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家三兄弟从6岁开始就下地干活，这倒不是别的，因为家中地多，虽然说家里有雇工，但是人手还是不够用。先是捉虫子、除杂草、收稻子、摘棉花等。后来，又干起了较重的活，比如挑肥、犁地、耙地、播种、插秧等。初干活时，三兄弟还感到新鲜，等干到一定的时候，便感到又苦又累了。
有一次，父亲叫毛泽东和毛泽民到田里去摘豆子。弟弟调皮，选豆子长得稀的地方摘，这样就显得快多了。不一会，弟弟选的那块地方就摘完了。毛泽东却选了一块豆子长得密的地方摘，摘半天也难得“进展”一步。父亲来了，站在地头上随便看一眼，便夸奖弟弟而责备哥哥道：“你在干什么呢？这么大功夫只摘了一小片，看看你弟弟，他比你小，他已经摘了多大一片？”
毛泽东没有吭声，低着头继续摘他的豆子。父亲从地头走过来，先看看弟弟的篮子，表扬几句，再走到毛泽东身边：“说你呢，你听见没有……，”父亲突然不讲话了，上下牙床拉开距离，半天合不拢嘴。
原来，毛泽东的篮子里，豆子要比弟弟篮子里的豆子多得多！
父亲不自在地笑了，他知道自己批评错了。
秋收时节，农民把稻谷打下来，摊在坪里晒。忽然吹来一阵狂风，紧接着乌云遮住了太阳，一道闪光接着一声霹雳，豆大的雨点从空中飘落下来。不少人家都往坪里跑去，收拾自家的谷子，而毛泽东跑到坪里后没有收拾自家的谷子，却先帮助一家佃农收拾去了。等收拾完别人谷子后，再去收拾自家的谷子时，坪里的谷子却泡了汤。父亲看了十分生气，跳脚训斥儿子道：“这可好了！胳膊肘往外拐，你就喝汤吧！”
毛泽东十分平和地对父亲说：“古书上讲，人之初，性本善。人都要互助友善么，再说人家家里穷，还要给我们交租，损失一点不得了。我们自己家里的，湿就湿了吧，关系不大。”
儿子引经据典，讲得有理，父亲无言以对。事后母亲抚摸着毛泽东的头，夸奖道：“要是母亲在，也会这样做的！”一句话说得毛泽东热泪盈眶。
三兄弟都是从8岁开始念书。那时是私塾，读的是“四经五书”、“之乎者也”，毛泽东很不感兴趣，但是无法选择。念书就念书呗，早晨和下午他们还要到田里去干活，这是父亲给他们规定的。三兄弟不悦时，父亲便说：“你们忙，我不是更忙吗！我是除去睡觉外全部泡在了田里！”
泽民带有几分调皮地道：“我们不是不做田里的活，古人讲，‘一心只读圣贤书，两耳不闻窗外事’。我们怕是到头来，书没有读好，老爹怪罪我们不成！”
父亲道：“读书吗，就是认几个字识个数，将来帮爹爹记个账，出门不把自己的名字写错就行了。我吗，也是只不过读了两年书。依我看，书读多了，怕是心大了活也干不了。”
从父亲的言谈举止中，三兄弟也看出了父亲对他们的希望，希望他们也像父辈一样，日出而起，日落而息，面朝黄土背朝天，土里刨食度一生。这也是父亲对儿子的人生设计。
父亲有句名言：“吃不愁花不愁，计算不到发了愁。”在三兄弟眼里，父亲与别人不同的是他过人的算计，家里的粮年年有余，地不断地买回，应该说他是一位成功者。他吃饭都在算账，算未来的账，算儿子长大后的账、算小康的账。他是一个成功者，又是一个贪婪不满足的成功者。
可是父亲万万没想到，三兄弟没按自己的设计发展，而走了另一条自我发展的道。
在学校，等他们读了三四年后，该认识的字都认识了，他们在毛泽东的带领下便开始读一些当时被禁止看的书。比如中国古时的传奇小说，尤其是造反的故事：《水浒传》、《三国演义》、《说岳》、《精忠传》、《反唐》、《隋唐》、《西游记》等书。而教书育人的老师则深恶痛绝这些不正经的书。若是老师来了，他们就用平时读的经书掩盖下来，等老师走后，再拿出来看。
那禁书太精彩了。有一次，毛泽民看得实在入迷了，直到老师走过来他还在看。老师光火了，不但没收了那本《精忠传》，还当众在同学面前批评了他。事后，老师又把这件事告诉了家里的大人，父亲毛顺生手举棍棒不依了：“你给我跪下！”
小泽民规规矩矩地跪了下来。
“从哪借的书？”
泽民不情愿地说：“哥哥。”
这时泽东也走了过来，父亲火冒三丈地：“你也跪下！”
泽东不从，道：“为何让我跪下？”
“你还有脸讲！你是哥哥，自己不学好，还把弟弟不往好里带，把坏书借给弟弟看！”
泽东也跪了下来。
他们整整地跪了一晚上，直到妈妈出来讲情，兄弟俩写了保证书才结束惩罚。
后来，他们又读了一些接近现实的书，比如《醒世良言》、《盛世危言》，该书的作者都是清朝主张革新变法的老学者。他们认为中国积弱的原因是缺乏西洋的工具：诸如铁路、电话、电报、轮船等，并想将它们介绍到中国来。谈古论今，掀起了三兄弟心中不满的情绪。正如毛泽东在他的《自传》中所说：“我们读了许多故事，差不多都能够背诵出来，并且一再地谈论它们。关于这类故事，我们较本村的老年人还要知道得多。他们也欢喜故事，我们便交换地讲听。我想我也许深受这些书的影响，因为我在那种易受感动的年龄时读它们的。后来，我继续读中国文学中的古传奇和小说。有一天，我在这些故事中偶然发现一件可注意的事，即这些故事中是没有耕种田地的乡下人。一切人物都是武士、官吏、或学者，从未有过一个农民英雄。这件事使我奇怪了两年，于是我便进行分析这些故事的内容。我发现这些故事都是赞美人民的统治者的武士，他们用不着耕种田地，因为他们占有土地，显然是叫农民替他们工作的。”就是这些潜移默化的反思使三兄弟走上与父亲截然相反的革命道路。
事隔不久，湖南发生一桩影响毛泽东一生的事件。
一天，毛泽东他们正在上课，突然学校外面的街道上跑来了很多人，有喊有叫的，隔着窗子都能看到。下课后，学生们都跑过去看热闹。原来他们是从长沙跑回来的米商们，因为城里发生了大乱子。
毛泽东经过仔细询问才知道，城里闹饥荒，在长沙有好多万人没有饭吃。“嗷嗷待哺”的老百姓推举了一个代表团去见巡抚，请求救济，但他却傲慢地回答：“你们为什么没有粮食？城里多得很，我向来就没有缺少过。”当他们听到巡抚的回答后，大家都十分愤怒。他们召集民众大会，举行示威运动。他们攻进政府衙门，砍倒作为衙门象征的旗杆，并把巡抚赶走。过后，布政使骑着马出来了，告诉老百姓，政府准备设法救济他们。这话显然是诚恳的。但皇帝（或许是慈禧太后吧）不高兴布政使，责备他与“暴徒”发生密切关系，并将他撤职。于是一位新巡抚来了，马上下令捉拿为首的乱党。其中有许多人被砍掉头颅，挂在柱子上示众……
这事件，使学生们感到惊异。它给予毛泽东一个深刻的印象。许多学生都同情“乱党”，但只是站在旁观的立场。他们并不了解这对于他们的生活有什么关系。不过他们把这事当作一个具有刺激性的事件，感觉兴趣而已。然而毛泽东却永远不能忘记它。他觉得这些“叛徒”都是与自己的家人一样的普通良民，于是这种不公平的愤恨深深地埋在他们的心里，只待发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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