，一时闹翻了大屠杀，共产党是败了，不知他们怎么办？我又应该怎么办呢？一句话，什么都搞不清楚，一切随着大流转，假若死了还不知为什么，真是太糊涂。我觉得哥哥们说得对，自己要有本事，要有学问，要做自己认清了应该做的事。
1927年是中国大转折的一年，国民革命从胜利走向失败，打倒列强、除军阀的风暴，被反革命右派扑灭，国民党共产党从合作走向分裂，中国人民经历了又一次浩劫，白色恐怖笼罩整个中华大地，工农学生青年遭到大屠杀，红色的鲜血流满神州大地，中国又陷入受外国欺辱、人民分裂、内战与烟火的苦难中。1927年的变化太大了，我在这大变动中像根小草被狂风暴雨卷得不知所终。
4．朦胧年代
我家是大巴山里的中等财东兼地主，在乡间有钱有势，为人所“尊敬”，也为人所嫉妒，但算不上“为富不仁”。我从小长大在这种家庭，没有受到好的教育，母亲只是爱抚与企盼，父亲忙他自己的事，只在我顽皮闹了事才管教我，我自五六岁起人私塾后就自由自在的玩。喜欢新奇，哥哥们从下江、夔府带回来的东西和他们讲的故事，件件吸引我，激起我对外面世界无比的羡慕与好奇。从两河口到谭家墩、巫溪县城、到巫山，地方越走越大。及至乘轮船、出三峡、顺大江到沙市，一步步的走进繁华的城市，看到小时做梦也没有见到的世面，把我的好奇心引向高潮。什么都想看看，都想去尝试一下，都想知道为什么。
从小我就是大人们所说的有天分的聪明孩子，虽然不能说是过目不忘，但私塾老先生那点功课、小学及中学的课程倒也难不倒我。从来没有为读书发过愁，连不大懂的难读的算学，我只要在考试前开两个夜车也是稳及格。在学校里包括在沙市圣路加中学，读书学习不是个坏学生，但在学校课外活动上却是个活跃分子。哪里有热闹，哪里便有我，演讲，演戏，打球，赛跑我都参加而且要做积极分子，出风头、当领袖的欲望吸引着我。凡是我参加的我总是不甘落人后，极力要出头。
在我1925年到1927年的活动中，像我这样出身的一个初中学生，从哪里去了解共产主义？我的先生，童、刘和那位方先生，他们都是跨党的共产党员，给我一些小册子看，我是看不懂的。共产主义ABC，共产党第一、二次代表大会宣言，《新青年》、《响导》等等，以及国民党的三民主义，国民党的刊物，我都看过，但理解不了。在大革命国共的合作与斗争中，我是糊里糊涂的在风暴中旋转。我没有接受共产党训练及其活动经验的基础，当时共产党工作的重点是工人，北伐中才搞农民运动。我与工、农隔离太远了，一个初中学生、工厂里的小老板不是没有当共产党的，可那却不是我。
到了武汉，城市更大了，新奇事更多了，我完全被那花花世界迷着。好奇、好新鲜与闹革命同样吸引我。我一个十来岁的学生参加到工人运动中，后来竟被吸收做保卫工作，革命给我的机遇是好的，但我自已丢失了。我出身于资本家、地主家庭，没有受到任何痛苦，只受了洋人和大财东的气，又没有在知识和理论上有认识，没有接受共产主义的桥梁，只是被大革命的风暴所吸引而已。我觉悟低是自然的，在武汉自己身在特务处，已经是革命者了，但却没有参加组织的要求，在大革命紧急关头，把我解散是必然的。
5．东吴中学重温读书梦
1928年春我去了苏州，进了东吴大学附中，当了初中三年级下学期的学生。
我去苏州上学，有两个原因，一是这个学校有位沙市人叫彭文余的，他在那个中学当体育教员，在寒假回沙市来，与我大哥相识，谈起我来，他赞成我去苏州上东吴中学，他可负责代管。另是我不敢去武汉上学，怕被国民党查出来，上海也不敢去，觉得苏州比较安全。
1927年下半年在沙市呆了几月，除了接受我哥哥们的观点，认为人自己没有本事就不能立足在这个社会，没有知识干什么都是糊里糊涂。闹革命不懂得革命道理，不知道国民党、共产党斗争的情况，跟着潮流跑是很危险的。我这两年来的生活就是这样。我自觉算是为革命尽了力，为什么到了危急时不要我了？我留恋那几个月的武汉生活，但看到报上血腥的大屠杀，尤其是有我认识和一起工作的人，我既是恨又怕。想起我若是还留在武汉岂不也成了刀下鬼了吗！白色恐怖吓坏了我，认为这些人是冤枉死的。我否定了自己，觉得好比大风暴中的一粒小沙子，只有被风暴冲刷，自己掌握不住自己的命运。
我既不懂得也不了解那些革命的内幕，何必跟着去卖命？还是好好读书，学点真实本领，重新做人罢。在1927年秋冬的沙市，我准备考学校，重新拿起课本，再就是看小说。当时的报纸、官方的宣传尽是骂共产党，反对革命的，我自然不看，从此产生出一种厌恶政治的情绪与心理，总是拿小说来消遣，排除或者说是逃避心中的空虚。那时还追求过一个姓王的女孩子，我们是在圣公会王老先生家里认识的，我对她很有意，找机会在王家见面谈天，还算谈得来，王家的大姐也有意搓合，但她家是沙市很有钱的大家，她哥哥在上海读书，不久就把她送去上海读书了，我经历了情感上一番小波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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