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一步一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经受深重灾难，遭受帝国主义多次的侵略，清朝政府腐败无能，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社会动荡不宁，人民群众遭受残酷的剥削和压迫。中国向何处去，走什么道路?如何救国救民，改造国家和社会?成为摆在求进步的中国人面前的大问题和艰巨的历史任务。
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伟大人格和伟大业绩，是伟大的时代熔炉锻造出来的。毛泽东童年的反抗虽是自发的，却也是时代要求突破农村宗法伦理网罗和封建家长制的一种反映。毛泽东早年投身革命，长期处于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建党建军的前列，长期肩负领导核心的重任，他是一位创建党、国家和军队的最伟大的创业者，这和他所处的历史时代是分不开的。自然，也同他自身的素质、天赋、刻苦锻炼，勇于实践，深谙国情，精通马列，博古通今，文武兼备，既有无畏的革命胆略，又有卓越的创新精神分不开的。
毛泽东1893年12月26日(即清朝光绪十九年十一月十九日)生于湖南湘潭县韶山冲南上屋场的一个农民家庭。他的父亲毛顺生(1870—1920年)精力充沛、性子暴烈。16岁时外出当兵，退伍后回到韶山在家务农兼做小生意和别的营生，攒积下一点钱，赎回典出去的土地，后来又积累钱买了7亩水田，雇了一个长工，他自己做贩谷子的生意，本钱逐渐滚到两三千元，在小小的韶山冲，可算个财东。毛泽东后来回忆说：“我父亲原是一个贫农，年轻的时候，因为负债过多只好去当兵。他当了好多年的兵。后来，他回到我出生的村子，做小生意和别的营生，克勤克俭，积攒下一点钱，买回了他的地。”毛顺生勤劳倔强，精明干炼，脾气粗暴，对毛泽东管的很严厉，时而打骂训斥，并训练儿子双手打算盘，熟悉田间劳动，期望儿子能继承家业，学会经商。毛泽东的个性受他父亲性格的影响，也很倔强。他从小反抗父亲的打骂、体罚和专横。比如，他父亲骂他“不孝”，他就引用经书上“父慈子孝”，也就是只有“父慈”，才能“子孝”的话来回敬；他父亲指责他“懒惰”，他就说大人应该比小孩多干活，等我到了你那年纪，定会比你干的活更多。
有一次，毛顺生设宴款待生意场中的客人，叫儿子出来殷勤待客。毛泽东非常厌恶这一套繁文缛节，不愿奉迎。他父亲当着客人骂他“懒而无用”。于是，两人当众争吵起来，他父亲更加恼怒，要动手打人，他愤而出走。毛顺生也气势汹汹地追赶，一边骂，一边令他回头。他便跑到池塘边，恫吓他父亲说：“如果你再追近一些，我就投水。”由于以强抗顽，他父亲只好“妥协”了。从此，毛泽东萌发敢于反叛的意识。他后来自己回忆说：“我从这件事认识到，当我用公开反抗的办法来保卫自己的权利的时候，我父亲就软了下来；可是如果我保持温顺的态度，他只会更多地打骂我。”
毛泽东特别反对他父亲的刻薄和自私行为。毛顺生有个堂弟毛菊生，家境十分穷困，不得不将赖以活命的7亩田出卖。毛顺生要买进这7亩田，遭到儿子毛泽东和妻子文氏的反对。毛泽东认为这种只顾自己发财，不管他人死活和不尽兄弟情义的自私行为是极不道德的。虽然他们的反对没有效果，却增加了毛泽东的不满情绪，由家庭延伸到旧社会的制度。这件事在毛泽东的脑海里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新中国成立后，他还多次与堂弟谈及。他说：“旧社会那种私有制，使兄弟间也不顾情义。我父亲和二叔是堂兄弟，买二叔那7亩田时，就只顾自己发财，全无兄弟之情，什么劝说都听不进去。我后来思考这些事，认清只有彻底改造这个社会，才能根绝这类事，于是下决心要寻找一条解放贫苦农民的道路。”
毛泽东的母亲叫文其美(1867—1919年)是湘乡县唐家坨人。她的性情完全不一样，善良敦厚，心地善良，为人慷慨厚道，“随时愿意接济别人”，在村子里很受尊敬。文其美长着一幅中国妇女所羡慕的梨子型脸盘。毛泽东长得更像他母亲而不像他父亲，并在小时深受他母亲言行的影响。因而，毛泽东在小时候就像他母亲一样，乐于助人，关心乡邻的疾苦。在韶山一带，至今还传颂着许多他们母子周济贫苦的动人故事。毛泽东对他母亲这种同情贫弱，兼爱众生的风范，十分敬佩。1919年10月5日，毛泽东母亲病故，他昼夜兼程，从长沙赶回韶山。他守在母亲灵前，在悲痛中，席地而坐，写出了一篇哀恸的《祭母文》。文中写道：“吾母高风，首推博爱。远近亲疏，一皆覆载。恺恻慈祥，感动庶汇。爱力所及，原本真诚。不作诳言，不存欺心。整饬成性，一丝不诡。手泽所经，皆有条理。头脑精密，劈理分情。事无遗算，物无遁形。洁净之风，传遍戚里。不染一尘，身心表里。……病时揽手，酸心结肠。但呼儿辈，各务为良。”[3]高度赞扬了母亲敦厚诚实，勤劳俭朴的美德。当时，毛泽东还含泪给他的同学、好友邹蕴真写信，说世界共有三种人：损人利己的人；利己不损人的；可以损己以利人的，自己的母亲便属于第三种人。
一个人的性格是在多种因素交互作用形成的。毛泽东从慈母那里继承了善良、敦厚的天性，从严父那里接受了倔强的个性，不同的气质，在毛泽东的身上重叠组合，成了他性格的最初雏形。
毛泽东6岁开始做一些家务和农活，如，放牛、割草、锄草，很勤快、扎实，特别是在13岁至15岁停学的日子里，他整天在地里和长工一起劳动。这样，自幼养成吃苦耐劳，勤快朴实，不畏艰难的习惯。也因为他是农家子弟，从小受劳动锻炼，与农民群众有着天然的密切的关系，爱农民，了解农民，尊重农民，同情劳苦大众，为穷苦人抱不平；支持穷苦人民起来造反，不失农民的本色。至今韶山一带还流传着他这方面许多真实动人的故事。一年秋收季节，突然下起倾盆大雨，大家都忙着抢收晒在坪里的谷子，他却跑到一家佃户大娘那里帮着抢收，然后才去帮父亲抢收，致使自己家快要晒干的稻谷又被淋湿，并被雨水冲走一些。对此他父亲十分生气。冬日的一天，他去上学，路遇一个穷苦青年，穿着一件单衣，冻得打颤。他和这个青年谈了几句话后，就脱下自己一件夹衣送给了他。1910年，本地的哥老会同地主发生冲突，他对造反的农民寄予深切同情，将被斩首的铁匠看成是了不起的英雄。辛亥革命前夕，因旱灾引起的长沙饥民暴动遭到残酷镇压。毛泽东得知这一事件，与同学们讨论了许多天，为他们遭到镇压而愤愤不平。这件事震撼着少年毛泽东的心，他同情那些受苦受难的劳动人民，并觉得非把他们从苦难中解救出来不可。几十年后，他还深有感慨地说：“这件事，在我们学校里讨论了许多天，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影响了我的一生”[4]。这种为穷苦农民抱不平的朴素反抗精神，后来逐步升华为立志救国救民改造社会的思想，成为推动毛泽东投身革命的重要动力。毛泽东后来回忆说：“从韶山冲的情形来看，那里的人大多过着痛苦的生活，不是挨饿，就是挨冻。有无钱治病看着病死的；有交不起租谷和粮被关进监狱后活活折磨死的……在韶山冲里，我就没有看见几个生活过得快活的人。……我真怀疑，人生在世间，难道都注定要过痛苦的生活吗?决不!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呢?这是制度不好，政治不好，是因为世界上存在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制度，所以使世界大多数的人都陷入痛苦的深渊。这种不合理的现象，是不应该永远存在的，是应该彻底推翻、彻底改造的!总有一天，世界会起变化，一切痛苦的人，都会变成快活的、幸福的人。”[5]这表明，毛泽东从青少年时代起，就下决心要寻找一条解放穷苦农民的道路。
毛泽东8岁开始读私塾，在韶山6年私塾，读了“孔夫子的书”。他从小好学，勤思，特别聪颖，除了读《论语》、《孟子》、《春秋》、《左传》和《史记》、《汉书》等经史书籍外，还阅读一些被视为“杂书”的《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精忠传》、《隋唐演义》等民间流传的小说，熟记其中的人物故事，倾心于造反的下层“贱民”那些劫富济贫、除暴安良的英雄好汉。这些书对他后来革命活动尤其是军事生涯，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后来回忆说：“我读过经书，可是并不喜欢经书。我爱看的是中国古代的传奇小说，特别是其中关于造反的故事。我读过《岳传》、《水浒传》、《隋唐演义》、《三国演义》和《西游记》等。那是在很年轻的时候瞒着老师读的，老师憎恨这些禁书，并把它们说成邪书。我经常在学校里读这些书，老师走过来的时候，就用一本经书把它们盖住。”“我认为这些书对我影响大概很大。”[6]6年私塾旧学，是中国古代文化在毛泽东身上最初积淀时期。1964年8月18日在北戴河《关于哲学问题的讲话》中，他还回忆这段私塾生活时说：“我过去读过孔夫子的四书、五经，读了六年，背得，可是不懂。那时候很相信孔夫子，还写过文章。”孔孟儒学对毛泽东的思想发育有一定的影响，他后来还经常借鉴孔孟言论来阐述他的观点。1917年8月，他在给黎锦熙的信中说：“圣人通达天地，明贯过去现在未来，洞悉三界现象[7]，如孔子之‘百世可知’，孟子之‘圣人复起，不易吾言’。孔孟对答弟子之问，曾不能难，愚者或震之为神奇，不知并无谬巧，惟在得一大本而已。”[8]这也表明，他那时仍在指望有孔孟式的圣人出来救世。
1906年秋至1909年夏，毛泽东停学在家。除白天参加繁重的体力劳动，晚上帮助父亲记账外，还坚持自学，经常在小油灯下读书至深夜。一次，从他表兄文运昌处，借了11本书，内有《盛世危言》等新书，大大地开拓了他的视野。《盛世危言》的作者是清末改良主义者郑观应。作者认为中国之所以弱，在于缺乏西方的铁路、电话、电报、轮船，所以想把这些东西传入中国，并批评当时中国顽固派的泥古不化，甘心愚陋，以受制于人，指责洋务派学习西方的技术，不从事本国政治改革，是“遗其体而求其用”，“遗其精义而袭其皮毛”。主张变革以御外侮，要求设立议院，广办学校，发展工商业，与外国资本主义实行“商战”以抵制侵略，挽回权利。这本书使毛泽东第一次接触了西方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情况，以及“中体西用”的改良主张，开始忧虑国家的现状和前途。与此同时，他还读了顾炎武的《日知录》等等，特别是读了民主革命派陈天华的文集，使毛泽东深为叹服。1936年，他回忆说：“现在我还记得，这本小册子的开头一句：‘呜呼，中国其将亡矣!’它叙述了日本占领台湾的经过，朝鲜、越南、缅甸等国被外国侵占的情况。我读了以后，对国家的前途感到沮丧。我开始认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9]
毛泽东16岁的时候，父亲打算送他去湘潭县城一家米店当学徒，以便继承家业，发家致富。但是，毛泽东并没有走上父亲所安排的生活道路，而是走上了一条寻找救国救民改造社会的道路。
少年毛泽东通过劳动和读书的实践，使他的思想开始由同情劳苦群众受压迫受剥削的朴素感情向立志救国救民的爱国主义思想升华。他后来回忆说，《盛世危言》这本书，进一步激起他恢复学业的愿望，有感于“国家的安危，不安心种田”，于是，立志走出乡关。他不顾父亲的反对，与母亲商定，邀请老师毛丽钟、李漱清，表兄王季范、文运昌等到家劝说，帮助说服父亲准许他继续读书。1910年秋，毛泽东第一次离开家乡，去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读书。临行前，他改写一首诗赠给他父亲。诗云：
孩儿立志出乡关，
学不成名誓不还。
埋头何须桑梓地，
人生无处不青山。
这首诗是根据日本明治维新时期著名的政治家——西乡隆盛青年时的诗略加修改而成。毛泽东把改写好的诗，夹在他父亲的账簿里，此诗后来一直由文运昌珍藏着。
走出乡关求学，从此离开了束缚身心的家庭和闭塞的韶山冲，来到当年的一所新学堂，这可说是毛泽东人生历程的第一个转折。
毛泽东在东山学校虽然只读了半年书，但初次打开了眼界，接触到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变法思想和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当时，他尤其喜读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有的文章差不多能背诵出来，深受梁启超《新民说》的影响。
在东山小学，他还在同学萧三手中借到《世界英雄家述传》，读的很用心，用墨笔画了许多圈点，其中圈得最密的是华盛顿、林肯、拿破仑、彼得大帝、迦德邻女皇、卢梭、孟德斯鸠……等人的传记。毛泽东对这些人物的历史功绩，深表钦佩，希望中国也有类似的人物出现，以挽救民族危亡。他在当年还书时对萧三说：“中国也要有这样的人物。我们应该讲求富国强兵之道，才不致蹈安南、朝鲜、印度的覆辙。你知道，中国有句古话，‘前车之覆，后车之鉴’。而且我们每个国民都应该努力。顾炎武说的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他还说：“中国积弱不振，要使它富强，独立起来，要有很长时间。但是时间长不要紧，你看华盛顿，经过8年战争之后，才得胜利，建立了美国嘛!我们也要准备长期奋斗。”[10]毛泽东怀有救亡革新，改造社会的志向，在离开东山小学前给自己取名“己任”，把救国救民视为自己的责任。
毛泽东在湖南长沙第一师范读书时，深受他的启蒙老师杨昌济的立志修身和爱国主义思想的深刻影响。杨昌济，世居长沙东乡板仓，曾留学日本和英国共10年，博古通今，学贯中西，当时改名怀中。1913年他学成归国，任教于湖南高师和第一师范，1918年应聘北京大学任文科教授，是一位具有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的教育家，他在《论语类钞》第一编“立志”中的“子曰：‘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一条，就讲道：“有不可夺之志，则无不夺矣。”“人属于一社会，则当为其社会谋利益。若己身之利益与社会之利益有冲突之时，则当以其身之利益为社会之牺牲。虽然，牺牲己之利益可也，牺牲己之主义不可也。不肯抛弃自己之主义，即匹夫不可夺志之说也。”[11]杨昌济谆谆教导他的学生，要立大志，要有崇高的理想和改造社会、国家的伟大抱负，做一个光明磊落的有用人才，他特别喜欢毛泽东。1915年4月5日，他的日记中有这样一段话：“毛泽东，言其所居之地为湘潭与湘乡连界之地，仅隔一山，而两地之语言各异。其地在高山之中，聚族而居，人多务农，易于致富，则往湘乡买田。风俗纯朴，烟赌甚稀。渠之父先亦务农，现业转贩；其弟亦务农，其外家为湘乡人，亦务农也；而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余因以农家多出异才，引曾涤生(即曾国藩)、梁任公之例勉之。毛生曾务农二年，民国反正时，又曾当过兵半年，亦有趣之履历也。”[12]他还称毛泽东和蔡和森为“当代英才”。毛泽东是杨昌济最得意的门生，自然会受到杨的熏陶。他十分敬仰杨昌济的学问和品德，在第一师范读书时与蔡和森、陈昌林等志同道合的同学，常在星期天到杨昌济老师家去聆教，或讨论立志做人的道理，或纵谈天下大事。他经常对同学们说，有志青年，应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他强调“要立一理想，以后一言一行皆期合此理想”[13]。毛泽东后来回忆说：“给我印象最深的老师是杨昌济。”[14]还说，他的政治思想在湖南省第一师范这个时期“开始形成”。这里说的“政治思想”，即立志救国救民，改造旧世界，亦即他当时讲的宏伟理想，“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要为劳苦大众主中国大地之“沉浮”。
毛泽东在求学时期，就有了为中国人民求解放的宏伟志向，并努力为实现这个理想而寻求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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