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东山学堂念书时，就接触到了康有为和梁启超的著作。后来他对斯诺谈到这一段往事时说：《新民丛报》“我读了又读，直到可以背出来。我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1949年在他撰写《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时，谈到“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时候，还把康有为称作“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中的一个代表者。
康有为（1858—1927）对于这样一种评价是当之无愧的。他不但是清末维新运动的领袖，也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一位重要的思想家。他继承了并且深刻研究了以孔孟学说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体系，努力给予新的解释和新的发掘，使之服务于推动维新运动的目的。同时，他以极大的兴趣学习西方文化，包括当时的自然科学知识和天赋人权学说，甚至生吞活剥地附会和征引。康有为后来坚决保皇反对革命，则主要是从法国大革命得来的“教训”。他认为法国革命，大乱80年，杀人几百万；如中国闹革命，必大乱几百年不可。1895年6月，他向光绪《进呈法国革命序》中说：“臣读各国史，至法国革命之际、君民争祸之剧，未尝不掩卷而流涕也。流血遍全国，巴黎百日而伏尸百二十九万，变革三次，君主再复，而绵祸八十年，十万之贵族、百万之富家，千万之中人，暴骨如莽，奔走流离，散逃异国，城市为墟，而变革频仍，迄无安息，旋入洄渊，不知所极。”他从几千年来中外各国社会历史的发展演变，因而形成的人类种种苦难境遇出发，主张去国界、种界、家界等等，以达到全人类都过自由、平等、和平、民主的幸福生活。他只凭主观愿望，毫无科学根据，来创造他的理想的太平盛世——大同世界，认为只有这样，才是“救生人之苦，求其大乐”的良方，自认为是救苦救难的“救世主”。今天的读者看来，他的有些议论不免荒诞无稽，甚至幼稚可笑，但作为先驱者寻找真理的热情，还是很令人感动的。
据一位20世纪50年代起就为毛泽东经管过图书的人说，康有为的重要著作《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毛“是经常要看的”，而康有为的另一部重要著作《大同书》，对他的影响就更加明显。这不但因为他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提到过它，而且在他早期文稿中可以看出此书的影响。
人类理想社会应该是怎样的？这曾经是康有为长时间思考的问题。他曾经写过一本《人类公理》，其中就已经表露了后来《大同书》中的基本思想。《大同书》全书分为十部：甲部，“入世界观众苦”；乙部，“去国界合大地”；丙部，“去级界平民族”；丁部，“去种界同人类”；戊部，“去形界保独立”；己部，“去家界为天民”；庚部，“去产界公生业”；辛部，“去乱界治太平”；壬部，“去类界爱众生”；癸部，“去苦界至极乐”。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曾将《大同书》的内容概括如下：“一、无国家，全世界置一总政府，分若干区域。二、总政府区政府皆由民选。三、无家族，男女同栖不得逾一年，届期须易人。四、妇女有身者入胎教院，儿童出胎者入育婴院。五、儿童按年入蒙养院及各级学校。六、成年后由政府指派分任农工等生产事业。七、病则入养病院，老则入养老院。八、胎教、育婴、蒙养、养病、养老诸院，为各区之最高设备，入者得最高之享乐。九、成年男女，例须以若干年服役于此诸院，若今世之兵役然。十、设公共宿舍，公共食堂，有等差，各以其劳作所入自由享用。十一、警惰为最严之刑罚。十二、学术上有新发明者及在胎教等五院有特别劳绩者，得殊奖。十三、死则火葬，火葬场比邻为肥料工厂。”
此书写成，康有为在很长时期内秘之不肯以示人，只让他最亲近的学生梁启超等少数人看过。在作者生前，只发表过其中甲、乙两部，最初刊于1913年的《不忍杂志》，后来在1919年印成单行本。全书直到1935年才由中华书局出版，其时作者已去世8年了。康有为在这本书里，依据《春秋公羊传》说，把社会的发展分作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三世。太平世是理想社会的最高阶段。并且结合《礼记·礼运篇》中“小康”、“大同”说，指出“神明圣王孔子早虑之，忧之，故立三统三世之法，据乱之后，易以升平、太平，小康之后，进以大同”①。他还详细列表（共约百条）对照“大同始基之据乱世”，“大同渐行之升平世”，“大同成就之太平世”的情况，例如，在太平世，“无国界而为世界”，“人民皆为世界公民”（同前书，第91页），等等。
1917年8月23日，毛泽东致黎锦熙信中说：“孔子知此义，故立太平世为鹄，而不废据乱、升平二世。大同者，吾人之鹄也。”也是将《春秋公羊传》的“三世”之说结合《礼运》“大同”说来谈，跟康有为在《大同书》中的说法相同。想来此时他已读过《大同书》了，当然只是已经发表的甲、乙两部。
《大同书》中对理想社会的政治、社会生活、工农业生产乃至家庭与婚姻等等，都有十分具体的描写。毛泽东对这些极感兴趣。从1919年12月《湖南教育月刊》上发表的他所作的《学生之工作》一文中，可以明显看出所受于《大同书》的影响。文中说：“我数年来梦想新社会生活，而没有办法。七年（1918）春季，想邀数朋友在省城（长沙）对岸岳麓山设工读同志会，从事半耕半读，……今春回湘，再发生这种想象，乃有在岳麓山建设新村的计议，而先从办一实行社会说本位教育说的学校入手。此新村以新家庭新学校及旁的新社会连成一块为根本理想。”当时并不是只有毛泽东一人思考“新村”问题。《新青年》杂志上就刊登过周作人、武者小路实笃等谈新村的文章，李大钊、瞿秋白写过介绍一些美国人办的公社的文章。北京“少年中国学会”与“新潮社”一部分人，于1919年11月，组成北京工读互助团，《简章》提出每日每人做工4小时。同时发动募捐，李大钊、陈独秀、蔡元培、胡适、周作人、高一涵、张菘年等17人为发起人。工读团成立三四个月即陷困境，终至解散。毛泽东是《新青年》杂志的热心读者，也参加了少年中国学会，他当然会受到这些方面的影响。1920年2月，周作人宣布新村北京支部成立，由周本人主持。毛于4月7日经八道湾访周作人，当同此事有关。但是看来康有为的《大同书》对毛的影响似乎更具体些。我们可以把《学生之工作》中所写的新村计划，同《大同书》甲、乙两部所写的理想社会对照看看。
《学生之工作》说：
“合若干之新家庭，即可创造一种新社会，新社会之种类不可尽举，举其著者：公共育儿院，公共蒙养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公共工作厂，公共消费社，公共剧院，公共病院，公园，博物馆，自治会。合此等之新学校，新社会，而为一‘新村’。吾以为岳麓山一带，乃湘城附近最适宜建设新村之地也。”
《大同书》说：
“贫民归公政府恤养。
“病者皆归公医院治之。
“死者归考终院料理丧葬。”（第105—106页）
《大同书》乙部《去国界合大地》，力言有国之害。“欲去国害必自弭兵破国界始”，然后“立（世界）公政府以统各国为大同之中。”毛泽东在《伦理学原理》批语中，论及个人有无上价值后，有这样的话：“凡有压抑个人，违背个性者，罪莫大焉。故吾国之三纲在所必去，而教会、资本家、君主、国家四者，同为天下之恶魔也。”把“国家”列为恶魔，自是当时受到《大同书》（和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
《大同书》中其他一些意见，也对毛有所影响，例如其中说的“男女平等，各有独立，以情好相合，而立私约，有期限，不名夫妇。”（第124页）妻子“不必其夫赡养”，婴儿“不必其母抚育”。（第192页）尤其将社会一切罪恶都归之于家庭，综合出家庭妨碍人类进入“大同之世”的14条公害：“故家者，据乱世人道相扶必需之具，而太平世最阻碍相隔之大害也。”（第191页）至于“农夫之乐”：则“坐得工金，听其挥霍，居得公室，逑匹同居，好学者有图书之益，中才者有听讲之教，食有公厨，游有公园，除每日工作数时外，悉皆自由。”后来大跃进时期，毛泽东多次提出过废除家庭的主张；人民公社大办公共宿舍、公共食堂等，则受到他的极力称赞。每天工作的具体时数：“太平之世，一人作工之日力，仅三小时或一二时而已足，自此外皆游乐读书之时矣。”（第248页）《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中说：“共产主义者从来都认为，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劳动将从沉重的负担变成愉快，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将来每天劳动的时间无疑将大大缩短。随着机械化、电气化的发展，我们必须争取在今后若干年内开始实行每天劳动六小时的制度。……在目前时期，不但在城市中，而且在农村中，应当实行平时实际工作八小时、学习二小时的制度。”《大同书》中的“中国江南之宜稻，河北之宜麦，江浙之宜桑，四川之宜药，广东之宜花果，北口外之宜牧畜，沿海之宜渔盐”（第240页）提法，多年之后是反映在《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中了。难怪在1958年人民公社运动开始时，中央农村工作部干部到徐水县去时，除带上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外，还带了康有为的《大同书》。
《大同书》提出了废除私有财产，实行财产公有的要求；主张全球性的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的原则。肯定工人具有崇高的地位，“太平之世无所尚，所最尚者工而已”（第247页）。还设计了一个没有阶级、人人平等的社会、实行社会自治制度。“太平之世不立刑，但有各职业之规则”，“职规之外，立法四章”——“第一禁赌博”，“第二禁独尊”，“第三禁竞争”，“第四禁堕胎”。诅咒专制皇帝为“民贼屠伯”，激烈地反对“独尊”，从而描绘了一个具有高度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全部生产包括服务行业，都机械化、电气化和自动化。康有为特别重视教育，太平世以开人智为主，人人学到20岁，人人皆无恶习。“当太平之世，人性既善，才明过人，惟相与鼓舞踊跃于仁智之事；新法日出，公施日多，仁心自厚，知识日莹，全世界人共至于仁寿极乐善慧无边之境而已，非乱世之人所能测已。”（第277—278页）
总之，《大同书》反映了康有为资产阶级自由派改良主义的思想，反映了欧洲空想社会主义对作者的影响及其远远超越之处，更反映了中国人民对公正的幸福的理想社会的渴望，在思想史上有很高的价值。当代学者认为：“在中国近代史上出现过三次空想社会主义思潮，这就是太平天国的农业社会主义空想、康有为资产阶级维新派的大同社会主义空想和孙中山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民主主义空想。”《大同书》中提出的政治主张，和孙中山倡导的“天下为公”的思想不能说没有相通之处。”① 康有为的这些思想，“在中国近代空想社会主义史上却占据着重要的进步地位，它比朴素的太平天国的农业社会主义空想已向前大大进了一步，它根据社会必然向前发展的历史进化理论，提出了一个以高度物质文明为基础，以人人劳动和财产公有为基本原则，以政治民主个人平等自由为社会结构的‘大同’世界。这在一定程度上很好地表达了中国先进人士和中国人民对幸福生活的渴望，对科学发达的希望，对封建专制的憎恨，对人权民主的要求，在这个社会主义主观空想形式里充满了民主主义的客观内容。”②
《大同书》在思想史上具有很重要的地位，却决不能作为制定现实政策的指导理论。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提到此书，说“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大同的路。”对此书的内容，无一字评论，他所惋惜的，只是康有为未能找到通向这个理想的道路。历史的不幸是，9年之后，在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中，以为找到了这条道路的毛泽东，作了一次不成功的尝试，其代价之大，是人们多少年也不会忘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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