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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传记

首页 > 名人传记 > 沧桑九十年

  学校校长是杨牧师,但实际管理学校的是由武昌来的另一位牧师姓郑的,我们又称他为郑校长,他是位能言善辩、口若悬河的人,宣讲圣经、做礼拜时、滔滔不绝的连篇大论,我那时很佩服他。那位杨器之校长不在学校上课,也不大来学校,我们每周去教堂做礼拜要见着他,看他很严肃,不大言谈,但对学生态度还好。他有位太太,我们叫杨师母,却是个厉害的女人,能干而善于监视人,特别防止我们和她院里的女学生相会。做礼拜时学生不管男女都参加,但男女有别是分开坐的,她同那两位美国女修道把守得严,但也禁不住我们这些年轻男女,互相以眉眼交流,在散礼拜涌出教堂时认识的人互相私下说几句话,至于礼拜天放假,男女学生认识的去共同玩耍,她们就管不了了。

  同女生交朋友、偷偷送信约会,那是高年级有钱家的同学干的事。我是刚入校的新生,个子并不小,但粗野黑壮,衣着低级,不但那些女生看不起我,校内男同学及杂役也没有把我这川娃子乡下佬放在眼里。我在学校第一学期除上课外多半是溜大街,看热闹。沙市比巫溪县、巫山县城又大多了,有两条并行大街。除两条正街外,还有几条小街,及不少巷子,小街上手工作坊多,小生意小店不少,有的巷子比较洁净、清静有住家房屋,但连接大街的行人巷,却在巷两头设有几块石板搭成便所,人们随意大小便,臭不可闻。商务发达,人烟稠密,五方杂处,戏院、妓馆背街到处皆是。有几处广场在后街外,更是热闹非凡,要把戏、拉洋片,走江湖玩杂技的,应有尽有。这些都吸引我这乡下来的土娃子,几乎每天都去各处跑跑看看。有的围着人看,当收钱时我就走开,他们把我当小孩看,吼叫骂几句。有的要几百钱门票,那时兴用四川造的五十、一百文、一块的铜板,我可在帐房上拿点,先是花在这些要把戏的玩意上。

  圣路加中学是一初中学校,所设课程是按武昌文华大学附中规定的,除了圣经一课因上次闹学潮取消外,其余照旧。我上一年级,国文、史地等课毫无困难,不但跟得上而且成绩很好,都是满分,而英文却不行,在四川小学从未学过,在这里一年级并不是从ABC读起,一上来就是课文,还有英文文法课。弄得我瞠目结舌,不知所云,看见其他同学诵读自然,我就很羞愧,一定要赶上去。另是算学课,我更跟不上,谭家墩小学教过加减乘除法,这里一年级就讲四则运用题,光会加减乘除不行。这两门课我差得太远了。

  我这人从小好胜心强,功课不行,不但丢面子,三门课不及格有开除或留级的危险,何况中、英、算那时作为主课,一门不及格就不行。我只有下苦功把英文算学学好。不知怎地,英文我天天早起苦读,总算跟上去了,但因为大半是自学,我不愿私下找老师和同学教,所以发音就不大准确。算学完全自学就不行,虽然我也跟上去了,学年结束考试勉强及格。

  每次考试时,我是采取两种办法,一是猜题目,估计老师要出哪些题,就死准备这些题。一是临时开夜车,考试前夕通夜不眠地准备,比如预猜算学老师可能出那些题,就把那些题的算法答案死死背下来,考试时总要猜对一两题,但是考完后,我就再不去复习了。所以有些课程我是用这种方法考及格的,考试一完,只要不补考,书本一丢,学的东西又完全忘了。我这个读书取巧法,一直用到高中毕业,但实际没有学到东西,尤其是算学的基础没有打好,使得我对自然科学学得也不好。在中学培养基础知识时代,我的学习路子就窄了。

  但是社会科学功课方面,我却是兴趣横生,除正式课程外,我还看了不少课外书。对于历史、地理、国文特别有兴趣。学校的课本已不能使我满足,我看了一些课外书,像吕思勉的中国史,梁启超、胡适之等演讲集我非常倾倒。吕思勉有一篇为秦桧辩解的文章,看了觉得新奇,但不满意,因为我脑子里,也许是受了《说岳传》的影响,秦桧是个大大奸臣,成为辽金的内奸害死岳飞,怎么能说他的外交政策、讲和妥协投降是对的,是对当时南宋局势的正确决策?更多的是基于岳飞精忠报国思想,鼓励我们这些青年。

  梁启超的演讲文集当时也喜欢看,现在想来有许多都忘了,但是有句话,就是“为天下最多数的人谋最大幸福”,我一直到现在还记得。其实这句话在我后来决心加入共产党时也想起过,它不也就是共产党的目的吗?这句话是否真是梁启超说的,在什么场合说的我不记得了,但它却使我终生难忘。

  那时求知欲特别强,尤其我这从大巴山沟里来的乡下孩子,花花世界已够我应接不暇,而知识方面更使我如饥如渴。还有小说,在沙市可以看到许多中国旧小说,当时迷了《三国演义》,把诸葛亮佩服得五体投地。《红楼梦》、《青楼梦》、《九尾龟》等等也看,也迷了一阵《红楼梦》,那时认识还浅,只知道贾宝玉林黛玉的恋爱悲剧。后来又看了新的小说,蒋光慈的、郁达夫的、还有武侠小说,平江不肖生的江湖侠客,看得津津有味。可以看出,我看的读物非常杂乱,受影响大的还是武侠小说。同学中有两种朋友,一是打球玩的朋友,一是感情比较好的朋友,对他们好得有近似同性恋,常常在一起游玩名胜古迹,谈笑非常融洽,这也是我在沙市家中孤独生活的一种寄托。

  学校里举行的课外活动我都积极参加,比如演讲会,辩论会,我总是积极分子而且常常获胜。我记得那时有本讲辩论学的书,我好好的钻研过,应用其中几种辩论的方式与方法,在辩论会上大出风头。学校还举办有演剧队,排演新戏,我也参加。凡是我参加的活动总是要出人头地,出风头,要搞得比别的人强。年轻时个人英雄主义特别强,好胜心超越一切,因而我渐渐在圣路加中学学生中脱颖而出,成了一个知名学生,不到一年,我那川娃土气就没有了,学生中已没有看不起我的眼光,那些有钱人家的子弟已对我另眼看待,处处还要巴结我,我俨然已成为学生中几个小头头之一的人物了。

  但是课外活动我最迷的还是踢球。学校里没有体育场,更没有任何体育设备,只有在下课休息时在戏台前院中踢小皮球,大家踢球玩,有时分作两队,我是踢小球的积极分子。踢小皮球太不过瘾,但锻炼了腿劲,后来就踢大的正式的足球了。

  由于踢球认识了几个校外青年,其中有一位姓傅的,他是旗人,家里并不富有,但过得可以,他年纪不大与我同岁,但是不上学读书,还结了婚,在家闲着,是个球迷,我同他成了莫逆之交,常去他家玩。他家是过去满洲驻荆州将军部属留下的旗人,不事生产,只留有若干亩田地在乡下,靠收租过日子,家道中落,但架子未放下,我去他家玩,他已有老婆,待朋友很客气。傅经生就是这么个无所事事,靠租吃饭,既不读书,又不经商管家的闲人,但他是不抽大烟,也不花天酒地,只喜欢打球、逛街,在打球这点同我合得来,成了好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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