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址之争，就是传达共产国际指示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开，还是在武汉开的问题。
王明在三月政治局会议提出，请任粥时赴共产国际汇报中共的抗战政策和情况。中央政治局采纳王明的提议，决定派任弼时前往共产国际。任粥时是真正的共产党人，不仅代表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递交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的书面报告大纲，并且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作了详细的口头报告。他详细介绍了抗战以来中国国内的变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状况、党的状况以及八路军的作战情况，包括国共合作以来的特点、困难和阻碍。他还单独向季米特洛夫作了报告。这些，使共产国际对中国的实际情况有了较多的了解，对中国共产党有了新的认识。
1938年7月王稼祥从莫斯科回国，先到乌鲁木齐，后到兰州，再到延安。行前，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已经知道较多的中国抗战情况和王明的另搞一套，在约见他和任弼时谈话说：“应该承认毛泽东同志是中国革命实际斗争中产生出来的领袖，请告诉王明，不要竞争了吧！”此外，又谈到援助时说：“共产国际从他的外汇中拨出三十万美元送给中国共产党？？”
共产国际的指示和经援，对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正确路线，对于全民族的抗日战争，无疑是一个极大的鼓舞和支持；也为开好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提供了重要条件。9月上旬，王稼祥一回到延安，就向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汇报了情况。他先将共产国际的重要文件和由苏联带回来的武器物资清单，当面交给毛泽东，然后将季米特洛夫代表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所作的口头指示，作了认真的传达和必要的说明。毛泽东等商定，由王稼祥再到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正式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
为总结抗战以来的经验教训，使全党认清抗战的形势和前途，明确党在抗日战争中的领导责任，克服右倾投降主义，党中央决定9月下旬在延安举行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这个决定，及时地电告仍在武汉的王明等。这时，长驻武汉同国民党上层搞统一战线工作的王明，得知王稼祥带着共产国际重要指示已经回到延安。同时，王明又接到中共中央要他回延安出席六届六中全会的通知。于是，他预感到共产国际新指示由王稼祥传达，可能传达不准确，于己不利。
王明左思右想，想出一计，马上给中央发了一份电报，狂妄地提出要毛泽东等全体中央领导同志和中央委员，都到武汉去举行六届六中全会。他借口自己是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和主席团成员，传达共产国际指示的会议应该由他来主持。王明想把中共中央全会拉到他所在的武汉国统区来开，一是想抬高自己的政治地位，二是想进一步表示自己对国民党的信任和积极投靠。
王明的这一无理要求，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党中央和毛泽东等同志断然拒绝。毛泽东见到王稼祥时，指着王明的电报气愤地说：“我们共产党的中央会议，为什么要跑到国民党的地区去开？我就是不去！”
王明见此计不成，又生一计，立刻又给自己的安徽同乡和留苏同学王稼祥发了一份电报，要他迅速赶到武汉去，与他这位共产国际主席团成员先行单独商谈传达国际指示的问题。据王稼祥夫人朱仲丽写的《黎明与晚霞》一书说：王稼祥收到这份电报，一眼就看穿王明的鬼主意，他想先知道指示内容，后下决心对策。他立刻快马加鞭赶到了杨家岭，走进毛泽东住的窑洞报告道：“泽东同志，我特地送份电报给你看看，是王明从武汉专门给我拍来的，他简直异想天开！”毛泽东看完电报后，问王稼祥：“你对此如何打算？”王稼祥干脆地说：“不去，当然不去！不仅不去，还要批评他这样做是完全错误的。”《黎明与晚霞》继续写道：“毛主席点点头说：‘对，很对！不过你准备如何答复他呢？’稼祥说：‘我准备回他个电报，让他立刻赶到延安来，电文也拟好了，请看行不行？’毛泽东接过一看道：‘好，我同意，马上发出，催他快回。’当天，王明收到稼祥给他的很不客气的复电，电文是：‘请按时来延安参加六中全会，听取传达共产国际重要指示。你应该服从中央的决定，否则一切后果由你自己负责。’”中央的通知，稼祥的催电，已无法抗拒了。
王明两计不成，又生出第三计。他回电中共中央：说准备回延安出席六届六中全会，不过政治报告要由他来作。一般来说，会议的政治报告谁作，就意味着谁是第一把手。王明很懂得这一套，也很会来事，非力争不可。这也充分暴露了王明极高的权力欲望。党中央电复王明：你来延安开会极好，谁作政治报告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研究决定，你先准备也无妨。这样，王明才离开武汉，乘火车到西安。到达西安又停了下来，觉得作政治报告之事尚未敲定，即电党中央，提出政治报告由他作才能来延安，否则就回武汉去。党中央电复王明还是到延安后再商量，开政治局会议来讨论报告内容后再定。就这样，王明才勉勉强强地来延安。就在王明答应从西安来延安后，于9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
由王稼祥正式传达共产国际的文件指示和共产国际执委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意见。他在当时写的《国际指示报告》中说：“根据国际讨论时季米特洛夫的发言，认为中共一年来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尤其是朱、毛等领导的八路军执行了党的新政策，国际认为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的环境及困难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列主义。”“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领导机关中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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