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校长是杨牧师，但实际管理学校的是由武昌来的另一位牧师姓郑的，我们又称他为郑校长，他是位能言善辩、口若悬河的人，宣讲圣经、做礼拜时、滔滔不绝的连篇大论，我那时很佩服他。那位杨器之校长不在学校上课，也不大来学校，我们每周去教堂做礼拜要见着他，看他很严肃，不大言谈，但对学生态度还好。他有位太太，我们叫杨师母，却是个厉害的女人，能干而善于监视人，特别防止我们和她院里的女学生相会。做礼拜时学生不管男女都参加，但男女有别是分开坐的，她同那两位美国女修道把守得严，但也禁不住我们这些年轻男女，互相以眉眼交流，在散礼拜涌出教堂时认识的人互相私下说几句话，至于礼拜天放假，男女学生认识的去共同玩耍，她们就管不了了。
同女生交朋友、偷偷送信约会，那是高年级有钱家的同学干的事。我是刚入校的新生，个子并不小，但粗野黑壮，衣着低级，不但那些女生看不起我，校内男同学及杂役也没有把我这川娃子乡下佬放在眼里。我在学校第一学期除上课外多半是溜大街，看热闹。沙市比巫溪县、巫山县城又大多了，有两条并行大街。除两条正街外，还有几条小街，及不少巷子，小街上手工作坊多，小生意小店不少，有的巷子比较洁净、清静有住家房屋，但连接大街的行人巷，却在巷两头设有几块石板搭成便所，人们随意大小便，臭不可闻。商务发达，人烟稠密，五方杂处，戏院、妓馆背街到处皆是。有几处广场在后街外，更是热闹非凡，要把戏、拉洋片，走江湖玩杂技的，应有尽有。这些都吸引我这乡下来的土娃子，几乎每天都去各处跑跑看看。有的围着人看，当收钱时我就走开，他们把我当小孩看，吼叫骂几句。有的要几百钱门票，那时兴用四川造的五十、一百文、一块的铜板，我可在帐房上拿点，先是花在这些要把戏的玩意上。
圣路加中学是一初中学校，所设课程是按武昌文华大学附中规定的，除了圣经一课因上次闹学潮取消外，其余照旧。我上一年级，国文、史地等课毫无困难，不但跟得上而且成绩很好，都是满分，而英文却不行，在四川小学从未学过，在这里一年级并不是从ABC读起，一上来就是课文，还有英文文法课。弄得我瞠目结舌，不知所云，看见其他同学诵读自然，我就很羞愧，一定要赶上去。另是算学课，我更跟不上，谭家墩小学教过加减乘除法，这里一年级就讲四则运用题，光会加减乘除不行。这两门课我差得太远了。
我这人从小好胜心强，功课不行，不但丢面子，三门课不及格有开除或留级的危险，何况中、英、算那时作为主课，一门不及格就不行。我只有下苦功把英文算学学好。不知怎地，英文我天天早起苦读，总算跟上去了，但因为大半是自学，我不愿私下找老师和同学教，所以发音就不大准确。算学完全自学就不行，虽然我也跟上去了，学年结束考试勉强及格。
每次考试时，我是采取两种办法，一是猜题目，估计老师要出哪些题，就死准备这些题。一是临时开夜车，考试前夕通夜不眠地准备，比如预猜算学老师可能出那些题，就把那些题的算法答案死死背下来，考试时总要猜对一两题，但是考完后，我就再不去复习了。所以有些课程我是用这种方法考及格的，考试一完，只要不补考，书本一丢，学的东西又完全忘了。我这个读书取巧法，一直用到高中毕业，但实际没有学到东西，尤其是算学的基础没有打好，使得我对自然科学学得也不好。在中学培养基础知识时代，我的学习路子就窄了。
但是社会科学功课方面，我却是兴趣横生，除正式课程外，我还看了不少课外书。对于历史、地理、国文特别有兴趣。学校的课本已不能使我满足，我看了一些课外书，像吕思勉的中国史，梁启超、胡适之等演讲集我非常倾倒。吕思勉有一篇为秦桧辩解的文章，看了觉得新奇，但不满意，因为我脑子里，也许是受了《说岳传》的影响，秦桧是个大大奸臣，成为辽金的内奸害死岳飞，怎么能说他的外交政策、讲和妥协投降是对的，是对当时南宋局势的正确决策？更多的是基于岳飞精忠报国思想，鼓励我们这些青年。
梁启超的演讲文集当时也喜欢看，现在想来有许多都忘了，但是有句话，就是“为天下最多数的人谋最大幸福”，我一直到现在还记得。其实这句话在我后来决心加入共产党时也想起过，它不也就是共产党的目的吗？这句话是否真是梁启超说的，在什么场合说的我不记得了，但它却使我终生难忘。
那时求知欲特别强，尤其我这从大巴山沟里来的乡下孩子，花花世界已够我应接不暇，而知识方面更使我如饥如渴。还有小说，在沙市可以看到许多中国旧小说，当时迷了《三国演义》，把诸葛亮佩服得五体投地。《红楼梦》、《青楼梦》、《九尾龟》等等也看，也迷了一阵《红楼梦》，那时认识还浅，只知道贾宝玉林黛玉的恋爱悲剧。后来又看了新的小说，蒋光慈的、郁达夫的、还有武侠小说，平江不肖生的江湖侠客，看得津津有味。可以看出，我看的读物非常杂乱，受影响大的还是武侠小说。同学中有两种朋友，一是打球玩的朋友，一是感情比较好的朋友，对他们好得有近似同性恋，常常在一起游玩名胜古迹，谈笑非常融洽，这也是我在沙市家中孤独生活的一种寄托。
学校里举行的课外活动我都积极参加，比如演讲会，辩论会，我总是积极分子而且常常获胜。我记得那时有本讲辩论学的书，我好好的钻研过，应用其中几种辩论的方式与方法，在辩论会上大出风头。学校还举办有演剧队，排演新戏，我也参加。凡是我参加的活动总是要出人头地，出风头，要搞得比别的人强。年轻时个人英雄主义特别强，好胜心超越一切，因而我渐渐在圣路加中学学生中脱颖而出，成了一个知名学生，不到一年，我那川娃土气就没有了，学生中已没有看不起我的眼光，那些有钱人家的子弟已对我另眼看待，处处还要巴结我，我俨然已成为学生中几个小头头之一的人物了。
但是课外活动我最迷的还是踢球。学校里没有体育场，更没有任何体育设备，只有在下课休息时在戏台前院中踢小皮球，大家踢球玩，有时分作两队，我是踢小球的积极分子。踢小皮球太不过瘾，但锻炼了腿劲，后来就踢大的正式的足球了。
由于踢球认识了几个校外青年，其中有一位姓傅的，他是旗人，家里并不富有，但过得可以，他年纪不大与我同岁，但是不上学读书，还结了婚，在家闲着，是个球迷，我同他成了莫逆之交，常去他家玩。他家是过去满洲驻荆州将军部属留下的旗人，不事生产，只留有若干亩田地在乡下，靠收租过日子，家道中落，但架子未放下，我去他家玩，他已有老婆，待朋友很客气。傅经生就是这么个无所事事，靠租吃饭，既不读书，又不经商管家的闲人，但他是不抽大烟，也不花天酒地，只喜欢打球、逛街，在打球这点同我合得来，成了好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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