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比王明大9岁。他们在青少年时期，都怀有强烈的爱国热忱，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但他们之间也有一些不同，最根本的不同算是人生追求的不同了。这影响他们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后各自不同的发展方向。
毛泽东出生在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一个农民家里，8岁才开始上学读书，上学后又三度辍学，可谓历经坎坷。他耳闻日睹的农民疾苦，饥民造反被镇压，用他自己的话说，“这件事影响了我一生”。他在读书期间接触过工人、农民，还作社会调查，接触过社会方方面面的人物。王明出生在安徽省六安县金家寨（今属金寨县）市镇的小商人家庭，6岁上学，一帆风顺，接触工人、农民较少，了解社会更少，接触社会各方面人物甚微。这些，都对各人形成不同人生追求有直接关系。
还有出国与不出国的不同。王明出国留苏学习和工作四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集中学习过马列主义理论，缺陷是不联系实际，特别是不联系中国的实际。毛泽东没有出过国、留过洋。他并不是没有出国的机会，也不是不想出国，而是先积极支持了湖南青年出国留学，自己却暂不出国。对于先了解国内情况后出国学习的意思，他曾对周世钊有过解释：“我觉得我们要有人到外国去，看些新东西，学些新道理，研究些有用的学问，拿回来改造我们的国家。同时也要有人留在本国，研究本国问题。我觉得关于自己的国家，我所知道的还太少，假使我把时间花费在本国，则对本国更为有利。”他还说，暂不出国留在国内研究各种学问纲要有三大好处：第一，看译本较看原文快迅得多，可于较短的时间求到较多的知识。第二，世界文明分东西两流，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内，要占半壁的地位，然东方文明可以说就是中国文明。自己似乎应先研究中国古今学说的大要，再到西洋留学才有可资比较的东西。第三，自己如果要在当今世界稍微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这层工夫，如果留在出洋回来的时候去做，因人事及生活的关系，恐怕有些困难。不如在现在做了，一来无方才所说的困难；二来又可以携带些经验到西洋去，考察时可以借资比较。”
以上列举几种“不同”，都直接影响到毛泽东与王明形成不同的人生观。而不同的人生追求，是影响一个人终生的。
一个人的人生观，一般在青年时期初步或基本形成。由于各人的价值观和追求的不同，形成不同的人生观。1924年夏，王明毕业于安徽省立第三甲种农校，面临前途抉择，同父母亲商量。他父亲说，越是人家开店抢我家生意，“叫你今年不能升学”，“我们就一定要升学”；“为人要穷得有骨气，要有硬骨头！”他母亲接着说：“禹子，你爸说得对，穷人要有硬骨头。你看芍药那样不如牡丹，就是没有硬骨头，所以经不住霜打。”王明倒是听从父母的“教诲”，学习牡丹，可他并不学牡丹的硬骨头精神，却学牡丹的红花绿叶、华而不实这一面，无论在国外学习和工作，还是回国工作期间，处处都显示出来。比如，他一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就很快找到了培养自己的园丁——米夫，凭借米夫这个园丁出人头地，结成了教条宗派，为一步登天奠定了基础。又比如，他在上海工作期间，1930年初被敌人巡捕逮走，在狱中没有一点硬骨头精神，却只图个人早点出去，全然不顾党的保密纪律，很快泄露党中央机关的办公地点，好在党中央工作机关搬迁得快，没有造成更严重的损失。直到1942年，他还写了一首意味深长的诗——《忆牡丹》。
毛泽东出生农家，上学几次辍学，还当过半年兵，养成一种务实精神。在湖南一师，基本上形成对人生价值与人生意义的看法，即人生观。1915年8月，他写信给一位好高骛远、夸夸其谈的同窗好友，谈人生问题，说“其为事无域，而人生有程”。信中特地抄录了近期写成的一篇日记，题为《自颂》，以匏瓜（即葫芦）、牡丹相对照，说明做人要脚踏实地，不能华而不实。这是一篇富有哲理的古文，为阅读方便，不妨把其中几段译成白话文：
一位长者同我交谈说：你知道葫芦的情况吗？每当春天来临，土层变暖，它的嫩苗便冒出地面，伸展纤细的茎条，顺地缠来绕去，成为瓜蔓。这瓜蔓不能自行向上延伸生长，假若无人栽培管理，它便就近向荆棘丛上攀绕，或者向新近的杂草间躺爬。长到一定程度，瓜蔓上逐渐有间隔地生出一个个小花苞，在荆棘杂草丛中时隐时现，极不显眼。过往行人看到后一定会指着说：“这不过是一种杂草而已。”可是，到了深秋时节，杂草叶子枯萎了，牧童过往其间，拨开杂草，便发现果实累累，大的像大肚酒瓮一般，这正是葫芦也。
反过来看看牡丹。它生长在由园丁栽培的庭园里，绿色叶子衬托着大红花，交生怒发，华贵鲜亮，争妍斗艳。无知之人一定会指着牡丹说：“这牡丹花结的果实一定大得不得了。”然而谁晓得，到了秋凉时节，牡丹花一下子枯萎了，果实却一个也得不到。
你比较比较，一个葫芦，一个牡丹，到底哪个值得你效法呢？我回答说：“牡丹先盛而后衰，匏瓜先衰而盛，一者无终，一者有卒，有卒是取，其匏瓜乎？”
有的人像牡丹，“刚刚长出一根枝条，马上伸出来向人显示，一件好事还没有做完，立刻就想当众大喊大叫，喜欢招引朋友和志同道合的人聚集在一起，高谈阔论，手舞足蹈，眉飞色舞。这显然是缺乏一种少说多想的修养，且有严重的轻浮喧哗之习气，恰像美女自我陶醉一样得意，真有点不知羞耻了。虽然表面上热闹非凡，实际上外强中于，没有多大作为了。当追名逐利还没有栽跟头的时候，心中的贪欲日益强烈，道听途说，损耗了精力，浪费了光阴，还自以为得意。“日学牡丹之所为，将无实之可望。”
纵观毛泽东一生，正是学“匏瓜”之所为，为劳苦大众的解放事业，不怕艰苦，不怕困难，扎扎实实，开小花，结硕果。在中央“八七”会议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后，当中央负责人提议他到上海中央机关工作时，他毅然回答：不愿去上海大城市住高楼大厦，而愿去艰苦的农村，上山结交绿林朋友，建立革命落脚点。他奉中央之命到湖南领导秋收起义，在去工农革命军的途中被国民党民团抓走，在被押送途中机智脱险，死里逃生；领导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秋收起义，严重受挫后引兵井冈，在井冈山结交绿林，创立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实行“工农武装割据”；为“围魏救赵”，下井冈山转战赣南闽西，吃够了没有根据地的苦头，白天遭敌军追击，晚上还要受偷袭，弄得睡不好觉，吃不上饭，甚至还向女战士“要饭吃”。经过艰苦奋斗，虽然建立起赣南、闽西根据地，但由于缺医少药，得了一场大病，历时几个月，在闽西一位名医吴修山精心治疗下，总算过了鬼门关。也就是在这种艰苦的环境里，不断地总结了革命实践经验，提出了正确的思想路线、土地革命路线和建军路线，艰难曲折地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中国革命道路。他同朱德总司令一道，在枪林弹雨中指挥红军粉碎了敌军的多次“进剿”、“会剿”，直到打退敌军三次大规模的军事“围剿”，建立了中央革命根据地，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受王明“左”倾教条主义排挤、打击的情况下，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不得不跟着战略转移——长征。在湘江惨败后，开始在中央领导层中一个一个地做工作，逐步地团结了中央政治局的大多数，在黎平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出了放弃北上湘西的原定计划和确定西进黔北地区的战略决策，实现了遵义会议的伟大历史转折。为甩掉敌军优势兵力的围追堵截，指挥红军在云贵川一带实行大迂回，用了四个月时间，成功地进行了“四渡赤水”，摧毁了大量敌军，捣毁了贵州军阀王家烈的司令部，写下了他一生中的最得意之笔。在继续长征中，历尽艰辛，抢渡金沙江，夺取沪定桥，跨过大渡河，彻底粉碎了蒋介石企图全部消灭工农红军于安顺场一带峭壁峡谷之中的阴谋。工农红军实现了一、四方面军的会合，接着又战胜了张国焘的右倾分裂主义路线，克服了重重困难，终于通过终年积雪的夹金山，通过了杳无人烟的漫漫大草地，奇迹般地完成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实现了北上抗日的战略决策。指挥红军到达陕北后，以发展求巩固，奠基西北，成功地实行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实现了由十年内战向抗日战争的转变。领导军民独立自主地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建立了敌后根据地，不断打击日本侵略军，迅速壮大抗日队伍，经过8年抗战，终于赶走了日本侵略军。蒋介石挑起内战后，又领导根据地军民开展自卫战争，经过3年，又打败了国民党的800万军队。终于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了艰苦奋斗、硕果累累的开国元勋。
王明一生追求“牡丹”之所为，怕艰苦环境，总想在大城市的庭院中生活。从中国的武汉大城市到苏联首府莫斯科，在中山大学找到米夫这个园丁，成了米夫的得意门生；又从莫斯科回到上海城市，怕艰苦，不愿到工厂、农村去参加实际锻炼，甚至几次不服从组织分配，不到农村革命根据地去，而千方百计地赖在上海城市里工作。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坐镇上海，扶植王明掌握党中央大权后，城市白色恐怖十分严重的情况下，王明仍不愿将中共中央转到农村革命根据地去，而愿呆在上海，躲进郊区的疗养院，随后，搬进尼姑庵隐居起来。为此，他写过一首《尼庵小住》的“口吟”诗：“警犬觅踪何所之？尼庵同隐学禅师。党人本领通天大，结伴神仙鬼不知。”经过一段寺庙生活，还是决定再一次赴安全系数极大的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遥控指挥他一手操办的中共临时中央常委，推行“左”倾冒险主义，犯了错误。抗日战争爆发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已设立在陕北延安，领导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此时，王明又从莫斯科回到陕北，在延安只呆了没有几天，就迫不及待地到武汉市去同蒋介石搞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结果又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
以上这些，表明王明“日学牡丹之所为”，“一枝粗伸，即欲献于人也，一善未达，即欲号于众也”，“将无实之可望”。纵观王明一生，确确实实是追求牡丹的人生——只开花不结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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