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些活动中，我是最积极的一员，组织我们学校学生上街游行示威，组织沙市学生会。我们同学中有邓恢复。柳树堂同我最好，一起搞这些活动。我们曾联合荆州、沙市各校，除了荆州中学外，沙市还有一商业学校，几个小学校。加起来有上千人，上街喊口号，声势不小，哄动一时。我们队伍游行到大堤上日本领事馆（实际没有设领事馆，只是圈了一块地，修了一小房住着一个中国人看门的）门前示威，马上日本小兵船就上来几个持枪水兵看门，也向我们示威。双方几乎冲突起来。我们若要闯进门，水兵就要开枪，形势严重，还是童先生一再教我们不要去惹他们，免得发生流血惨案。
自上海学生宣传团来后，我们成立的荆沙学生联合会就固定下来，沙市学生联合会就在我们学校里，由邓恢复、我和另一位同学三人负责。游行示威开群众大会，讲演宣传反对英日帝国主义在上海制造“五卅”惨案外，提出抵制洋货，不许买卖英国、东洋货，由学生会伙同商会组织纠察队，上街到商店搜查，将英国货、东洋货搜出后，当街烧掉。并派人在码头上检查不许洋货上岸。这个活动却引起了很大矛盾，口喊抵制洋货口号，人人同意，真正烧毁起来，引起一些卖洋货商人不满，他们在商会内争吵起来，开始同意不再买卖英、日洋货。但搜查时，学生对洋货真假难分，而且在商店门前烧毁，这个商店一下子声名扫地，就开不了门再做生意了。这个关系太大，商会内闹得不可开交，也就不派人参加检查队了。同时学生会内部也争吵起来，有的学生受家长或亲戚指使也不赞成搜查烧毁。我家开碾米厂与洋货无关，两位哥哥没有干涉我，因此我主张要继续搞下去。但是人心不齐，学生会开不成。同时罢课搞运动久了，学校当局也不赞成，于是这场反对帝国主义，抵制洋货的运动，就逐渐冷淡下来了。
在1925年冬1926年春由武汉来了一位叫方声隆的学生代表，他住在运河街（由沙市通向荆州各地的运河水码头）一个小客栈里，我经童、刘两位老师介绍认识了他。他原来是共产党跨入国民党的党员，公开身份是武汉农会、学生会湖北省会代表，实际是来组织农民协会、工会和国民党共产党（那时是国共合作，许多共产党员都是以国民党身份出面的）的发展工作。我认识他以后，看了不少他给我的小册子，其中有中国青年向导、全国学生会会刊，以及共产主义A、B、C和共产党的第一、二次代表大会宣言等书。这些读物又使我大开眼界，顿开茅塞，才知道国民革命，打倒列强、除军阀的道理，知道国家的命运处在危急之中，非实行国民革命不可。这时我球不踢了，学生会也搞不起来了，经常往老方那里跑，同他一谈就是很久。我渐渐知道他不只是国民党员而且是共产党员，也知道重、刘两位也是党员，我向他要求加入党。
我当时才十五六岁，从我在“五卅”运动的表现来看，是很坚决的，所以他才培养我，但我还年轻，个人英雄主义意识很强，又是资本家的弟弟，对我自然要进行多方面的考察和教育。我看了一些革命书后，在学校里就公开同别人辩论，当时是国民革命的积极鼓吹者，同一些信教者、有钱人的子弟争论不休。但我对共产主义却是一窍不通，读了ABC也说不出什么道理，在老方那里遇着一些青年我就说不过他们。这些青年大半来自荆州中学及武昌师范学校，大约有五六人，看他们已不在学校读书而是在搞农民、工人运动，很让人羡慕。一股虚荣心鼓动着我，向老方一再要求加入小学（即CY），要求做农工工作。他总是很严肃地对我说，你还年轻，还要经过锻炼、学习。后来竟要我了解我家正明厂的工人情况，其实正明厂只有十来个长年工人，他们的姓名、出身、工作情况及工资收入等我很容易就知道了。
那时在老方他们的领导下，沙市人力车夫已组织了工会，而多数的码头工人却不知什么原因一时组织不起工会，后来才知道码头工人有帮会（不知是红帮还是哥老会），要打人进去很困难。我却煽动我家厂的工人组织工会小组，反对帝国主义、军阀和资本家。几个工人总是开玩笑对我说：“四老板，你要砸我们的饭碗，小心二老板（我二哥）知道了，打你。”自然搞不成。老方告诉我已发展我为国民党员，我听了很高兴，但是很奇怪一直没有叫我去举行入党宣誓，我知道，入党是要宣誓的。不管怎样，我已是革命党人一分子，心里高兴，搞起工作来更有劲。1926年广州国民政府已宣布北伐，分几路军向湖南、江西。福建出发，为了迎接国民革命军北伐，我们发传单、到处贴标语，遭到驻军北洋军阀和警察的追捕。
1926年上半年，是我在圣路加中学三年级毕业的学期，初三毕业考试，我马马虎虎应付过去算是毕了业。圣路加中学虽然属武昌文华大学附中的一部分，但要进高中还得进行考试，我们是在那两位外国女修士监督下考试的。我这一年多来只顾闹革命，功课丢得太多，特别是数学、英文，数学几乎交了白卷。这个时候，已不由我考虑升学问题，北洋军阀大肆逮捕国民党和进步青年，我二哥急急地要我回四川老家去躲避一下，大概也是在沙市警察局向二哥提出警告后，他才下了决心，于是我在1926年6月间又回到了刘家坪。
回到老家，我无论如何在刘家坪呆不住。恰巧我三叔家小姐出嫁给巫溪县城万家，我作为送亲人送小姐去了巫溪县城，在城里会见了在川东师范的姓邱的同学，经过他又认识了几位青年，我们在一起谈得很投机，自然我是大吹特吹在沙市闹革命的“惊天动地”事业，听得他们兴奋极了。大家提倡要在巫溪也闹起来，我都不感兴趣，还在留恋沙市，幻想再回去干一场。不久，听说北伐军已打进了湖南，打开了长沙，四川军阀杨森已投了国民革命军，改编为第20军。
1927年春，杨森在万县办了国民革命军20军军官训练学校。既然是国民革命军，我就同姓邱的几位青年去万县投考杨森办的学校。在万县住在姓邱哥哥的一个朋友家里，这个朋友是巫溪县人，从小在外边混，在哥老会有点地位，就在万县开码头，平时他家里来往人很多，一开饭就是两三桌，由他的老婆招待一切，这位老板娘年轻、漂亮、泼辣，同那些来往朋友打情骂俏，什么玩笑都闹，但那些人总听她的话。我们几个人是巫溪同乡青年，这两位哥子、嫂子待我们不错，吃喝住随便。我们第一次碰上这些袍哥、跑江湖的人非常不习惯，但却有件好处，他那里消息灵通，每天都听到很多川内川外的新消息。
我们考上了杨森办的军官学校，听到了两个消息，一是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派有两个代表来到万县杨森部队检查，我们就去找这两个代表，要求去黄埔军校，回答是加入这里军校也是一样。再一个消息是北伐军打到了湖北，攻下了武昌。这个消息令我很兴奋，我想既然北伐军打下了武昌，沙市不久也要打开了，我留恋沙市那段“革命”工作，还在四川杨森这里干什么，于是就同老邱商量回沙市，我们就一同由万县乘船东下。我们从宜昌到沙市乘的船是英国太古公司的，船到离沙市不远的地方，忽然南岸有人向船射击。船上人都说这是北伐军队，我们跑到甲板上去看，对于真正的北伐军我是非常欢迎的。一上甲板，老邱就中了一枪，打在他的右手上，到沙市下船后，他就住在我家养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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