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八日)
文艺界的同志最近开了几次会，座谈怎么样使文艺界的同志与我们在座的同志、与我们领导下各方面工作的同志相结合的问题。我想在座的同志也应该了解这个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当然不是一天两天的事，而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但是我们要了解党对待这个问题的政策。
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在十年内战时期，也就是在红军那个时候，我们也有一点文艺，比如写一写小说，搞个剧团，那是比较普遍的，此外也有歌咏，有宣传画、漫画。这些东西同现在的比较起来那是差得多，现在我们八路军所吸收的人才，种类要丰富得多，文艺工作也普遍得多。那个时候，我们根据地与广大的知识分子隔绝了，与中心城市的人隔绝了，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又犯过错误，轻视知识分子，认为知识分子似乎没有好多用处，要是不犯这些错误，情况也许会好一些。
那个时候，国民党有两种“围剿”，即军事的“围剿”和文化的“围剿”。军事的“围剿”就是反对红军；文化的“围剿”就是反对新文化，反对包含着革命思想的文学艺术，也就是反对以鲁迅为首的在白区的革命的文化艺术。西安事变之后，我们建立了统一战线，这种“围剿”被打破了，文化人、知识分子大批地到根据地里面来。所以，现在华北、华中各个根据地，陕甘宁边区，特别是延安，有大批的文艺工作者，有已经成了专门家的，还有许多没有成家，是做普通文化工作、艺术工作的，这种人更多。这种现象对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对我们根据地，是一种什么性质的现象呢?是一种很好的现象，绝不是坏现象。这个情况，在中央关于知识分子的决定颁布之后，要更加好。中央关于知识分子的决定，正式表明我们党欢迎并吸收大批的知识分子，不管是什么知识分子，只要他们是抗日的就应该吸收。但在事实上，和我们合作的知识分子不但是抗日的，而且是有民主思想、倾向于民主的。没有民主思想，他们根本就不会来。而且在和我们合作的人中，大多数人的思想都变成了马列主义的思想，共产主义的思想，也就是说，大多数人变成了党员，他们的思想不但是抗日的、民主的，而且成了无产阶级的。
党中央关于知识分子的决定已经有了，但是对于文学艺术工作，我们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很好的决定。现在我们准备作这样一个决定，所以我们召集了三次座谈会[2]，有一百多同志到了，有党内的，也有党外的。这次会开得还算好，其目的就是要解决刚才讲的相结合的问题，即文学家、艺术家、文艺工作者和我们党的干部相结合，和工人农民相结合，以及和军队官兵相结合的问题。
如何结合呢?分两个方面，要向两方面的人做工作。对文学家、艺术家，文艺工作者来说，他们要与军队工作的同志、党务工作的同志、政治工作的同志、经济工作的同志接触，要与这些同志结合；对其他方面的人，则告诉他们要与文学家、艺术家接触、结合。总之，要向两方面做工作，要告诉双方各应采取什么态度。
关于文艺工作者方面的问题，我们也应该了解。这方面有些什么问题呢?就是想不想结合和如何结合的问题。首先是要结合还是不要结合，回答是要结合；那末接下来就是如何结合法，即怎么样结合的问题。这中间就要解决思想上的问题，其中一个基本问题，就是要破除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才能够转变为无产阶级的思想，才能够有马列主义的党性。解决了这个思想上的问题，才能够在思想上与无产阶级、与工农大众相结合；有了这样的基础，才可能在行动上和工农兵、和我们党相结合。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总是要格格不入的。一个人从事一种事业，如果时间很长了，一定会发生很多习惯，一定会发生许多偏向。许多文艺工作者生长在国民党统治的社会或封建社会，旧社会的影响有的受得多，有的受得少，有的根底浅，有的根底深，有着程度的不同。这些东西如果不加以指明，如果不使他们把这些东西来一个自觉的破坏，逐渐转变为无产阶级思想，那末就会成为这些同志在行动中完全同工农兵和党相结合的一个障碍，阻碍他们这个结合的过程的速度，阻碍他们自己的进步。所以在整顿三风中间，一切同志都要整顿，文艺界也包括在内，其目的就是要把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加以破除，转变为无产阶级思想。
最近一个时期，某些文章，某些文学作品——当然只是一部分，发生了一些问题。有些同志对一些事情不满意，提出一些意见，这些问题的提出都是对的，提出这些问题证明了什么，证明我们的同志不愧为一个政治战士。虽然我们的文化水平低，但是我们的政治嗅觉相当灵敏，什么风气不好，我们一嗅就嗅出来了。现在所有发生的这些问题，所有发生问题的作品，我们说都没有什么大问题。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那些同志根本上都是革命的，都是从外面城市或根据地来的，他们在外面城市也是做革命工作的，有许多人已经做了很长时间，现在还是做革命工作。至于某些时候，或者某次说话、写文章没有弄好，这是属于部分的性质，这样的问题好解决，都不是什么严重问题。个别比较严重的就是王实味这个同志，他的思想是比较成系统的，似乎坏的东西比较更深一些。其他作品都与此不同，只是部分的问题，不是什么了不起的问题，这是一种。
再一种就是问题严重的。他们离彻底地运用马列主义的思想，达到革命性、党性与艺术工作的完全的统一还差得很远，就是说，头脑中间还保存着资产阶级的思想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这个东西，如果不破除，让它发展下去，那是相当危险的。这个东西，在文艺界的同志中或多或少都有一点，新党员当中有，老党员当中也有。当然，这种缺点严重的也只是一部分同志。他们最基本的问题就是文学艺术要不要为工农大众，服务于工农大众，向工农大众普及，再从向他们普及中间来提高等还没有解决。他们的这些问题也都是可以解决的。此外也还有像这样的问题，在对作品的评价上，有的同志说是抹杀了艺术性，也有的说是抹杀了革命性。所谓抹杀革命性，就是说，只要是艺术的东西，只要是艺术水平高的文学艺术作品，就认为是好的。他们特别强调这一方面，而对立场问题，观点问题，马列主义基本观点问题，向工农兵取材问题，给谁读的问题，与工农兵密切结合或完全为工农兵这些问题，认识不清楚。
文艺家要向工农兵取材，要和工农兵做朋友，像亲兄弟姐妹一样。如果对这方面轻视，不看重，那是一个偏向，就是比较地忽视革命性(当然忽视的程度也有轻重的不同)。如果说有偏向的话，这就是一个严重些的偏向。当然也不是说个个都有这个偏向，但是有许多人都有忽视革命性这一个偏向。他们忽视学习马列主义，忽视拿马列主义的思想来破除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在我们头脑中的影响。他们的思想和实践、思想和行动不统一，想是这样想，做却是那样做，做的事和想的东西不相符合。这是理论和实践的分离。想的是为工农，做的事不为工农；想的是为工农做事，在工农中间的朋友却很少；想的是为工农，对工农干部却不了解。这种“想”，实际上是不彻底的，就是说，对革命性没有强调得好。这种偏向在文学艺术界的同志中很多，应该很好地检讨一下。
还有没有其他偏向呢?有的，这就是太强调革命性而忽视艺术性，认为只要是革命的东西，标语口号式的也好，艺术上不像样子的东西也行。这就把文学艺术降低到和普通东西一样没有区别了，因为别的东西是不采取文学艺术这种艺术形态的。现在强调革命性，就把文学艺术的革命性所需要的艺术形态也不要了，这又是一种偏向。我们只是强调文学艺术的革命性，而不强调文学艺术的艺术性，够不够呢?那也是不够的，没有艺术性，那就不叫做文学，不叫做艺术。这个偏向在俄国曾经发生过，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听说也有过，似乎只要讲几句马列主义，只要讲几句无产阶级，就是好东西。不注重艺术形式的问题，只注重作品的政治内容，这就把艺术与其他东西的区别取消了。说艺术无须乎带有什么特殊性，它在革命工作中也不是特殊部门，这种看法同样是一种偏向。
那末，我们主张什么样的东西呢?我们认为革命性是从低级的到高级的，艺术性也是从低级的到高级的。革命性怎样从低级的到高级的呢?对大地主，你跟他讲马列主义他不来，讲民主他也不来，地主是要租子、要封建制度的。现在日本帝国主义打进来了，他也要抗日，只要不破坏他的封建制度，即使破坏也不要破坏得太彻底，抗日他就会来的。他来就好，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就是取他们抗日这一点，不能够取到他们别的东西，只要他们抗日就好。民族资产阶级就不一样，他们需要民主，但他们所需要的民主是资产阶级的民生。至于人民大众这个最主要的部分，即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的民主，和资产阶级的民主则又有区别。当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没有完全取得政权，或者没有主要取得政权的现在，他们至少有这样的想法:他们要搞民主，讲马列主义是不来的。就小资产阶级整个阶级来说，他们不是搞马列主义的，只有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化了的其他阶层的知识分子，才真正相信马列主义，实行马列主义。讲革命性是从抗日到马列主义，即从低级到高级。在艺术上，我们采取的政策和革命性一样，也是从低级到高级，即是从萌芽状态起，一直到高级的，到托尔斯泰、高尔基、鲁迅等最精湛的。艺术性高的我们要，低的我们也要。像墙报、娃娃画娃娃，我们也要，那是萌芽，有发展的可能性，有根在那里。老百姓唱的歌，民间故事，机关里的墙报，战士吹牛拉故事，里面都有艺术。一字不识的人可以讲出美丽的故事，连说的话也是艺术性的，我便听过许多这样的故事。忽视了这些，眼睛只看到高的，看不到低的，说老百姓粗手粗脚算得什么，轻视那些东西，甚至看不起普通的艺术工作者，看不起墙报、农村通讯，不懂得士兵、农民能动手写几百字的墙报具有很大意义，这是不对的。专门家中有这种观点的多。胡适之的书，我们看看是需要的，不看也可以。墙报、民歌、民间故事，我们也需要看看。多少年受压迫刚翻了身的人居然能写出几百字的墙报，是了不起的大事；不这样看，那就是他的立场明显地没站稳，因此对群众的东西不喜欢看。我们主要的基础是什么?是工农兵。要不要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文艺家呢?需要的，但是主要的基础是在工农兵。只有在这个基础上，他们的作品才能开花。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文艺家是能够帮助我们的，其中一部分有决心工农化的，他们脱胎换骨，以工农的思想为思想，以工农的习惯为习惯，这样来写工农，也就能教育工农，并提高成为艺术。在阶级社会中有文人，在将来的社会主义社会也有专门的文学家、艺术家。将来大批的作家将从工人农民中产生。现在是过渡时期，我看这一时期在中国要五十年，这五十年是很麻烦的，这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文艺家和工人农民结合的过程。在此期间，有点麻烦，出点乱子，是不可避免的。我们的政策是要小心地好好引导他们自觉地而不是勉强地和工农打成一片。少数人不能打成一片，要容忍他，这是思想问题，不能勉强，不能用粗暴的态度。我们的总方针是争取文学家、艺术家中的大多数人和工农结合，使得他们看中低级的东西，看中普通的文艺工作者。专门家有责任指导普通的文艺工作者。是不是只有指导的责任呢?不是的，还要学习，要从普通的文艺工作者那里，从人民身上吸收养料，不然便要悬在空中，这是非常危险的。高尔基很高，但他和下面有着广泛的联系。他和农村有通讯联系。他看到一个十三岁小孩的信非常欢喜，改了几个字把它发表出来，在《海上述林》中便有。高级文艺工作者也只有和普通文艺工作者，和人民发生联系，才有出路，他才有群众，才有牛奶吃，这是老百姓给他的，不然便是空的。
文艺是一支军队，它的干部是文艺工作者。它还要有一个总司令，如果没有总司令，它的方向就会错的。鲁迅、高尔基就相当于总司令，他们的作品，他们说的话，就当作方向的指导。如果普通的文艺工作者没有高级的指导，他的方向就可能会错，他就会长期地停留在低级阶段不能提高。我们要使文艺工作者了解这些问题，掌握党的政策。使他们在一两个月内了解更好，一两个月不能了解来他半年，半年不行来他一年。我们要特别注意让那些成名的、有成绩的作家了解，来推动整个文艺工作朝这个方向进行，以有利于民族，有利于工农兵。这对作家本身也是有利的。“人生一世，草长一春”，为了什么呢?人生一世就是专门为工农兵，死的时候如果作祭文也是这样作就好了，当然不是专门为了作祭文。张浩[3]去世，我们就作了祭文，名为对死人，实则对活人，就是告诉人们，你们不要自私自利吧!张浩革命一生，难道是为了作祭文吗?我相信不是的!所以文艺家要懂得这样的政策，其他同志也要懂得这样的政策，这是一个结合的过程问题。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结合的问题。我们要求我们的同志，在军队、政府、教育、民运、党务各方面工作的同志，对文学艺术工作者，不论是低级的还是高级的，要采取欢迎的态度，恰当的态度，对他们的缺点要采取原谅的态度；而在文艺家方面，对于工农兵的缺点也是要采取原谅的态度。有缺点，不原谅是不行的，将来一定还要有问题。一些知识分子、文艺家不和我们做朋友，这不只是知识分子、文艺家这一面有缺点，一些部门一定也有缺点，也有问题。中央关于知识分子的决定发表以后，还有好些问题没有解决，所以需要像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一样，天天讲，使得在军事、政府、党务、经济、教育各方面工作的同志，对文化人、知识分子采取欢迎的态度，懂得他们的重要性，没有这一部分人就不能成事。斯大林在联共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把这个问题当作一个理论问题来讲的。任何一个阶级都要用这样的一批文化人来做事情，地主阶级、资产阶级、无产阶级都是一样，要有为他们使用的知识分子。在他们这个阶级完全知识化以前，还要利用别的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所以我们要慢慢地来，要进行宣传解释，光是写几篇文章作几次演说办不了事，一定要具体地一步一步地来，没有一次就成功那样容易的事。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讲话记录稿刊印。
【注释】
[1]这是毛泽东在中央学习组会上报告的第三部分。
[2]指一九四二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在五月二日、十六日、二十三日举行的三次会议。
[3]张浩，即林育英，曾任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中共中央白区工作委员会书记、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政治委员、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副书记等职。一九四二年三月六日在延安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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