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湖南第一师范毕业的前一年，1917年8月23日，毛泽东致黎锦熙的长信中写道：“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
近代中国人尤其湖南人，从权贵政要、志士仁人到青年学子，大多佩服曾国藩（1811—1872），佩服其治学为人和带兵做事。从李鸿章、张之洞到袁世凯、蒋介石，无不对之顶礼膜拜，尊为“圣哲”；从梁启超到杨昌济，从陈独秀到毛泽东，也无不表示过推崇师法，受过其人的种种影响。过去研究早年毛泽东，大多回避了这个问题，或者即便接触到了，也是浮光掠影、蜻蜓点水。1980年，拙著《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修订2版，才开始涉及这一点及有限的资料。
毛泽东的外婆家在湘乡，他8岁以前一直住在外婆家，16岁时又在湘乡东山高小读过半年书。曾国藩就是湘乡人，在19世纪五六十年代，带领湘军同太平军作战，取得最后胜利，从而声名赫赫，死后得到“文正公”这一谥号。清政府称他“学有本源，器成远大，忠诚体国，节劲凌霜”。民间流传的徽号则为“曾剃头”，反清志士叫他“卖国贼”。
曾国藩招募、训练和统帅湘军，扑灭了太平天国革命，历史主要记述他这方面的功罪。他在这一方面的名声掩盖了他在思想、学术上的名声。其实，曾国藩是个很复杂的人，有着多种身份的人，是个在很多方面都留下了自己影响的人物，所谓“道德文章冠冕一代”，是中国封建统治阶级最后一尊精神偶像。古人说：“人有三不朽，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推崇曾国藩的人认为这三者他兼而有之。“爱之以其道”，教子有方的《曾文正公家训》，在旧时代的风行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毛泽东在年轻的时候，深受这种影响，一时对曾国藩可说倾服备至。现在根据笔者接触到的有关思想资料，就此作些说明。
那时，毛泽东十分重视梁启超的意见。请看梁启超怎样评论曾国藩：
“曾文正者，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惟我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然而文正固非有超群绝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其所遭值事会，亦终身在拂逆之中；然乃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所成就震古铄今而莫与京者，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铢积寸累，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坚苦卓绝，如斯而已，如斯而已。”①
“吾以为使曾文正生今日而犹壮年，则中国必由其手而获救矣。”②
1913年，毛泽东进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随即并入第一师范）后，对他影响较大的国文教员袁仲谦和奉为楷模的修身课教员杨昌济，都是服膺曾国藩的。从毛当时的听课笔记本《讲堂录》中，可以看到他记录了《曾文正公家、《曾文正公日记》等书中的材料。《讲堂录》中提到了曾国藩的文章《圣哲画像记》，这是曾在军务倥偬之际干的一件大工程。三河兵败，弟弟曾国华战死之后不久，曾国藩写了一封信给三个弟弟，除了报告清廷对国华的优恤和介绍战局之外，信中还有这样一段{1}：
“吾近写手卷一大卷。首篆字五个，次大楷四十八个，后小行书二千余，中间空一节，命纪泽觅此三十二人之遗像绘之于篆字之后，大楷之前。”“吾生平读书百无一成，而于古人为学之津途，实已窥见其大，故以此略示端绪。”
信中说的，就是这《圣哲画像记》。文中说：“书籍之浩浩，著述者之众若江海然，非一人之腹所能尽饮也，要在慎择焉而已。余既自度其不逮，乃择古今圣哲三十余人，命儿子纪泽图其遗像，都为一卷，藏之家塾。后嗣有志读书，取足于此，不必广心博骛，而斯文之传，莫大乎是矣。”文末说：“文周孔孟，班马左庄，葛陆范马，周程朱张，韩柳欧曾，李杜苏黄，许郑杜马，顾秦姚王，三十二人。俎豆馨香，临之在上，质之在旁。”三十二人依次为：周文王、周公旦、孔丘、孟轲、班固、司马迁、左丘明、庄周、诸葛亮、陆贽、范仲淹、司马光、周敦颐、程颢程颐兄弟、朱熹、张载、韩愈、柳宗元、欧阳修、曾巩、李白、杜甫、苏轼、黄庭坚、许慎、郑玄、杜佑、马端临、顾亭林、秦蕙田、姚鼐、王念孙。程包括程氏兄弟，实为三十三人。其中文才与圣德并列，也是他政治思想和学术思想的代表作。在《圣哲画像记》中，四人一组，于义理、词章、考据方面，德行、政事、经世方面，以及言语、文学等方面，对他们都分别有所论述。
曾国藩一生尊奉程朱理学，以“理”为世界万物之本，又同时极其重视经国济世之学；既研究理学，又酷爱文学，韩文、庄子嗜之成癖。其治学方法兼容并蓄，豁达大度，尊奉儒家，出入百家；笃守程朱，不废陆王；宋学汉学并行不悖，于清朝大儒，特宗顾炎武与王念孙。其为人做事，以诚、实、勤、敬自励，尤重力行；治身要如墨翟之勤俭；齐民要如管商之严整；治事则广采各家，存乎一心，实事求是，针对具体情况灵活运用。他广事交游，师友极多，大都学识兼备，相互切磋，“守道救时”。晚清西学东渐时，他开创风气，成为积极推行洋务的先驱。他的散文出自桐城而高于桐城，且工诗词，论者多谓曾氏散文堪称清代一流大家。王船山的进步爱国思想大彰于世，同他在南京印行《船山遗书》分不开。
曾国藩讲究“择书”说，是以《圣哲画像记》为读书指导，以“本根”之书为主，取得既约且博之效。其中谈到的33人，有好些在《讲堂录》中出现了。看来毛泽东是在这一提示下，认真注意了这些人的事迹、功业和文章。
除开师法这些人物外，曾国藩在给儿子纪泽的家书中，也谈到他生平爱读之书：“余于四书、五经之外，最好《史记》、《汉书》、《庄子》、韩文四种，好之十余年，惜不能熟读精考。又好《通鉴》、《文选》及姚惜抱所选《古文辞类纂》、余所选《十八家诗钞》四种，共不过十余种。早岁笃志为学，恒思将此十余书，贯穿精通，略作札记，仿顾亭林、王怀祖（王念孙）之法。今年齿衰老，时事日艰，所志不克成就，中夜思之，每用渐悔。”①
杨昌济在《达化斋日记》（1915年4月5日）中，提到毛泽东这个得意门生，以为他出身农家，“而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余因以农家多出异材，引曾涤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2}
毛泽东很重视杨昌济的意见，他不只是读了不少曾国藩的文章，兴趣和见解也受其影响。曾推崇笔力雄健，气象峥嵘，议论纵横，意义层出的文风；最爱读韩愈的文章，在《日记》中常对韩文推崇备至。如说韩文“雄视千古”（壬子正月），“阅韩文《送高闲上人》，所谓‘机应于心，不挫于物’，姚氏以为韩公自道作文之旨。余谓‘机应于心’，熟极之候也，《庄子·养生篇》之说也。‘不挫于物’，自慊之候也，《孟子·养气章》之说也。‘不挫于物’者，体也，道也，本也。‘机应于心’者，用也，技也，末也。韩子之于文，技也进乎道矣。”（庚申十月）“读《原毁》、《伯夷颂》、《获麟解》、《龙杂说》诸首，岸然想见古人独立千古，确乎不拔之象。”（壬戌九月）毛泽东的喜读韩文，看来不仅是因为教员袁仲谦的提倡，其中也有曾国藩的影响所在。如1919年写的《祭母文》，为当年塾师誉为“脱尽凡俗，语句沉着，笔力矫健，至性流露”，其中“恺恻慈祥，感动庶汇”两语，即取自曾氏家书。
1915年6月25日毛泽东致湘生信，这样谈到治学方法：“为学之道，先博而后约，先中而后西，先普通而后专门。质之吾兄，以为何如？前者已矣，今日为始。昔吾好独立蹊径，今乃知其非。学校分数奖励之虚荣，尤所鄙弃。今乃知其不是。尝见曾文正公家书有云：‘吾阅性理书时，又好作文章；作文章时，又参以他务，以致百不一成。’此言岂非金玉！吾今日舍治科学，求分数，尚有何事？别人或谓退化，吾自谓进化也。”毛这里说的，是曾国藩咸丰七年十二月十四日致曾国荃信中的一段话：“凡人作一事，便须全副精神注在此一事。首尾不懈，不可见异思迁，做这样想那样，坐这山望那山。人而无恒，终身一无所成。我生平坐犯无恒的弊病，实在受害不小。当翰林时，应留心诗字，则好涉猎他书，以纷其志。读性理书时，则杂以诗文各集，以歧其趋。在六部时，又不甚实力讲求公事。在外带兵，又不能竭力专治军事，或读书写字以乱其志意。坐是垂老而百无一成。”① 这些话，毛泽东以为是金玉之言。他拿曾国藩的这个观点来检查自己，认为自己过去不重视学校的功课，是错了。不过，后来对学校功课过多仍力加非议。
曾国藩家书凡一千多封，内容极为广泛，大到经邦纬国，进德为宦，朝政军务，治学修身，小到家庭生计，人际琐事，养生之道，事无巨细，无不涉及。《家书》各种版本，在旧社会极为流行。毛泽东当年读过的《家书》，系光绪年间传忠书局的木刻本，现韶山纪念馆尚收藏有该书的第四、六、七、九卷，每卷的扉页上都有毛手书的“咏芝珍藏”。曾国藩虽然将封建的纲常名教视为“地维所赖以立，天柱所赖以尊”的至高本体地位，以儒教卫道者自居，但他确善于将性理之学与经世致用结合贯通。其伦理思想有自己的鲜明特色，讲究人生理想，精神境界，以及道德修养与自我完善的一些具体做法，如反省内求，日新又新，磨砺意志，勤俭刻苦，力戒虚骄，以恒为本，等等。
曾国藩家书中的一些见解观点，我们可以在《讲堂录》中看到，例如：
“治军总须脚踏实地，克勤小物，乃可曰起而有功。”（同前书，第367页）
“精神愈用而愈出，不可因身体素弱过于保惜；智慧愈苦而愈明，不可因境遇偶拂遽尔摧沮。”（第382页）
“心常用则活，不用则窒；常用则细，不用则粗。”（第527页）
曾文正八本：“（吾教子弟不离八本）读书以训诂为本，作诗文以声调为本，养亲以得欢心为本，养生以少恼怒为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治家以不晏起为本，居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第662页）
“刚”为曾国藩身体力行的伦理思想，做人应以“懦弱无刚四字为大耻，故男儿自立，必须有倔强之气”。《讲堂录》中“刚字立身之本，有嗜欲者不能刚”，就有曾氏影响。
“此时须将劾官相之案，圣眷之隆替，言路之弹劾一概不管。袁了凡所谓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另起炉灶，重开世界。安知此两番之大败，非天之磨炼英雄，使弟大有长进乎？谚云吃一堑长一智，吾生平长进全在受挫受辱之时。务须咬牙厉志，蓄其气而长其智，切不可然自馁也。”（第1328页）
在《讲堂录》里，毛泽东显然是把这些当作格言摘录下来的。年轻时留下的印象是这样的深，后来在延安，他还向一些干部提议阅读《曾文正公家书》。《讲堂录》里还注意到了曾国藩的日记。例如庚申九月日记：“与作梅畅谈当今之世，富贵无所图，功名亦断难就，惟有自正其心，以维风俗，或可补救于万一。所谓正心者，曰‘厚’曰‘实’。厚者恕也，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存心之厚，可以少正天下浅薄之风。实者，不说大话，不务虚名，不行驾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如此，可以少正天下浮伪之习。”毛在这些话的下面作了一点发挥。“不谈过高之理，心知不能行，谈之不过动听，不如默而为愈。”
在《讲堂录》里，毛泽东对曾国藩作出了这样的评价：“有办事之人，有传教之人。前如诸葛武侯（诸葛亮）范希文（范仲淹），后如孔孟朱（熹）陆（九渊）王阳明等是也。宋韩范并称，清曾左并称，然韩左办事之人也，范曾办事而兼传教之人也。”所谓办事，是指建立事功；所谓传教，是指建立和传播思想学说以影响当代和后世。毛认为，正如在宋朝范仲淹要高过韩琦一样，在清代曾国藩要高过左宗棠；范和曾是“办事而兼传教之人”，也就是说不仅建立了事功，而且文章思想都可以为后世取法。
对于曾国藩编纂的《经史百家杂钞》一书，毛泽东也评价甚高，在1915年9月6日致萧子升的信中说：“顾吾人所最急者，国学常识也。昔人有言：欲通一经，早通群经。今欲通国学，亦早通其常识耳。首贵择书，其书必能孕群籍而抱万有。干振则枝披，将麾则卒舞。如是之书，曾氏《杂钞》其庶几焉。是书上自隆古，下迄清代，尽抡四部精要”。“国学者，统道与文也。姚氏纂《类纂》畸于文，曾书则二者兼之，所以可贵也。”毛将《经史百家杂钞》同姚鼐编的《古文辞类纂》作比较，以为《杂钞》比稍早出的《类纂》高明，是极有见地的。姚鼐是清代桐城派大文章家，以为治学有义理、词章、考据三个方面，即以此为线索编成《古文辞类纂》，所录以古文辞为限而不及经史，目的是便于阅者研习古文。清初方苞、刘大、姚鼐三位古文家，都是安徽桐城人。他们宗程朱理学，奉明代归有光为祖师，归长于抒情叙事散文（或称小品文），眼光局限，少论世说理之作。桐城派文章主要是应用的碑志、传状，也写山水景物的小品文为世称道。姚氏编《类纂》，清代只选方、刘二人文章，而撇开顾炎武、魏禧等爱国志士忧时伤世的血泪文章。桐城派古文影响清代300年，直到民国不衰。笔者20世纪30年代初在长沙读高中时，国文老师是一位与袁仲谦同时在一师任过教的举人，用的教本便是这部《古文辞类纂》，他是绝对不允许学生做白话文的。曾国藩对这个选本有不满足的地方，于是调整了分类，更换了选文，编成了这部《杂钞》。在取材方面，经史子集四部，无不选择收录，以为辞章源自经史，在序例中说：“余抄纂此编，每类必以六经冠其端，涓涓之水，以海为归，无所于让也。”在编辑思想上，除了姚鼐提出的义理、辞章、考据三者之外，还增加了经济（即所谓经世济民）一项，而前三者都以经济为依归。因为它抄及经史，阅者从这个选本里，不仅可以研习辞章，而且可以接触到历代的治乱兴衰、典章文物、学术思想以及经世济民之道与术。毛泽东所说：姚氏《类纂》偏重于文，曾书则道与文章二者兼之。可说是简明扼要地指出了两部选本的差异和长短。他认为，《经史百家杂钞》“孕群籍而抱万有”，是研习国学的入门书。他在信中向朋友介绍了自己研读此书的方法：从选本中的一篇而及全书，自一史而及于他史，如此等等，也就可以获得比较完全的国学常识了。
毛泽东第一篇用铅字发表的文章，是1917年4月《新青年》杂志第三卷二号上的《体育之研究》。其中说：“愚自伤体弱，因欲研究卫生之术。顾古人言者亦不少矣，近今学校有体操，坊间有书册，冥心务泛，终难得益。盖此事不重言谈，重在实行，苟能实行，得一道半法已足。曾文正行临睡洗脚、食后千步之法，得益不少。”看来，毛在锻炼身体方面，也有师法曾国藩之处。
1917年8月23日，毛泽东给黎锦熙写的长信中，提到一个“大本大源”问题：“天下亦大矣。社会之组织极复杂，而又有数千年之历史，民智污塞，开通为难。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而不徒在显见之迹。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大源。”那么，怎样的人才是具有大本大源的呢？信中说：“今之论人者，称袁世凯、孙文、康有为而三。孙、袁吾不论，独康似略有本源矣。然细观之，其本源究不能指其实在何处，徒为华言炫听，并无一干竖立，枝叶扶疏之妙。愚意所谓本源者，倡学而已矣。惟学如基础，今人无学，故基础不厚，时惧倾圮。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曾国藩以洞悉“大本大源”为学问之极致，“得大本大源，则心有定向而不致摇摇无着”。毛在信中描述不知“大本大源”之人，“如墙上草，风来两边倒，其倒于恶，固偶然之事，倒于善，亦偶然之事。”姑不论当年毛泽东所探究的“大本大源”，与曾国藩的在内容是否相同，这种重视“本源”的思想方法可说是相通的。
几年来阅读曾国藩的家书、日记以及一些文章，思考其人一生的事业，毛泽东在1917年8月得到了这样一个看法。他说的是“独服”，不但超过袁世凯、孙中山，而且超过曾经深受他尊重的康有为。这时他对曾国藩的倾倒真是无以复加了。而且引为“大本大源”证据的，正是后来最成问题的扑灭太平军的战争，这是很值得思考的问题。
曾国藩本来是个文人，打仗不是他的本行。湘军出境时不过两万人，太平军已成燎原之势。湘军同太平军作战中，打的败仗很多，因而曾不止一次要自杀。王闿运在《湘军志·营利篇》中说：“曾国藩以惧教士，以惧行军，用将则胜，自将则败。”说的是曾在战役指挥方面并不高明，还不如他的部将。事实也正是如此。战争的结局，湘军获胜，太平军失败，是许多因素造成的。在这一场大战争中显出曾国藩过人之处的，最重要的一点，是他找到了一个恰当的动员口号。洪秀全用来动员群众的，是他从西方传教士那里道听途说来的天主教教义，再由他加以中国化而成的“拜上帝教”，这在中国并没有根基。同时“孔孟诸子之书尽行禁除”，即《诗经》亦须经“天王删定”始能读。曾国藩看准了他的敌人的这一个弱点，就从这里大做文章，《讨粤匪檄》中说：
“自唐虞三代以来，历世圣人，扶持名教，敦叙人伦，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粤匪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自其伪君伪相，下逮兵卒贱役，皆以兄弟呼之。谓惟天可称父，此外凡民之父，皆兄弟也；凡民之母，皆姊妹也。农不能自耕以纳赋，而谓田皆天王之田；商不能自贾以取息，而谓货皆天王之货；士不能诵孔子之经，而别有所谓耶稣之说，《新约》之书。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泉，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
曾国藩以保卫名教作号召，动员士大夫阶层和“乡野老实之人”，参军参战。治军最重视精神教育，以传统的封建文化纲常伦理陶冶维系军心；以忠义血性、亲子师友关系用将带兵，将用人权与军、政、财权合一，开近百年军阀专制的先河；并仿照戚继光练兵成法，习劳忍苦，层层统属，一扫清朝八旗、绿营旧制陋习，终于赢得镇压太平天国战争的胜利。一场满汉之间的民族战争，一场地主农民之间的阶级战争，被曾国藩说成是一场维护名教，也就是保卫中国传统文化的战争了。毛泽东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以后，是看到了这一点的。1926年，他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讲课时说：“洪秀全起兵时，反对孔教提倡天主教，不迎合中国人的心理，曾国藩即利用这种手段，扑灭了他。这是洪秀全的手段错了。”① 这时他是站在同情太平天国革命的立场上，为太平天国总结历史教训的。
曾国藩的军事活动经验，对后来毛泽东的战争生涯也不是毫无关系的。大家都知道的，另一位有名的湖南人蔡锷，于1911年编有《曾胡治兵语录》，就是一本毛认真读过的书。毛泽东在江西建立革命根据地取得反围剿战争胜利时，左倾教条主义者曾经嘲讽过他，是“农民意识的地方观念与保守观念”；不过是把《三国演义》、《孙子兵法》当作现代战略；并且说，《曾胡治兵语录》乃敌人蒋介石所专有的东西。因为蒋介石也是一个极其崇拜曾国藩的人。关于曾国藩的治军打仗，非本文探讨的范围，这里介绍两个例子，可以引起我们的思考。
曾国藩治军以“禁骚扰以安民”为第一义，列于《劝戒营官四条》的第一条。《曾胡治兵语录》“第八章仁爱”中有曾的这样一段话：“爱民为治兵第一要义。须日日三令五申，视为性命根本之事，毋视为要结粉饰之文。”咸丰八年，曾在江西建昌大营作《爱民歌》，长500余字，表示了他何等重视军民关系：
“三军个个仔细听：行军先要爱百姓。”“第一扎营不贪懒，莫走人家取门板。莫拆民房搬砖头，莫踹禾苗坏田产。莫打民间鸭和鸡，莫借民间锅和碗。莫派民夫来挖壕，莫到民家去打馆。筑墙莫拦街前路，砍柴莫砍坟上树。挑水莫挑有鱼塘，凡事都要让一步。”“无钱莫扯道边菜，无钱莫吃便宜茶。更有一句紧要书，切莫掳人当长夫；一个被掳挑担去，一家吓哭不安居；娘哭子来眼也肿，妻哭夫来泪也枯。”“军士与民如一家，千记不可欺负他。日日熟唱爱民歌，天和地和又人和。”
另一个例子是，同治元年九月十一日，曾国藩写给曾国荃的信中说：“制胜之道，实在人而不在器。”① 曾国藩遵从戚继光的遗教：“练兵之要，首在练将”，而“练将”首在具有“忠义血性”之“将德”，这样，“才堪治兵”、“不怕死”、“不急急名利”、“耐受辛苦”四者，方能相从并得，驭兵制胜。他认为带勇之人要懂得谋略，“临事而惧，好谋而成”，从实际出发，不拘泥书本，不因循旧法，择善而从，灵活变通。他从《孙子兵法》等古代兵法总结出一套战术原则，如以主待客，后发制人；奇正互用，虚实结合；集中兵力，以十攻一，等等。并撰写通俗的《陆军得胜歌》等，使这些原则将喻兵晓。湘军攻陷南京时，兵员最多不过十余万人，而太平军人数最多时达五十多万人。
从人民军队的本质出发，后来毛泽东为红军制定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说明他一开始战争生涯，就极端重视建立良好的军民关系：“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众所周知，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一个重要原则是：在战争中，人的因素第一，比武器的因素更重要。当然在本质上，重视军民关系与重视人的因素，曾国藩是从维护摇摇欲坠的清朝统治出发，他杀人如麻，从不手软，自称“勿以杀人多为悔”，却又侈谈佛祖慈悲。所谓“爱民”，也不过是“理学家”的一种虚伪而已。但作为治军之道，曾国藩显然比他的后辈私淑弟子蒋介石要高明得多。
这里只是就现在笔者手边的一些资料，从治学方法，探求本源，修养之道，勤俭刻苦，文章气象，直到带兵打仗，等等，以说明毛泽东早年读书生活中，就为何“独服曾文正”这一点作些说明。从这个侧面也可看到，毛泽东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没有丰富的中国文化传统作养料（包括曾国藩的言行），就产生不出他这样一个善于将马克思主义原理同中国实际结合的伟大革命家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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