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路上，同时患病的毛泽东与王稼祥、张闻天一路同行，又有野史称这段历史是“担架上的阴谋”。因为，他们同时都有疾病，毛泽东与他们在一起的时间长了，交谈的也多了，影响自然也大了。在毛泽东的影响下，这两个当时的中央政治局主要成员，慢慢地与毛泽东在事关红军生死攸关的重大问题上，逐步形成了共识。
其中，有一个偶然的机会，一个“道人”给这几个戴着眼镜的文化人出了一副对联让他
们对。当时的王稼祥和张闻天却没有对上来。出口成章的毛泽东不仅对上了，而且对得很好。同时，对得这副下联还淋漓尽致地展示出毛泽东卓越才华和扭转乾坤的气魄。可以说，当时的这副对联从一个侧面使得王稼祥和张闻天两个领导者，更加佩服毛泽东、更加拥护毛泽东了。读了、品了毛泽东的当时吟出的那副气壮山河的对联，回想一下后来的“遵义会议”毛泽东“出山”，那便是自然而然的事了。他，也只有他，才能挽救红军、挽救革命、挽救我们的党！
王稼祥，安徽泾县人，1931年春以中共中央代表团成员身份进入中央苏区。在遵义会议召开前，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张闻天，即洛浦，江苏南汇（今上海市）人，1933年1月进入中央根据地，遵义会议前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
他们两个人都在苏联留过学，是当时“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中的成员。湘江之战后，从1934年开始到遵义会议召开之前，中共中央在北上湘西还是西进贵州问题上，一直存在着争论。由于战局的失利，诸多红军战士的倒下，血的事实，使得当时共产党人不得不思考。虽然那时李德、博古仍占据着领导位置，但威风已经大打折扣，在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等人坚持下，西进贵州的意见被大多数通过。这时，王稼祥就开始向毛泽东提出一个建议，说：
“我们应该趁热打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把李德、博古轰下去”。
毛泽东认为是个好主意，说：
“此事，你要先同张闻天同志通通气。”
王稼祥找了张闻天，张闻天也同意，说：
“毛泽东打仗有办法，比我们有办法。我们是领导不了啦，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
从长征开始后，由于他们三个人的身体不好，分别坐在担架上，毛泽东就同王稼祥、张闻天一起行军，经常议论第五次反“围剿”为什么不能胜利的问题。
其实，王稼祥和张闻天，在与毛泽东的直接接触中受到了深刻的教育。1943年12月16日，张闻天在延安整风笔记中这样写道：
“长征出发后，我同毛泽东、王稼祥同志住在一起，毛泽东开始对我们解释第五次反围剿中中央过去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我很快接受了他的意见，并且在政治局内开始了反对李德、博古的斗争。”
王稼祥后来也回忆说：
“一路上毛主席同我谈论了一些国家和党的问题，以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道理来教导我，从而促使我能够向毛主席商谈召开遵义会议的事情。同时，由于接触和受了毛泽东的教育，从那时起也更加坚定了我拥护毛主席的决心。”《倾听毛泽东》（吴晓梅
编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1月）
人特别是两个曾经留过学、也是很有学问的人，要想让他们折服于毛泽东，那是需要有一定才学和过人之处的。
相传，在湘江之战后的一天下午，毛泽东和王稼祥、张闻天三人躺在担架上。途中，在一个山头上休息时，突然来了一个白胡子老者，看到王和张说：
“我看你们都戴着眼镜，好像是些读书人，我给你们出一副对联怎么样？”
王说：“我们是读书人，但不知老者要出什么样的联子？”
“我说说看？上联是：
“天当棋盘星作子，谁敢对弈？”
老者说完，眼睛看着王稼祥、张闻天，会心地笑了一下。
王听得很认真，但听后感到很茫然，一时答不上来。说：
“我们答不上来，但我们的老毛，很有古文功底，现在他小解去了。等他回来给您对一下。”老者点头称是。
一会儿，毛泽东回来了。王就告诉他：
“老毛，刚才一个老者给我们出了对联，让我们来对，但我们的古文功底不好，一时也想不出来，请你对一下。
毛泽东说，“什么对联，连你们都对不上来？你说说看。”
王就把刚才的对联说了一遍。毛泽东思忖片刻，随口吟来，说，这个好办，下联可以对作：
“地做琵琶路为弦，我来弹琴！”
据有关资料记载：这副楹联已经在一个反映红军长征的电视剧中引用，大大增加了该剧的艺术感染力。
毛泽东是当代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理论家、军事家，也是一位独领风骚的伟大诗人。中国历史悠久，各种人才崭露头角，有的长文治，有的专武功，有的擅词赋。那横槊赋诗的曹操，那“斗酒诗百篇的”李白，那“高唱大江东去”的苏轼，他们风流倜傥，曾使多少后人为之倾倒！然而，他们有哪一位能像毛泽东一样兼数能于一身，既有领袖人物的博大胸怀，又有哲学家的深邃，军事家的睿智，更兼诗人的激情和才气。
而且，他的这种学问，是在各种各样的场合、各种各样的日常生活中展示出来的。而且，他所展示出来的，没有半点造作。
所以，那两个学问家、“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的主要成员”，读着这气吞山河的楹联，哪还敢不钦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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