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选摘自海伦·斯诺的回忆录《我在中国的岁月》，中国新闻出版社1986年9月版。标题为本书编者所加。】
……毛泽东在那座古老的砖地小院里同我握手，欢迎我到延安访问的时候，他举止随便，态度冷静，谦虚好问。我的第一个印象是：他是一个中国人，而朱德却不是。朱德走得很远很远，并不觉得怎么样，而毛泽东却按照他自己的条件，以一种若有所悟的独立性，呆在他自己的那个省区里。当朱德在一张破旧的方桌后面谦逊地坐下时，双手放在两只袖筒里，帽子仍然戴在他留的平头上。毛泽东从方桌跟前把他的椅子拉到一边，脱掉他那顶软绵绵的红星军帽，一束又黑又粗的头发吊到了耳根。他交叉着他那异常健美、强悍、有贵族气质的双手，好奇地、甚至带着善性的幽默感抬头看着我，这两只手显示出真正的力量。毛泽东的手，压根儿不像中国普通知识分子的手，也不像工人阶级的手。作为一个中国人，毛泽东异乎寻常地身材高大、体魄健壮，这两只手，是同他的体格相称的。
毛泽东教养有素，精神支柱铁铸钢打，不怕高压，是由坚韧的组织构成的。这种组织，就是义和拳认为他们通过魔法得到的那种组织——袒胸露体，刀枪不入。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告诉我，她曾经认为毛泽东凶恶而阴险，第一次见面就讨厌他。她费了很大事，克服了这种情绪，在延安逗留的最后阶段，终于恢复了正常。她当时对我说，她害怕毛泽东。然而，我喜欢毛泽东，同他很融洽，就像埃德从一开始就喜欢他，同他很融洽一样。
由于某种原因，无论艾格妮丝·史沫特莱，还是埃文斯·卡尔逊，对毛泽东都缺少起码的了解。埃文斯把毛泽东写成“一个谦逊、友善、孤独的天才，在长夜的黑暗中，努力为人民寻求一条和平的……生活道路。”【原文摘引自埃文斯·卡尔森的著作《中国的双星》英文版170页，纽约多德·米德出版公司 1940年版。】
无论毛泽东有这样那样的不是，在埃文斯的笔下，毛泽东是一位天才。这一点对任何人都很清楚，也许从毛泽东的童年时代，这一点对毛泽东和他的朋友们也一直是一清二楚的。埃文斯用基督教的标准衡量人，这就妨碍了他视觉的明晰度。在他看来，谦卑是一种美好的品质，它存在于一位总司令的身上，就更加如此了。
除了我丈夫外，我很可能比任何人都更加了解毛泽东的生活——因为毛泽东过去从来没向任何人讲述过他的生平。“我丈夫一回到北平，我就用打字机打出了您的传记，”我告诉毛泽东。“这是一部伟大的名著，将会影响每一个阅读它的人。我当时就决定，我要不惜一切代价，到您这儿来访问。我丈夫要我从您这儿把最后一章搞到手。”
毛泽东以他习惯的方式轻轻地笑了，和蔼可亲地点了点头。
前一年，毛泽东对埃德加·斯诺开放了，于是，所有的门也向我敞开。共产党在5月召开代表会议的那几天里，朱德带着他的那些将领们来访问我。(几乎所有重要的领导人都来过了，只有林彪没来。他排外的情绪，显然比其他人强烈。)我为我的几本书，特别是为《中国共产党人》这本书，收集了34个人物小传，还进行了许多其他的采访——这一切，都是因为毛泽东带了一个头。从礼节、礼仪到外交政策，事事都由毛泽东裁决。
在整个夏天，我同毛泽东有一种特别的关系，尽管这种关系还没有前一年埃德同他之间的关系那么亲密。我送给他一个很长的问题单，我们进行过好几次谈话。他对我提出的问题很有兴趣，其中许多是请求对那些似乎矛盾的问题进行解释的。他常常轻轻地笑出声来，说：“你瞧，中国有些事很怪。”他有时转过椅子问我：“你的意见如何？”这常常使我感到不安。我后来了解到，他确实想知道这样一个外国人是怎么想的。
在这年夏天，毛泽东系统地提出并修订了一些重要的新论点，并以演讲的形式，把这些论点在延安的“抗大”试讲出去。他知道我研究过黑格尔，然而没有透彻的解释，对于大量的马克思主义的朴素原理，我是无法接受的。他乐于帮助我弄清问题——喜欢智力挑战——同意和我一起写一本关于中国革命的小册子。那将是一条多么令人震惊的独家新闻！为了特意表示友好，他在美国的7月4日【7月4日，是美国宣布成立纪念日。——本书编者注。】那天接见了我，给我第一次讲述了“中国革命的性质”问题。可是，日本于7月7日向中国发动了进攻，毛泽东便把我交给他的得力助手吴黎平和官方历史学家洛甫，其余部分的内容，就由他们两位来谈了。
在1937年期间，毛泽东首先在抗日军政大学作了《矛盾论》的演讲；这是他看了我那张长长的问题单，同意为非马克思主义者进行解释之后的事情。他给我的主要回答是：如果你不是以矛盾论的思想方法，而是通过正常的逻辑，那就无法理解中国的革命。虽然我向来不喜欢术语，我还是准备接受这一论点，因为这些术语意在给不同的中国内容上加贴西方古老的马克思主义的标签。我相信，德国人李德和苏联，永远不会接受这样的一个观点，甚至永远不会理解它的逻辑性。然而，我从来没期望1937年使我迷惑不解的那种矛盾，会在70年代导致中国和苏联及其仆从的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武装对抗，纵然李德和毛泽东那年夏天已两军对垒了。
才智的开端是承认矛盾存在，承认这是真理的性质，而真理总是有着两面性。问题是要在即将变革的时候能够看出矛盾——能够朝着正确的方向行动。这是毛泽东特有的天才，他想领会并遵从苏联的理论和观点，至少在42岁 (1935年长征到遵义，出于需要，他接任了最高指挥权)以前是这样。1937年，他仍然渴望支持苏联的看法，甚至在释放他昔时仇敌蒋介石作为团结的目的，争取外国支持，反对日本和轴心国的时刻仍然是这样。然而，确有一个为他所不能遵从的自我毁灭的论点，这就是实际上要中国革命自暴自弃的论点。毛泽东总是等待这种矛盾达到一触即发的时刻；然后，他不得不重新确认他自己的领导，改变航程(中国人称他“伟大的舵手”)。1927、1935年，都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在某种程度上，1938年也有类似的情形，接着，就是40年代内战复始的时候。最后，他于1966年发明了意在重振共产主义运动革命性的“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从来不是教条主义者。假如他是这样的话，中国的许多事就会大相径庭。他灵活机动，愿意变革，乐于学习，尤其是有耐心——直忍耐到一触即发的时刻。他等待极度消沉的时刻，然后采取行动，争取命运的转机，不能太急，也不能过迟。他顺应历史，又走在历史的最前头。
共产党代表会议【指中国共产党全国苏区代表会议。——编者注。】
(从1937年5月1日【苏区代表会议应为1937年5月2日至5月14日召开。——编者注。】进行到5月15日。当中央委员会于8月开会
【指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洛川召开的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的决定》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编者注。】
时，毛泽东的强大权威，便永久性地建立起来了，只是1966年以前有一段脱漏之处。 1937年8月13日，我再次访问了毛泽东。在这次采访中，他把共产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给了我。这个文件是基于当时日本的威胁提出来的，其核心是“给人民爱国活动的自由、武装自己的自由”。
为了避免使虚弱、胆怯的国民党成为劲敌，十大纲领没有包括经济纲领；统一战线如此脆弱，永久性的纲领无法提出，甚至连简单的经济上动员人民的纲领也提不出来。
最后，毛泽东拍案而起；他满面通红，两眼闪光。如果有南京政府的合作，这十大纲领就能实现，“我们就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否则，中国就要灭亡！”他愤怒地重复着最后一句话。
“我也有同感，”我站起来点了点头，“无论采取什么方式，中国必须动早起来，否则，中国就要灭亡。组织起来总要比不组织好。”
这就是那年夏天我在延安得出的主要结论：必须千方百计地动员民众行动起来——这是实行“民主主义”的方法之一。(毛泽东后来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重要说法，我和埃德表示祝愿，因为我们先期把这个短小而重要的单词，已用作我们杂志的名称了。)我了解到，共产党人能够把民众组织起来——在物质上，他们没有什么可以提供给民众，能够给的，只是一种精神的力量，兄弟的情谊，或者就像他们所说的那样——与民众“生死与共”。由青少年组成的整个军队，会自愿地同民众生死与共(所有的红军士兵都是不领薪水的义务兵)，会被消灭，但是新的军队就会随之而产生。在延安，动植物几乎不能生长，但人类却幸存了下来。在这儿的黄土里，一种靠饥饿和危险而生存的精神力量正在觉醒。中国的青年们起来了，反抗过去一切可怕的弊病和无能。毛泽东的革命，自始至终是青年运动，而它经久不衰的活力中，总是包括着女性的热忱。
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毛泽东在他的晚年被奉若神明。他最终成为“新中国”的化身，这里面既有热望，也有环境的局限性。他有辩证的思想，是一位复杂的人，西方的概念讲不清他和他的事业，如果要讲，只会越讲越糊涂。他是他那个时代里最乐观的人；然而，他也愤世嫉俗。如果他要信任蠢人的话，也不是出于他的本意。他比同时代的任何一个中国人，都要更加容易接受外界的影响；然而，他以追求真正价值的本能，极其巧妙地糠里筛粮，去粗取精。
显而易见，毛泽东是一位民族英雄，是中国的缩影。他是中国农民(占这个国家人口的80％)的化身。其余的20％人口都害怕他；但是，最后承认了他的权威。在毛泽东去世以前，也或多或少地参加了神化他的运动。毛泽东像西方人，更像亚伯拉罕·林肯，也具有高高的个头、宽大的体格、天生富有的朴实品质。他有着同样的学而不厌的欲望；他甚至在70年代还学习英语，为人们树立了榜样。
大，是用来描述毛泽东的术语，在各个方面都是如此。他总是确立政策、理论的要点，把具体的细节留给行政人员去决定。作为个人，他从不刻薄小气，自私自利，或者打击报复。这在中国是一种革命的品质。他是一个成功者，他深深喜欢成功的全过程。成功对他来说，主要是指赢得人心。据目前所知，他从来没处决过他的敌手。同法国革命、苏联革命相比，这是一种进步，是迈向文明的显著进步。1937年，当老布尔什维克相互残杀之时，毛泽东给他的两名死敌授予了自由——而这两个人一直到死，从未放弃过毁灭毛泽东的企图。一个是第三国际的代表李德，另一个是张国焘。我在延安的时候，张国焘在“抗大”任教。他获准离开延安，跑到蒋介石司令部去了，大喊大叫地称他是惟一的“真正领袖”。
正如中国人所称的那样，毛泽东思想的灵魂是“革命能改变一切”。这不是唯心主义，毛泽东指的是行动，而不仅仅是思想。他像克伦威尔一样，是完全彻底的激进派。1971年，毛泽东把他自己划为中间偏左，他总是向主流游去，指引国家的航船前进。
毛主义是变革的一种方法，是革命的一种方法；它是一种理论，而不是一套建设的蓝图。毛主义是一座桥梁，通过它，诸如亚洲、非洲那些没有工业化的国家，就可以轻松愉快地跳越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紧紧掌握社会主义的武器，发展，强大。甚至在他长沙的孩童时代，毛泽东就认识到，社会主义是社会发展的强有力的武器和工具。他的方法不是坐等改变生产方式的新工具、新机器，而是进行武装革命。他武装地方农民，保护其他的农民。与此同时，他们依靠自觉的意志力的行动，改变经济状况，改变整个社会，而不是通过等待外来的经济宿命论，去达到这样的目的【此处以下的文字已删节。——本书编者注。】。詹姆斯·贝特兰之印象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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