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0月，毛泽东率领红一方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历尽艰难困苦抵达陕北吴起镇。他从窑洞土墙上糊着的一张旧报纸上，看到了瞿秋白牺牲的消息。毛泽东心情非常沉重。他将这消息告诉了冯雪峰，对他说：“你失去了一个朋友，我也失去了一个朋友。”瞿秋白、何叔衡，以及毛泽东的弟弟毛泽罩等都是被“左”倾领导者丢弃在苏区而牺牲的。夺去他们生命的，是国民党的子弹，而从一定意义上说将他们推向死亡的，则是罪恶的宗派主义。毛泽东对此非常愤慨，从遵义会议以后，他就开始致力于纠正王明“左”倾路线。1936年9月15日，在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尖锐批评道：“高慢的宗派主义，只相信自己，不相信别人。当时，只用铁锤主义，不把很多干部带走，瞿秋白同志想走不带他走，这完全是立三路线宗派主义的残余，这完全是要不得的，那时的宗派主义，那些行为是犯了罪的。”
瞿秋白36岁悲壮殉难，一个对党和人民始终忠贞不渝的共产党人，一个才华超群坦诚磊落的革命领袖，就这样英年早逝了。毛泽东每每念及此事，都不胜惋惜，流露出深深的缅怀之情。
1939年5月，诗人萧三从苏联回到延安。萧三与毛泽东既是同乡，又是同窗好友。一天，他去拜访毛泽东，两人在月下漫步，谈到朋友，萧三想到何叔衡、蔡和森、瞿秋白都已不在人世了，不禁叹息道：“和森、秋白正值壮年有为之时啊，他们不幸牺牲，太让人痛惜了。”听着萧三的话，毛泽东久久沉默着，过了好一会儿，他才说：“是啊，如果秋白活着，现在领导边区的文化运动，该有多好啊！”
在延安，毛泽东手里有一本名叫《海上述林》的书，是瞿秋白撰写或翻译的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及高尔基等文学译著集。这本书是鲁迅得悉秋白遇害的噩耗后，强忍着悲痛，抱病编辑的。当时国内不能出版，鲁迅多方奔走，拿到日本去出版。书印好后，他精心挑选出皮脊和蓝绒面的各一册，托冯雪峰转送给了毛泽东和周恩来。1942年延安整风期间，毛泽东对延安文艺界的问题很重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前，他仔细阅读了瞿秋白的《海上述林》，反复思考着如何确立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文艺方针。毛泽东曾十分感慨地对周围同志说：“怎么未有一个人，又懂政治，又懂文艺，要是瞿秋白同志还在就好了。”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后，讲稿放了半年才拿出来，在这半年里，他又认真读了《海上述林》。
瞿秋白离去了，临终之际，他在汀州狱中给郭沫若的信中说：“历史的功罪，日后自有定论，我也不愿多说？？”他是一位死而未能盖棺论定的人，在王明宗派主义没有彻底清算的日子里，加在他头上的不实之词始终没有推倒。就义前，瞿秋白写了一篇自传性的遗书《多余的话》，文中没有以往烈士的慷慨陈词，而是用平缓、伤感、甚至有些消极的言辞无情地剖析了自己的内心世界，坦然无私地进行自我审判，他把自己被推到领袖地位说成是“历史的误会”，对自己给革命、给党所造成的损害，由衷地感到深深的内疚，他承认自己“一点没有真实的知识”，承认自己“确是一个最懦怯的‘婆婆妈妈’的书生”，承认自己不行，虚负了“党的领袖的声名”。他毫不掩饰、毫无顾忌地将自己心头的压抑与矛盾和盘托出，暴露出真实的、没有丝毫虚假的自我，留待后人去品评是非。这份遗言最初发表在中统特务机构主办的《社会新闻》杂志上，党内许多同志读后对他产生了新的误解和曲解，甚至有人将其视作“叛变投降自白书”，从而又为瞿秋白的历史结论抹上了一道浓浓的阴影。
是毛泽东第一次为瞿秋白作出了公正的评价。
1945年4月20日，中共六届扩大的七中全会原则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份由毛泽东亲自主持起草并修改了七次的决议中，有两处提到了瞿秋白：
其一：“六届四中全会及其后的中央，一方面提拔了那些‘左’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同志到中央的领导地位，另一方面？？错误地打击了以瞿秋白同志为首的所谓犯‘调和路线错误’的同志？？”
其二：“所谓犯‘调和路线错误’的瞿秋白同志，是当时党内有威信的领导者之一，他在被打击以后仍继续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主要是在文化方面），在一九三五年六月他英勇地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之下。所有这些同志的无产阶级英雄气概，乃是永远值得我们纪念的。”
毛泽东在修改这份决议时，特别强调地批评四中全会过分地打击犯立三路线错误的同志和错误地打击所谓犯调和路线错误的同志，他认为瞿秋白是一介书生，在党内没有多大经验，王明、博古，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结果让他们夺了权力。但他认为瞿秋白的功绩是不能抹杀的，“左”倾路线表现了极端恶劣的宗派主义。毛泽东再次提到长征前夜，王明、博古故意与恶意地丢弃瞿秋白、何叔衡、毛泽罩等同志一事，并指出：“达到这样恶劣的组织政策与干部政策，是任何过去犯路线错误的时期所没有见过的。”①这是瞿秋白第一次得到公正的评价。这时距六届四中全会召开已过去14年，瞿秋白从容就义也已经10年了。瞿秋白恢复名誉之日，正是毛泽东与王明路线的斗争取得彻底胜利之时，这场较量若从遵义会议算起，全部过程也经历了整整10年之久。
1950年12月31日，毛泽东为《瞿秋白文集》题词，写下了本文开头那段话，这是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对瞿秋白作出的第二次正式的重要的历史评价。
1955年6月18日，是瞿秋白就义20周年纪念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了隆重的瞿秋白遗骨从福建长汀迁到北京的安葬仪式。瞿秋白墓，位于任弼时墓东面，墓前立着高大的汉白玉石墓碑，碑的正面镌刻着周恩来手书的“瞿秋白同志之墓”七个苍劲大字。周恩来作为主祭人，董必武、陆定一、周建人、叶圣陶、许广平等作为陪祭人参加了迁葬仪式。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作了关于瞿秋白生平的报告，指出：“瞿秋白同志是中国无产阶级忠诚的战士。他献身革命直到最后一息。他的高贵的品质和毕生功绩将清在人民的心里，永垂不朽。”在革命战争年代，成百个党的优秀的高级干部为革命事业英勇献身，中央只决定迁葬瞿秋白一人到北京，由此也反映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瞿秋白历史功绩的高度评价。
①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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