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对于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先是“拥护”，后是反对，这有相当复杂的情况及各种因素。
①朱仲丽《黎明与晚霞》，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第97页。
周恩来、瞿秋白带着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回国，于1930年8月后半月陆续到达上海。他们按照共产国际指示精神，做了大量耐心细致工作，及时制止立三错误在各地贯彻，为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召开准备了条件。
9月下旬，根据共产国际决议精神，瞿秋白、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会议批判了“立三路线”对中国革命形势的极左估计，停止了组织全国武装暴动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计划，恢复了党、团、工会的独立组织和日常工作，李立三本人也在会议上开始承认了被指出的错误，接着就离开了中共中央的领导岗位，前往共产国际检查错误。这次会议对于停止“立三路线”的执行，巩固和发展红军和苏维埃根据地都起了积极作用。
王明一贯以共产国际决议为准。他既知道共产国际《关于中国的决议案》，又知道三中全会是贯彻共产国际决议而取得重大功绩，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把王明、博古等找去谈话，谈三中全会路线正确，你们不准反对。王明、博古等对三中全会不得不表示“拥护”。博古后来说过：三中全会后，周恩来找我们谈分配工作，通报三中全会，“我说过同意三中全会，王明亦同意的”。
但是，王明、博古等又对三中全会极为不满。三中全会在纠正李立三错误的同时，没有撤销王明、博古等因反李立三而受到的处分。更使他们难以容忍的是：瞿秋白不仅主持召开三中全会，而且会后还主持了中共中央工作。因为，瞿秋白在莫斯科做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时，同情中山大学多数同学反对王明小宗派，引起了王明等强烈不满。随后，王明等在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米夫支持下，把此事歪曲事实告到共产国际，共产国际曾撤销了瞿秋白中共代表团团长的职务。正因为如此，王明、博古等有着反对三中全会及其后中央的思想基础。
这个时候，共产国际收到中共中央8月3日政治局会议记录，才发现李立三有个企图把苏联卷入战争的狂妄计划，十分恼火，立刻把立三错误上升为路线错误，指责他是“反国际的政治路线”。接着，共产国际又接到中共六届三中全会文件，知道瞿秋白主持中共中央工作又很不满意，于是在十月发出了《共产国际执委给中共中央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的信》（即国际十月来信），明确指出立三的错误是政治路线问题，与共产国际政治路线相对立的。
共产国际态度的变化，中共中央在上海毫无所知。然而，当时还留在莫斯科的沈泽民、夏曦、何凯丰、陈昌浩等，从共产国际米夫那里知道了国际七月来信的精神。11月上旬，他们陆续从苏联回到了上海，同时把共产国际确定立三问题是路线错误的精神，首先告诉了王明等。仅隔几天，沈泽民带着共产国际十月给中共中央来信（俄文的）又回到了上海，一到上海没有及时把信交中共中央，而是先给王明看。博古后来回忆此事时说：沈泽民将国际来信原稿交王明看过。
王明、博古以为反对三中全会及其后中央的时机已到，立即在他们那帮人中互相转告，到处串连，准备在党的会议上，以突然方式，捅出“立三路线”问题，同中央对着干。他们知道共产国际十月来信精神后，11月13日联名给党中央写信，尖锐地提出：“立三同志的路线和国际路线是不能并容的。立三同志路线的发展，必然要走到脱离共产国际，反对共产国际的地位上去（事实上已经走到了这种地位）。”他们看到共产国际十月来信原件后，经过策划，又于11月17日联名给党中央写信，侧重点是标榜自己为反立三路线的“英雄”，还向党中央提出强硬的三条要求：“1.正式公开宣布立三路线的实质，教育全党；2.正式公开在各种会议上及党报上宣布我们与立三同志争论的真相，撤销对我们的处罚；3.禁止任何同志在任何会议上继续对我们的诬蔑和造谣！”同时，他们进行宗派串连活动，以没有撤销对他们的处分为借口，改变三中全会后曾经表示服从分配到苏区工作的承诺，仍然赖在上海城市里活动。同王明在一起工作的李初梨回忆说：“三中全会以后，中央决定王明、博古等去中央苏区。王明就离开省委宣传部，搬到斗鸡桥。国际来信以后，他们就不去苏区了。”①
中共中央于11月16日才收到共产国际十月来信，连续于18日和22日两次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检讨三中全会和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践线问题。党中央在接受十月来信基本精神的同时，仍在维护三中全会所制定的路线，对于王明、博古等人的宗派活动予以批评。周恩来针对王明等的宗派活动，强调指出：“已经知道国际来信的同志（如新由莫回国的），必须召集一次会议，要他们站在巩固党、帮助中央领导的立场上来做工作，不允许不经过组织而走到分裂党的方式上去。”瞿秋白在22日会议的报告中说：“沈泽民的方式与精神是离开政治局的领导？？他们知有国际来信，但不公开说已知国际来信，请求政治局如何办，反而突然在工作会议中提出来，这可使一般同志很惊奇与发生其他倾向”，“使同志们惊慌不明”。12月7日，周恩来根据政治局会议精神在中共中央机关工作人员会议上，作了批判立三路线的报告，其中也对王明、博古拒绝党分配他们去苏区工作的错误行为进行批评，并且指出：“尤其要反对有小组织倾向的同志们的超组织的活动，在过去与伯山（即李立三）同志争论的四个同志在不平衡、革命高潮等问题上是对的，但陈韶玉（王明）、秦邦宪（博古）等同志则借此扩大发展他拥护国际路线的影响，这是不应当的。在韶玉同志《开始在主要几省甚至一省建立中国苏维埃政府问题》的文章上面‘夺取武汉这一可能的前途，成为不远将来的现实’，‘夺取武汉的胜利，有使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完成，并且是中国现阶段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的正式开始。’他这样的观点，与伯山同志是同样错误的。这证明韶玉同志对这些问题也没有弄清楚。”①
王明、博古等人反六届三中全会及其后中央的活动，虽然遭到党中央的批评和抵制，但却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共产国际发出十月指示信的同时，电召李立三赴共产国际检查错误。12月初，共产国际东方部米夫等在听取李立三的检查，并审查了六届三中全会的文件和新的中共中央给各地党委的指示及党报的社论以后，给共产国际执委写了《关于中国党三中全会与李立三同志的错误的报告》，其中指责李立三在犯了路线错误，不仅全盘否定六届三中全会纠正立三路线的积极作用，而且批评六届三中全会“没有揭发立三路线的实质”，“反而对立三托洛茨基主义盲动主义践线采取调和态度”②。报告还点名批评瞿秋白犯了“调和错误”，“耍两面派”，“小团体”活动。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扩大会议（李立三出席挨批）讨论这个报告时，要改造中共中央核心组织的意图说得更明白。苦秋莫夫发言无理指责秋白同志说：“他在这里同意反对立三主义，同意国际一切指示，同意根本的当前任
①《访问事初梨谈话记录》，访问者：曹仲彬，1984年11月4日。
①盖军、于吉楠《陈绍禹是怎样上台的》，《党史研究》1981年第2期。
②《布尔塞维克》第四卷第三期（1931年5月10日出版）第66—75页。
务的一切措辞，他回到中国之后，在私人关系的空气之中，丧失了自己的一切原则，而无原则地领导了三中全会。”③皮同志发言，按“教条化”标准吹嘘王明、博古等人说“在苏联有许多学校有好几百中国同志在那里学，他们之中有很好的同志知道列宁主义布尔塞维克的理论和实际。他们回去了，但是不能够作领导工作？？费了很多力量和钱才能够把他们派回中国去，然而秋白或者立三不要他们作党的工作，我们以为这是无论如何是不能允许的。现在怎么办呢？我以为应当发动一个公开的运动反对立三主义和那一部分政治局。”①如果说，共产国际东方部的报告全盘否定中共三中全会，对瞿秋白主持中央不信任、把他排斥在中央领导之外的话，那末，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会议就是道出想让在莫斯科培养的、自己信任的王明等人上台，担任中共中央的领导工作。为了贯彻国际路线、扶植王明上台，共产国际还特地派东方部副部长米夫亲自来华付诸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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