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五年二月十五日)
同志们:
今天这个报告会是中央党校五部、六部发起的。五部、六部的同志们以及许多别的同志到延安很久了，我一次话也没有来讲过。今天就是专为五部、六部的同志们开这样的会，此外还有许多别的同志参加。
今天要讲的题目是同志们给我出的:一个时局问题，一个山头主义问题，一个审查干部问题。此外，我还想讲一点其他的问题。
一 时局问题
大家关心时局，这很好。所谓时局，有全世界的时局，有我们中国的时局。今天全世界的主要问题是什么?是几个大国能不能团结到底消灭法西斯。中国的主要问题是什么?是中国能不能团结起来消灭日本帝国主义。
关于时局问题，有些报纸特别是敌人方面经常散布谣言，说英国、美国、苏联这三个大国是不能够团结的，说他们的团结是要破裂的，说他们中间有纠纷，有矛盾，有斗争。他们中间有没有纠纷?有纠纷。从前就有过纠纷，现在还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正在开会讨论，将来也还会有。但是在所有的问题中间，有很多问题是能够取得相互一致的，能够和气解决的；当然也有一部分问题有些争论，要经过很长时间才能解决。法西斯主义者就希望三个大国不团结。还有一部分人(我们中国也有这样的人)是反苏反共的，他们早就希望英、美两国有一天去打苏联。这样的人还不少，英、美两国里头也有许多人是反苏反共的，反对他们那个地方的共产党和革命，也反对别的地方的共产党和革命。那末，三个大国的情形到底怎么样呢?可以这样说，磨擦是有的，但是团结占主要地位，占统治地位。这几个大国自从订立了条约共同反对法西斯以来，大部分问题都能解决，现在又在黑海开会[2]，我们估计有问题是可以解决的。他们能够团结，并且我们估计不但在战争时期而且在战争以后也是能够团结的，能够保持很长时间的和平。理由是什么?理由就是有一个共同敌人，打倒这个敌人是要各国人民都来参加的。苏联是大指头，是主力。你们看欧洲打法西斯，英、美两国只出了八十个师，苏联出了二百多个师。苏联出了很大的力量，没有苏联就不能够胜利。没有英、美能不能胜利?当然也不能够胜利，但是没有苏联那就更不能胜利。所以苏联是很大的力量，是决定的力量，是少不了的。
英、美两国人民比过去也不同了，现在觉悟起来了。现在四十岁以上的人，都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我们国家那个时候的政府——北洋政府，就参加了战争。那个时候全世界人民的觉悟程度怎么样?比现在就差得多，英、美两国人民的觉悟，欧洲人民的觉悟，中国人民的觉悟都是如此。那次世界大战是帝国主义战争，是反动的战争。列宁领导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反对那一次战争，而第二国际领导下的一些国家的工人政党却拥护参加那次战争的本国资产阶级政府，可以看出那个时候无产阶级的觉悟程度怎么样，应当说觉悟程度很低。无产阶级尚且如此，其他劳动人民或知识分子就更不用说了。我们中国那时候怎么样呢?很多人不知道什么叫帝国主义，不知道什么叫共产党，甚至连马克思的名字都没有听到过。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将世界历史划分为两个时代，马克思主义在全世界流行了。十月革命头一天爆发，第二天中国人民就知道了。同志们，革命行动的实际影响比理论宣传文章传播得快得多，当然，没有革命的理论，也就没有革命的行动。十月革命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七十年来马克思主义运动的结果。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主义的政党才诞生，现在已经发展到一百多万党员。从一九二一年到今年二十四年了，这二十四年中，中国起了变化，而且变化得很快。这二十四年的变化，超过了中国历史上的二千四百年，甚至超过了三千年、四千年。现在，中国人民的觉悟提高了，我看这是很好的。这几年来法西斯到处在侵略，到处在杀人，欧洲人民的觉悟也提高了，美国人民的觉悟、英国人民的觉悟也提高了。现在的一个月抵得历史上的很多年。过几个月之后，比如打到柏林，把德国法西斯打倒了，那对全世界的影响会更大的。这一点我们要看得到。由于这个原因，英、美的人民觉悟了，欧洲人民觉悟了，我们东方中国人民也觉悟起来了。因为人民一致要求打倒法西斯，结果使得各国政府不得不采取打倒法西斯的政策。那一班反动派，英国、美国、中国都有，他们反对联合苏联，但是广大人民不赞成，他们就没有办法。比如美国的选举，孤立派就吃了亏，因为孤立派分子反对同苏联合作，美国工人反对他们，所以他们就倒下来了。同样，我们中国人民的觉悟使得蒋介石国民党反苏反共的阴谋不能得逞。比如前年七、八、九三个月中，国民党宣传要解散共产党，他们说共产国际都解散了，你们为什么不解散?又说什么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等等。老百姓的态度怎么样呢?没有一个拍掌的，延安的群众开大会，发通电进行声讨，《解放日报》发表文章揭露国民党破坏团结的行为，第三次反共高潮就是这样打平下去的。
这就是说，大家都拥护英、美、苏三个国家团结，三个国家也会团结。为什么会团结?因为全世界人民觉悟了，因为这一团结现在能够保证打败法西斯，将来能够保证世界的进步。
打日本要打到哪一年终止呢?这是大家关心的问题。现在美国把菲律宾占领了，会不会在中国海岸登陆?日本是不是在几个月之后就会倒?看样子几个月它还不会倒，因为日本法西斯手里现在还有东西，它不和美国人打硬仗，留下本钱慢慢打，它就是这么一个计策。
日本占领了中国大片国土，要靠我们把它打出去，要靠我们党校的同志们毕业之后到华北、华中、华南各个根据地坚持工作，把它打出去。我们现在小米不足，步枪不足，机关枪也不足，军队还不够，根据地还不大，我们还要增加小米、大米，增加步枪、机关枪，增加军队，扩大解放区。同志们都要懂得一个道理，这就是世界上的东西，你不去搬它，它就不动。比如这张桌子，我不搬它，它不走，这把茶壶我不拿它，它不起来。日本人也是这样，要我们“请”他走，他才走的。现在我们的军队发展了，我们的解放区也扩大得很快，生产运动在各个根据地也都发展了，但是还不够，城市工作尤其不够。正是因为我们的力量还小，日本人他才不走，所以我们要准备力量。
国民党和共产党能不能够团结起来?能不能团结一致打日本呢?我们天天要求团结起来。国民党现在口里也讲要团结起来，因为他们不讲不行，但是他们心里恨我们恨得要死。我这个话是有根据的，不是乱讲的。蒋介石亲自讲过:“共产党如果不解散，我死了的时候眼睛还是睁着的。”死后眼睛还不闭，一句古话就叫做“死不瞑目”。现在周恩来同志又到重庆去了，同他们再谈判。看样子国民党是不准备真正解决问题的，说要解决问题就要照他们的办法，我们提的事情他们一样也不办，只是要我们加进他们那个政府里头去，去一两个人到重庆吃大米。我们说，委员长请你办几样事:第一条，废止一党专政。他说此事难办。第二条，成立联合政府。他说那也不行。第三条，承认各党派合法地位。他说这个可以。我们说这要看是怎样的合法，在特务制度底下说合法是合特务制度的法。第四条，我们说你那个特务机关都要不得，要取消。他说那不行，特务机关好得很。第五条，我们说有些东西要取消，就是那些压迫人民自由的命令、法律要取消。这个他也不干。第六条，我们要他释放政治犯。我们说，把张学良[3]放出来吧!把杨虎城[4]放出来吧!把叶挺[5]放出来吧!把几百几千的共产党员放出来吧!然而他有宗旨一条，叫做一个也不放。还有一条，我们说你把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兵撤走吧，包围我们边区，老百姓不高兴，你打日本没有兵力，就把你在华北、华中打我们的军队开去打日本吧!他也不干。最后一条，我们说我们这个解放区你赞成不赞成?要求你承认一切抗日军队和民选政府。这一条也是谈不好的，去年就谈过。他说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解散五分之四，也就是说，留下四个师，其他的统统解散。我们提出了八条，他一条都不办。我们说，你先办两三条或者先办三四条吧!他说一条也不办。谈判情形就是这样。
总而言之，同志们，赶走日本侵略者，要靠我们在座的同志，靠我们在西北、华北、华中、华南工作的同志们，靠中国人民多搞小米、大米，多搞步枪、机关枪，多搞军队，扩大解放区，在日本占领区组织游击队，在国民党统治区发展民主运动。做这些事就靠得住，其他的一些事情，比如英、美、苏三国的团结等，都只是条件。
时局问题就讲这些。
二 山头主义问题
大家正在讨论山头主义问题，这是一个事实上存在的问题。我们这个党是由很多部分结合起来的。所谓山头，这是中国社会的产物，是中国革命的产物。中国这个社会，人民受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压迫，因为受压迫就要革命。中国又是一个农业国家，交通很不方便。内战时期，党以及革命队伍被敌人割开了，分为一个白区、一个苏区。白区有这个省那个省，苏区有这个苏区那个苏区，时间很长，达十年之久。抗战时期也是这样，时间很长，有八年之久，也是这个根据地那个根据地。我们中国是出豆腐的，照割豆腐的办法，划了很多方块，这不是我们自己划的，是敌人给我们划的。
像我们现在这样的党校，内战时期没有办过。现在西北、华北、华中、华南、东北，全国各处大概都有在我们这里学习的。但是，我们的根据地还是被敌人分割的，不是连成一个整体的。一个地方的革命党、革命军队起来打敌人，就很自然地形成各个集团、各个山头。所以我说山头主义是中国社会的产物，是中国革命特殊情形的产物，应该承认这个东西。要消灭这个东西，需要我们开办党校来分析，来讲清楚。但是，只有在将来全国胜利了，有了大城市，到处交通很便利，报纸能够销到全国，电讯能够通到各地，开会也很方便，那个时候才会彻底消灭山头主义。现在不仅我们党校讨论山头主义，延安各个机关也在讨论这个问题。我们提倡各个机关开会，曾经在各个根据地奋斗的人、各部分军队的人开会，检讨历史，进行自我批评加以分析，其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要消灭山头，使它溶化，全党都变成一个整体。而各个部分检讨历史，要在一个前提下，就是指导思想必须是正确的，这样检讨才会有益处，才会有益无害。
什么是正确的指导思想呢?我提出几点意见，请大家讨论。
首先是从团结出发，从团结全党出发，从团结一百万党员出发，从四万万五千万人民的利益出发。我们讨论这个问题以及讨论其他任何别的问题，就是这个出发点，或者叫做立场。还有什么别的出发点、别的立场没有?没有了。为了全党与全国人民的利益，这就是我们的出发点，就是我们的立场。
第二是要分析。分析就要批评，批评自己也要批评别人。我们分析一个事物，首先加以分解，分成两个方面，找出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不正确的，哪些是应该发扬的，哪些是应该丢掉的，这就是批评。对自己的工作、自己的历史加以分析，这是自我批评；对别人进行分析，就是批评别人。被批评的时候总会有些不舒服和难过，这是正常的。现在中央有决议案，提倡大家讲话，无论是什么时候，你们凡是看到工作中间有缺点，有毛病，你们就讲。我们工作中间一定会有些毛病，要加以分析，做得正确的就要承认它正确，做得不正确的就要修正，也就是我上次在这里讲过的两条: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正确的东西就是真理。所谓真理就是在我们斗争实践中被证明了是符合客观实际的东西，它适合人民的要求，使我们取得斗争的胜利。已经被客观事实证明了是真理，那就要承认，而且要坚持；如果有人反对这样的真理，我们就要解释，就要批评。认识了的真理就一定要坚持，如果不坚持会怎么样呢?那就不得了。把真理打烂就是把中国人民打烂，把中国无产阶级打烂，把共产党打烂，革命就会失败。所以大真理也好，小真理也好，整体真理也好，部分真理也好，凡是真理都应该坚持。还有一个东西叫做错误，这就是在人民斗争中间不适合的，在斗争中间讲的话不对的，做的事跌了跤子的，写的决议案或者全部不对或者部分不对的。错误的东西应该丢掉，人民不需要的东西应该丢掉，没有理由保持下来。在实际工作中行不通的，话讲错了，事做错了，决议案写错了，就应该修正。如决议案有十条，九条不错，一条错了，那错的一条就要修改，这叫做修正错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要不要采取这种态度?要的。一个共产党员要不要这样呢?要这样的。在党校学习要不要这样呢?要这样的。这就叫做公道。坚持真理是公道，修正错误也是公道。这就是坚持真理和修正错误的辩证法。辩证法最基本的一条叫做矛盾的统一，一个统一的东西可以分为两个方面，比如对的和不对的，不承认这一条，就是不承认辩证法。如果有人认为他是不能分析的，那他就没有作自我批评的精神准备。许多同志因为没有这种准备，毫无主动性，经常是被动的。我们要提倡主动性，经常检查自己所做的事、所说的话、所写的决议，把自己做的工作加以分析，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正确的要坚持，错误的要改正。有了这样的精神准备才能办好事。我们党校就提倡这一条。党校出去的同志，都采取一致的态度，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并且到处宣传，对你前后左右的人宣传，到哪里就跟哪里的人宣传。这样，事情就好办了。当然，自己看不到的缺点、错误还很多，那就要准备请人家讲。缺点错误，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有则说之，无则不说；讲对了很好，讲出了真理；讲的不对也不要紧，言者无罪。
同志们!我们奋斗了二十四年，革命还没有胜利，这是因为我们的国家太大了。国家太大就出现一个革命的长期性。国家太大了敌人太多了，三次革命都没有胜利，北伐战争没有胜利，国内战争没有胜利，抗日战争也还没有胜利。现在到了这样的时候，就是有可能胜利。我们有八路军、新四军，有一百多万党员，这就是要胜利的条件。从客观条件(国际条件、国内条件)来说，有胜利的可能，但是还要有主观的条件。主观条件是什么?就是我们要不要胜利，我们思想上有没有准备，这是很重要的。大革命时期是怎样失败的?客观原因是帝国主义力量强大，主观原因是我们没有精神准备，思想糊涂，政策错误，就失败了。内战时期也差不多是这样，白区工作、苏区工作都没有取得胜利，客观条件是由于帝国主义力量太大，国民党力量太大，但是第一条是我们党在政治上还非常幼稚，精神准备不够。这两个时期留下了宝贝，这个宝贝就是人。第一个时期留下的人很少了，是不是还有一两千人，要调查一下。人虽然很少，但这是一堆宝贝，一不是金，二不是银，比金银还贵重。第二个时期的人便多一些了，有多少呢?现在还保存下来的党员有两万左右。第二个时期包括第一个时期有两万人或者两万人多一点，这一批人是很可宝贵的。现在我们有一百多万党员，是哪里来的?是土里长出来的，种子就是那两万多人。前两个时期我们做了正确的事，也做了不正确的事，叫做跌跤子。我们把内战时期的历史检讨了一下，有些同志还检讨了大革命时期和抗战时期，这是很好的事情。检讨的目的在于得出经验教训，不在于把责任加在个别同志身上，因为加在那些同志身上没有好结果，把同志放在磨子里头磨成粉，有什么好处呢?能不能解决问题呢?不能解决问题。
中国共产党经过多年的实践，学会了把自己做的事情加以分析，并且要从团结全党出发。从团结全党出发是第一，加以分析批评是第二，然后再来一个团结。团结、批评、团结，这就是我们的方法，这就是辩证法。如果事情没有搞好，原因在什么地方?原因就是没有照辩证法办事。邓小平[6]同志讲:事情怎么样办?照辩证法办事。我赞成他的话。你们各部分开会，检讨历史，大革命时期也好，内战时期也好，抗战时期也好，那部分也好，这部分也好，第一个出发点就是团结。讲团结那就一团和气吧，开会喊一声“团结”，再喊一声“团结”，不就完了吗?照辩证法办事就还没有完，要分析，要批评，要搞清问题，分清是非轻重。讲团结就要加上分析，并且是精密的分析，这一面看一下，那一面看一下，反复地看，思想酝酿成熟。我们有很多经验证明，搞错事情常常是因为看了这个侧面，没有看那个侧面，只听这一面的话，没有听那一面的话。人为什么要长两个耳朵，长一个岂不好吗?这很可以研究一下，我看长两个耳朵的好处是:这个耳朵听这一面，那一个耳朵听那一面。团结加上分析，对各种矛盾的意见、不对头的意见，对每个人的意见，都加以分析:或者全部是对的，只是句把话不好；或者一部分是对的，一部分是不对的；或者全部是不对的。分清是非，然后落在一个地方，就是团结。我们讲团结，是从团结全党出发，不是从团结一个山头出发，不是从团结小部分人出发。如果不谨慎，头一步走得就不对，就不是为了团结，第二步分析工作、批评工作也不很妥当，那末，落下去的地方就必然是不团结。这种情况，我们党的历史上曾经有过不少。了解这些历史很有好处，它教育了我们，使我们觉悟了，盲目性逐渐减少了、去掉了。我们有了现在这样一套正确的方法，这对于我们准备在中国的胜利，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们用这样的方法来进行学习和研究，会不会达到胜利呢?会要达到胜利的。这几年全党的工作中有一个整风，就是要在思想上准备胜利，很快我们党要开七大，也是在思想上准备胜利，准备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胜利。客观条件有了胜利的可能性，我们现在要加紧主观条件的准备。
在山头主义问题上，各位同志还要注意一点，就是你们毕业以后到每一个地方都要估计到各种情况。王震[7]同志率部南下出发时，我对他讲:第一条叫要看到光明，第二条叫要看到困难。要看到光明也要看到困难，这是辩证法，是矛盾的统一。又是光明又是困难，是不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呢?讲光明就讲光明嘛，又讲什么困难?我们党的历史上有这样的时候，只讲光明，讲不得黑暗，这不是辩证法，没有照邓小平同志的意见办事。我们讲光明，同时一定要讲困难。一九三七年、一九三八年，进抗大的学生过五关斩六将，像潮水一样涌向延安，滔滔而来，源源不断。我那时不太忙，给他们三天一小讲，五天一大讲，所讲的大都忘记了，但有一点我还记得。我说同志们从广东、广西、湖南、湖北、云南、贵州、绥远[8]、新疆，“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抗战的事是为了国家。我说清凉山上插了一面旗子，叫做新民主主义，中国要独立，要民主，要解决民生问题，这些对不对?很对。有没有希望?很有希望。叫不叫光明?叫光明，十分光明，不是九分光明。但是你们跑到延安来，幻想得很好，把延安看作天堂，这样想就错了。延安不是天堂，也不是地狱，是人间，在天之下、地之上。我一点没有讲错，正确的方法是把延安看作中国社会的一部分，这个地方有很多缺点，我对他们说了七八条，并说你们要装进头脑里去。不然三五个月后，你们毕业时就要长叹一声说:“早晓得是这样的延安，老子就不来了!”果然，后来有人写文章叫《野百合花》[9]，如此等等，那些人大概没有听到我讲这些话，或者没有听进去。以后开了文艺座谈会，这个问题讲通了。那末，怎样看延安，怎样看我们的革命根据地呢?照辩证法的方法，从整体出发。陕甘宁边区是什么地方?边区者，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革命的根据地之一也。之二晋西北，之三五台山，之四太行山，之五……，东岳泰山，南岳衡山，还有华中、华南，都有中国革命的根据地，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根据地。这样的定义对不对?当然对。在这样的定义下，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任何一个根据地采取什么态度呢?首先是万岁!就是一个万岁吗?万岁之外，思想上还要准备着任何一个根据地还有它的缺点。陕甘宁边区十年之后还会有缺点，就是全中国革命胜利了，这里还会有缺点。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已经二十多年了，三个五年计划也完成了，红军相当强大，打仗的时候希特勒都怕得很，但是他们还出了戈尔洛夫[10]式的人物。所以要有思想准备。你们出发到各地去，到每一个地方要喊万岁，九千岁都不行，因为那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根据地，做的是艰苦奋斗的英雄事业。但是同时，你们要有思想准备，准备那里有缺点，有官僚主义，人多了挤在一个小房子里，小米、大米没有那样多。还有，那6里不晓得你是团长、旅长，只晓得你有两只眼睛一个鼻子，没有说一声“团长同志请坐呀”，不很尊重，也没有开欢迎大会，让你坐冷板凳，或者你小有缺点人家话就来了。这样，你心里就容易产生一个东西，叫做气。所以同志们都要有思想准备，准备各种不如意的事，有多少封锁线，有敌人袭击，不开欢迎会，开了欢迎会掌声不够，稀稀拉拉的几个巴掌。要讲这些丧气话，但是不是只讲丧气话?不是。我讲的头一条，就是壮气话，没有专讲丧气话。但是如果只讲壮气话，只讲光明、光明、光明，而事实上有缺点，有困难，那也不行。所以要告诉同志们:不要只说丰衣足食、新式武器，不要随意开支票。对同志、对战士、对人民，要讲老实话，是则是，非则非。每一个地方都有缺点、困难，我们要事先估计到那里的缺点、那里的困难。到一个地方不要去批评人家，要采取学习的态度，在那里落下来，工作搞熟了，那里的人了解你了，然后再讲有什么缺点，这样人家就能听进去了，人家就会赞成，也会改的。要采取这样的态度，采取谦虚的态度。现在各个部分开会，领导骨干要经常商量，指导要恰当，作风要好。这一点很重要。指导恰当，运动就能胜利，会就可以开好；指导不恰当，会就开不好。
三 审查干部问题
上次我在这里讲过一次，有很多的同志没有听到，我再讲一下。
前年和去年我们进行了审查干部的工作，这个工作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曾经进行过，但没有像整风以后的最近两年这样认真来做。在这个工作中，我们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也犯了许多错误，这是两条经验。
第一条经验，成绩是伟大的，这对于我们党、对于中国人民准备胜利是有重要意义的。我们的方针有两条，即采取严肃的态度和谨慎的态度。为什么说在组织问题上我们的党区别于资产阶级的政党，也区别于小资产阶级的政党?因为像共产党这样的严肃性和纪律性，是任何其他阶级的政党所没有的。无产阶级是被压迫的阶级、手里没有权力的阶级，要从被压迫的地位、没有权力的地位求得解放，取得权力，非有严肃的纪律不可，必须坚持集中统一、思想一致、行动一致，保持党的纯洁性。’这样的党，是自有政党以来从未有过的模范党派。在整风以前，同志们都知道，我们党在思想上并不纯洁，有非无产阶级思想，主要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并且相当浓厚。现在怎么样?大有进步了。肃清了没有?还没有，还要做工作，所以党校还要办。办党校或其他干部学校的目的，就是要使我们党在思想上是纯洁的，是马列主义的；在组织上也要是纯洁的，我们审查干部就是要在组织上使我们党纯洁。这样一种严肃态度非有不可，但讲起来容易，具体采取怎样的态度时却经常会忘记这一点，似乎不大严肃也不要紧。农业社会的人在观念上反映农业社会的散漫状态，自由主义是小生产的反映。同志们，我们党在七八年中由几万人发展到一百多万人，思想不纯洁，组织不纯洁，有些坏人混进来了，不纯洁的分子混进来了。怎么办?我们在组织上应该纯洁，应该搞清楚。这两年的运动怎么样?我讲有很大的功劳，我们学会了整风、审干、审查党员，这方面有很大的成绩。有人看不到这一点，他只看到我们犯了错误，举了几十件几百件，可我知道的有几千件，拿件数来算还不能否定我们运动的性质。这个运动的性质根本上是正确的，它有益于中国共产党的团结和巩固，有益于中国人民的胜利。我们把许多问题搞出来了，这是一条经验，有了这条经验，将来我们出去，每个人都可以去做建设党的工作，去整理我们党的组织使它纯洁，整理我们同志的思想使它纯洁。一百多万党员中，抗战爆发以后加入的占九十多万。这就发生了一个问题，我们要不要胜利，要不要在全国胜利?如果要的话，就要有一个有纪律的、思想上纯洁的、组织上纯洁的党，合乎统一的标准的党。《联共党史》结束语第一条讲要有一个党，要有什么样的党呢?不是社会民主党，而是有革命作风的共产党。我们要看到成绩，这一条经验对于我们全党的作用是很大的。
第二条经验，就是犯了错误，拿件数来算就很多。党校就犯了许多错误，谁负责?我负责，因为我是党校的校长。整个延安犯了许多错误，谁负责?我负责，因为发号施令的是我。别的地方搞错了，谁负责?也是我负责，因为发号施令的也是我。但是，同志们，对这条错误的本身要加以分析:一个叫做坏处，一个叫做好处，坏处是犯了错误，好处也是犯了错误。在审查干部中，搞清了一些人是同志，或者是特务、叛徒，或者是自首分子，或者是其他党派分子，这些人搞清了，很好。我们对这些人要和气，和他们团结，他们自动讲出的也好，被逼出来的也好，只要讲出来，我们就欢迎，帮助他们改正错误我讲的话是算数的，发出去的支票是要兑现的。一个支票——一个不杀，这一条兑现没有?还不是兑现了!现在如果口头讲一个不杀，结果杀了两个，那岂不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的确我们是一个也没有杀。要分清是非轻重。是则是，是特务、叛徒、自首分子、其他党派分子，怎么办呢?团结他抗战。人家现在愿意抗战，过去走错了路，现在不再走，就算了。我们宣布这一条，主要是帮助这些走错了路的同志。因为党过去有很多缺点，人家害怕，不敢讲，就没有讲，现在讲出来就很好。对于戴错了帽子的，把非当做是的，怎么办?非则非，取掉帽子，赔一个不是。党校也搞错了一些同志，如果在座的有这样的同志，我赔一个不是。那末，被戴错帽子的人应取何种态度呢?当着我们给他戴帽子的时候，他应该生气吧!他想我不是特务、叛徒为什么给我戴上这种帽子?乱戴一顿，这样对不对?这样不对。现在我把帽子给你拿下来，赔一个不是，你应该采取何种态度呢?你应该还我一个礼吧!现在我向你敬礼，你不还礼，我的手放不下来。同志，过去把你当特务、叛徒，不是当同志，我们搞错了。本来这种愤怒之火要向着敌人而不是向着同志，可是结果是向着了同志，这叫做错了。但是，开始的动机、目的是向着敌人，整个运动的方向是向着敌人，不是向着同志，因此凡是戴错帽子的都取下来。所有这些被戴错帽子的同志，你手中有理，你有道理，我们没有道理，所以你在这点上应该把心安下来。同志们，在我们党的历史上，给人戴错帽子取下来的事有没有?有。但是像我们去年采取的那样的态度，过去就很少，过去搞错了把帽子取下来就不理了。所以我说，在审查干部工作中，对被搞错了的人承认错误，赔一个不是，这是我们的进步，是我们全党的一个进步。我们对人民讲的话，作出的决议案，制定的这样那样的政策，都是这样，凡是搞错了的，都要修正错误，赔一个不是，老老实实地赔不是。我们要有这样的态度。这叫做什么态度?自我批评的态度。斯大林写了一本书叫《列宁主义概论》，讲列宁主义的方法论有四条，其中有一条就是自我批评。我前面讲的山头主义问题，讲来讲去就是讲自我批评这个方法。团结、批评、团结，第二个步骤就是批评和自我批评。中国革命要胜利，我们就要采取这种态度。犯错误本身有两个方面:第一是犯了错误，不好。第二是犯了错误之后又会变成经验，比如以后再来审查干部，双方都有了经验。给别人戴错帽子的同志，因为犯过错误，以后再给别人戴帽子时，就会比过去谨慎。被戴错帽子的同志，以后给别人戴帽子时，也会谨慎，因为他吃过亏。将来我们到北平、上海、南京再去审查干部，做反奸工作时，就会好得多。所以，我说是两条经验:一个是成绩，一个是缺点，这两条都有用处，成绩要发扬，错误要修正。我们采取严肃态度和谨慎态度，这是两条战线的斗争。严肃态度是反对右倾，不严肃就是右倾、自由主义；谨慎态度是反对“左”倾，不谨慎就出乱子。
我要讲的主要问题讲完了。
上次我在这里讲到各部分革命团体，讲到一方面军、二方面军、四方面军，每一方面军里头又有各个部分，其中讲得不完全，还有一个十五军团讲漏了。在我报告以后，有一个同志写信给我，说十五军团从前有过很大的牺牲，应该讲到它。今天我想补充讲讲那天没有提到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关于南方、北方问题。这个问题我早已注意到了，那天忘记提了。现在在西北、华北、华中这三个地方工作的同志，大体上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外面来的南方人，一部分是本地人。这个问题为什么要提一下?因为要使得我们的同志注意这个问题。这个问题的性质就是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的关系，军队干部与地方干部的关系。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军队干部与地方干部，在抗战时期发生乱子和磨擦的很多，是一个普遍的现象。我想外来同志首先要有一种认识，要认识陕甘宁边区和华北、华中各地的本地同志们的功劳和他们的长处。我过去没有讲清这点，没有很好分析，也不怪那些同志。整风后我才讲这个问题，综合了好多经验。南方的同志，在西北，在华北、华中，现在还活着的不到二万人，他们有很大的功劳，北方的同志、本地的同志应该感谢他们，西北的人民，华北、华中的人民，应该感谢那些南方的老布尔什维克。中国革命长期在南方发展，到了抗战时期才转移到了北方。太平天国、辛亥革命、北伐战争、土地革命主要的都是在南方，南方是很光荣的。但是同志们，这些革命都失败了，太平天国失败了，辛亥革命失败了，北伐战争失败了，土地革命失败了，都失败了。又有光荣，又有困难，还是讲两方面。南方有老布尔什维克，北方也有老布尔什维克，并且也不很少，陕甘宁边区就有，华北也有一大批，陈毅[11]同志讲华中也有。南方的老布尔什维克，不要以为“只此一家，别无分号”。我们要认识这个陕甘宁边区，它有缺点，叫做“地广人稀，经济落后”，但是只有陕北根据地保留下来了，其他的根据地都丢了。陕甘宁边区的作用非常大，我说它是中国革命的一个枢纽，中国革命的起承转合点。长征结束以后，起是从这个地方起的，转也是从这个地方转的。万里长征，脚走痛了，跑到这个地方休息一下，叫做落脚点。我们不是要永远住在这里，这个地方是落脚点，同时又是出发点。你们等两天就要走，将来中央也要走。抗战以来，我们的队伍除新四军外，都是从这里出发的，最近王震又是从这里出发的，戴季英[12]也是从这里出发的，北方的队伍都是从这里出发的。在北方，在华北，也有革命好多年的党员，像彭真、薄一波[13]，当然还有很多，他们在班房里头同敌人斗争了许多年。在北方、在华北的地方党也发动过一些暴动，虽然是失败了。许多同志经历过三个时期，即北伐战争、国内战争、抗日战争。听陈毅同志讲，华中也发现当地有这样的同志，特别是苏北、苏南。这个问题为什么要提一下?就是我们的同志应该看到这个问题，外来的同志应该看到这一点。不但南方是光荣的，我自己是光荣的，华北也是光荣的，华中也是光荣的；不但一方面军是光荣的，二方面军是光荣的，四方面军是光荣的，陕北红军也是光荣的。各部分里头的每一部分都是光荣的，是不是有一部分就高一等，有一部分就矮一等，我看不高不矮都光荣。南方、北方也不高不矮都光荣。抗战时期入党的有九十几万人，这应当引起几万外来干部的注意和重视；同时，这九十几万人应该感激这几万人，因为他们教会了我们关于战争这一套经验。
第二个问题，关于大后方党的问题。大后方党大概有十万人，是周恩来同志、董必武[14]同志还有在座的许多同志他们负责领导的。在前年审查干部的时候，有的同志觉得那些地方的党不大靠得住，“红旗政策”[15]很多。根据去年甄别的结果，事实上证明也应该是两条:首先应该采取严肃态度，因为在国民党统治底下，有坏人混进来破坏我们，一些坏人混进来了，一些不纯洁的人混进来了，我们今天应该承认这一条。第二条不可夸大，切记不可以为多得了不得。究竟有多少?现在还无法计算，等将来全国胜利后才能搞清楚，但是估计可以作，十万人里头大多数应该说是好的，不是特务。为什么这样讲?因为在那里大批的是农民同志，国民党就是在被它破坏了的地方，对他们也不大注意，我们又采取疏散的方针，到处散了，一盘散沙，所以就能隐蔽下来，就可以不被破坏或者少被破坏。此外，还要估计到国民党的官僚主义，不要把国民党看得神乎其神。我们对自己内部要搞清楚，大体上是这样两条:一条承认地方党有问题；一条承认大多数的同志是好的，是没有问题的，是纯洁的，少部分是不纯洁的，有问题的。这样的估计应该作出来。应该讲南方工作的同志有成绩，总的说来在抗战期间有成绩。在战略方面来说，只有根据地也不行，要有三个方面——解放区、沦陷区、大后方，三位一体，缺一不可。
最后，关于白区工作问题。这个问题我从前没有想到，那天陈毅同志告诉我有这样一个问题，他提得很对。从前我们批评内战时期白区工作的领导路线有问题，有某些时候应该说是有错误，因而使白区工作受了很大的损失。过去说损失百分之百，现在看没有到那样的程度，还剩下一些，大部分是损失了。领导路线是错误的，应该受批评。批评的目的，是为了今后好好地工作，不要再犯那样的错误，并不是说所有在白区工作的同志、干部没有功劳。这就像南方根据地丢掉了，并不等于说红军战士和干部、地方同志和干部他们没有功劳，没有艰苦奋斗、英勇牺牲一样。白区工作的同志中，没有坐过班房还活着的、没有坐过班房牺牲了的、坐过班房还活着的、坐过班房牺牲了的这几部分人，他们为党为无产阶级作了英勇斗争，他们拿着命去拼，因为这样才坐了班房，少数侥幸逃脱的没有坐班房，应该估计到他们斗争的成绩。
这三个问题，因为上次没有讲今天补充一下，我想讲的问题就是这些，完了。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讲话记录稿刊印。
【注释】
[1]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党校的报告。
[2]指克里米亚会议，又称雅尔塔会议。一九四五年二月四日至十一日，苏、美、英三国首脑在苏联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举行会议，协调最后击败德国的军事计划，讨论欧洲的战后安排和对日作战等问题，秘密签订了《苏美英三国关于日本的协定》（即《雅尔塔协定》），并发表了《苏美英三国克里米亚会议公报》。
[3]张学良，见本卷第144页注[16]。
[4]杨虎城（一八九三——一九四九），陕西蒲城人。曾任国民党军第十七路军总指挥，西安绥靖公署主任。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和张学良一起发动西安事变，次年六月被迫“出洋考察”，十一月回国后被蒋介石长期囚禁，一九四九年在重庆被杀害。
[5]叶挺，一九三七年十月起任新四军军长。一九四一年一月在蒋介石发动的皖南事变中被扣押。
[6]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代理书记、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政治委员。
[7]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上旬，王震、王首道率八路军南下支队从延安出发，王震任司令员。
[8]绥远，即绥远省，一九五四年撤销，原辖区划归内蒙古自治区。
[9]《野百合花》，见本卷第121页注[4]。
[10]戈尔洛夫，是苏联剧作家柯涅楚克在话剧《前线》中塑造的苏联卫国战争期间一个前线总指挥，他脱离实际，不肯学习新知识，又好摆老资格。
[11]陈毅，当时任新四军代理军长，这时正在延安准备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12]戴季英，一九0七年生，湖北黄安（今红安）人。一九四四年十月被任命为八路军河南军区政治委员，同司令员王树声从陕北率两个团及大批干部进入河南，建立河南人民抗日军。
[13]彭真，一九二三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九年任中共顺直省委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同年六月被捕，一九三五年出狱。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书记、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中共中央组织部代理部长等职。薄一波，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太原地委组织部部长，一九二九年被捕，一九三六年出狱。抗日战争时期，任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第一总队政治委员、中共太岳区委书记、中共中央太行分局副书记等职。
[14]董必武，当时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副书记兼宣传部部长、统战部部长。
[15]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特务机关曾开办和组织一些伪装进步的报社、书店及文化团体，甚至组织假共产党，诱捕进步青年和共产党员，迫其自首，再让他们加入或留在共产党组织内部充当内奸，同时又派遣干探，以“左”的面目混入共产党机关内潜伏，伺机破坏。国民党的这种反共策略被称为“红旗政策”。在延安整风审干期间，曾出现过对这方面的敌情估计过于严重，反“红旗政策”扩大化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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