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怡与毛泽覃初次见面是在红军家属李大婶家。
李大婶名叫李淑兰，家在李家湾南面的山坡上。房前有修竹，屋后有小河，独门独院，幽雅僻静。院落内四间房，坐南朝北。儿子当红军走后，正好空出一间，供毛泽覃养伤。此时，毛泽覃由于腿部受伤，不能坐，只能半躺半仰着，在看一本《共产党宣言》。他看得认真投入，以致于贺怡和李大婶走过来的时候，他还没有发现。
李大婶开言道：“毛书记，你看谁来了？”
毛泽覃听到有人喊他，才慢慢地把目光从书本上移开，见李大婶领着一位妙龄女子伫立在面前。那妹子长得楚楚动人，看样子，至多不过十七、八岁，通身洋溢着少女的健美。
李大婶又道：“她叫贺怡，贺子珍的妹妹，是组织安排来照顾你的。”
“你好，毛书记，从今后，你就是我的伤员，我就是你的领导了。”贺怡快言快语，也是人来熟，说完自己先咯咯地笑了。
毛泽覃被这位妙龄女子的直率逗乐了：“是，你是我的领导，我是你的伤员。”
这时，贺怡才开始打量面前这位被称作姐夫弟弟的毛泽覃，只见他身材四四方方，胸脯宽宽大大，宽额大眼，容貌俊美，虽略显病态，但挺拔、潇洒。尤其是宽宽的前额，眉宇间透着一股勃勃英气，确实与姐夫有些相像。贺怡说：“你长得挺像你的哥哥的。”
毛泽覃也朗声笑了：“你也倒像你的姐姐。”
说起贺怡的姐姐来，毛泽覃讲起了去年与贺子珍相见的一段传奇。贺子珍对于突然出现的毛泽覃，以为是丈夫回来了，细瞧不是毛泽东，闹得她好尴尬。
李大婶见两位年轻人搭上了话后就主动引退了。
贺怡问：“伤在哪儿？”
毛泽覃指了指左大腿的臀部，说：“昨天郎中用盐水消毒时，真真疼死我了！”
“那没有别的药吗？”
“好长时间就没有药了。”
“里面伤到了骨头没有？”
“好在没伤到骨头。”毛泽覃说：“好险啊，只差一点点。”
贺怡想到了药，便找到了郎中商量：“还有没有别的消毒办法？”
郎中沉思了片刻，说：“有一种中草药，很难找到，用它煎熬也行。”
贺怡毫不犹豫地：“请你说出样子，我上山去采。”
为寻这种草药，减少毛泽覃治疗时的痛疼，贺怡不畏艰辛，从东山到西山，从悬崖到峭壁，凡是能人到的地方她都跑到了，终于在一处蛇谷的山崖处找到了这种草药。这种药与蛇共存，贺怡赶跑了大蛇才采摘了这种草药。
采到了这种药草，贺怡高兴得没法说，回来便与毛泽覃叙说与蛇搏斗的经过，毛泽覃听了如同神话一般。他佩服贺怡的胆量，也佩服贺怡为自己的付出，令他感动不已。他说：“有了你采的这种药，恐怕再难治的病也不难了。我的伤有救了。”
贺怡听了心里像是流蜜：“那我就给你煎熬吧？”
毛泽覃也高兴地说：“好。”
贺怡终日配合郎中替毛泽覃洗伤上药，熬药煎汤，悉心护理，不嫌脏累。有几次毛泽覃不想再喝那又苦又涩的中草药，都是贺怡说服了他。渐渐地毛泽覃伤势一天一个样，有所好转，他能扶着墙壁在屋子里走动，而后能在院子里走动了。贺怡非常高兴，就搀扶着他到屋外的草坪上、修竹下、小溪旁走走。随着毛泽覃的伤愈，两颗心也越来越贴近。他们一起交流思想，谈经历，谈感想，憧憬革命前途。
当两颗心撞出爱情的火花时，他们便无话不说。先是毛泽覃向贺怡坦诚了自己曾经有过的两次婚姻的经过。他感叹地说：
“应该说我自己曾有两个伴侣，一个是赵先桂，一个是周文楠，她们都是天底下最好的姑娘，我欠她们的很多很多。都是因为我参加革命，由于斗争的需要，不能不离散，现在环境异常的恶劣，天各一方，婚姻名存实亡，不知道她们还在不在？看到了你我就想起了她们。”说这话时毛泽覃眼里含着泪水，声音里充满了思念之情。
贺怡也是一位重感情的姑娘，默默地听着，她听出了对方对自己难以启齿的爱意。然而她的心也是爱着对方，可是父母早已把自己许配了他人。现在遇到一见钟情的人，她内心里更多的是压抑，面对着对方的诚心诚意，她能说些什么呢？
毛泽覃看出了对方的眼神，巧妙地问道：“是不是有人爱着你。”
贺怡点了点头。
在毛泽覃的追问下，她也大胆透露了自己的一桩心事，勇敢地谈出来，想征求一下对方的解决方案。
贺怡说：“一个月前，赣西特委书记唐在刚来到我们家提媒，说有个合适的人，征求我父母亲的意见。父母问是谁？对方说，你老都认识，就是赣西特委秘书长刘士奇。父母没说二话，就应允了这桩婚事。刘士奇当晚还请了父母的客。”贺怡说到这里便流出了委屈的泪水。
毛泽覃立时劝说：“父母都是为儿女操心。这个刘士奇我知道，他是1923年参加革命的老党员，怕有28岁了，比我还大6岁。
贺怡道：“他追求过我，碍着父母的面子，我没把话挑明。有一段时候我是故意躲避他。看来还是没有躲过他。”贺怡说到这里，眼里寻求着对方的办法。
毛泽覃说：“等我伤好了，我亲自登门做父母大人的工作。”
“欢迎，欢迎。”贺怡一连使用了两个“欢迎”词。
再说毛泽覃伤愈后，革命形势又出现了新的反复，贺怡父母那里一直也没去成。再加上贺怡护理完毛泽覃后，即回到了赣西特委，由于父母再三催促，不久便与刘士奇成婚了。
应该说，他们的婚姻不是幸福的。因为此时的贺怡已另有所爱。贺怡1943年在延安的自传里，有这样一句话：“1929年4月，我在父母支配下与刘士奇成婚，婚后生活并不愉快。”这充分表明了她们当时的婚姻质量。
再后来，刘士奇由秘书长一跃担任了中共赣西特委书记，贺怡也被当选为特委委员，并任特委妇女部部长。贺怡的父亲也调进特委机关当秘书，负责抄抄写写；母亲负责打扫机关院落，一家人全都参加了革命。话说这些都是刘士奇一手操办。父母高兴感恩，而贺怡却感到压抑。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时间到了1930年8月中旬，刘士奇受当时李立三“左”倾路线的影响而受到批评，撤销了特委书记不讲，又要限期调离赣南到上海受教育。这次刘士奇离开根据地赴上海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至此他与贺怡的婚姻关系名存实亡。
由于刘士奇的影响，贺怡也受到了审查。新的赣西特委对贺怡的工作进行了相应的审查，结论是：“与刘士奇无关，工作尚有成绩”，并要她放下包袱，轻装前进，好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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