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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传记

首页 > 名人传记 > 沧桑九十年

一四

  这是顾顺章向我们讲的,我听过他的“四·一二”惨案报告当然认得他。他说了现在形势紧张,汪精卫叛变与南京蒋介石合作,宁汉合作反对共产党,唐生智也站在他们一边,武汉已成了白色恐怖地方。叫我们赶快离开武汉,并发给我一、二十元遣散费。我知道形势紧张,孙夫人发表宣言痛斥汪精卫国民党右派,说他们背叛孙中山先生三大政策,她已离开武汉了。共产党已转入地下,同我工作的人都已走了,我不能不走,但感情上还是舍不得,并没有打算走,仍常去后花楼那个联络处,一次被顾顺章碰见了,他向我大发雷霆,骂我为什么还不走,在武汉等死呀。他愤怒的目光吓得我赶快离开,想留下来的希望断绝了。第二天就买船票回到沙市,结束了我自1927年2月到8月半年多的武汉革命生涯。

  回到沙市家中不久,武汉即发生了白色恐怖大屠杀,在报上经常看到枪杀共产党人的名字,有时也发现我认识的,那位对我很好的姓何的也在被枪杀之列,我看见心惊胆战。我两位哥哥问我在武汉干了什么,回家来有没有危险?我并没有将全部情况告诉他们,更不敢把外交部特务处的事讲出来,只说我是在工会工作现在被解散了。回到沙市困居家中,找原来圣路加老同学,他们也都不在,各奔前程去了。后来我去圣公会教堂王老先生家玩,他们知道我去武汉闹了一场革命,问起武汉情况,我也不敢多说,因为沙市风声也紧,要抓共产党。好在我在沙市是被国民党开除了的,没有人来找我的麻烦,我只有闲坐家中看书,也想想我这几月在干些什么。

  现在想来,由于我不是党、团员,又不是一个很有革命意识的青年,所以把我遣散,不给我工作。我当时却不这样认识,觉得他们把我甩了,危难时不要我了,这是为什么呢?我有点怨恨组织了。我哥哥们的意见是,我什么也不懂,跟着共产党乱混,弄得几乎要掉脑袋也不知为什么,叫我好好想想这几年闹革命的事。他们说,自己没有本事,没有学问只能给人当替死鬼,死了还不知道为什么,还是继续好好去读书,学点本事,将来好有出路。

  我虽然只有十六七岁,但自命是个老革命,经他们这样一说自己也有点糊涂了,我究竟知道些什么,干了些什么,这就是革命吗?共产党与国民党他们为什么一时合作,一时闹翻了大屠杀,共产党是败了,不知他们怎么办?我又应该怎么办呢?一句话,什么都搞不清楚,一切随着大流转,假若死了还不知为什么,真是太糊涂。我觉得哥哥们说得对,自己要有本事,要有学问,要做自己认清了应该做的事。

  1927年是中国大转折的一年,国民革命从胜利走向失败,打倒列强、除军阀的风暴,被反革命右派扑灭,国民党共产党从合作走向分裂,中国人民经历了又一次浩劫,白色恐怖笼罩整个中华大地,工农学生青年遭到大屠杀,红色的鲜血流满神州大地,中国又陷入受外国欺辱、人民分裂、内战与烟火的苦难中。1927年的变化太大了,我在这大变动中像根小草被狂风暴雨卷得不知所终。

  4.朦胧年代

  我家是大巴山里的中等财东兼地主,在乡间有钱有势,为人所“尊敬”,也为人所嫉妒,但算不上“为富不仁”。我从小长大在这种家庭,没有受到好的教育,母亲只是爱抚与企盼,父亲忙他自己的事,只在我顽皮闹了事才管教我,我自五六岁起人私塾后就自由自在的玩。喜欢新奇,哥哥们从下江、夔府带回来的东西和他们讲的故事,件件吸引我,激起我对外面世界无比的羡慕与好奇。从两河口到谭家墩、巫溪县城、到巫山,地方越走越大。及至乘轮船、出三峡、顺大江到沙市,一步步的走进繁华的城市,看到小时做梦也没有见到的世面,把我的好奇心引向高潮。什么都想看看,都想去尝试一下,都想知道为什么。

  从小我就是大人们所说的有天分的聪明孩子,虽然不能说是过目不忘,但私塾老先生那点功课、小学及中学的课程倒也难不倒我。从来没有为读书发过愁,连不大懂的难读的算学,我只要在考试前开两个夜车也是稳及格。在学校里包括在沙市圣路加中学,读书学习不是个坏学生,但在学校课外活动上却是个活跃分子。哪里有热闹,哪里便有我,演讲,演戏,打球,赛跑我都参加而且要做积极分子,出风头、当领袖的欲望吸引着我。凡是我参加的我总是不甘落人后,极力要出头。

  在我1925年到1927年的活动中,像我这样出身的一个初中学生,从哪里去了解共产主义?我的先生,童、刘和那位方先生,他们都是跨党的共产党员,给我一些小册子看,我是看不懂的。共产主义ABC,共产党第一、二次代表大会宣言,《新青年》、《响导》等等,以及国民党的三民主义,国民党的刊物,我都看过,但理解不了。在大革命国共的合作与斗争中,我是糊里糊涂的在风暴中旋转。我没有接受共产党训练及其活动经验的基础,当时共产党工作的重点是工人,北伐中才搞农民运动。我与工、农隔离太远了,一个初中学生、工厂里的小老板不是没有当共产党的,可那却不是我。

  到了武汉,城市更大了,新奇事更多了,我完全被那花花世界迷着。好奇、好新鲜与闹革命同样吸引我。我一个十来岁的学生参加到工人运动中,后来竟被吸收做保卫工作,革命给我的机遇是好的,但我自已丢失了。我出身于资本家、地主家庭,没有受到任何痛苦,只受了洋人和大财东的气,又没有在知识和理论上有认识,没有接受共产主义的桥梁,只是被大革命的风暴所吸引而已。我觉悟低是自然的,在武汉自己身在特务处,已经是革命者了,但却没有参加组织的要求,在大革命紧急关头,把我解散是必然的。

  5.东吴中学重温读书梦

  1928年春我去了苏州,进了东吴大学附中,当了初中三年级下学期的学生。

  我去苏州上学,有两个原因,一是这个学校有位沙市人叫彭文余的,他在那个中学当体育教员,在寒假回沙市来,与我大哥相识,谈起我来,他赞成我去苏州上东吴中学,他可负责代管。另是我不敢去武汉上学,怕被国民党查出来,上海也不敢去,觉得苏州比较安全。

  1927年下半年在沙市呆了几月,除了接受我哥哥们的观点,认为人自己没有本事就不能立足在这个社会,没有知识干什么都是糊里糊涂。闹革命不懂得革命道理,不知道国民党、共产党斗争的情况,跟着潮流跑是很危险的。我这两年来的生活就是这样。我自觉算是为革命尽了力,为什么到了危急时不要我了?我留恋那几个月的武汉生活,但看到报上血腥的大屠杀,尤其是有我认识和一起工作的人,我既是恨又怕。想起我若是还留在武汉岂不也成了刀下鬼了吗!白色恐怖吓坏了我,认为这些人是冤枉死的。我否定了自己,觉得好比大风暴中的一粒小沙子,只有被风暴冲刷,自己掌握不住自己的命运。

  我既不懂得也不了解那些革命的内幕,何必跟着去卖命?还是好好读书,学点真实本领,重新做人罢。在1927年秋冬的沙市,我准备考学校,重新拿起课本,再就是看小说。当时的报纸、官方的宣传尽是骂共产党,反对革命的,我自然不看,从此产生出一种厌恶政治的情绪与心理,总是拿小说来消遣,排除或者说是逃避心中的空虚。那时还追求过一个姓王的女孩子,我们是在圣公会王老先生家里认识的,我对她很有意,找机会在王家见面谈天,还算谈得来,王家的大姐也有意搓合,但她家是沙市很有钱的大家,她哥哥在上海读书,不久就把她送去上海读书了,我经历了情感上一番小波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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