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四年三月五日)
在去年党的路线学习中，有部分同志对王明、博古[2]同志的错误怀疑是党外问题，现在确定是党内问题。
过去有同志认为临时中央[3]和五中全会[4]是非法的。现在看到洛甫[5]在他的反省笔记中说到，对临时中央共产国际来电批准过，五中全会也经过共产国际的批准，根据这一点应当说是合法的，但选举手续不完备。临时中央迁到中央苏区后应该报告有关的情况，他们没有报告是不好的。确定了上述问题后，就好检讨四中全会[6]是不是政治路线的错误。四中全会得到共产国际和中央的承认，这在形式上是合法的，但政治内容是不好的。
这样，在政治上便于弄清是非，在党内便于团结。
我们自整风以来就是治病救人的，在清查党内历史问题中有人怀疑好像不是采取治病救人的方针。现在我们的方针，还是在思想上要清算彻底，作组织结论要慎重和适当。
过去在我们党的历史上，除反张国焘[7]错误路线的斗争外，有两次大的斗争，即反陈独秀[8]错误路线与反李立三[9]错误路线的斗争。那时在思想上没有进行很彻底的讨论，但结论作得严重，因此未能达到治病救人的目的，前车之覆并没有成为后车之鉴。这一次我们一定要在思想上弄清楚。现在中央指定读五本理论书[10]，是学习世界革命的经验。过去没有做过认真研究理论和研究历史的工作，对犯错误的人只是惩罚。没有认清立三路线的错误不是个人问题，而是代表了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急性病是在小资产阶级十分广大的社会中的一种必然性，不是个人的偶然现象，而是社会现象。无产阶级的社会存在也是一种必然性，无产阶级思想是革命热情与实际精神相结合。无产阶级对小资产阶级是用改造与感化的方法，引导农民和小资产阶级进入社会主义。对小资产阶级不能采用急躁的消灭的方针。
中国社会最基本特点是小资产阶级占人口的大多数，党对这个问题要慎重处理。反映到党内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及由于这种思想而产生的错误，也不是个人问题，而是社会现象，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必然现象。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时期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在内战时期犯“左”倾机会主义错误。过去在国际上也有这种现象，例如在巴黎公社时期犯“左”的布朗基主义[11]错误，后来又犯第二国际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这个规律是由于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采用的政策会反映到无产阶级党内来。例如，中国资产阶级蒋介石在抗战时期采用联共政策时，我们党内容易产生右倾错误；在皖南事变[12]时，便产生“左”倾错误，有人认为是又一次“马日事变”[13]，主张举行全国暴动等等，资产阶级一触，我们即跳。
在四中全会后到中央工作的同志，有一些没有参加过大革命，却认为自己似乎是很高明的。这也是他们犯错误的原因之一。
我们要强调产生错误的社会原因，不要强调个人问题，因此我们的组织结论可以宽大些。这个方针现在就要宣传解释，使同志们了解实行这个方针的必要。思想要弄清，结论要宽大，对党才有利。我们反对四中全会后党内斗争的错误方针，因此要采用宽大政策，否则便成了四中全会的学生，便不能弄清思想问题，吸取经验教训。
对抗战时期的问题也许不在七大作结论。七大只作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14]一段历史的结论，这个结论应着重于取得经验教训，要照顾到以后，不重视惩办，只作政治结论，以达到治病救人的目的。
对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这一段历史，也不要一切否定。当时我和博古、洛甫同志在一起工作，有共同点，都要打蒋介石，分歧点是如何打蒋介石，是策略上的分歧。在土地问题上，对六大决议中关于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的政纲，是没有争论的。争论是在没收后博、洛等主张富农分坏田、地主不分田，而我是不同意的。如果把过去一切都否定，那就是一种偏向。我们对问题要分析，不要笼统地一概否定。我在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时，也说到要保留好的东西，这才是实事求是。
在讨论中有少数同志企图否定六大，有人说六大的路线基本上是错误的。
我认为六大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六大指出了革命的性质，提出了十大政纲[15]，指出形势是两个高潮之间，反对速胜论，指出要争取群众。六大的基本精神是有群众观点的，不要群众的是李立三。在蒋冯阎战争[16]爆发后，李立三便认为革命形势到了高潮，没有准备好群众条件也要暴动。
我认为经过几次分化是没有了。经过遵义会议的分化、抗战初期的分化，又经过这次分化，现在是没有这个宗派了。这样的估计才符合事实，利于全党的团结。
现在比较严重的是山头主义。其产生的主要原因是:(1)小资产阶级的广大；(2)长期被分割的农村革命根据地；(3)思想教育的缺乏。这种东西相当妨碍我们内部的合作，在党、政、军、民关系上表现还很严重。长征过的老干部容易强调从军队来的力量，这也是有道理的，当年没有红军北上是不可能有现在这样大的力量，而只能进行游击战争。这一点，本地负责同志应向本地干部作解释。而南方来的负责同志也要向外来干部解释清楚，如果没有本地的干部和党组织及群众的基础，工作也是不能搞好的。全部北上的红军到陕北时只有二万五千人。现在我们有了近百万党员，只有少数是老党员。延属地委除王震[17]同志外，主要是本地干部，西北局及华北、华中各地区，主要也是北方干部多，因此外来干部要了解这一点，要重视这个问题。头一条，要说明红军干部有成绩。最初本地干部把八路军当作“神”，后来又认为一钱不值，现在要来一个否定之否定，就是说不是“神”，或者说是有缺点的“神”。第二，外来干部同本地干部要多交谈，要了解当地历史，要与本地干部合作，在这方面要有自觉性。现在基础是本地同志，老干部要自觉地认识这一点。山头主义是目前党内最主要的具体的问题，历史上的问题已经不是主要的了。
最近有些领导同志的工作作风有进步，这种进步是在经过整顿三风、审查干部和路线学习之后得来的。拿我们的机关工作来说，工作不仅在机关中，而且许多工作要跑出机关去做。过去我们中央许多机关同地方民众没有联系，他们是没有“国籍”的；其次有些同志认为大材小用，对于现任工作不安心。现在情况有些改变，如妇委表示要同本地群众多联系，原来认为大材小用的，现在思想上也改变了。还有些同志过去不用脑子，不会分析具体问题，只会大喊大叫，做大块文章。脑子的作用是专门思想的，不用脑子是一个大毛病，近来情况有些改变，特别是最近有进步。但从全党来说，工作作风问题还相当严重，在某些环节中还有相当多的人脱离群众和不想问题。
最近在文艺工作、宣传工作方面接近了群众，报纸上也有了有分析的文章，与群众有联系了，党校工作和某些机关工作有进步，国民教育也正在改进中。
组织部门的工作过去有形式主义，在运用了群众路线后，有很大的进步。锄奸工作也改变了过去只靠少数专职工作者来做的方法，发动广大群众参加，有了新的成绩。
职工运动，过去是照例到纪念节发文件，以应付纪念节完事。现在职工委员会已深入工厂作调查研究，切实参加陕甘宁边区工人运动，会有成绩的。
军队中过去军民关系很差，高干会[18]以后作风改变了，已有很大进步。
现在各方面的工作都注意计算数字，实事求是，联系群众，特别是在整风、审干、生产等方面成绩更大。主要是由于实行了首长负责、亲自动手，领导与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具体指导相结合等等方法。我们要使每个同志都懂得，如果作风不改变，不仅个人无成就，大则会使革命丧失前途。我们都要有这样的信心，凡是作风不好的犯错误的同志，都可以改变，都是有光明前途的。
有什么好的工作方法呢?我看最近开劳动英雄大会、劳动英雄与模范工作者大会、劳动英雄与战斗英雄大会，就是一种好的工作方法。内战时期有些脱离群众的强迫的办法是不好的。现在的英雄模范大会有新的内容，真正做到了群众化、具体化。劳动英雄与模范工作者是群众中的模范，开这样的大会，就使首长、劳动英雄、模范工作者同群众联系起来了。过去是首长同群众相隔离，没有去团结积极分子使群众同首长结合起来。模范工作者的标准要在群众中讨论，现在要先在几个机关中进行选举，这样就使领导同群众联系起来了。我们的机关中有些首长还不如群众，也有好的首长，如马专员[19]会审官司，老百姓说他是“青天”。今年边区还要开劳动英雄大会，有各区劳动英雄、战斗英雄、各方面的模范工作者参加。这是群众创造出来的好方法，这样的方法是一种好的竞赛方法，可以提高干部，联系群众，推进工作。对于模范工作者要加以培养和教育，不要使他们骄傲或落后。在部队的连队中，在一切大小机关中，都要选举劳动英雄或模范工作者，这种方法对各级首长是一种“将军”，使干部能得到学习。例如，在军事教育中，从连队选出会投手榴弹、会刺枪的人来教大家，这就逼使我们的干部从机关中走出来。当干部的首先要放下架子，打破个人英雄主义，忘记自己是什么“长”，忘记自己是中央委员而到群众中去学习。今年部队中有一个人种了三四十亩地的(去年只有十八亩)，能产六石粮食，四石归公，二石归个人。杨家岭的个人生产平均每人是一石五斗。现在实行的公私兼顾的分红制，是一个新的原则问题，是群众自己创造出来的。
总之，我们要建立好的工作作风，就是要放下架子，打开脑筋多想问题。
我们的方针是使国民党既不能投降又不能打内战。我们是不愿意打内战的。去年下半年对国民党实行的政治攻势，逼出了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关于对共产党问题要用政治方法解决的声明，今年可能不会发生内战了。今年这一年很重要，我们要开七大[20]，要搞生产，要继续整风、反特务，这些都要今年完成。现在我们还是处在困难的地位，还有很多困难，例如经济困难，党内整风和反特务斗争的工作还没有完成，我们要有一年的和平环境才能完成上述工作。今年和去年相比较，形势有所不同:(1)今年有了莫斯科会议和德黑兰会议[21]的成果，现在苏、美合作得很好、很积极，苏、英好像有些矛盾。英国内部有一派人认为英国没有独立的外交，如对波兰问题，对南斯拉夫问题。但英、美都声明不会影响开辟第二战场[22]。现在国际关系中虽然有些别扭，但对德黑兰会议的基础无妨碍。(2)日本已经决定不向苏联进攻，这种国际局面影响到中国，使内战减少了可能性。我们的政策是采取防御，实行“后发制人”。(3)最近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的进攻计划改变了，近日有四个主力师离开了边区周围。(4)我们的情况也在改变，军队进行了冬训运动，生产有了成绩，军民关系比较改善了。去年我们进行了时事教育(即阶级教育)，团结了内部；兵工生产发展了，现在已能炼钢；训练了自卫军，兵力增加了两个旅。在上述国际国内四个条件之下，避免内战的可能性增加了。最近国民党要周恩来、林伯渠[23]同志到重庆去谈判，我们回答林老可以先去，他们说甚表欢迎。我们的方针是避免内战，集中抗战。对北面高双成[24]更要注意联络，对联络参谋更要改善关系。最近外国记者要到延安来，我们要准备让他们看。我们要采取同国民党搞好关系的方针，即是实行“孔夫子打麻将——和为贵”。
辩证法是从过程中来规定的。我们在去年对国民党实行政治攻势时，主要是强调批评国民党的一面，现在主要是缓和同国民党的关系，这两方面不能同时强调提出，否则就是形式逻辑。
国民党提出同我党谈判的条件是以皓电[25]为基础，要按比例裁兵，我们提出我军编为四军十二个师。我们的原则是三民主义与四项诺言[26]，七大也要抓住三民主义和四项诺言，强调避免内战，集中力量抗日，强调战后和平。现在我们要答应以皓电为基础(不是完全实行皓电)，才能重开谈判之门。我们的步骤是派林老先去，打开谈判之门，但具体谈判恐怕要到下半年。
对宪政问题，我们的方针是参加宪政运动。在“三一二”孙中山逝世纪念日，恩来、林老都要发表演说，要强调地方自治、民权自由与开放党禁。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讲话记录稿刊印。
【注释】
[1]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
[2]王明，见本卷第76页注[11]。博古，即秦邦宪（一九○七——一九四六），江苏无锡人。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曾是中共临时中央和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后中央的主要负责人。这期间，犯过严重的“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遵义会议后，被撤销了对党和红军的最高领导权。抗日战争初期先后在中共中央长江局、南方局工作。一九四一年以后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在延安创办和主持《解放日报》和新华通讯社。在这期间，对自己过去的错误作了自我批评。
[3]临时中央，指一九三一年九月成立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一九三一年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由于顾顺章、向忠发相继被捕叛变，中央主要领导干部从上海撤离，在上海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不到半数。根据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提议，同年九月在上海成立临时中央政治局，由博古（秦邦宪）、张闻天、康生、陈云、卢福坦、李竹声等六人组成，博古负总责。
[4]五中全会，见本卷第77页注[13]。
[5]洛甫，即张闻天（一九○○——一九七六），江苏南汇（今属上海市）人。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6]四中全会，见本卷第76页注[12]。
[7]张国焘（一八九七——一九七九），江西萍乡人。一九二一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曾在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中担任过领导职务。长征途中进行分裂党和红军的活动，另立中央。到达陕北后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代主席。一九三八年四月，乘祭黄帝陵之机逃离陕甘宁边区，经西安到武汉，投入国民党特务集团，成为中国革命的叛徒，随即被开除出党。
[8]陈独秀（一八七九——一九四二），安徽怀宁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五四运动后，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建人之一。在党成立后的最初六年中是党的主要领导人。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犯了严重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对于革命前途悲观失望，接受托派观点，在党内成立小组织，进行反党活动，一九二九年十一月被开除出党。一九三二年十月被国民党逮捕，一九三七年八月出狱。一九四二年病故于四川江津。
[9]李立三（一八九九——一九六七），湖南醴陵人。一九二一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一九二九年起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宣传部部长。他在担负中共中央领导工作期间，于一九三○年六月至九月犯了“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后来他接受了党对他所犯错误的批评，认识和改正了错误。
[10]指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列宁《在民主革命中社会民主党的两个策略》（今译名为《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
[11]布朗基主义，指以法国布朗基（一八○五——一八八一）为代表的一种革命冒险主义思想。布朗基主义否认阶级斗争，妄想不依靠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而用极少数知识分子的阴谋行动，就可以使人类摆脱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
[12]皖南事变，见本卷第50页注[8]。
[13]马日事变，又称许克祥叛变。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五月二十一日（马），国民党军第三十五军独立第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在该军军长何键策动下发动反革命叛乱，围攻湖南省工会、省农民协会等革命群众组织，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工农群众。
[14]遵义会议，指长征途中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五日至十七日在贵州遵义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集中讨论和纠正了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
[15]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的十大政纲是：一、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二、没收外国资本的企业和银行；三、统一中国，承认民族自决权；四、推翻军阀国民党政府；五、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政府；六、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增加工资，失业救济与社会保险等；七、没收一切地主阶级的土地，耕地归农；八、改善兵士生活，给兵士以土地和工作；九、取消一切苛捐杂税，实行统一的累进税；十、联合世界无产阶级和苏联。
[16]蒋冯阎战争，指一九三○年爆发的蒋介石同冯玉祥、阎锡山之间的大规模军阀战争。这次战争从五月正式开始，至十月基本上结束，历时半年，战区在河南、山东、安徽等省的陇海、津浦、平汉各铁路沿线，双方共死伤三十万人以上。
[17]王震，当时任八路军第一二○师第三五九旅旅长、政治委员，并兼任中共延属地委书记。
[18]指中共中央西北局一九四二年十月十九日至一九四三年一月十四日在延安召开的高级干部会议。
[19]马专员，指马锡五（一八八九——一九六二），陕西保安（今志丹）人。当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陇东专员公署专员兼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陇东分庭庭长。
[20]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后来推迟到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三日至六月十一日在延安举行。
[21]莫斯科会议，指一九四三年十月十九日至三十日苏、美、英三国外长在莫斯科举行的会议。会议着重讨论加速结束反法西斯战争和建立战后和平的问题，结束时通过了中、苏、美、英四国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等文件。德黑兰会议，见本卷第79页注[5]。
[22]第二战场，见本卷第7页注[3]。
[23]林伯渠（一八八六——一九六○），湖南临澧人。当时任中共中央委员、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抗日战争时期，受中共中央委派担任同国民党谈判的代表。
[24]高双成（一八八二——一九四五），陕西渭南人。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二十二军军长。
[25]皓电，见本卷第12页注[2]。
[26]四项诺言，指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二日发表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中向全国宣告的以下四项：一、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二、取消一切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及赤化运动，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三、取消现在的苏维埃政府，实行民权政治，以期全国政权之统一；四、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出动，担任抗日前线之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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