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四年三月二十二日)
今天想把文化教育问题和同志们讨论一下。这个问题我也没有深入研究，只是听到一些不多的材料先来讲一讲，开一个头。这次陕甘宁边区高干会议讨论的问题有好几个，文化教育问题虽然没有列入议事日程，但是我想今年冬季再开高干会议的时候，应该把它作为一项议程，而且应该作为一项重要的议程。
最近这几年陕甘宁边区的工作有很大的成绩，特别是去年一年边区的生产更有成绩。今年如果老天下雨，具备了自然条件，再有这次高干会议作了思想准备，工作更会做好。拿环境来说，今年比去年好，磨擦仗大概是不会打了。罗斯福[2]不赞成我们中国打磨擦仗，那位蒋委员长也不想打，我们更不想打，大家都不想打，自然就打不起来，所谓“和为贵”。边区现在就是在这样一个环境下面。我们的口号老早已经提出来了，就是战争、生产、教育。在敌后我们同日本帝国主义打仗，同时还可以进行建设，进行生产，也可以办教育。边区在没有战争的条件下，直接的任务就是生产和教育两项。军队也有教育，有政治教育、军事教育、文化教育，今年冬季要来一个大练兵。早几年，陈学昭[3]刚来边区的时候，她看边区建设这样也不好，那样也不好，就说共产党搞军队有办法，建国就不大行。这是三年前讲的话。这个话对不对呢?我看这个话讲对了。我们在政治上、军事上有些办法，但是在生产建设上那个时候办法的确是比较少的。大家想一想，三年以前生产成绩在哪里?如果生产搞得好，《野百合花》[4]也许不会写出来了。三年以前大家的伙食不好，病人也很多，据说鲁艺[5]上课有一半人打瞌睡。大概是小米里头维他命不够，所以要打瞌睡。
我们党在内战时期和抗战初期学会了打仗，学会了战争。在政治、军事这两门上我们比较会，当然还有毛病，但对这两门比较熟习一些。至于对经济、文化这两门，就不大熟习。我们也搞过经济，因为不搞经济，仗也没有办法打。要能够打仗，首先要有饭吃，过去能够打仗，也是因为搞过一点经济。过去中央苏区也搞过文化，比如有海军舞，在座的同志也有看过的，也有识字组，办过报，办过学校，但不能说全党都学会了，因此也不是很有成绩。说到老百姓，现在陕北还有一部分人吃得很差，还有许多人粮食不够，丰衣足食在边区还是一个目标，只有一部分人达到了。但是去年这一年，生产走上了轨道，经济走上了轨道，这是大前提、新的东西。今年高干会议的议事日程中有财政经济问题，这是因为经济虽然走上了轨道，但是我们还没有完全学会，还要继续学。
这次会议文化问题还没有提到议事日程上。我们边区的党部、政府甚至某些管理机关，如某些宣传机关，在议事日程上还没有把文化教育问题提出来，还有同志不晓得在这些方面要做什么事情。比如县和区一级的宣传部，听说有的知道了，做得还好，有些就不晓得如何做。现在就是这样一种情况，对军事、政治比较会，对经济、文化不大会。经济、文化如果不会搞，那会怎么样呢?如果不会搞，这个共产党就没有多大用处。用处也有一点，就是善于破坏旧的东西，善于打击敌人，能够把敌人打败，但是很大的用处就没有。因为你不学会经济、文化，就不能使人人吃饱小米饭，老百姓就会没有猪肉吃，又不识字，又不会闹秧歌。现在秧歌也有一点，但如何普及还是一个问题。在文化方面还有很多事要做，要搞识字组，搞唱歌，搞春联，等等。因此，经济、文化这两门不学会就不好。
在内战时期、抗战初期，甚至于现在，在我们一些同志中间还有一种思想，就是认为政治、军事是第一的，经济、文化是次要的。这样一种看法有没有理由呢?的确，政治、军事是第一的，你不把敌人打掉，搞什么小米、大米，搞什么秧歌，都不成，因为还有敌人在压迫。在敌人压迫下，你还能搞什么学校，搞什么生产呢?所以打敌人当然是第一的。这样一来，做打敌人工作的人就有名誉，就吃得开，搞小米的人、搞秧歌的人就吃不大开，开会不会坐首席，选举主席团也没有他们的位置。不把敌人打掉，搞小米、搞生产搞不起来，因此把打敌人的工作放在第一是应该的。但我们应该知道，政治是上层建筑，经济是基础。政治好比就是这个房子，经济就是地基。我们搞政治，搞政府，搞军队，为的是什么?就是要破坏妨碍生产力发展的旧政治、旧政府、旧军队。日本帝国主义占了我们的地方，我们还有什么生产力可以发展?这是妨碍生产力发展的。妨碍生产力发展的旧政治、旧军事力量不取消，生产力就不能解放，经济就不能发展。因此，第一个任务就是打倒妨碍生产力发展的旧政治、旧军事，而我们搞政治、军事仅仅是为着解放生产力。学过社会科学的同志都懂得这一条，最根本的问题是生产力向上发展的问题。我们搞了多少年政治和军事就是为了这件事。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也主要是讲的这件事，讲生产力在历史上是如何发展起来的。至于文化，它是政治、经济的反映，又指导政治、经济；它反映军事，又指导军事。今天我们边区有两种秧歌:一种是老秧歌，反映的是旧政治、旧经济；一种是新秧歌，反映的是新政治、新经济。有一个秧歌叫《赵富贵》，还有一个秧歌叫《张治国》，听说在吴起镇演出后，警三旅有一个士兵把自己的手捆起来，跑到连长那里请求处罚。为什么要请求处罚?他说“我想开小差，不但自己想开小差，还想组织别人开小差”，还讲出在他棉衣里缝了多少法币。他要求处罚。他自己讲出来了，当然也就不处罚了。这就是我们的文化的力量。早几年那种大戏、小说，为什么不能发生这样的力量呢?因为它没有反映边区的政治、经济。过去，成百成千的文学家、艺术家、文化人脱离群众。开了文艺座谈会以后，去年搞了一年，他们慢慢地摸到了边，一经摸到了边，就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所谓摸到了边，就是反映了群众的生活，真正地反映了边区的政治、经济，这就能够起指导作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政治、军事的力量，是为着推翻妨碍生产力发展的力量；推翻妨碍生产力发展的力量，目的是为着解放生产力，发展经济。经济是政治、军事的基础，政治、军事是上层建筑。地基是经济，根本目的也是发展经济。政治、军事之所以放在第一，是因为如果没有它们，生产力得不到解放，就没有可能谈其他问题。文化是反映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的，但它同时又能指导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文化是不可少的，任何社会没有文化就建设不起来。封建社会有封建文化，封建文化是宣传封建主义的道理。资本主义社会也有资本主义的文化，资本主义社会如果没有文化，也没法建立起来。现在中国还不是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不占优势，所以中国的文化也是很弱的。在真正的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文化提高了生产技术。现在我们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性质是资本主义的，但又是人民大众的，不是社会主义，也不是老资本主义，而是新资本主义，或者说是新民主主义。这个社会没有文化也不行。比如组织了变工队[6]需要记账，组织合作社也需要记账，这就需要文化。一个村里组织变工队，至少要有人能写村里人的名字。总之没有文化就不行。过去北伐时期，新军队比旧军队好，同建立黄埔军校[7]就有关系。当时黄埔学生大部分是青年学生，这些青年有革命热情，又有知识，他们有了文化，其他军队就比不上。革命军队除了要有革命精神，没有知识也不行。如果军队没有知识，文化、政治水平不提高，那末这个军队的质量也不可能提高。
现在我们的边区发展到怎样的情况呢?我看如果不发展文化，我们的经济、政治、军事都要受到阻碍。现在我们是被拖住了脚，落后的东西拖住了好的东西，比如不识字、不会算账，妨碍了我们的经济、政治、军事的发展。假如我们都能识字，文化高一点，那我们就会更快地前进。所以我提议，从现在起，我们就要提出发展文化这个问题，请大家考虑考虑，调查研究一下。到今年冬天，我们开一个会展开讨论，搞他十天八天，明年就会搞得好些。我们来一个五年计划，去年算一年，今年是第二年，在这五年中间，使陕甘宁边区一百四十万老百姓，加上党政军十万人，一共一百五十万人，统统把文盲消灭掉，把边区人民的文化提高到一个必要的程度。怎样才能做到呢?我看这里面大致有四个问题:报纸、学校、艺术、卫生。现在分别来说一说。
第一，关于报纸。
现在高级领导同志，甚至中级领导同志都有一种感觉，没有报纸便不好办事。饭来了，报来了，他们有些人是先看报，后吃饭。有一位本地工农出身的同志告诉我，他就是先看报的。假使每个县上这样的工作同志增加到十五人至二十人，那我们的工作就会做得更好。《解放日报》在边区已成为一个组织者。没有《解放日报》，在这样一个人口稀少、地域辽阔、在全中国算是经济文化很落后的地区工作，是很困难的。有一个《解放日报》，就可以组织起整个边区的政治、文化生活。还有《边区群众报》，发行更广，看的人更多。现在边区还有许多地方报纸，是各地委办的，我看到的有关中、绥德的报纸，陇东、三边[8]听说也有。关中、绥德两个地区的报纸似乎还不错，新闻编写得都很好。这些地方报纸之所以需要，就是因为仅仅有一个《解放日报》、一个《边区群众报》还不够，他们那里出一个报纸，反映情况可以更直接、更快些。我想这是好的。我们地委的同志，应该把报纸拿在自己手里，作为组织一切工作的一个武器，反映政治、军事、经济并且又指导政治、军事、经济的一个武器，组织群众和教育群众的一个武器。要以很大的精力来注意这个工作，使它一年比一年进步。我们的各旅是不是都有报纸?我知道关中的那个旅[9]有，三五九旅也有，听说有些团也有。各县还没有。可不可以在各县也办一些报纸?这点还毫无经验，究竟需要不需要?有些地方我看不需要，比如延安，因为《解放日报》、《边区群众报》就在它这里出版。有些离延安远的县份是不是需要?比如有些县委可以出一个油印报纸，请一位知识分子负责，定期也好，不定期也好，从编辑到发行，包括刻钢板，一个人就差不多了。各县的报纸登些什么呢?比如我们这里出了一个申长林[10]，就把他的事迹登上，有一个陈德发[11]也可以写进去，不必专等延安的《解放日报》。这个事情同志们可以考虑一下，当然也不要以为这是杨家岭开了会的，于是就发命令要大家都办，如果不需要就不办，也可以先从一两个县办起来试一试。
过去我们学会了一种工作方式，就是开会。这个方式各处盛行，多年以来我们就没有放弃过这种工作方式。如果你们再把办报这种工作方式采用起来，那末许多道理和典型就可以经过报纸去宣传。现在我们要学会这种工作方式。现在我们边区，开会是最重要的工作方式，报纸发出去就可以省得开许多会。我们可以把许多问题拿到报纸上讨论，就等于开会、开训练班了，许多指示信可以用新闻来代替，所以报纸可以当做重要的工作方式和教育方式。墙报也算是一种报，办墙报也可以当做重要的工作方式。但是我们还不会使用它，还拿不出一种轰动全城的革命墙报，吸引全延安的人来看。我想一个伙食单位，比如说有一百个人，就可以出墙报一张。这里总有一个首长，他就要把墙报当做自己组织工作、教育群众、发动群众积极性的武器，自己写社论。现在有些墙报办得不好，只有写文章的人才看。可不可以开个墙报会议?假如现在有两百个机关有墙报，每一个墙报来一个编辑，来一个首长，开一个四百多人的会议。这个会一定要首长参加。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墙报才能办得好。要把墙报办得又有革命的内容，又生动活泼，成为组织各机关工作的一种工作方式。
这样来办报，全边区可以有千把种报纸，这叫做全党办报。一个机关也可以办报，党员非党员都可以参加，这叫做党与非党联盟。这样一来，我们的报纸可以起很大的作用。过去在这一点上注意不够，现在要各机关首长负责，把报纸当做自己很好的工作方式。我们有很多的政治、经济工作，如果办好报纸，就可以使这些工作做得更好。
第二，关于学校。
昨天报上登了一个消息，是关于延安市完小的消息[12]。这是一条很好的新闻，有这样一条新闻，比我们讲好多话还起作用。因为这个完小已经做出了实际成绩，应该把它传播到全国去。这个小学办得很好，过去我们有许多小学办得不好，群众不欢迎，我们硬要办，这是命令主义。从前我们杨家岭有一个教员，教了年把，我问他你讲的课人家懂不懂，他说听是听不大懂，但是还要讲。我说，我们共产党要学会一个办法，就是人家不听就不讲了。教育厅开了会，说学校要归民办，我想这样很好。乔木[13]同志对我讲，学校要村办才好。听说陈德发那个乡有二十五个自然村，一个乡只办一个小学，学生读书要走几十里路，很不方便。昨天报上还有一条消息，说锁家崖村要办一所小学，采取一年三学期制，农忙时放假，学生帮助家里耕作。这样，一面读书，一面帮助家里做事，同时也就没有变成公家人的危险。在乡村里，一个村办一个小学是比较方便的。如果一个乡办一个小学，娃娃读书要寄宿，寄宿要交粮食，在家里吃饭六七斗便够了，交学校要一石三斗，学的尽是些九州万国，不从农民的实际需要出发，又有变成公家人的危险，这是不妥当的。变成参加革命的公家人，是一个自然的过程，这好比民兵变成游击队、游击队变成正规军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一样。现在有些不自然，参加工作，脱离生产，好像从他身上割下一块肉，很突然。关于教员问题，我们也可以想法子解决。可以组织识字组。边区过去也搞过识字组，但是失败了，我想实际上是没有做。好像从前提出要增加四十万石细粮一样，高干会议以前提出的，但究竟如何增加，没有哪个管。而前年高干会议[14]提出增加八万石细粮，结果增加了十六万石，因为去年一月初报纸上出现吴满有[15]的按家计划，建设厅把他找到，开了三天会，搞清楚了一个吴满有，才晓得边区能增加多少万石，用什么办法增加。组织识字组，从前所以失败我看是因为没有具体领导，也因为群众的生产运动还没有发展。现在情况不同了，群众有了这个要求，我们的工作方法也有了进步，我们来一个号召，就可以逐步推广。我们大体上有这样一个计划，就是说边区三十五万户，一百四十万人，十年之内消灭全部文盲。一天识一个字，一年三百六十五天识三百六十五个字，十年识三千六百五十个字。十年又可以分作两个五年计划，一个五年计划识两千字左右，如果能够识两千字，就接近消灭文盲了。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提出一百四十万人在五年之内都可以看《边区群众报》。即使再推延五年，十年之内人人都可以看《边区群众报》，也可以。我们共产党是以有雄心著名的，在十年之内，我们要使老百姓人人都可以看《边区群众报》，有三分之一的人能看《解放日报》。一百四十万人的三分之一能够看《解放日报》，《解放日报》就要印得很多，到那时候恐怕要办很多造纸厂。过去吃的是窝窝头，穿的是破烂，冷得要死，哪里还能搞什么识字组?现在不同了，我们生产有了进步，今年再搞上一年，文化工作就应该提出来了。我想今年冬季要搞他一下，因为现在群众要求这样做，比如可以来一个三四个月的冬学。春季夏季是不容易搞的，因为人家忙得要死，要上山种地。今年冬天来一个发动，打下一个基础，明年就会有更大的发展。提高文化，消灭文盲，要靠识字组。当然这也要以自愿为原则。开始不妨组织一两个组，约一些人识字，识字当然比不识字好，于是识字的人就神气。再评选几个模范出来，奖给他们几块手巾，字也识了，手巾也有了，搞他两年就可以搞成一个风气。
什么人教呢?就是老百姓教老百姓。现在我们的部队是官教兵，兵教兵，兵教官。去年一些干部在延安训练了五天就回去练兵，一个连有一百多人，其中总会有一个好汉，干部和他比一比，不一定比得过他，就可以让他出来教。识字组也可以民教民，认识十个字的就可以当组长，认识一百个字的就可以当委员长。
我们还要编一些书，搞一些关于生产知识等方面的书，作为教材。学生要学会打算盘，学会写信，学会记账，学会写路条。这样他家里的人一看，到完小读了几天书回来，什么都行了，很好。这比从前的学生好，我们那个时候从学校里一出来，就自以为是，个人突出，神气十足。
另外，我们还要提倡父慈子孝。过去为了这件事，我还和我的父亲吵了一架，他说我不孝，我说他不慈，我说应该父慈第一，子孝第二，这是双方面的。如果父亲把儿子打得一塌糊涂，儿子怎么样能够孝呢?这是孔夫子的辩证法。今年庆祝三八妇女节，提出建立模范家庭，这是共产党的一大进步。我们主张家庭和睦，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双方互相靠拢，和和气气过光景。
小学现在决定民办的方针，这很好，此外还有公家办的。由政府办的高级一些的中学、师范学校现在有六个，边区一百四十万人口有六个师范学校和中学，这是历史上空前的事情，是在共产党的时代才发展的。绥德、米脂一带，历来教育就发展，现在比过去也许还差一点。至于三边、陇东就大不相同，三边有了师范学校，这是一大进步。现在把权交给专员公署和地委，你们就要管，而且还要管得很好。
在教学方法上，教员要根据学生的情况来讲课。教员不根据学生要求学什么东西，全凭自己教，这个方法是不行的。教员也要跟学生学，不能光教学生。现在我看要有一个制度，叫做三七开。就是教员先向学生学七分，了解学生的历史、个性和需要，然后再拿三分去教学生。这个方法听起来好像很新，其实早就有了，孔夫子就是这样教学的。同一个问题，他答复子路的跟答复冉有的就不一样。子路是急性子，对他的答复就要使他慢一些；冉有是慢性子，对他的答复就要使他快一些。听说去年延安办了个把月的训练班，把各乡乡长、支部书记集中起来训练，教什么呢?教去年《解放日报》七、八、九三个月登载的一些材料，以及《国共两党抗战成绩之比较》。教这些东西要得要不得?要得，特别是《国共两党抗战成绩之比较》，更有教育意义。但是，仅仅是这几条就还不够，到农村里只会讲抗战成绩的比较是办不了事的。应该教给他们工作的方法，使他们懂得一个支部书记、一个乡长应该如何工作，使他们晓得工作的方式方法不能总是老一套，而是根据当前的情况如何做工作，如何当乡长，如何当支部书记。至于延安的学校，如中央党校、延安大学、行政学院也要着重联系实际。从中央党校、延安大学、行政学院一直到每一个村小学，都要做到这一点。听说两个宣传部[16]都注意了这个问题，那很好。现在的教育，一个是普通教育，包括社会教育、识字教育；再一个是干部教育。有了这两种教育，就可以把整个边区变作一个大学校，每一个乡就是一个学校。所有的老百姓和干部都在这个大学校里学习生产，学习文化。几年之内，边区的群众文化就会比其他地方都高，比武汉、重庆等一些大城市都要高。只要好好搞，五年到十年就可以搞得很好，就会有一个很大的进步，就会有很大的发展，这绝不是空话。
第三，关于艺术。
秧歌是一项，还有春联、歌曲、年画。
杨家岭的秧歌队去安塞演出几天，解决了一个基本问题。以前外来知识分子和本地老百姓有隔膜，这次杨家岭的秧歌队在安塞演出时，有几个劳动英雄也参加进来，和秧歌队一起跳起来了。我看这就很好，劳动英雄们感觉到你们秧歌队是歌颂他们的，消除了隔膜。《解放日报》昨天登了周扬的文章[17]，这篇文章是谈秧歌的，值得一看。秧歌现在还没有普遍化。延安今年看秧歌看腻了，但全边区的老百姓还没有看够，一个秧歌剧他们要求演三次。所以我看秧歌队可以多组织一些，这个新秧歌队一个乡可以搞他一个，搞新的内容，一个区搞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不加限制，今年冬天就要这样搞。这是我的设想，不是规定了的，同志们可以考虑。我想延安的知识分子在今年农历十月，应该纷纷开会研究怎样下去调查和工作。杨家岭妇委的同志学纺纱，只学了两个星期，到了乡下妇女就欢迎得很。你不学这个本领，想要组织妇女，怎么行呢?你说你革命，那就要学本领。今年冬天，延安学校里的知识分子都下去，做群众工作，帮助群众演秧歌、办冬学、办训练班、订按户计划等等，做三个月工作，真正学习本领。我看这些人要解放一下，每年都可以实行这个制度。这既可以作为放假旅行，又可以作为上边区课。这里有一个条件，就是去了是要帮助群众，不要去妨碍群众。过去我们做了很多蠢事，就是妨碍人家纺纱，妨碍人家带娃娃。你们这回下去，就要“看菜吃饭，量体裁衣”。
边区有三十五万户，每家都挂起有新内容的春联，也会使边区面貌为之一新。两个宣传部的同志要把这个问题研究一下。写春联就要编几个本子，要搞新的春联。新春联是群众的识字课本和政治课本。三十五万副春联，内容大体相同，文字可以不同，这是群众文化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不是也搞几个歌子来唱一唱呢?比如说搞他三五个歌子，使得一百四十万人民都能够唱，并且懂得它的意思，我看这也是一种学习，也是一种消灭文盲的办法，和春联的道理一样。此外还可以搞年画。
总之，我们的艺术要搞几样确实为老百姓所欢迎的东西。现在老百姓连好的春联都没有，我们还只是谈提高，这只能是空谈。现在边区的主要问题，还是一个普及问题。群众艺术生活太贫乏了，我们做文艺工作的同志要从多方面努力。
第四，关于卫生。
卫生问题是边区群众生活中一个极严重的问题，现在也把它放在文化问题里面讲一讲。今年的春节宣传，包括总卫生处在安塞演出的秧歌，证明老百姓是欢迎新文化的。边区群众中的迷信现象，现在比从前少多了，但是还不能消灭，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医药卫生工作还不普及。群众没有旁的方法战胜疾病、死亡的威胁，只有相信神仙。现在延安只有三个医院，而延安有多少人呢?党政军三万人，老百姓一万四千人，享卫生医疗之福的人还不多。至于边区其他一百三十多万老百姓，则根本没有人管。现在应该把医药卫生的知识和工作大大推广一下，想办法在每一个分区训练一些医药人才。或者是各分区送人来延安学习，或者是延安派人去训练，我看都可以。这件事情，各个地委、各个专员公署、各个分区都可以订一个计划，在五年到十年内，做到每个区有一个医务所，能够诊治普通的疾病。至于药品问题，边区应该发展这方面的工业。普通的药尽量自己制造，必要的还可以到边区以外去买，为了人民的福利当然可以到外边去买。我们的经济发展了，争取出超就可以到外边去买。宣传卫生，就应该给群众治病。在五年到十年之内，我们要求得在科学知识普及方面的进步，医药卫生应该放在我们的计划里，和生产计划同时并进。
我们希望人口发展，科学进步。这个问题在早两年讲，也是办不到的，但是现在已经有这种可能了。当然党也要注意，有这个可能条件，就要把问题解决了，这样可以破除迷信，使老百姓不敬菩萨。从前我从长沙到上海，乘的船有两种，一种是洋船，一种是木船。洋船他们不敬龙王菩萨，坐洋船的人也没有关心敬龙王菩萨的。但是木船他们就要敬龙王菩萨，龙王菩萨是他们的“保险公司”，木船是容易翻船的，为了避免翻船，他们不得不投一笔钱到龙王菩萨这个“保险公司”里去。所以要老百姓不敬神，就要有科学的发展和普及。科学不发展、不普及，敬神在他们是完全需要的。如果多有几个阿洛夫[18]这样的人物，当然就没有人再敬送子观音了。有了科学知识，迷信自然就可以打破，没有这一着，他还是要迷信的。
我今天就讲这几件事。如果共产党在边区把这几件事办到，各个系统都改进自己的工作方式，一天一天、一年一年地进步，如果在五年到十年内，我们办起了很多种报纸，组织许多识字组，扫除了文盲，把艺术再来一个普及，并且注意到医药卫生，改善医疗条件，那就差不多了。共产党是不是有用，也就是说共产党有无存在之必要的问题，也就解决了。叶青[19]写文章说共产党没有存在之必要，我们说有存在之必要，我们会用事实来证明。
二十多年以来，我们党首先学会了政治，后来又学会了军事，去年学会了经济建设，今年要学会文化建设。如果文化建设取得伟大的成就，那我们就又学会了一项很大的本领，陕甘宁边区就可以在全国成为更好的模范!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讲话记录稿刊印。
【注释】
[1]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宣传委员会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2]罗斯福（一八八二——一九四五），当时任美国总统。
[3]陈学昭（一九○六——一九九一），浙江海宁人。曾任天津《大公报》驻欧特派记者、上海《生活周报》特约撰稿人。一九四○年十一月到延安后，任《解放日报》副刊编辑、中共中央党校四部教员。
[4]《野百合花》，是王实味（当时是延安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研究员）写的一组杂文，分两次发表在一九四二年三月十三日、二十三日《解放日报》的《文艺》副刊上。
[5]鲁艺，鲁迅艺术文学院的简称。鲁迅艺术学院于一九三八年四月在延安成立，一九三九年五月改为鲁迅艺术文学院，一九四三年四月并入延安大学。
[6]变工队，参见本卷第76页注[4]。
[7]黄埔军校，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的简称，是孙中山一九二四年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帮助下在广州黄埔建立的。中国共产党先后派周恩来、恽代英、萧楚女、熊雄、聂荣臻等在该校任职，学员中也有很多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
[8]三边，原是陕西定边、安边、靖边三县的统称。这里指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三边分区，当时辖定边、盐池、靖边、吴旗等县。
[9]指八路军留守兵团警备第一旅。
[10]申长林，陕西米脂人。一九四二年在大生产运动中努力生产，成为陕甘宁边区的劳动英雄。一九四四年一月二十八日《解放日报》发表《模范党员和劳动英雄申长林同志》一文，介绍了他的事迹。
[11]陈德发，陕西安塞人。一九四二年在大生产运动中努力生产，成为陕甘宁边区的劳动英雄。一九四四年一月二日《解放日报》发表《马家沟和陈德发》一文，介绍了他的经验。
[12]指一九四四年三月二十一日《解放日报》刊登的报道《延市完小面貌一新》。完小，是完全小学的简称。当时延安的小学分为普小和完小两种，普小为初级小学三年义务教育，完小为初小三年义务教育和高小两年教育。
[13]乔木，即胡乔木（一九一二——一九九二），江苏盐城人。当时任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政治局的秘书。
[14]指中共中央西北局一九四二年十月十九日至一九四三年一月十四日在延安召开的高级干部会议。
[15]吴满有，见本卷第67页注[3]。
[16]指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共中央西北局宣传部。
[17]指一九四四年三月二十一日《解放日报》发表的周扬《表现新的群众的时代——看了春节秧歌以后》一文。
[18]阿洛夫，苏联外科医生，当时在延安中央医院工作。
[19]叶青，又名任卓宣（一八九六——一九九O），四川南充人。一九二三年任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后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一九二八年被捕后叛变，担任过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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