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每个诗人的生活中都会有这样的时刻，他挣脱了他的母亲，开始逃跑。
不久前，他还在顺从地朝前走，他的姐姐伊莎贝尔的维塔利走在前面，他和弟弟弗雷德里克排在后面，他的母亲象一个军事指挥官走在最后。年复一年，她就是这样使她的孩子们在沙勒维尔的大街上列队行进。
当他十六岁时，他第一次挣脱了她的控制。警察在巴黎抓住了他。他的老师伊泽蒙巴德和伊泽蒙巴德的姐妹们（是的，就是在他头发里捉虱子的那几个女人）收容了他几个星期。然后他的母亲来领他回去，打了他一耳光，接着在他们冷冷的拥抱中，她的双臂再次搂住他。
但阿瑟·兰波继续逃走，一次又一次，一个颈圈牢牢地拴住他的脖子，一边逃跑一边写诗。
这一年是1870年，普法战争的炮声在沙勒维尔回响，这样的形势特别有利于逃跑；抒情诗人们怀旧似的被战斗的枪声吸引住了。
他那有着畸形大腿的矮小身躯穿上了轻骑兵的服装。十八岁的莱蒙托夫成了一个士兵，逃离了他的祖母和她那令人厌烦的爱。他用揭示人们灵魂的笔来交换打开世界之门的手枪。因为如果我们把一颗子弹送进另一个人的胸膛，就好象我们自己进入了这个胸膛，而另一个人的心脏——就是世界。
自从他从母亲的怀里挣脱出来后，雅罗米尔就一直在跑，他的逃跑后面同样跟着战斗的回响。它不是隆隆的枪炮声，而是政治大动荡的吼声。在这样的时代，一个士兵仅仅是装饰品，真正的战斗在别处。雅罗米尔一直在勤奋地参加政治学系的学习。他已经停止了写诗。
革命和青年紧紧地联合在一起。一场革命能给成年人什么允诺呢？对一些人来说，它带来耻辱，对另一些人来说，它带来好处。但即使这一好处也是有问题的，因为它仅仅对生活中糟糕的那一半有影响，除了它的有利外，它也需要变化无常，令人精疲力尽的活动，以及固定习惯的大变动。
青年的境况要好得多：他们没有罪恶的负担，革命可以接受所有的年轻人。革命时期的变化无常对青年来说是有利的，因为受到挑战的正是父辈的世界。刚刚进入成熟的年龄，成人世界的壁垒就哗啦啦倾塌了，这是多么令人激动啊！
1948年后的最初一段时期，在捷克大学里，共产党员教授只占少数。因此，如果革命要保证它对学术界的影响，就不得不把权力交给学生。雅罗米尔积极参加了青年委员会的活动，在大学考试期间，他担任了这个组织的监考人员。他向政治委员会提交有关教授们考试方法和他们政治观点的报告，结果受到考查的实际上是教授而不是学生。
但是，当雅罗米尔向委员会汇报时，他同样受到了严厉的考查。他不得不回答那些严肃热情的年轻党员提出的问题，他希望找到能使他们满意的言词：当年轻人的教育处在利害攸关的时候，妥协就是犯罪，具有陈腐观点的教师是过时的，未来将完全是崭新的，否则就根本不是未来。那些一夜间就改变了观点的教师是不可信任的；未来将是纯洁的，否则它将是可耻的。
如果雅罗米尔已成了一名可以影响成年人命运的热情的工作人员，我们还能坚持说他在逃跑吗？他不是仿佛已经跑到终点了吗？
一点也不。
当他只有六岁时，他的母亲就已经把他放在比他同学小一岁的位置上了。他现在还是小一岁。当他正在汇报一个教授的资产阶级态度时，他的心思并没有在这个题目上面。确切地说，他急切地在审视那些正在听他讲话的年轻人的眼光，观看他自己的形象。正如他从浴室的镜子里审查他的微笑和头发一样，他从听者的眼光中检查他的话是否坚定有力，是否具有男子气概。
他总是被一堵镜子的墙围住，看不到那一边。
成熟是不可分割的；它要么是完整的，要么就根本不存在。在生活的任何领域，只要雅罗米尔仍旧是一个孩子，他对考试的监考和对教授情况的汇报将仍然是一种逃跑的方式而已。
他继续在逃跑，可他不能甩脱她，他同她一道用早餐和晚餐，对道晚安和早安。每天早晨，她都要给他一个购物袋。玛曼并不在乎这个平凡的家庭象征物很不适合这位教授思想的监督者，她派他每天去市场购买东西。
瞧：他走了，沿着我们在前一章开头看到他行走的那同一条街道，当时他看见一个迷人的女人朝他走来，他的脸就红了。几年过去了，雅罗米尔仍然爱脸红，母亲打发他去的那个商店有一位穿白色衣服的姑娘，他害怕遇到她的眼光。
他非常喜欢这个姑娘，这个可怜的姑娘必须每天在笼子般的出纳员小间里坐八小时。她那温柔的面容，那那缓慢的动作，她的监禁——这一切对他来说都是那样神秘的熟悉，恰如其分，预先注定。实际上，他明白他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这个姑娘长得象那个未婚夫被德国人枪杀了的女佣人玛格达。玛格达——"郁郁动人的脸。"而这个出纳员的小间就象他看见她洗澡的那个浴缸。
他弯身坐在写字台前，担心着他的期末考试。现在他害怕大学里的考试就象当初在中学里一样，因为他已经习惯于把优秀的成绩单给母亲看，他不愿让她失望。
户外的空气中充满了革命歌曲的回声，手拿锤子的巨大身影浮现在窗外，在这样的时刻，他的小房间里显得令人难以忍受的狭窄和闷热。
伟大的俄国式革命已经过去了五年，而他却被判处眼盯着一个课本，因考试而怕得发抖。这是什么命运！
最后他把课本推到一边（已经夜深了），沉思着他那写了一半的诗。他正在写一个叫简的无产者，他想靠使梦实现来扼杀他那美好生活的梦。他一只手拿着锤子，另一只手挽着他的恋人，由大批同志簇拥着，大踏步走进革命。
那个胆怯的法律学生（是的，当然，这是伊希·沃尔克）看见桌上覆盖着鲜血，许多鲜血，因为
一个被扼杀之梦的
伤口是恐怖的。
但是，他不害怕；他知道，一个真正的男人决不会害怕鲜血。
商店六点打烊，他在对面的拐角觑视，他知道那位女出纳员总是在六点过几分离开，不过他也知道，她总是由同一个商店的一个年轻的女售货员陪伴。
出纳员的这个朋友一点也不漂亮；事实上，雅罗米尔还认为她几乎很丑。这两个姑娘截然相反：出纳员是黑发，另一个却是红发；出纳员体态丰满，另一个却瘦骨伶仃；出纳员少言寡语，另一个却喋喋不休；出纳员令人感到神秘的熟悉，另一个却使人反感。
他监视了好几次，希望有一个晚上这两个姑娘会分别离开，这样他就可以对那位黑头发姑娘说话。但是，这种情形从来没发生。一次，他跟踪她们；她们穿过了几条街，走进了一幢公寓房子；他在这幢楼房前来回踱了大约一小时，然而，她们俩没有一个出来。
沃尔克太太从家乡来看望他，听着她的她朗诵诗歌。她感到心满意足：儿子仍然是属于她的。不管是别的女人还是这个疯狂的世界都没能把他从她的身边夺走。相反，倒是女人和世界被圈在这个有魔力的诗歌中心，她自己招来围着她儿子的一个圈子，她秘密地君临其上的一个领域。
他正在朗诵一首他写的怀念她母亲，即他亲爱的外祖母的诗：
我将奔赴战场我亲爱的外婆
为了这个光辉世界的荣耀……
沃尔克太大的内心处在安宁之中。让她的儿子奔赴战场，让他一只手拿着锤子，一只手挽着恋人吧。这没有什么损害。毕竟，他的这个世界包括她，外婆，家庭厨房，以及她反复给他灌输的一切美德，让这个世界看见他手里拿着锤子吧。她非常清楚，在世界面前游行与进人世界是完全不同的事。
这位诗人也意识到了这个区别。只有他知道在诗歌的房子里当一名囚犯是多么抑郁。
只有真正的诗人才知道他多么渴望不当一名诗人，渴望离开笼罩着令人耳聋的沉默、装满镜子的房子。
一个梦的领域的逃亡者
我将在人群中找到我的安宁
把我的歌变成诅咒。
但是当弗朗季谢克·哈拉斯写下这些诗句时，他并没有同街道上的人群在一起；他正在里面工作的那个房间是安静的。
事实上，他根本不是一个梦的领域的逃亡者。相反，那些他正在描写的人群倒是他那梦的领域。
他也没能把他的歌变成诅咒，确切地说，他的诅咒却在不断地变成歌。
难道就没有逃离这所装满镜子的房子的路吗？
然而我
克制自己
把我的脚后跟
踩在我自己的
歌喉上
维尔迪米尔·马雅可夫斯基写道。雅罗米尔懂得他。诗的语言如今在他看来就象母亲内衣柜里的精细网织品。他好几个月没有写诗了。他一点儿不想写。他在逃跑。母亲要他去市场买东西他就去，但他一直锁上他的写字台抽屉。他已经把现代画的复制品从他房间的墙上取下来了。
他又贴上了什么呢？卡尔·马克思的像片？
不。他贴上了他父亲的像片。这是一张1938年的照片，正是不幸的大动员时期，他父亲穿着一件军官制服。
雅罗米尔喜爱这张照片，他对这个男人几乎不了解，而且这个男人正在从他的记忆中消失。他怀念这个足球队员，士兵，囚犯。他非常怀念这个男人。
哲学讲堂里挤得水泄不通。几个诗人坐在讲台上。一位满头浓发的青年，穿着青年协会成员那些日子正流行的蓝色衬衫，正在讲话：
"诗歌在革命时期起到的重要作用是任何时期都无法比拟的；诗歌充当了革命的代言人，反过来革命又把诗歌从孤独中解放了出来；诗人现在知道，人们，尤其是青年人正在倾听他；对青年人来说，诗歌和革命完全是一回事。"
然后第一个诗人站起来，朗诵了一首诗，描写一个姑娘和她的恋人断绝了关系，因为这个在她旁边车床工作的年轻人很懒惰，没有完成他的生产定额。年轻人不愿失去他的姑娘，于是开始满腔热情地工作，很快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的红星就钉在了他的车床上。其余的诗人接踵发言，朗诵诗歌，歌颂和平，列宁，斯大林，反法西斯斗争中的烈士，以及超额完成任务的工人。
青年人对青春所有的巨大力量一无所知。但是，现在这个站起来朗诵的白发如银的诗人却知道它。
他用悦耳的嗓音宣称，那些与年轻的社会步伐一致的人是年轻的，这个年轻的社会就是社会主义；那些与未来一道前进的人是年轻的，他决不朝后看。
按照这位白发如银的诗人的观点，青春不是人生一个特定时期的名称，而是超越任何具体年龄的一种价值。这个思想用恰当的诗表达出来，成功地达到了一个双重目的：既恭维了年轻的听众，又神奇地抹掉了诗人皱纹，使他成了一个与青年男女同等的人，（因为他清楚地表明，他是与未来手挽手前进的一个先锋）。
雅罗米尔坐在听众中，很有兴趣地望着这些诗人，尽管他觉得自己象是另一个岸上的人，也就是说，他不再属于他们中的一个。他冷漠超然地听着他们的作品，就象他准备向委员会作汇报时冷漠超然地听教授们的言词一样。雅罗米尔特别注意此刻正从椅子上站起来的那个著名诗人（对那个白发如银的诗人的赞美诗报以的掌声已经平下去）。是的，此刻正大步走向讲台的这个人就是曾经收到装有二十个电话听筒的箱子的那个诗人。
我亲爱的大师，我们现在正处在热恋之中；我十七岁：正如人们所说，希望和幻想的年龄……如果我寄给这些诗……那是因为我热爱所有的诗人，所有优秀的高蹈派诗人。当你读这些诗时，请不要过分讥笑。亲爱的大师，如果你如此心好，使我的诗得以发表，我将欣喜若狂！我不为人所知；那有什么关系？诗人们是兄弟。这些诗句坚信。爱情，希望。这就是一切。亲爱的大师。朝我伸下手，把我举起来；我很年轻。帮我一把……
他在撒谎；他当时只有十五岁零七个月。甚至这还在他第一次逃离母亲，逃离沙勒维尔之前。但这封信将象羞耻的祈祷文，象一份记载他软弱的依赖的文献，久久地在他头脑中回响着。他要报复他亲爱的大师，报复那个秃头老傻瓜邦维勒！仅仅一年后，他就将嘲笑他所有的诗，所有那些充满他诗歌中的珍贵的风信子和百合花；他将寄去一封嘲弄的信，就象是寄去一记耳光。
但此刻，这位正在讲台上朗诵诗歌的亲爱的大师却对潜伏着等待他的仇恨一无所知。他朗诵的那首诗描写了一个俄国城镇被法西斯毁灭，并且正在从废墟中站立起来。这首诗充满了奇异的、超现实主义的场面；苏联姑娘的胸脯象五彩缤纷的气球飘过街道；一盏石油灯从天空掉下来，照亮了白色的城镇，直升飞机象许多下降的天使降落在屋顶上。
听众们被这位著名诗人的个人魅力迷住了，爆发出热烈的掌声。但在这群没有头脑的听众中，还有少数有思想的人，他们知道，革命的听众决不能象恭顺的乞求者那样等待讲台上的礼物。相反，如今正是诗歌的乞求者，乞求被允许进入社会主义天堂。但是，守卫着这个天堂之门的年轻革命者必须提高警惕：未来必须是完全崭新的，否则它将根本不是一个未来；未来必须是纯洁无限的，否则它将是完全可耻的。
"他在企图向我们兜售什么样的胡说八道？"雅罗米尔嚷道，其他人很快加入了进来。"他是不是想把社会主义和超现实主义连在一起？他是不是想把马和猫相配，把昨天和明天相配？"
这位著名诗人明白了眼前发生的事，但他很骄傲，根本不想屈服。从早年起，他就习惯了使资产阶级感到震惊，面对一个反对他的听众坚持自己的观点。他的脸发红了。作为最后一首诗，他选择了一首与他原先的计划不同的诗。这首诗充满了疯狂的意象和放纵的性欲幻想。他朗诵完后，口哨声和叫喊声顿时四起。
学生们对着这位老学者嘲弄地吹口哨。他来到这里是因为他喜欢他们；从他们愤怒的反抗中，他依稀看到了他自己的青春。他觉得，他的爱使他有权把他内心的想法告诉他们。这是1968年的春天，在巴黎。啊！学生们根本看不出在他布满皱纹的脸后还有青春的面容，这位老学者吃惊地望着那些他热爱的人在讥笑他。
这位著名诗人抬起手来让喧声平息下去。然后他开始朝学生们叫喊道，他们是一帮清教徒女教师，教条的牧师，愚蠢的警察，他们抗议他的诗是因为他们从心底仇恨自由。
老学者沉默地听着口哨和嘘声。他回忆起，年轻时他也喜欢起哄和吹口哨，周围是一伙他的同伴。但这伙人很早以前就分裂了，现在只有他独自一人站在这里。
这位著名诗人叫道，捍卫自由是诗歌的职责，即使一个隐喻也值得为之而斗争。他宣称他将坚持把马和猫相配，把现代艺术和社会主义想配，假若这是一项堂吉诃德式的事业，那么他很愿意作堂吉诃德，因为它认为社会主义就是幸福和自由的时代，他拒绝承认任何其他类型的社会主义。
老学者望着周围哄闹的年轻人，他突然想到，在所有听众中，他是唯一有自由特权的人，因为他已经老了。只有当一个人到了老年时，他才能不再在乎同伴、大众或未来的看法。他独自与临近的死亡在一起，死亡是没有耳朵的，不需要别人奉承。面临死亡时，一个人就可以随心所欲地说话做事。
他们吹口哨，要求发言反驳他。过了一会儿，雅罗米尔也站起来。他眼睛里充满愤怒，人群就在他的背后。他说，只有革命才是现代的，而超现实主义艺术颓废的色情和晦涩的意象则是与人民毫无关系的破烂货。"真正的现代是什么？"他向这位著名诗人挑战，"是你那晦涩的诗句，还是正在建设一个新世界的我们？"他自问自答："除了建设社会主义的人民群众，世界上没有什么绝对现代的东西。"他的话赢得了雷鸣般的掌声。
当这位老人离开讲台，沿着巴黎大学的回廊走去时，掌声仍在他的耳边回响。墙上的题词写着：做现实主义者——没有不可能的事。接着又是一幅：人的解放必须是彻底的，否则毫无意义。还有一幅：决不后悔。
大教室的凳子堆在墙边；地板上到处散乱着刷子和颜料。几位政治学系的学生正忙着在纸旗上刷写五一节标语。雅罗米尔，标语的作者兼编辑，正在监督这项工作，不时地查看他的笔记本。
但这是怎么回事？我们把日期给弄错了吗？他正在口述的标语，与刚才那位老学者在反抗的巴黎大学墙上读到的完全一样。不，我们没有搞错。雅罗米尔正在向他的同事口述的标语，恰恰是约二十年后法国学生在巴黎大学的楠泰尔大学墙上到处乱涂的那些标语。
梦想就是现实，其中一面旗帜上宣称。另一面旗帜写着：做现实主义者——没有不可能的事。另一面：我们决定永久的幸福。另一面：取消教会。（雅罗米尔对这幅标语特别感到自豪。几个简捷的词否定了两千年的历史。）又一面：不给自由的敌人自由！以及：给想象以权力！以及：让半心半意的人灭亡！以及在政治，家庭、爱情中进行革命！
他的同事正在描画这些字母，雅罗米尔象一个语词的大元帅，高傲地在他们中间走来走去。他很高兴人们需要他，他的语词才能终于找到了一个用途。他知道，诗歌已经死亡（艺术已经死亡，巴黎大学的一堵墙上写着），但是，它的死亡是为了作为旗帜上宣传鼓动的口号，作为城市墙上的标语从坟墓里重新站起来（诗歌在大街上，奥德翁的一堵墙上写着）。
"你看了报纸吗？第一版列出了一百条供五一节使用的口号，这是中央委员会宣传机关提出来的。难道没有一条合你的意吗？"
一个区委会的矮胖年轻人正面对雅罗米尔。他自我介绍是高教五一委员会的主席。
"梦想就是现实——呃，这是最粗糙的一种理想主义！取消教会——我十分赞同你，同志，但这目前与党的宗教政策相抵触。让半心半意的人灭亡——从什么时候起，我们有了这样的权力，用死亡来威胁人民？给想象以权力——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在爱情中进行革命——请你告诉我这是什么意思好吗？你想要的是与资产阶级婚姻对立的自由恋爱，还是与资产阶级淫乱对立的一夫一妻制？"
雅罗米尔声明，革命必须改变社会的各个方面，包括爱情的家庭，否则它就不会是一场革命。
"不错，"矮胖的年轻人承认，"但这样写可能好得多：社会主义万岁！社会主义家庭万岁！你瞧，这个口号就是直接从报纸上来的。你本来可以省去许多麻烦。"
生活在别处，法国学生在巴黎大学的墙上写道。是的，他非常了解这一点。这就是他为什么要离开伦敦去爱尔兰的原因，在那里人民正在造反。他的名字是帕西·雪莱，二十岁，带着成百的传单和宣言，作为将保证他进入真正生活的护照。
因为真正的生活在别处。学生们正在搬起大鹅卵石，推翻汽车，筑起街垒；他们的进入世界是喧闹和壮观的，被火焰所照亮，被催泪弹的爆炸所辉耀，生活对兰波来说艰难得多，他梦想着巴黎公社的街垒，却不能离开沙勒维尔。但在一九六八年，成千上万的兰波筑起了他们自己的街垒。他们站在街垒后面，拒绝与这个世界的临时主人作任何妥协。人的解放必须是彻底的，否则毫无意义。
一里路外，在塞纳河的对岸，这个世界目前的主人继续过着他们正常的生活，把拉丁区的骚动看成是发生在很远的事。梦想就是现实，学生们在墙上写道，但似乎反过来才是真实的：他们的现实（街垒，推翻的汽车，红旗）是一场梦。
但是这在任何时候都决不是清楚的——现实是一场梦，还是梦是一个现实。那些聚集在大学，头上飘扬着红旗的学生们兴高彩烈地来到这里，但同时他们心里明白，如果他们留在家里，会遇上什么样的麻烦。1949年的捷克学生标志着梦不再仅仅是梦这样一个有趣的过渡时期。他们的欢欣仍然是自愿的，但同时也已经是强迫的了。
学生们沿着街道前进，雅罗米尔走在他们旁边；他负责旗帜上的口号和同伴们的演说；这次他不再发明引起争议的警句，而仅仅抄下几条中央宣传机关提出的口号。他领着大家呼口号，就象军队里的下士喊步伐一样，他的同伴们跟在他后面有节奏地吼叫。
游行队伍已经通过了文策斯劳斯广场的检阅台，身穿蓝色衬衫的青年们伴随着临时凑成的乐队载歌载舞。一切都是欢快和自由的，刚才还是陌生的人们，也带着真诚的同志之谊加入了进来。但是，帕西·雪莱不快乐，帕西是孤独的。
他在都柏林已经几个星期了，散发了许多传单，警察对他了如指掌，但他却没有交上一个爱尔兰朋友。生活仿佛总是在别处。
要是至少有一个街垒可爬，有枪炮声多好！雅罗米尔觉得，节日游行似乎仅仅是对伟大革命示威的苍白的模仿，它们没的真义，很快就烟消云散。
他想起了那个囚禁在出纳员笼子里的姑娘，凄然的感觉涌上心头；他幻想着一个勇敢的功绩：用铁锤砸破商店橱窗，把受惊的顾客推在一边，打开出纳员的笼子，当着旁观者惊呆的目光，把这位被解放了的褐发姑娘带走。
他幻想他们手挽手穿过拥挤的街道，沉浸在爱情之中，互相紧紧地拥抱。在他们周围旋转着的舞蹈不仅仅是舞蹈，而是朝着街垒的行进，这一年是1848年，1870年和1945年，场景是巴黎，华沙，布达佩斯，布拉格和维也纳，参加者是同一群人，永远从一个街垒跳到另一个街垒，他拉着恋人的手和他们一起跳……
当他看见他时，他手上还能感觉到她手的温暖。他正在朝他走来。身材魁梧，仪表堂堂。一个年轻女人在他身边轻快地走着。她没有象在街上跳舞的大多数姑娘那样穿着蓝色衬衫。她象一个流行时装模特儿一样优雅。
这位魁伟的男人心不在焉地扫视人群，向四下里点头致意。当他离雅罗米尔只有几步远时，他们的目光相遇了一会，雅罗米尔一时慌乱，象所有认出并注目著名人物的人一样，也低下了头。这个人以漫不经心的一瞥回敬他的动作（就像我们向不认识的人致意一样），他同伴的头微微地、含糊地动了一下。
啊，这个女人真美丽！她决不是幻想，她是那样真实，在她真实的躯体的光辉下，那位出纳员小间（浴缸）的姑娘渐渐变成影子，从雅罗米尔的身边消失了。
雅罗米尔站在人行道上，屈辱孤单，用仇恨的目光盯着渐渐远去那一对。是的，正是他，他那亲爱的大师，收到装有二十个电话听筒包裹的人。
夜幕渐渐降临城市，雅罗米尔渴望遇见她，有几次，他跟踪一个女人，这女人的背影使他想到她的背影。假装在追逐一位消失在人群中的女人是令人激动的。于是他决定在他曾看见她进去的那幢公寓房子前散步。他似乎不大可能在那里再次遇见她，但只要他母亲还没睡觉，他就不想回家（只有在夜里，当母亲睡着了，父亲的照片复活时，他才能忍受他的家。）
他在这条孤寂、偏僻的街上走来走去，五一节喜庆的旗帜和丁香花似乎没有在这条街上留下任何痕迹。公寓窗户里的灯一盏盏亮了。底楼的窗子也照亮了，雅罗米尔看见了一张熟悉的姑娘面孔。
不，不是他的黑头发出纳员，是她的朋友，那个瘦削的红头发姑娘。她正走到窗子跟前，准备放下窗帘。
雅罗米尔几乎压抑不住他的失望。他意识到姑娘已经看见了他。他的脸红了，就象当那位悲伤、漂亮的女佣人从浴缸里抬起头来望着浴室门时他所做的那样：
他跑开了。
五月二日，晚上六点钟。女售货员们拥到了大街上，一件没有料到的事发生了：红头发姑娘独自走了出来。
他试图藏在一个拐角后面，但已经太晚了。她看见了他，朝他奔来。"先生，你知道，在夜里朝别人窗户里窥望是很不礼貌的！"
他的脸红了，试图用说话来摆脱昨夜那件叫人尴尬的事。他担心这个红头发姑娘在场会毁掉他遇到褐发姑娘的机会。但这位红头发姑娘非常多舌，没有打算放雅罗米尔走。她甚至邀请他送她回公寓房子（她说，送一位年轻女士回家，比透过窗子窥视她要有礼貌得多）。
雅罗米尔绝望地一直把眼睛盯着商店的门。"你的女朋友在哪里？"他终于问道。
"你来迟了。她已经走了。"
他们一道朝姑娘的住处走去，雅罗米尔得知，这两个姑娘都来自农村，在商店里找到了工作，同住在一间房子里。但那个褐发姑娘已经离开了布拉格，因为她就要结婚了。
当他们停在公寓前面时，姑娘说："你不想进来坐一会儿吗？"
雅罗米尔惊异、慌乱地走进她的房间。不知道是怎么发生的，他们开始了拥抱、接吻，一眨眼他们已经坐在一张铺着毛绒床罩的床上。
这一切全是那样迅速，简单！他还来不及想想摆在他面前的那个艰难的、决定性的实在任务，她已经把手放到了他的大腿之间。他欣喜若狂，因为他身躯的反应正是一个年轻人应该做出的那样。
"你真行，你真行。"她不断地在他耳边悄声说，他躺在她的身旁，深陷在枕头里，快活极了。
"在我之前你有过多少女人？"
他耸了耸肩，神秘地微笑着。
"你不愿说？"
"猜吧。"
"我想大概在五个到十个之间，"她大胆地估计。
他心里充满了快活的骄傲；他仿佛觉得他刚才不仅是在同她作爱，而且也是在同五个或十个别的姑娘作爱。她不仅使他摆脱了童贞，而且还使他感到像一个"很有本事和经验"的男人。
他感激地朝她微笑，她的裸体使他充满了激情。他过去怎么会如此盲目，竟然认为她长得难看？她的胸脯有一对真正的、无可指责的Rx房，她的下腹有一簇真正的、无可指责的毛发！
"你光着身子比穿着衣服还要漂亮。"他说，继续赞扬她的诱人之处。
"你喜欢我很久了吗？"她问。
"噢，是的，你知道。"
"是的，我知道。我注意到你常常来商店。然后你总是在外面街道上等我。"
"说得对。"
"你害怕向我发起任何攻势，因为我从来不是单独一人。但我知道我们总有一天会在一起。因为我也喜欢你。"
他望着她，让她最后的话在他心里回荡。是的，事情正是如此。当他备受孤独折磨，当他不断拼命投身到会议和游行中，当他不停地跑了又跑时，整个期间，他的成年已经为他准备好了。这个墙皮已经剥落的朴素的小房间一直在默默地等待他，这个房间和这个平凡的女人，她的身躯终于在他和人群之间创造了一种肉体联结。
我愈是作爱，我就愈想干革命——我愈是干革命，我就愈想作爱，巴黎大学的一条标语宣称。雅罗米尔第二次刺入了红头发姑娘的身躯。成熟必须是彻底的，否则就根本不存在成熟。他久久地、愉快地跟她作爱。
帕西·雪莱象雅罗米尔一样有一张女孩般的脸，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小，他跑过都柏林的街道，不停地继续往前跑，因为他知道，生活在别处。兰波也不停地跑——到斯图加特到米兰，到马赛，到亚丁，到哈拉尔，然后回到马赛，但到这时，他只有一条腿了。很难用一条腿奔跑。
他从她身上滑下来。当他伸开四肢躺在她身旁，疲倦不堪，心满意足时，他想到他不是在两番爱的较量后休息，而是在一次长途奔跑后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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