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九年六月)
(六月十日)
目前形势的特点在于：国民党投降的可能已经成为最大的危险，而其反共活动则是准备投降的步骤。国民党投降的可能是从抗战开始就存在的，不是今天突然发生的，但成为时局的最大危险，则是目前政局中的现象。国民党反共也是从统一战线建立时就存在的，不是今天突然发生的，但把反共作为直接准备投降的步骤，则是目前的实际。
目前的这种形势，是由于三方面因素造成的，即是：一、日本的诱降政策，二、国际的压力，三、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的动摇。今分述于后：
(一)日本对华基本方针是灭亡中国，建立所谓“东亚新秩序”——这是坚定的、不变的，在日本侵略者看来也是变不得的。今年一月二日东京《国民新闻》(军部机关报)的社论说：“眼前现实的课题，已不容寸尺后退，瞬间踌躇。事变入于收拾期，万一国步的统制有疏漏，则不但将丧失战果，且会影响国家的命运。战争的后期是比初期困难好几倍，历史上有过教训，欧洲大战时代德国和俄国不幸的事例，为政者和国民须得深加洞察。”(《世界知识》二月一日出版的九卷一期)
做一句话来说，就是：基本的侵略方针非贯彻不可，否则有德、俄革命的危险。由此可知，以为日本可以根本上让步，可以不经长期战争而用英、美压力恢复卢沟桥以前状态(蒋介石，国民党许多人)，只是梦想。
(二)它的“灭亡中国，建立东亚新秩序”的基本方针(总路线)是坚定的，不会自己动摇的，但是它执行此基本方针的方法(或策略)是软硬兼施的，有伸缩性的，并可作出某些暂时的、局部的、表面的让步，以求达其根本目的。
大体上：卢沟桥以前——政治诱降为主；卢沟桥至武汉—— 军事打击为主；武汉到现在——再以政治诱降为主。
(三)为了明白敌人根本方针的坚定不变与其施行策略的软硬兼施，只要看下列各种材料就可知道：
1、卢沟桥以前——规定硬的方针，并实行占领东三省，对全中国则采取外交诱降办法。
(1)满洲事变前的田中奏折(一九二七年即昭和二年七月二十五日总理兼外务大臣田中义一函致宫内大臣一木喜法，请代奏明天皇者)有云“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规定了灭亡中国的方针。
(2)一九三一年“九一八”占领满洲。
(3)一九三四年四月十七日的天羽[1]声明(天羽代表外务省发出声明)有云：“东方和平日本负责为之，反对中国与东方和平抵触之行为，反对他国任何妨碍东方和平之举动”。公开表示其灭华方针。
(4)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一日的广田三原则(广田在议会正式宣布三原则)，即：第一、对日亲善，第二、承认满洲，第三、共同防共。
(5)一九三七年春，日本华北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的秘密条呈，结论六条，均表示施行方法之软硬兼施。
2、卢沟桥到武汉——为执行其硬的方针，采取坚决的军事进攻方法为主，辅之以政治诱降。
(6)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的几天，外相广田宣布不扩大主义。我党八月决定[2]曾指出这是“掩护进攻的烟幕弹”，但同时含有“降则免打”之意。
(7)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七日陆相杉山在特别议会的战争演说，“断然决定膺惩，陆军当局已采取重要措置”。表示方法是硬的，打，为着降。
(8)开战以后日本提出的和平条件。据英国《标准晚报》称，日政府负责人曾以这些条件提交蒋介石，内容凡六条：A.内蒙独立；B.华北自治；C.上海占领地作为日本租界；D.山海关到安南[3]沿海的捕鱼权；E.中国退出国联；F.不得设空军。(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三日，《解放报》)表示所要的东西，至今大体上不出这个范围。
(9)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占领南京后，二十七日日本第三舰队司令长谷川凌发表谈话：“日本帝国决不满意于今日的成功，盖距总局之前途尚远，帝国军人基于帝国之总意，为东洋永久之和平，希望达到彻底进步的目的。”表示要继续军事进攻。
(10)广田的除夕(一九三七年)演说：“友邦中国若能了解日本力求东亚和平之重要观点，则能免今日之惨痛。日本政府深愿于一九三八年开始新的和平，解决一切问题。”表示方法是可以用软的，只要降。
(11)有名的一月十六日宣言。十二月十一日(南京占领前两日)阁议决定，十二日御前会议通过，十三日占领南京，十七日中国蒋委员长发表告国人书，到一月十六日政府就发表此宣言。其大意谓：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期望新政府成立。尊重中国领土、主权与列国在华权益。表示方针是硬的，方法也是硬的。
(12)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日驻华大使川越茂对记者发表谈话，谓：“奉令返国，参赞日高留沪，但留沪目的，并非尚欲与中国政府交涉，而是与外国外交人员接洽可能发生之事件。与国民政府重开交涉之门户已经关闭，即使国民政府将来重新考虑其态度，亦仅能与中国新组织交涉，不能以日本为对手。”从一月十六日宣言后，以战为主，以和为辅，打倒蒋介石，建立新政府，此谈话最露骨。
(13)但战中仍有和。一月二十日路透电所传广田在七十三届议会中宣布德国调解的和平条件四条：A.放弃联共抗日，承认“满洲”；B.在若干地带成立非战区，在此区内设立管理机关；C.中、日、满经济合作；D.中国赔款。此为最低议和条件，即陶德曼[4]交蒋之条件。蒋曾拟考虑接受，汪精卫的《举一个例》即指此(蒋、二陈、何[5]，还有孙、于、白[6]都参加讨论接受问题)。最后蒋拒绝，广田乃在议会宣布。
(14)一月下旬在七十三届议会中：
近卫[7]的开幕演说——“战争之解决，尚须长久时日”，“现政府采取坚决之政策，嗣后不再与中国国民党政府发生关系”。
广田演说——宣布陶德曼提交之四条件(见前)。
民政党议员——要求政府保证，嗣后决不与国民党政府讨论媾和条件。
议员岛田俊雄——质问为什么不对华宣战?
日本政府宣布对华政策四要点：A.绝对不与国民政府交涉；B.为阻止军火运华，仍可对华宣战；C.对华北新政权居监护人地位；D.绝对不容第三者调停。
但至一月二十九日那天，近卫又在本届议会表示：“宣战之举仍在考虑中，视中国将来态度为断。”和平之门仍然是开的。
此乃反映日本政府中主和派与主战派之斗争，杉山为此曾于此时发表“必须准备长期战争”之文告，与主和派对抗。
(15)日本驻沪大使(维新政府[8]的)谷正之，三月九日发表谈话，谓：“蒋介石政权行将崩溃，但须继续加紧战争促蒋政权倒台，并使第三国放弃援蒋企图。战争以外之法如能使蒋氏议和，则耗费较少，效力更大。”一个人一次谈话中主战又主和。
(16)五月二日近卫演说准备长期战争：“为推翻蒋政权，铲除东亚祸根，虽费数年光阴亦所不惜。同时，全国国民应极力援助华北、华中两亲日防共政权。”
(17)五月九日广田在地方长官会议演说，主张慎重处理事变：“中国事变进到第二阶段，蒋介石政权宣传长期抗战，从事于国内之团结，但未能达到团结之目的。他方面，各国军需品之输入及苏联援助中国，这是事实。因此，帝国政府必须顾及此种事实，慎重处理此次事变。津浦线占领之时，临时[9]、维新两政府即刻实行合并，帝国政府对此极力加以支持，使能合并统一，并圆满健全发展。”敌以军部与外务省一个代表硬，一个代表软，但或硬中带软(军部之特务机关)，或软中带硬(外务省)，装红白脸。
(18)徐州陷后，敌声言打到昆明。五月十九日徐州失陷，二十二日敌前线指挥官发表谈话，谓：“徐州攻陷，战争并未停止，战争步骤有三：第一步即徐州大战，第二步进攻汉口，第三步进攻重庆或昆明。”不亦硬哉!
(19)六月十七日永井递信大臣发表谈话，谓必须打倒蒋政权：“目前政府之对华政策在于打倒蒋政权，援助新政府，建设新中国，奠定东亚永远之和平。其他政策亦须沿此路线进行。”
(20)张高峰事变[10]时，外传日本向中国提出和平五条件：“日苏边境纠纷日烈，有成为大规模战争可能时，中日和平空气今日(八月五日)又盛传于香港，上午《孖刺西报》首传日本向中国求和五条件，下午各晚报均刊载。五条件是：A.日军退出占领区，但中国也不得驻军；B.承认“满洲国”；C.虹口、闸北、江湾，租给日本，定期九十九年；D.赔偿此次战争损失；E.共同防共。”(《星岛日报》二十七年八月五日，香港通讯)
(21)板垣[11]的强硬论。七月一日板垣发表谈话：“在蒋政权依然存在之时，中日间绝无和平可能，今日日本不能再与蒋介石携手开和平谈判”。七月七日，事变一周年纪念日，板垣发表谈话：“今后战争，无论延长多少年，帝国所走之路只有一条(按：指以武力征服中国)，除此以外，不能达到东洋百年之和平。”
(22)设立对华院，总揽对华统治大权——总裁副总裁即五相。不但占领区，而且非占领区，均归其管辖。
(23)九月二十九日军部赶走宇垣[12]。宇垣因对华政策与军部不合愤而辞职。
3、武汉到现在——策略改变，由硬到软。
(24)十月十二日占领广州，二十五日占领武汉，看见三十日蒋介石发表主张长期抗战的告国民书，故日本政府择了十一月三日明治纪念日即所谓天长节这一天发表了一个重要宣言，明显地表示改变策略。其要点为：A.“国民政府已为一地方政府，如继续抗日，则该政府歼灭以前，决不停止军事行动。”B.“日本之目的，在于建设东亚长治久安之新秩序，即日、华、满三国提携，树立政治、经济、文化等项互助连环之关系。”C.“至于国民政府，倘能抛弃从来错误政策，另由其他人员从事更生之建树，秩序之维持，则帝国亦不予拒绝。”政策已变，宣布废止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及必须建立伪政权之政策，声明可以国民政府为对手，但须蒋下野。
(25)十二月二十二日近卫声明，即汪精卫通电拥护、蒋介石演说痛驳之声明。其要点：A.“中、日、满三国，应以建设东亚新秩序为共同目的，互相结合，互相亲善，并实行共同防共，以及经济提携”；B.“因此，中国必须与‘满洲国’树立完全之国交关系”；C.“缔结中日防共协定，在特定地点驻军防共，以内蒙作为特殊防共区域”；D.“中日经济提携：帝国臣民在中国内地有居住、营业之自由，在华北与内蒙予日本以开发与利用资源之便利”；E.“日本允许考虑交还租界，撤废治外法权”。重申十一月三日宣言的基本政策，加具体内容。只要降日，国民政府与蒋介石(允许蒋存在自此始)均可存在，华中、华南可以退出，华北是要的，但主权名义仍可不要。
(26)平沼[13]内阁继续此方针，至今不变。
(27)日本在中国策动广大的“和平运动”，设立所谓“和平息战会”，到处开大会、发传单。设立统一中央政府，很久不提了，虽偶一提及，无外吓蒋，除非蒋抗战到底，它是留以待蒋的。
(28)离间国共合作、利用三民主义的大阴谋。日人松本慎一做了一篇题为《争取支那民族大众问题》的文章，其中说：
“帝国行使武力之目的，第一在彻底打击抗日政权及军队，第二在要日支两民族提携、融合及东洋和平之确立，前者乃达成后者之手段。然此二者，证诸支那之现实，实为互相对立之矛盾。试观事变以来之经过，抗日政权之指导原理虽属误谬，但蒋政权已具有民族政权之本质，而有支那民族大多数之支持。现政权所以能得中国共产党、中国青年党和抗日联合各界以及旧军人之热烈拥护者，即缘于此。今吾人，一方欲击灭蒋政权，他方欲与支那民族相提携，事实上诚不啻缘木求鱼。盖欲倒蒋，愈使支那民族拥蒋。要倒蒋就不能抓住民众，要抓住民众即不能倒蒋，故我国根本困难即在于此。”
“临时、维新两政府，尚无民众基础，有民众基础则南北两政府自不难合流。而新政府之纲领，应以国民党三民主义为旗帜，新政府之任务应在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之实现。或曰：敌人之旗帜与我相同，难免混淆不清。但吾人可告以彼等以‘一面抗战，一面实行三民主义’为号召，吾人则以‘一面与日提携，一面建设三民主义’相号召。”
“国共之合作，乃抗日联合阵线之基干，实有加以打击之必要。”
“武汉作战之目的，乃在分散国共合作，故武汉占领好似在国共间插入一个楔子，战略政略双方都在分散国共力量。”
(上文见《大公报》本年一月二十三日)
(29)上海《导报》还在二月十七日就指出了远东慕尼黑的危险：“一方面，它在实事求是，努力加强地方政权，组织所谓江汉政府之类。别方面，它在进行更大规模含有国际性的阴谋。这阴谋的主要企图是压迫和诱骗英、法两国来用国际会议的形式(公开的或秘密的)强迫中国与日本妥协，虽然日本曾声明不愿第三国参加解决中日冲突。”并且说：“认为汪精卫完事大吉，是不对的，他将来还可起极恶劣的作用。”
以上我举的二十九条材料，说明日本对华诱降政策的历史发展，充分证明下列三点：
第一，日本灭亡中国的总方针是非常坚定的，决不改变的，它一定要把中国变为它的殖民地，一定要建立所谓“东亚新秩序”。
第二，但它的实行方法是软硬兼施的，并且依时有所侧重，武汉以前以打为主，但亦战中有和；武汉以后，以和为主，但仍略打一打，压使投降。
第三，它还努力策动英、美、法召集远东和平会议，远东慕尼黑的危险就压在中国人的头上。
(四)上说三节，第一节指出它的基本方针坚定不变；第二节指出它的实行方法软硬兼施；第三节从二十九件材料说明其施行方法由硬到软的历史发展，证明投降是当前的最大危险。现在这个第四节从它的财政、经济、军事方面说明其主和的原因。日本已处于财政(三年一百二十亿元，第一年二十五亿五千万元，第二年四十八亿五千万元，第三年四十六亿五千万元)、经济(输入大增，输出大减，军事工业打倒和平工业，物价大涨，人民生活恶化，现金用尽，外汇不稳)、军事(兵力不足，兵力分散)大见困难的境地，它还要准备应付国际战争，故极力策动中国投降，分裂抗日阵线，利用汪精卫劝诱蒋介石，并准备利用三民主义与国民党，它的这个阴谋是十分恶毒的。敌人战不可怕，和则十分危险，《大公报》曾称为“缢鬼式之和平”，中国将无疾而终。
(五)为表示和之诚意给国民党看，给英、美看，日本用大力“扫荡”八路军(华北十五个师团)，现又企图进攻陕北，作为促进国民党降日反共之一步骤。
以上是日本的诱降政策。
中国投降危险成为当前最大危险的第二个因素，是英、美、法投降主义者加于中国政府的压力。
英、美、法等非侵略国对于侵略国所进行的侵略战争所取的放任政策，正如斯大林所指，不是由于他们力量不足，也不是单纯的由于他们畏惧革命，而是由于他们“坐山观虎斗”的阴谋计划。
他们开始即鼓励日本进行战争，说什么“三个月就可打败中国”。他们随即让出上海，使战争深入内地去打。他们宁可使香港受包围，让日本占领广州和海南岛。他们大量供给日本以军需品，使日本有可能进行消耗战争。
他们又声言援助中国，并且已实行有所援助，借点小款，供给点军需，使中国有可能与日本进行消耗战争。他们常鼓吹“中国必胜”，使中国在消耗战争中增加勇气。 一切这些，其中心目的，在于消耗战争双方，等到双方精疲力竭时，他们就以“健全的身体”出来喝令双方停战，使双方都听他们的话。
他们纵容德、意在西方的侵略行动，也是这个目的。
他们希望德国和苏联打，而他们从容观战，然后乘其疲惫而掠夺之。
他们始终不赞成苏联所提普遍安全计划者以此。
他们不愿意保障波罗的海三国[14]的安全者以此(开一缺口便于德国进攻苏联)。
战争的片面性(侵略战争是危害英、美、法利益的，但英、美、法却取旁观态度)的原因在此。
鹬蚌相持，渔人得利——这就是英、美、法帝国主义者的现时政策。
这些非侵略国与侵略国之间是有深刻矛盾的，但不到一定程度他们是不会放弃其“渔人”政策的。
莫洛托夫[15]谓“英、法有进步，但所谓进步是浮而不实的”，斯大林谓“不要被人利用”，即是说英、法的渔人政策并未放弃，不要上当。
英、法、苏协定有成立可能，但目前尚难乐观，成立了之后又有破裂可能。新慕尼黑危险并未消灭。
六中全会指出英、美、法政府不可靠，可靠的只有其人民。英、美、法人民反战反法西斯势力正在逐渐增长，只有这种势力才是最后可靠的。
苏联声明继续援助中国，但决不赞成中国投降。
英、美、法策动的远东慕尼黑，现在接近了一个紧要时节。他们似正在作这种想法：希望中国再打半年，双方都更疲惫一点，那时就到了远东慕尼黑开幕之时了。
中国投降危险的第二个因素，就在这样的国际情况上面。
(一)资产阶级叛变的必然性。
1、一九三七年五月苏区代表大会曾经指出：“在某种历史环境能够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制度的中国资产阶级，由于它在经济上政治上的软弱性，在另一种历史环境就要动摇变节，这一规律，在中国历史上已经证明了。因此，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历史已判定不能经过资产阶级的领导，而必须经过无产阶级的领导，才能够完成。”
2、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央决定上说：“由于当前的抗战还存在着上述的严重弱点，所以在今后的抗战过程中，可能发生许多挫败、退却，内部的分化叛变，暂时与局部的妥协等不利的情况。平津的丧失就是东四省[16]丧失后最严重的教训。因此，应该看到这一抗战是艰苦的持久战。”
3、六中全会指出妥协危机的严重存在，把反对投降妥协放在第一条。指出国民党有光明前途，但同时指出其前途尚有障碍物，如不克服，则没有什么光明前途：“很明显的，所谓一切党派在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的大前提下都有光明前途，是包括了克服各党内部守旧倾向这种努力的。如果存在着不利抗战与统一战线的守旧倾向而任其发展下去，那就有断送其光明前途的危险。这不论是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好，其他党派也好，都是一样”。国民党是以资产阶级为骨干的党，是在资产阶级指导之下的。
(二)五中全会以后的国民党。
1、五中全会还是以联共抗日为主要方向，但同时已包含反共降日的因素：(1)决定了依靠国际压力和平解决中日问题的方针；(2)决定了防共与反共的方针(但不是战争)，设立了“防共委员会”。
2、主和空气笼罩一时：
禁止反对远东慕尼黑。最近到的一期重庆出版的《文摘》，把一篇题名《英国会在远东来一个慕尼黑吗?》的文章删去了。
许多刊物发表提倡依赖英、美制裁日本的文章，其意即开国际调和会议解决问题。
政府中党部中很多人是主和的，军队中也有这种人。
“国民党投降可能”这一点，历来就存在，但在今天已成了最大的危险，如不克服，中国抗战将受到极大挫折。
3、国民党已在进行其投降的主要准备工作，即是反共，反共是投降准备工作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半年以来，华北、华中、南方、西北反共活动特别厉害。在华北：八路军从日本手里收复失地，国民党从共产党手里“收复失地”。在西北：共产党没有超越边区寸土，国民党则用武力侵入边区许多地方(镇宁、宁县、旬邑、靖边、瓦窑堡)。原因在于共产党是投降的最大障碍物，不反共则不能投降。
一切都是借口，进行投降准备工作则是实际。
制造了无数的假文件。
以上三个因素、三种原因，使目前时局处于投降派与抗战派的严重斗争中，投降可能成为当前的最大危险，而反共正是准备投降的一个必然步骤。
三种原因中，以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的动摇为主要原因，如不自己动摇，则敌人的诱降政策无所施，国际的劝降压力无所用。
这种情况是与六中全会时不同的。那时，抗战还在高潮，十月三十日蒋之宣言、十二月二十六日蒋之驳斥近卫演说就是证明。现在，是在敌人以诱降为主并已生效的时候，是在英、美加紧策动投降的时候，是在国民党五中全会决定依靠英、美并执行反共政策之后。所以，那时，虽以反投降为第一条，但实际没有现在严重。
八个月以来，时局变到反共、投降最为严重的时候了。所以，现在增加了新的具体的任务，这就是用全力反对投降。
准备投降的各种借口：
第一个借口——共产党捣乱，这是不对的。伪造文件。边区的被攻。八路军的无饷。全国执行良好的统一战线政策，拥蒋拥政府。全国无土地革命。八路军、新四军的英勇作战。
第二个借口——苏联阴谋，这是不对的。一九二七年帮助中国革命。两年来援助中国抗战最大。它没有阴谋侵害过任何一国。各国多与它通好结盟。
第三个借口——财政经济困难，这是不对的。只要采取六中全会的新政策就能克服任何困难。过去红军即现在八路军克服困难的经验是明证。
第四个借口——人心厌战，这是不对的。日本正作这种宣传，这样说不啻响应日本宣传。人民不满兵役法，是怨恨方法不对，不是怨恨抗战。又极端地压制民运。
第五个借口——军心厌战，这是不对的。污蔑抗日军。多数官兵的为民族解放而战。多数官兵的厌恶内战。
第六个借口——国际无援，这是不对的。抗战主要靠己不靠人。苏联的有力援助，各国人民的同情。英、美、法政府本不可靠的。
第七个借口——敌人太强，这是不对的。敌人已消耗了很大，三年要用一百二十万万元，兵力不足与分散。我之地形好，士气盛。
还有许多借口。
然而抗战是一定要坚持下去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国共合作，是一定要使之巩固发展的，三民主义旗帜与三民主义共和国口号是一定要坚持的，这是党的基本任务。
国民党投降可能与继续抗战可能是两个可能。有投降者，有抗战者，又是两种状况。
“可能发生许多挫败、退却，内部的分化叛变，暂时与局部的妥协”——这是一方面。“但我们相信，已经发动的抗战，必将因为我党与全国人民的努力，冲破一切障碍物，而继续的前进与发展。”“只要真能组织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战争的胜利是无疑义的。”——这又是一方面。(均见“八月决定”)
抗战可能有两个前途：第一前途——大部抗战，小部投降；第二前途——大部投降，小部抗战。
中国革命的长期性曲折性：第一前途，也是长期的曲折的；第二前途，则更是长期的曲折的。
我们从来也没有设想过抗战应该是速胜论、直线论(一字论)，而历来主张长期论与曲线论(之字论)。从来也没有主张过不发动全国人民，不实行国家民主化，可以克服投降，取得胜利。克服投降，取得胜利是要人民的大多数来干的，是要各党各派的一切爱国进步分子来干的。
不能设想，国民党整整齐齐一人不剩地投降。
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国民党全党投降帝国主义，举行反共战争。但那时的情况是：(1)没有一个帝国主义打进中国来；(2)所有帝国主义都赞助蒋介石反共，各国在暂时稳定局面之下；(3)国民党没有吃过反共战争的苦，能够动员军队；(4)全国人民没有尝过反共战争的味道，没有受痛苦的教训，也没有被欺骗的经验；(5)共产党没有统一战线失败期间的经验，又没有武装力量(都失败了)，主要的没有战争经验；(6)世界不是革命与战争时期，而是反动时期；(7)苏联没有今天强大。
然而还有宋、何、邓演达[17]等坚持革命，没有叛变。
“九一八”以后，有冯玉祥[18]，有蔡廷锴[19]，有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20]，有吉鸿昌、任应岐[21]，有张学良、杨虎城[22]，有陈济棠[23]、孙科。
况在今天，有两年抗战历史。
假如有米亚哈[24]，有哈恰[25]——中国也不是西班牙、捷克。
一、有投降者(这是必然的，已有汪精卫，还会有张精卫、李精卫)，也会有反对投降者。
二、有坚决投降，一往不返者，也会有一时投降准备再战者。
三、有先降后战者(有些人要当一回汉奸才能变好)，也会有先降后战再降者。
四、人民与军官可能初受蒙蔽，后来觉悟反抗。如像“共产党捣乱”、“八路军叛变”、“国际情况不佳”、“财政异常困难”、“苏联要赤化中国”、“暂时屈服徐图反抗”等欺骗，是必然会到来的。
五、敌人必不让有一个全国统一不受干涉的投降集团存在，它必然采取四分五裂政策。那时，可能有许多傀儡政权同时存在，以便利其统治。各种武装投降者之间可能发生内战——中国是内战最可能(地大，经济分散)与最有经验的国家。
六、敌人可能先让一步，然后干涉。当其让步时——可能投降；当其干涉时——又可能决裂。
七、佛朗哥[26]并没有收容米亚哈，希特勒也没有收容哈恰。日本最后只会收容汪精卫一类。
八、满洲人民与军队的经验，大家知道了。中国军队不能消灭，这是肯定的；缴枪必打，这也是肯定的。
总之，那时必是一个混乱局面，不是一个统一局面。那时，共产党将成为全国人民的救星，全国人民望共如望岁。那时，中国人民对苏联希望必增加。那时，国际必是一个战争与革命局面。那时，日本与英、美、法的冲突是可能的。如果这种情况出现，正是中国革命长期性、曲折性的实际。
不能设想，不民主的政府如现政府能够抗战到底。不能设想，这种政府能够争取最后胜利。我们一次也未希望过，也未说过。
只有愿意动员全国人民的政府，包括共产党在内的政府，才是能够领导抗日胜利的政府。
旧东西的改造，经过叛变与克服过程。
那时，可能出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府(包括共产党在内的)。
那时，中国可能有三种性质的政府——日本的傀儡政府，半傀儡政府，抗日政府。这几种政府间的斗争，将组成所谓相持阶段的局面。所谓相持阶段，可能正是这样情况的阶段。
不能速胜也因这种情况。
不会亡国也因这种情况。
将来抗战局面不外二途，如前所说：一、大部抗战，小部投降；二、大部投降，小部抗战。如果是第二种前途，则其可能情况如上所述。但第一种前途，目前并未绝望。原因在于：
在国内——一、许多军人拥护抗战；二、国民党中的抗战派；三、共产党的反对投降；四、人民的反对投降。
在国际——一、苏联的援助；二、西班牙、捷克的教训；三、欧美人民的舆论。
在日本——财政、经济、军事的困难。
但是要巩固扩大统一战线才能办到。
如果出现第二种前途，那就不但是政府的分裂，而且是三民主义与国民党的分裂：
日本人的三民主义与国民党——现已在做，经过汪精卫，这是假三民主义与假国民党。
中间性的三民主义与国民党——现已萌芽，正在奔跑，这是半真半假的三民主义与国民党。
中国人民的三民主义与国民党——现已发生，正在发展，这是真三民主义与真国民党。
三民主义与国民党是否可以避免上述那样分裂(分裂是必然的)，要看国民党、共产党与全国人民的努力如何。
因此，相持阶段的可能情况便有几种：
一、大部抗战，小部投降的相持阶段——即克服投降可能，取得大部抗战，打下去，除开破坏日本的政治阴谋之外，还停止它的军事进攻。这是第一种情况的相持阶段，这是最理想最希望的。
二、大部投降，小部抗战的相持阶段(共产党与一切不愿投降的人是要继续抗战的，即使是小部)——即使大部投降了，剩下小部抗战，但只要能巩固小部，巩固抗战根据地，亦能与敌相持，如同过去小部红军在根据地上与敌相持一样。不同的，过去是内战，今后是对日本与对汉奸，而不是内战。
在站住了脚，不是继续后退了这一点上说来，在它是全国唯一的抗日军这一点上说来，这也是一种相持局面。
这是第二种相持局面。
三、由小部再到大部的相持阶段——这是第三种相持阶段。
由于小部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坚持国共合作，坚持三民主义，将投降派所把持的阵地分化过来，再争取大部抗战。那时，如果还不能对敌人反攻，则还是一个相持阶段。
我们力争第一种相持局面。不得已再是第二种，且其前途还有第三种。
危险是存在的。但总的前途是光明的。
在危险环境中表示绝望的人，在黑暗中看不见光明的人，只是懦夫与机会主义者。
还在一九三七年苏区代表大会就指出了资产阶级叛变的必然性。
还在一九三七年八月中央又指出“抗战是艰苦的持久战”，“可能发生许多挫败、退却，内部的分化叛变”。
十一月又指出民族投降主义与阶级投降主义的危险等。
这些，我们都预料到了的，它的发生并不是突然的。
抗战前途，不外好坏二途。我们力争好的前途，同时准备即使很坏，我们也有办法。
总的前途是光明的，但必然经过长期的斗争与曲折的斗争。短期的与直线的胜利是没有的。我们历来反对速胜论与亡国论，今天仍一样。
以为地主资产阶级叛变就等于亡国，这是没有看到：一、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的存在；二、抗日友军中的抗日情绪；三、国民党中的抗战派；四、资产阶级中目前不愿投降者；五、沦陷区仍然受压迫的资产阶级；六、广大的小资产阶级与农民；七、苏联的援助。不看见这些正在生长的力量，只看见地主资产阶级投降了，就认为整个世界都黑暗了，于是发生惊慌失措、动摇逃跑等现象，这是完全不对的。
六中全会说，相持阶段必是“更加困难，同时更加进步”的阶段。更加困难，就是敌人之外，还加上投降叛变。更加进步，就是经过各种形式的斗争(包括战争)，抗日的国民党继续同共产党合作，国民党便能更加进步。一部叛变，大部抗日——这种情况是我们希望的，过去这样希望，现仍如此，要力争之。大部叛变(甚至一时表现为全体)，一部抗日——这种情况不是我们希望的，但是可能的。如果出现，我们就要把它颠倒过来，这也是可能的，也要力争。
估计到上述好坏两种可能情况，特别是可能的坏的情况，党的任务是什么呢?
第一，全党努力从思想上组织上准备自己，并准备舆论，准备群众，随时可以对付事变——各种意料之外的袭击，各种大小事变。
第二，全党努力，同一切爱国进步分子，一切爱国进步的国民党人员(上层的、中层的、下层的群众)亲密联合在一块，并和他们一道(如果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必须和他们一道，不是我们单独)去动员群众，开展反投降斗争，公开揭穿反共即准备投降的实质，以孤立投降派与反共分子，以便继续抗日。
在这里要加强统一战线的工作与人员。
第三，不论何种情况，党的基本任务是巩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国共合作与三民主义。必须坚持这种方针，不能有任何的动摇。
党的一般任务就是这样。
基于上述的任务，党应注意对下述各问题了解、解释并进行必要的工作：
六中全会的方针是正确的，六中全会在全国有很大的影响。我们的积极团结全国争取抗战胜利的方针，因为六中全会文件的发布，更加深入人心了。我们的统一战线工作与党的组织工作，因为六中全会的指示在全国更加发展了。
现在，投降危险与反共阴谋成为当前主要危险，故须指出这种新的情况(过去还不是事实，只能一般指出，现在已有成为事实之可能，故须具体指出)，才能克服投降危险，并准备如果投降由可能变为事实时及时采取必要的对付政策，但基本方针仍然是六中全会的，并且只要指导适当，可能使抗战的实际内容发展到一个更高的阶段。
这里要了解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的经验。
那时，精神上没有准备，是失败的主要原因；现在，必须要有准备。
那时，不能再是民族战线，但我们也有太绝对的地方；现在，必须坚持长期的民族战线。
那时，是革命的整个失败，党的路线是退却然后进攻；现在，没有路线上的退却问题，现在是继续进攻中发生局部的暂时的战术上的保守或隐蔽随即准备进攻的问题(如果投降变为事实的话)。
那时，因为反动时期到来，党又没有准备，没有经验，以致队伍混乱，步骤错误(如盲动主义)；现在，则在沦陷区，并准备在投降者占领地，应该作有秩序的退守(有的暂时的，有的长久的)或反攻，而在其他区域则继续进攻方针。
那时，新党员大批脱党或叛变；现在则在某种情况下也有可能发生这类事情，故须先有准备。历史经验——革命转变关头(哪怕是暂时的局部的转变)垃圾的跌落是不可避免的，也不是坏事；但须注意好好带领新党员，尤其是大批青年学生，他们将来是有用的。
那时，国内国际的情况是黑暗的，现在基本上是光明的。
那时，中央是被机会主义统治着，改造后的中央亦无经验；现在没有这种情形。
那时，尚没有造成大批干部骨干；现在已经造成了。
以上，我作了八条比较。虽然如此，仍须在思想上、组织上准备自己，并准备舆论，准备群众，以便胜利地克服困难，发展抗日战争与中国革命到一个更高阶段，而避免可能的失败。
主要理由已在说明抗战前途时说过了。这里只说：
(一)在全部抗日过程中必须都是民族统一战线，虽然由于叛变，许多地主资产阶级都走开了，并变成敌人，但地主资产阶级的叛变是逐渐的，不是同时的，留下的成分必须与之合作。忽视这一点，势将铸成大错。故全部抗日过程中，统一战线依然应该是各党派、各阶级、各民族、各集团、各军队的统一战线。
(二)国共合作也是一样，若干国民党员离开了并成为敌人，但留下的若干仍应是合作的。我们要用真国民党反对假国民党，争取中间性的国民党。国共两党平等联盟的前途还是存在的。国共合作是统一战线的组织基础，忽视这一点，也将铸成大错。
(三)三民主义也是一样，它是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是抗日过程中能够适用的原则、方针。我们要用真三民主义反对假三民主义，争取中间性的三民主义，这是在几种三民主义存在的情况下应采取的政策。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就在抗日过程中也是有区别的，但在抗日过程中二者有其一致点，即在把三民主义照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大会那样解释时，二者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的政纲上基本上是不相冲突的。因此，党内党外许多人轻视三民主义，认为它是根本反动的骗人的与空洞的思想或教条，是不对的。这种想法是由于没有把真三民主义与假三民主义加以区别而来。
(四)在思想斗争问题上，两年来，尤其是半年来，代表国民党写文章的人包括托派叶青等在内，发表了许多不但反对共产主义而且也是反对真三民主义的“纷歧错杂的思想”，亦即假三民主义或中间三民主义的思想，应该加以严正的批驳。其中以所谓“国情”论与“统一”论之武断的叫唤为最嚣张。其实，他们所谓只有三民主义与国民党为适合国情，乃是最不适合国情的假三民主义与假国民党，而共产主义与共产党乃是完全适合国情的。所谓边区与八路军的不统一，而欲将其取消以完成其所谓统一，其实乃是反民族、反民主、反民生的完全违背抗战利益的假统一，完全违反统一中的差别或统一中的斗争这个社会历史事实的武断空话。在旧式半封建政权没有改变为真正革命民主政权以前，边区与八路军是必须存在的，只有在革命民主政权成立之时，反共危险消失之时，二者才可放弃现在这样的特殊性，否则只是反革命的要求而已。
拥护蒋委员长的口号，过去是对的，现在是对的，只要蒋领导抗战一天我们还是拥护的(当然以抗战为条件)，不应对蒋有不尊重的表示。
但蒋对抗战在某种情况下不能坚持的可能是存在的。即在那时，我们如何表示，还要慎重考虑。当然，那时不能不有表示，但须是适当的表示，应以有利团结多数抗战、有利国共继续合作为原则，而不能随便地轻率地恢复“反蒋”口号。
蒋对于共产党存在着敌意，这是他自己表示的事实，我们必须严防他及其部下破坏我党，这是毫无疑义的。
积极帮助蒋与督促蒋向好的一边走，仍然是我们的方针。对外不说“国民党投降”，应说“地主资产阶级投降派”。
“认为汪已完了是不对的，汪还能起大的作用”，这是完全对的。汪之汉奸系统较之其他汉奸更大地危害中国，没有疑义。汪在政府中、党部中与一部分军队中有其群众与同情者。
反投降必须联系于反汪，是更便利与更实际的。
在假如严重叛变事件发生之时，党应极力注意对付的适当，以不脱离国民党多数为原则。
那时，抗日除奸的口号是必须的，抗日除奸的战争(同时抗日又除奸)也是无可避免的，但决不可离开国民党多数而轻举妄动。只有在为多数人所了解与要求时才能(也必须)发动除奸战争。例如现在的反汪，是合乎这个原则的。
没有革命民主政府，要领导抗日胜利是不可能的，全国广大人民之渴望一个抗日的、给人民以自由的、民主集中制的与廉洁的政府有如望岁，故“争取民主”应在今后“反对投降继续抗战”的运动中与之联结起来。
“改良民生”的与之联结也是一样。不过，只有抗日才有实行民主可能，只有抗日与民主才有改良民生可能，这是今日政治形势中的实际，应该明白。
国民党五中全会后，在河北、山东，特别在边区所举行的破坏性与准备投降性的磨擦及武装斗争，是必须给以坚决抵抗的。这种抵抗是有用的，但必须严格站在自卫立场上，决不能过此限度，给挑衅者以破裂统一战线之口实。这种自卫的防御的反磨擦斗争之目的，在于巩固国共合作。为此目的，一定条件下缓和、退让也是必要的。
统一不忘斗争，斗争不忘统一，二者不可偏废，但以统一为主，“磨而不裂”。
严防挑衅，不要上当。
半年来经验，在抗日的与我合作的军队中不去发展党，这个六中全会的决定，根本上是对的。在中国军队中发展共产党，一般应限于汉奸与准备变为汉奸的军队，目的是在破坏之，其他则不应发展。任何军队，只要变了汉奸军队，或直接准备变为汉奸军队，都应采取坚决的破坏方针。某些抗日军队中已因党的组织问题发生了有碍合作的问题时，应公开表示撤退，以求合作之继续。
(一)极力援助那些进步分子，但也依进步程度而定援助程度之不同。
(二)拒绝援助那些退步分子、无希望分子，以免其扩充力量之后反噬我们。过去在这方面有了许多教训。一句话，不作无条件的援助。
(三)极力加强对于一切爱国进步分子的工作，推动他们反对投降，必须要很多有能力的干部去做，一刻不能放松。对中间分子也要加紧工作。
三年来，特别六中全会以来，逐渐恢复与建立了各个中央工作部门，除军委会、组织部、宣传部、敌区工作部、青委建设较久外，统战部、妇委、工委、财政经济部、干部教育部、总政治部、党报委员会、华北华中委员会、西北委员会、南方委员会都是新建立的，秘书处亦改进了组织，共十六个机关。这些中央工作部门的恢复与建立，是在长征大破坏后的一大成绩，一大令人高兴的事。
(一)政治局会议以后每周一次。
(二)书记处处理日常事件。
(三)通知，大事用中央名义，小事用书记处。
(四)人员分配，以保证中央领导健全、同时加强地方领导为原则。
(五)中央各部既紧缩又加强。
干部教育两年来，在中央直接指导下建立了抗大、陕公、党校、马列学院、鲁艺、青训班、女大、工人学校、卫生学校、通讯学校、组织部训练班、行政人员训练班、边区党校、鲁迅师范、边区中学、鲁迅小学、儿童保育院等十七所学校，学生多的万余人，少的几百人几十人，几千个干部从事教育工作，教育出来的及尚未出来的学生三万以上。这是一个很大的成绩，十八年来未有过的现象。这些学生现在还不能看出他们大的工作成绩，但数年以后就可以看见了。
今后仍应继续这个方针。为物质与敌情原因，分在边区、华北两地办。去华北的，指挥管理仍属中央，但委托北方局监督之。
(一)六中全会以后中央发起的全党干部学习运动，对提高全党干部的理论文化水平，有头等重要的意义。
(二)党、政、军、民、学各种机关的在职干部，均应一面工作，一面学习。
(三)按其程度，文化与理论或并重或偏重。
(四)是一种长期大学校。
(五)每日二小时学习制。
(六)一面工作，一面生产，一面学习。
(七)自动与强制并重，理论与实际一致。
(八)勤学者奖，怠惰者罚。
(九)各级机关、学校、部队均设干部教育领导机关与人员
一切可能地方，一切可能时机，一切可能种类，必须发展人民的与机关部队学校的农业、工业、合作社运动，用自己动手的方法解决吃饭、穿衣、住屋、用品问题之全部或一部，克服经济困难，以利抗日战争。
边区今年的生产运动是认真进行了的。须继续总结经验，达到解决困难之目的。
六中全会以来，有成绩。青委与青年联合办事处集中指导青运是对的。
青运方针：坚持青年统一战线，继续采取五四致三青团书的态度，用以争取青年的多数在继续抗战与民主共和国的旗帜之下。
中央发布了妇女运动的方针，开始建立了妇委的工作。地方妇女工作指导机关亦正逐渐建立中。我们历来最缺少的干部是妇女干部，妇女运动经验亦没有总结，这个缺点必须补救。没有一批能干而专职的妇女工作干部，要开展妇女运动是不可能的。
发布工运工作方针，开始建立了工委，开办了一个工人学校。工人运动在群众运动中是比较薄弱的，党的成分中工人亦太少，今后应该在这两方面有进步。
新环境下敌人破坏我党我军与边区政府的阴谋，已逐渐显得严重，今后必更严重，大大增加了我们锄奸斗争的重大性。因此全党必须增加这一方面的注意力，必须派出与训练有必要数量的有能力的干部到这一部门中去。
凡国民党员因特务工作或武装向我进攻而被逮捕或俘获时，一般以不杀不降为原则(不降，谓不强迫其写自首书，不强迫其声明放弃自己信仰)，以争取国民党的大多数。
(一)精干。现在不是普遍发展的时候了，一般应停止发展，以精干为原则。
(二)严密。
(三)消除破坏分子，保卫党。
(四)阶级教育，马列主义。
(五)严格执行秘密训令。
党，军队，一切。准备对付最恶劣环境。
华北局面有变到极严重的可能，敌人主力有进攻华北的可能，因此八路军与华北党必须严重注意这种情况的可能到来，而从军事、政治、财政、党的组织、统一战线各方面进行准备，以适合坚持游击战争应付最大困难为原则。
华北的党有责任供给中央必要的经费，这种经费的政治意义是极大的。
必须大大发展华中的党、游击战争与民众运动的工作，从复杂的环境建立自己的根据地，以为全国长期抗战的枢纽地带。必须有更好的统一战线工作，并与新四军工作的发展与进步联系起来。边区的干部以主要输送华中为原则。
(一)边区是基本根据地，中央所在地，全国有威信的地方，必须坚决保卫之；
(二)敌人进攻边区是促进中国投降的一步骤；
(三)敌人有进攻延安之可能；
(四)即使延安失守，仍然坚持边区，大家准备过游击战争生活，最艰苦但是最生动的生活；
(五)吃饭是第一个问题，自力更生克服困难；
(六)学生与工作人员大批上前线；
(七)好好保护与教育青年学生、新干部、新党员；
(八)保存一个领导集团，一个教育集团，一个军事集团，依靠很好地形，很好民众，一定有办法。
(一)加强教育，加强前线工作；
(二)毕业后依然上前线，早上前线为强；
(三)因为敌情；
(四)因为经费；
(五)决定去一万人；
(六)政治上、组织上好好动员；
(七)后方便于领导教育与打游击战争，但人员还是不少；
(八)干部须作适当的分配；
(九)学生必须酌量多留一些于后方；
(十)学校名义必须保存，前后方同。
(一)八月一日前选举完毕；
(二)十月开会；
(三)为团结全党反对投降而斗争；
(四)能够来与能够开的。
(一)反对右的：
看不见投降反共危险；
屈服于国民党的压力；
对时局无出路(失却前途)；
没有阶级立场；
在艰苦斗争面前恐惧消沉。
(二)反对“左”的：
黑暗的中国，黑暗的世界，黑暗的边区，黑暗的自己；
准备破坏统一战线，否认国共合作，不要三民主义，把自己孤立起来盲干。
(三)老干部应做基干，带领广大新党员新干部向抗战的更高阶段前进，向困难阵地攻击。
(一)必须更加团结：
只要中央与高级干部是团结的，全党必能团结。
只要共产党团结，必然无坚不破。全国人民的救星是共产党。
(二)必须更加集中。
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
(三)全国团结一致，集中指挥，战胜一切。
(六月十三日)
(一)投降因素中，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的动摇是主要的，这是很对的。
(二)要克服两种可能的投降——1.克服小部投降。2.克服大部投降。前者是目前的可能，在大部抗战情况之下的；后者是将来的可能，在假如大部投降了的情况之下的。但做了目前工作即是便利于做将来工作，二者统一不可分。
(三)按照六中全会的定义，敌我力量在某些条件下的平衡才是相持阶段，那末，不但现在不能说相持阶段，如出现李精卫，则是敌人已组成了(它正在努力组织)它的新的战略同盟军，并使用之于作战——迂回我抗战阵地之后方(民族反革命是帝国主义战略同盟军，这是无疑的)，这种时候，更不是什么敌我相持，而是我又打了一个大败仗。那时特点，打我的是日本帝国主义加上李精卫(中国佛朗哥)，故较过去的战略退却更加严重，而不是什么相持阶段。
(四)日本帝国主义正在组织两支新的战略同盟军，一支是国际投降主义者，一支是中国投降主义者，前者用以包围中国外部，后者用以迂回中国内部。我们的努力方向，就是要动员国际的国内的反投降势力，打退这两支敌人的同盟军。在没有打退以前，没有什么相持阶段。
(五)正面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的主力)还可能进行军事攻击，说已经没有这种可能了，是不对的。它在财政、经济、人力、军力各方面虽困难，但依实力说，依时间说，都还有军事进攻的可能。所以，不但一方面须要打败从侧面进攻的新的敌人，一方面还要准备继续打败从正面进攻的旧的敌人，才能取得敌我平衡，取得相持阶段的到来。
(六)但这不是说，要把这些正面的侧面的敌人在实力上打到各方面都与我抗日军相等了，才能出现相持阶段。不是实力相等，而是：我之实力十敌人弱点十国际牵制=相持阶段。
(七)于是，相持阶段能在三种情况下出现：
1、地域大，人数多，阵线巩固，造成敌我相持。例如，俄国内战的中期，欧战的中期。抗战到现在的中国，地域大，人数多，但阵线不固(政治腐败，投降者捣乱)，故还没有相持阶段。如能努力克服投降危险，并在克服过程中改造政治，阵线巩固了，相持阶段就来了。这是第一种。
2、地域小(谓直接根据地小，但国度大)，人数少，但阵线巩固，也能相持。例如，十年红军战争，某种程度上说来一个时期内的东北义勇军。将来假定有大部叛变之事，留下的小部亦可造成相持，只要能不断打破“围剿”，这种相持形势就有了。目前的华北局势，可以说是暂时的、小部的相持，把华北局势延长下去，就变成长期小部相持了。
3、由上述小部相持再变到大部相持，经过统一战线的扩大与反“围剿”斗争的胜利而达到。如果那时还不能举行战略反攻(还是战役反攻期间)，仍然是相持阶段。
(八)假如大部叛变之事不可免地要在抗战行程中出现的话，那末抗战的过程也许就要以下述的公式组织成整个相持阶段：武汉以后的暂时大部相持(目前局势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相持，但因阵线不固，故此时还只能说是暂时的)——某时以后的小部相持——某时以后再来一个大部相持。
这种变化的主要特点，就是由阵线不巩固到阵线巩固。要长期相持，就要阵线巩固，有此条件，虽小亦能相持，无之虽大也不能。所以应力争数量之大(人多、地大)，但主要的还在质量之强。所谓阵线巩固，就是抗日根据地之巩固加统一战线之巩固。
(九)华北确有相持形势，但这还是暂时的，我们提出“坚持华北游击战争”，是想把暂时变为长期。如果别处都黑暗了，剩下华北(同样，新四军，陕甘宁边区)，那它虽在地域上人数上是局部的，但因已没有别的抗日军了，它成了唯一的抗日军，也就取得了战略相持的意义。这是困难局面，但我们也应准备。大半边天都黑了，剩下共产党抗日，我们也要干下去，也能干下去的。这样干个三年五年，唤醒人民，吸引友军，又逐渐形成新而大的抗日阵线，那时，我们就成了抗日救国的核心与领导力量。
所以，不论如何说，我们的前途是光明的，虽然道路是艰难的。
(十)目前，正是敌我关系(敌我力量)重新改组的时候，看谁争取多数，更看谁的质量较好，以决胜负之谁属。谁胜谁败，这问题目前未决，双方正重新准备条件。
阵线是必然会改组，也必然要改组的。我之同盟军的一部(地主资产阶级一部)可能改变为敌人的同盟军，但我决不让其全调去，我必须争取其另一部，也可能争取其另一部。我还有广大同盟军没有动员，中国农民，日本工农兵，国际无产阶级，苏联的力量，动员起来，便能制敌死命。
敌是反革命的，我是革命的，这个质的不同，决定最后胜利之属谁。但指挥战争的策略，尤其决定胜负之谁属。没有后者，单靠本质优良，胜利仍然没有的。
(一)我们说准备自己，应付新的可能情况，应付可能的米亚哈，是在六中全会总路线之下的。在六中全会总路线下，准备对付可能的米亚哈(或哈恰)，与准备在可能的米亚哈占领地区采取暂时的退却政策。到此为止，不能设想对六中全会来一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变。即是说，如果有转变的话，不是路线的转变，而是战术或策略之局部的暂时的转变，以防意外的袭击，这一点要首先弄清楚。我们要坚持过去的总路线。
(二)目前要极力争取的，用党的全力去争取的，是克服投降可能，争取多数抗日，拥护并帮助并监督并批评国民党与蒋，使之能够从反汪斗争中、从今后发展中克服投降倾向，这是目前的中心任务。
(三)因此应强调团结，强调统一，强调国共长期合作，而不是强调其他东西。也只有强调这些才能克服投降危机，也只有强调这些才能更好地准备自己，应付可能的事变。一切为了孤立投降派而不是使自己孤立。
(一)巩固党问题(组织上的紧缩政策)。去年三月会议[28]决定大大发展党之后，党已在全国有了大数量的发展。现在的任务是巩固它，故须暂时地一般地停止发展。当然不是一个也不准入党，有些地方还是应发展。停止发展为的是便于清理、除奸和教育，将来还是要再发展的。
(二)党应好好保护新党员新干部，主要责任在老党员老干部身上。新老党员新老干部之间，一定要弄好，如弄不好，老党员老干部负其主责。有完全的理由给新党员新干部以原谅，而对老党员老干部则没有这种理由。此问题过去存在着某些不正确观点。这事，与主力部队和地方游击部队的关系大略相同。
要从新党员中提拔大批的干部。
(三)要加紧党内教育。阶级教育与民族教育的统一。但目前应着重阶级教育，同时不忽略统一战线教育。
要编制中级课本，哲学问题上要着重唯物史观。
(四)要提拔地方干部。没有地方干部——中级的，高级的，不能建立巩固的根据地。
反对“钦差大臣”的倾向，反对轻视“土包子”，取消“土包子”这个称呼。
(五)要保护革命知识分子，不蹈过去的覆辙。没有革命知识分子革命不能胜利。国民党和我们力争青年，军队一定要收容大批革命知识分子。要说服工农干部，吃得下，不怕他们。工农没有革命知识分子帮忙，不会提高自己。工作没有知识分子，不能治国、治党、治军。政府中，党部中，民众运动中，也要吸收革命知识分子。
(六)友党友军中停止发展党并撤退党问题。从大局看，停止与撤退是有益的，否则将因此一事妨碍大局，破裂统一战线。不争取中国军队，革命不能胜利，而争取目前主要的是从政治上，若组织党则妨碍政治争取。
靠嘴巴不靠组织，靠上层不靠下层(暂时情况下)。
一面撤退党，一面加强联络，同意统一战线工作的某种独立性。
一般只在真投降者的军队中、政府中、政党中，取组织上的破坏政策，其余，一般只取政治上的争取政策。某些特殊部门不执行撤退办法。
(七)不杀国民党员，有重要意义。不是不杀汉奸，不是不杀某些叛徒，也不是不杀紧急时机的革命危害者。
(八)不应过分强调民主民生。不适当的。目前应强调反投降(强调抗战)，不能同时有几个强调。是联系不是强调。
民主民生在国民党区域是宣传口号，不是行动口号。
征兵、捐税、生产等问题，取赞成而又批评的态度，不能取根本反对态度。
(九)地方策略。要有明确的适合当地情形与各种情形的地方策略。中央以后要注意指导。
(十)要加强群众运动。所谓准备群众即指此。不是降低阶级斗争就能够克服投降，只有正确地开展阶级斗争，以与统一战线相配合，才能克服投降。单有统一而无斗争是非常危险的。群众是我们的最后依靠，也是抗战的最后依靠。
(十一)回民问题。
(十二)开办党内刊物。立即就开始办，地方上也要办。
(十三)其他。
报告部分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抄件刊印，结论部分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毛泽东修改件刊印，并据《两条路线》校改。
【注释】
[1]天羽，即天羽英二（一八八七——一九六八），当时任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部长。
[2]指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五日通过的《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
[3]安南，今越南。
[4]陶德曼（一八七七——一九五○），当时任德国驻中国大使。
[5]蒋，指蒋介石。二陈，指陈果夫（一八九二——一九五一）、陈立夫（一九○○年生），浙江吴兴（今属湖州市）人，当时均任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何，指何应钦（一八九○——一九八七），贵州兴义人，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兼军政部部长。
[6]孙，指孙科（一八九一——一九七三），广东香山（今中山）人，当时任国民党政府立法院院长。于，指于右任（一八七九 ——一九六四），陕西三原人，当时任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国民党政府监察院院长。白，指白崇禧，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
[7]近卫，即近卫文麿，当时任日本内阁首相。
[8]指一九三八年三月在南京成立的日本傀儡政府——“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它在名义上管辖江苏、浙江、安徽三省的日本占领区和南京、上海两个特别市。一九四○年三月并入汪精卫伪政府。
[9]指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在北平成立的日本傀儡政府——“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它在名义上管辖河北、山西、山东、河南等省的日本占领区和北平、天津两市。一九四○年三月并入汪精卫伪政府，改称“华北政务委员会”。
[10]张高峰，即张鼓峰。一九三八年七月底八月初，日军在中国、苏联交界处的张鼓峰地区，向苏军挑衅。在苏军的有力回击下，日军战败求和，在莫斯科订立张鼓峰停战协议。
[11]板垣，即板垣征四郎（一八八五——一九四八），当时任日本内阁陆军大臣。
[12]宇垣，即宇垣一成（一八六八—— 一九五六），一九三八年五月出任日本内阁外务大臣，同年九月辞职。
[13]平沼，即平沼骐一郎（一八六七——一九五二），当时任日本内阁首相。
[14]指立陶宛、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
[15]莫洛托夫（一八九○——一九八六），当时任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兼外交人民委员。
[16]东四省，指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四省。热河省，一九五五年撤销，原辖地区分别并入河北、辽宁两省及内蒙古自治区。
[17]宋，指宋庆龄。何，指何香凝（一八七八——一九七二），广东南海人。邓演达（一八九五——一九三一），广东惠阳人。他们都是国民党左派领袖。
[18]冯玉祥（一八八二——一九四八），安徽巢县（今属巢湖市）人。一九三三年五月与共产党合作，在张家口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任总司令。
[19]蔡廷锴（一八九二——一九六八），广东罗定人。一九三二年指挥十九路军参加淞沪抗战。一九三三年参加组织抗日反蒋的福建人民革命政府。
[20]赵博生（一八九七——一九三三），河北黄骅人，曾任国民党军第二十六路军参谋长。董振堂（一八九五——一九三七），河北新河人，曾任国民党军第二十六路军第七十四旅旅长。季振同（一九○一——一九三四），河北沧县人，曾任国民党军第二十六路军第七十三旅旅长。一九三一年春，二十六路军被蒋介石派到江西进攻红军。同年十二月，该军一万余人在他们的领导下，响应中国共产党的抗日号召，于江西宁都起义加入红军，编为红军第五军团。
[21]吉鸿昌（一八九五——一九三四），河南扶沟人，一九三三年五月，与冯玉祥、方振武等在张家口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任前敌总指挥兼第二军军长。任应岐（一八九二——一九三四），河南鲁山人，一九三四年五月与吉鸿昌等共同组织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进行反蒋抗日活动。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吉鸿昌、任应岐同在北平遇害。
[22]张学良，一九○一年生，辽宁海城人。杨虎城（一八九三——一九四九），陕西蒲城人。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他们共同发动西安事变，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23]陈济棠（一八九○——一九五四），广东防城（今属广西壮族自治区）人。一九三六年五月二十八日，和李宗仁联合其他两广将领发表通电，表示反对日本增兵华北，要求对日宣战。
[24]米亚哈，即何塞·米亚哈，西班牙内战期间任马德里城防司令。一九三九年三月五日，与卡萨多、贝斯泰罗发动反共和国的军事政变。二十八日，向德意法西斯支持的佛朗哥所领导的叛军投降。
[25]哈恰，即埃米尔·哈恰，捷克斯洛伐克总统。一九三八年十月，在国际帝国主义的压力下，接受慕尼黑协定，将捷克斯洛伐克逐步置于希特勒德国的控制之下。一九三九年三月，又被迫将捷克地区改为“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区”，划入德国版图。
[26]佛朗哥（一八九二 一九七五），曾任西班牙陆军参谋长。一九三六年七月在德意法西斯支持下发动武装叛乱。一九三九年四月夺取政权，建立法西斯统治。
[27]指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三七年，中共中央成立了由二十五人组成的“七大”准备委员会。同年十二月十三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关于召集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准备“在最近时期内召集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三八年九月至十一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讨论了“七大”的主要议事日程，并正式通过了《关于召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要求“加紧完成准备召集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一切必要工作”。由于战争和交通等原因，大会迟迟未能召开，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才于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三日至六月十一日召开。
[28]指一九三八年二月二十七日至三月一日在延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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