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我莫名其妙不知为什么被开除，我想可能是秘书工作我担任不了，事实上老方叫我作记录我记不下，叫我抄写一些文件我字写得不清楚，做宣传工作真是不胜任。但现在想来，情况可能较复杂。那时沙市的国民党部的宣传工作是由中共湖北省委派人去组织的，我们在沙市反对他们自然不能为中共所接受，老方可能通过中共湖北省委了解到我们在沙市的情况，虽然我们不是反革命右派，也没有做什么不利共产党在沙市发展群众工作的事，但以我当时对共产党的认识及觉悟程度是不适合在湖北总工会内工作的。我当时并没有这个觉悟，只认为我本事不行。
住在那个小客栈里，吃饭发生了问题。幸好我在圣路加中学的同学柳树堂救了我。他在武昌中央军校武汉分校（黄埔分校）速成班学习，临时派出来帮助武汉市政府做武汉市户口调查工作。他负责调查原英租界中的一段，每天挨户挨家地去调查，找我临时帮他一起干，他干这个工作每天有点补助金，他就分一部分给我做饭钱。
柳树堂是我在圣路加中学的好朋友之一，他忠厚老实，比我小一两岁，我们不是球友，也不是闹学生运动的朋友，我拉过他参加过这些活动。他是另一种朋友，他很喜欢看小说，也有很多小说，我开始看《红楼梦》就是从他那里借来的。想不到他一个文弱书生却考上了军校，后来竟成了蒋介石嫡系部队一名下级军官。在1930年我在苏州读书，暑假回沙市过武昌时，曾去他家见过他一次，当时他已是连长，军队作风较重，他请我吃了一顿饭。那时我已讨厌军队，看不起武人，我们虽叙谈旧日友情，但已格格不人，从那次别后就一直没有见过或听到他的消息。后来老方介绍我去武汉总工会，有位工会负责人见了我，派我去武汉包车总工会当秘书。
武汉包车总工会是拉包车工人的工会组织，它与一般技人力车工人不同，都是拉包月车或者私家包车夫。这些拉包车的都是私人雇的长年车夫。当时武汉三镇有这种包车工人二、三千，他们都是这个总工会的会员。虽然是秘书，名义上在总工会委员长领导下，实际权力比总工会的委员长大，工会的一切活动都由秘书听上级工会的命令负责指挥，除了财务由工会选的会计管以外，其他工会正副委员长都听秘书的话。我和会计是脱产的，每月除伙食外还有十来块钱津贴，工会的正副委员长有车马费办公费，每月大约也有十来块钱，就为这，当然不只是这点钱，工会委员会的委员们就争夺起来。
原来拉包车的工人就有帮派，各派的头头各领一帮人马进工会来，他们都被选入委员会，但争夺正副委员长的职位，却不仅仅是为了那点车马费，还要争取委员长拉拢势力的权力。我一去就有委员长和委员找我私下吃茶谈话，以介绍工会情况为名拉拢我讲某某的坏话。我开始听了信以为真，就同会计闲谈，因为只有我们两人住在一起。那位会计是本地人，精明得很，他慢慢告诉我工会内有几派争夺权力，叫我既不要干预，也不要断然拒绝，含含糊糊地混过去。我当时把工会工作看得很神圣，听了这些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工人会这样。渐渐也看出这些包车工人完全不像那些海员，铁路、纱厂的工人，组织纪律很差。那时上街游行示威活动很多，要领着工人队伍手拿小纸旗，扛着工会大红绸旗，列队上街游行，沿途呼口号，这些都由我领着干，每次我感到我们的队伍最不整齐。
那时长街地区有区党部，有共青团支部，它们领导工、青、妇和少年儿童团，游行时我们有时归武汉总工会，有时归它们指挥，这样我认识了长街共青团支书一位姓任的四川青年，我们很谈得来，我就渐渐加入他们一伙玩。记得“四·一二”上海事变后，武汉方面发起大规模的反对蒋介石大屠杀的示威游行。游行完后，姓任的给我一张票第二天去血花世界听报告。血花世界是汉口新世界游乐场改名的，同上海大世界一样，地方很大，里面各种游戏都有，国民革命来到汉口后，就改名为血花世界。里面的大舞台原来是演京戏的，这时经常成为各种革命集会的场所。血花世界由在广州中山舰事件中闻名的李之龙负责。
第二天我去了，原来是上海工人纠察队总队长顾顺章报告上海“四一二”惨案的经过，共产党许多有名的人物都参加了。这个报告会虽然不是一个保密的会，却是政治性很强的会，我参加了自觉很荣幸。听了顾顺章的报告，心中热血沸腾，痛恨国民党右派及蒋介石。自那以后我同姓任的（我非常难过把他的名字忘记了）来往很密切，参加过他们的读书会，还听了小型的演讲会。其中有一次由我们青年崇拜的恽代英来讲话，我显然已成为CY发展的对象，原来是学生，又闹过学生运动，现在又是工会干部，满够条件入CY。
在四、五月间，湖南长沙发生马日事变，许克祥叛变，在何键指示下，大杀农会及共产党。宁汉分裂，蒋介石在南京成立了政府与武汉国民政府对立。汪精卫来到武汉，一时表现很左，与唐生智、共产党合作，由唐生智担任总指挥继续北伐，出兵去河南打奉军。杨森又出兵由四川来湖北，与夏斗寅汇合要向武汉进攻。这些消息我当时听到不知其内幕，感到革命形势紧张。武汉在五一国际劳动节举行了一次声势极大的示威游行，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反对国民党右派。儿童团上街纠察行人，一面宣传，一面不许人穿长衫，见了穿长衫的就要脱下穿短衣，因为五一是工人节日要工人化。平日武汉街上虽然闹革命但仍是很繁华，街上马车、人力车、包车很多，汽车也不少，还有出租汽车。有钱人家仍然可以花天酒地，街上红男绿女，特别是卖笑。卖唱的青年女子仍然生意很好，看得我目不暇接。
可是在五一节这一天街上气氛紧张，平时那个花花世界突然消失了，街上到处是工人纠察队，儿童团，过往人员常常要受到检查。汉口江面上外国兵船很多，有很大的军舰停在江心，据说英国开来有万吨级的巡洋舰。这一天，军舰上的水兵上了岸，架着机枪在各租界和沿江边大堤把守，虽然他们还没有检查行人，但来往行人就少多了。我那时好奇还特别去到江边看看。一时武汉形势非常紧张，人人都怕工人要闹事，各国租界又怕像年初闯进英租界一样的事发生。说老实话，我当时只觉得兴奋与新奇。并不了解那些现象的内幕。我还去参加了一次由陈公博主持的什么会，当时陈公博是武汉国民政府负责工人的一个什么部的部长，他主要说的是国民党南京右派和帝国主义勾结反对革命一类的话，还说江中有外国万吨巡洋舰来威吓我们。我那时还认为汪精卫、陈公博、唐生智等是国民党左派，是拥护国民革命的。
一天，武汉总工会里一位秘书找我去，说我是沙市人，对宜昌一带情况熟悉，现在给我一个任务去宜昌看看，那里住的是什么军队、番号有多少等情况，说白了就是去作一次军事侦察。我欣然同意，于是他就向一位海员工会的人在外国轮船当茶房交待，就坐那条船去宜昌。去时很顺利，在船上有人照顾，一到宜昌情况就不同了，说岸上戒严，不许杂人上岸，要上岸就要受严格检查。我无任何证件不敢去，而且这只轮船第二天就要回武汉，那位茶房把我介绍给另一外国轮船的茶房，我就搬到那船上去，这船还要呆两三天才开船。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交待的，在这个船上待遇就不同了，把我当“黄鱼”看待。所谓“黄鱼”是船上茶房、水手带的私客，不买票，在船上一切食住由带黄鱼的人管，讲好多少钱把你带到目的地，但是在船上不能自由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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