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三十日)
劳山、榆林桥两次胜利[2]后，敌主力由西边进，企图构成葫芦河东西封锁线，然后北援甘泉、延安，构成洛河南北封锁线，如果没有直罗胜利，则我们向南发展就被限制了，已有的苏区也不能得到完全的巩固。
1.两个军团[3]的会合与团结(这是基本的)；
2.战略与战役枢纽的抓住(葫芦河与直罗镇)；
3.战斗准备的充足；
4.群众与我们一致。
这四个条件决定了我们的胜利与敌人的失败。没有第一个条件，不能取得这样伟大的胜利，不能使董英斌[4]五个师(西边四师、东边一师)在其先头百○九师消灭后，主力即溃退，我军又于追击中消灭百○六师一个团，使百○八、百十一两师不得不退到甘肃境内，东边侵入羊泉之百十七师，也不得不退回富县城。没有第二个条件，就不能取得这次胜利，而让敌人占去了葫芦河与直罗镇。没有第三个条件，则部队没有休息训练，士气与战斗力不能提到这样高；张村驿、东村等五六个民团土围子不消灭驱逐，便不能荫蔽主力与便利战斗；没有团长以上的地形观察与地形图测绘，便不能布置得这样适当，打得这样漂亮。没有第四个条件，则荫蔽主力，搬运伤兵，供给粮食，都不能做得这样好。这四个条件是造成这次大胜利的原因。而中央与军委决定的“向南作战”与“初冬解决‘围剿’”的总方针，由于方面军各级首长与战斗员的坚决执行，已经完满地实现了。这次胜利的战斗告诉我们，对于以后作战亦必须争取这四个条件:(1)两个军团更加团结；(2)抓住战略枢纽去部署战役，抓住战役枢纽去部署战斗；(3)要争取在战前的军事训练与政治工作的充分准备；(4)努力地方工作，争取居民群众与我们一致。这四个条件是缺一不可的。
这次胜利，最后地解决了第三次“围剿”，敌人非重新调兵重新部署，不能向我们进攻了。这就给了我们以准备打破新“围剿”的条件:时间与地区。时间与地区对于我们是十分重要的，我们要利用已经取得的每一点钟时间与每一方里地区来进行我们处在两次“围剿”之间的一切基本工作。
1.使刚刚会合的南中北三支红军[5]得到进一步的团结。到现在人人都相信这种会合与团结是很好的，是必要的，是一个不可侮的势力，是战胜敌人的基本条件。
2.使我们能够利用时间去猛烈扩大红军。这是目前最重要最重要最重要的事。在胜利影响之下，当红军的也更多了，指导扩大红军的同志们也更起劲了。
3.巩固了苏区。苏区群众人人高兴，群众拥护红军帮助战争的积极性必定更加提高起来。“中央红军与十五军团真不错”，这种舆论是在沸腾着。
4.容许我们猛烈扩大苏区。洛川、中部[6]、宜君、宜川、韩城及关中、陇东一带游击区与白区，都可以变成苏区，这些地方的群众在胜利影响之下，必会更加积极起来。
5.日本帝国主义正用炮火进攻华北，并吞全国，国民党正在南京开卖国大会[7]。我们的胜利告诉他们，我们是不准许你这个日本帝国主义灭亡我们的华北和全国的，我们是不准许你这个万恶的国民党卖国到底的，卖国的国民党请滚开，全国人民的救星——红军与苏维埃要同人民携手，用我们的枪炮与热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卖国贼国民党，打倒卖国贼总头子蒋介石。全国人民，尤其是华北五省与海边各省的人民，正在日本帝国主义炮火威胁之下，正在国民党用刺刀用鞭子用欺骗宣传强迫去当亡国奴而没有援助的时候，我们的胜利告诉他们:“同胞们，不要怕，我们是援助你们的。”我们把捷报发出去，你道他们听了高兴不高兴?
6.配合了全国红军与游击战争的胜利。“你们看:我们在北方最后地粉碎了第三次‘围剿’呢!二万五千里远征的中央红军同二十五军与陕甘红军在战场上会合了，并且活捉了牛师长[8]呢!你们勇敢地向前吧!”
7.中央领导我们，要在西北建立广大的根据地——领导全国反日反蒋反一切卖国贼的革命战争的根据地，这次胜利算是举行了奠基礼。
8.日本帝国主义不但要灭亡中国，并且还想进攻苏联的西伯利亚和灭亡蒙古人民共和国。我们的胜利告诉他们:“假如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你们的话，我们是要打它的侧翼和后路的。我们是你们的弟兄，我们担任打一条火线!”
同志们，这次胜利的影响是大得很的，我们要发挥这些影响出去，要向每个红色战士说明，要向前方、后方、苏区、白区一切工农群众与一切白军的兵士、官长解释清楚，使他们了解与同情我们。
——帝国主义间的矛盾走向大战(东方、西方)。
——无产阶级及民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大战(法国七月十四日的四十万人大示威，今年美国的空前大罢工，西班牙与希腊的民主革命，各国的革命形势)。
——殖民地的反帝运动(阿比西尼亚[9]的民族战争，中国的高涨的革命运动，英美殖民地的独立运动)。
——苏联的强盛(生产赶上与超过任何帝国主义国家，又一个四年完成五年计划)，红军的新任务——“胜利是定了的，现在只是用小的牺牲去换得大的胜利的问题，红军要进行技术与战术的突击”。
——世界时局的突变性与急转性，全世界革命与战争的新时期是摆在我们面前了。
——日本的行动(独霸中国的严重局面)。
——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斗争(英美与日本)。
——国民党内部的斗争(蒋系与反蒋系的酝酿与展开)。
——以陕甘红军为领袖的三个主力红军(我们，二、六军团，四方面军)。
—一恢复了及发展了的游击战争。
——新的反帝高潮(潜伏着与爆发着的)。
——中国时局的突变性与急转性，新的大革命的形势是摆在我们面前了。
1.在敌方
——张学良[10]三个主力军的击破(王以哲军、董英斌军、何柱国骑兵军)。
——于学忠、万福麟[11]两军的徘徊。
——刘多荃[12]的孤军。
——杨虎臣[13]的防御地位。
——阎锡山[14]是辅助作用。
——蒋介石在待机位置。
所以第三次“围剿”被彻底粉碎了。
2.在我方
——红军不可侮的力量(莫以为队伍比过去小)。
—一游击战争的发展(战略上的重要意义)。
——工农群众的积极性(表现着与蕴藏着的力量)。
——党的正确领导(中央)。
——白区群众的同情。
一—白军士兵与下级干部的同情。
一—少数民族的同情。
所以我们是有良好阵地地有广大群众基础地向前发展着。
——我们的发展对日本帝国主义是大威胁。
——我们的发展对国民党的卖国政府是大威胁。
——我们的发展使张学良下不得台。
——我们的发展使杨虎臣、阎锡山、马鸿逵[15]寝食不安(特别是阎锡山，他同张学良是我们当前的两个主要敌人，第四次“围剿”中阎锡山必从山西向陕西打来)。
迎接敌人新的大举进攻而彻底粉碎之，开辟我们的苏区到晋陕甘绥[16]宁五个省份去，完成与苏联及蒙古人民共和国打成一片的任务。在那时，我们便可以争取更大的力量，给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革命(这是必然的而且是不远的)与进攻苏联，国民党各派军阀进攻北方红军与进攻全国红军，以空前未有的大打击，争取苏维埃在北方七八个省内、南方若干个省内的伟大胜利，把抗日战争掀起到最高的程度。这是我们的总任务。
——使游击战争向晋陕甘绥宁五个省内广泛地有力地发展去。
——四个月内游击部队扩大一倍。
——使游击战争的发展增加计划性。
1.继续消灭困守苏区境内的敌人，并调动可能来援之敌而消灭之，以求得人员武器的补充与苏区的巩固。
2.猛烈扩大自己，争取四个月扩大一倍(各兵团从居民中扩大，中央局军委会从后方扩大，俘虏兵中大量争取)。我重复地说，这是最重要最重要最重要的任务。
3.切实训练自己，提高方面军的战斗力到很高的程度。一方面着重射击教育与战术教育，一方面着重基本的政治教育与识字教育。我们的射击和射击指挥还有严重的缺点，我们的战斗指挥还非常之不精熟，一定要求得一个彻底的转变。文化水平和政治水平应该努力提高一步，指挥员要做到能写能看，战斗员要做到认得三百字，要懂得许多革命问题的普通道理。教育首先是干部教育，只有提高了干部的军事政治程度，才能使战斗员的军事政治程度真正提高。提高老干部的程度，创造许多的新干部，这是红军在大战争面前的迫切任务。
4.猛烈扩大苏区，造成有利的战斗环境。这有地方党政力量与我们配合去做。红军指挥员战斗员要尊重地方党政领导机关，拿命令的甚至骂人的态度去对付地方同志是完全不对的。
5.猛烈破坏敌军，把破坏工作变成红军与居民的群众运动。改变对待俘虏官的政策，一经缴了枪，不但一概不杀，而且要优待他们，不捆绑(除必要时)，不剥衣，不打骂，经过保卫局政治部大批地放出去，影响白军官长同我们联合抗日。至于俘虏士兵则要十分优待，不论战场上打得如何激烈，一经缴枪就要把他们当弟兄看待，严禁报复行动。所以，消灭敌人、扩大红军、坚强红军、赤化地方与破坏敌军，是今后时期内一方面军的五项具体的严重的任务与工作，而以扩大红军为此时期中心的一环。这里提出消灭敌人的任务，不会妨碍也不应使它妨碍其余工作(尤其是扩大红军)的完成，即不去追求不可必得的战斗，不跑到很远的白区去求战斗。提出的这些任务与工作，虽然是红军经常的任务与工作，但处在两次“围剿”之间的目前时期内，是有它的特殊的内容与意义的。
四、我们拿了这些去粉碎敌人的新进攻，我们拿了这些去取得对于全国红军游击战争与抗日反蒋战争的领导，我们拿了这些去具体地准备着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军队直接作战——我们领导着用武装制止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华北、并吞全国与进攻苏联。我们的神圣的责任，要求我们的同志们拿出异乎寻常的努力去进行自己的工作，只要我们这样做，伟大的胜利是我们的。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油印件刊印。
【注释】
[1]这是毛泽东在陕西富县东村召开的红军第一方面军营以上干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直罗镇战役总结和目前形势与任务报告的提纲。直罗镇战役，是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二十日至二十四日红军第一方面军在陕西富县直罗镇及周围地区进行的一次战役，歼灭国民党军一个师又一个团，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陕甘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
[2]指一九三五年十月红军第十五军团在陕西甘泉县劳山歼灭国民党军第一一○师大部和在榆林桥歼灭第一○七师四个营这两次战斗的胜利。
[3]两个军团，指当时红一方面军第一军团和红军第十五军团。
[4]董英斌（一八九四——一九五○），辽宁沈阳人。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五十七军军长兼第一——师师长。
[5]指从中央革命根据地长征到达陕北的红一方面军，从鄂豫皖革命根据地长征到达陕北的红二十五军和在原地坚持斗争的陕甘红军。
[6]中部，旧县名，今陕西黄陵县。
[7]指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在南京召开的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8]牛师长，指国民党军第五十七军第一○九师师长牛元峰，在直罗镇战役中毙命。
[9]阿比西尼亚，即埃塞俄比亚。
[10]张学良，一九○一年生，辽宁海城人。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总”副总司令。
[11]于学忠（一八九○——一九六四），山东蓬莱人。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总”第二路军总司令兼第五十一军军长。万福麟（一八八○——一九五一），吉林农安人。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五十三军军长。
[12]刘多荃（一八九八——一九八五），辽宁凤城人。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五十七军第一○五师师长。
[13]杨虎臣，即杨虎城（一八九三—一一九四九），陕西蒲城人。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七路军总指挥、国民党政府西安绥靖公署主任。
[14]阎锡山（一八八三——一九六○），山西五台河边村（今属定襄）人。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太原绥靖公署主任。
[15]马鸿逵（一八九二——一九七○），甘肃临夏人。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总”第一防守区司令。
[16]绥，指绥远省，一九五四年撤销，原辖地区划归内蒙古自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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