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被斯大林称作“麦淇淋”式马克思主义者的人，成为中国革命的红色领袖。
●战争，把彭德怀从国民党的二等兵变为共产党的军团司令。
●考验，来自革命阵营内的李立三、王明、张国焘。
毛泽东的政治思想是在湖南长沙第一师范学习的五年里形成的，并且在这里积累了他最早的社会活动经验。对此人们已给以公认。1913年，他在多次选择之后走进了由徐特立先生题字的湖南第一师范大门。由于老自学，父亲不再寄钱，住的地方也让军队占了，毛泽东决定再考学校，只好选择不收费的师范学校。他考入了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预科（此校1914年2月合并于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在这个学校里许多人抱怨学校条件差，住宿差，伙食差，牢骚怪话不断。但他从不参予此事，别人问他，他说：学习当然要好条件，但更重要的是自己的努力，没有志向与精神，条件再好也收获不大，古代不有囊萤映雪吗？为了实现他为中国和全世界受苦人谋福利的理想，继续孜孜不倦地学习，同时用洗冷水澡、游泳、爬山等方法锻炼自己的身体，以打下革命的本钱。为此他曾差点葬身湘江。他取得了令人欣慰的结果。1917年，全校400多名同学推选他为品德、自制、胆识、言辞和写作能力等方面的模范，并成为学生领袖。
当然，毛泽东首先面临的任务还是吸取知识，不过这时他已有了明确选择：他根据自己的需要制定了学习计划，把重点放在哲学、史地和文学等方面的研读上，即以学习社会科学为主，反对把自然科学列为专修课。在他看来，只有革命才能解决中国的许多问题，因而对自然科学无多大兴趣也不愿钻研，他在这些课程上分数很低。后来，毛泽东改变了看法，1941年1月，他写信告诫在苏联学习的岸英、岸青：
“惟有一事向你们建议，趁着年纪尚轻，多向自然科学学习，少谈些政治。政治是要谈的，但目前以潜心多学习自然科学为宜，社会科学辅之，将来可倒置过来，以社会科学为主，自然科学为辅。总之注意科学，只有科学是真学问，将来用处无穷。”
毛泽东从小就有的反抗素质在长沙第一师范得到充分发展。他领导的校友会首先向学校里的繁苛规则发难，28个不得如何不得如何？？迫使校方修改；他倡导驱逐校长张干的活动；还多次组织游行示威，抗议北洋政府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他对国事越来越关心了，救亡雄心日益勃壮。1915年5月7日，他在《明耻篇》（为揭露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第一师范学生集资编印的有关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几篇文章和资料）扉页上写道：“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他的良友易咏畦病逝后，他写古体诗悼之，亦见其要负救国重任的情感，其中写道：
东海有岛夷，北山尽仇怨。涤荡谁氏子？安得辞浮贱！
东边是岛国日本帝国主义，北边是吞食中国的沙皇，都是中国的敌人。谁来扫荡这些妖魔，斩断他们的魔爪，就靠我们，我们绝不能以为自己身低平贱就不去担当救国重任，一片雄心昭然若揭。
他还指挥只有几支真枪的学生自卫队抵抗占领学校的军阀傅良佐的溃军，居然胜利了（他当过半年兵！这使长沙免了兵灾）。他贴出招生广告，为工人和店员开办夜校，但报名人数不多，两次广告才有9人报名。到了1917年暑假，出于效仿别人和增加社会知识的目的，他开始在湖南省徒步旅行，附带调查农民，他的计划是如有可能，他要走遍全中国，借此增长知识和克服困难的能力。
更重要的是，毛泽东和何叔衡等人这时开始组织“新民学会”这种研究性团体，这是他施展自己领导才能的开端，也使他变得越来越有声望。改造中国需要时间，需要更多人团结起来。他们只乐于谈论大事——人的性质、人类社会的性质、中国的性质、世界、宇宙等等，而不谈社会地位、金钱和女人。新民学会对中国后来的许多事情和命运有广泛的影响。
在此之前，毛泽东已做过组织团体的尝试，他用“二十八画生”的笔名写了征友启示，指明要交结坚强刚毅，随时准备把自己的才能贡献给国家的人为友。结果得到三个半朋友：一个是罗章龙，他后来参加了共产党；另两位后来变成了极端反动分子，半个是指没有明确表态的李立三，他听完毛泽东的话后没提出任何明确建议就走了。
此时毛泽东在政治思想上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观念的大杂烩，但他肯定自己明确地反对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
后来，毛泽东参加了赴法勤工俭学会的工作，北大杨昌济教授写信让他组织有志青年赴法国留学。他本来也可以坐船到法国去，但他还是留在了中国，他觉得他对自己的祖国知道得还不够，在中国还有更多的事情要做。《留法勤工俭学简史》的作者黄利群就认为毛泽东未去法国是因国内工作的需要。而毛泽东自己对斯诺说：我另有计划。
为陪送赴法同学学习法语，毛泽东到了北京。和以前的习惯一样，为了多读书，他走进北京大学图书馆当了管理员。当然是想得到一些钱，每月有薪金8元。尽管他在这里感到压抑——他试着想和一些新文化运动的著名领导人物谈谈，可是他们都是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管理员的南方土话。他最后遍读了李大钊关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著作，并加入了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小组。仍然赞成无政府主义的毛泽东迅速朝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五四前夕，毛泽东因母亲病重从北京动身回到了湖南。
毛泽东开始研究从西方传来的马克思主义，他组织了湖南第一个马克思研究小组，这非常有利于他后来的建党工作，湖南学生联合会也成立了。不久，毛泽东又筹备《湘江评论》并在创刊号上写了发刊词即《民众的大联合》一文。该刊很快深得湖南学生们的喜爱并对华南的学生运动发生影响，但它只存在一个多月。
毛泽东领导学生发动了反抗湖南督军张敬尧的斗争，因为他查封《湘江评论》、解散了学生联合会，不准学生响应五四运动。为了扩大反张规模和争取更多人士的支持，毛泽东在1920年第二次到了北京。他在北京时继续去北大图书馆读书，读到了《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史》等书，他说：从这时起，我认为自己已是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此后，毛泽东开始了建党工作。他慎重考虑后认为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决定踏上一条艰难危险而又漫长的道路。1920年12月，他告诉在巴黎留学的蔡和森，赞成他提出的中国建立共产党并以唯物史观作为共产党哲学根据的主张。1920年从北京到上海会见陈独秀后，毛泽东回湖南筹备共产主义小组。
1921年7月的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尽管他们人数很少，只有57名党员，而且也太年轻，没有足够的革命实践经验和对来自欧洲的马克思主义的深层了解，作为建立新政府和新社会的力量不免显得艰难而又遥遥无期，但它确实是一个充满希望的起点。正如著名作家叶永烈所言这是“红色的起点”。毛泽东是这个组织的创造者之一。他为党的目标奋斗了几十年，到1935年遵义会议确立他的领导，再到1949年成为由共产党执政的新中国的领袖，并继续开辟建设新中国的道路，直至1976年逝世。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这样认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总书记斯大林就说毛泽东是一个“麦淇淋式”的马克思主义者（意为不正宗）。米夫、王明也认为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知之甚少，不过是打富济贫、占山为王的绿林好汉而已；而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军事顾问李德和博古竟在毛泽东转身之后说他是无知的乡巴佬，就知道在山沟沟里和落后的县城转，是不可能建成马克思主义所说的社会的。直至后来的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依然如此看法。
这不是他们对毛泽东的成见和咒骂，而是他们对中国和中国革命的无知。实际上，他们谁也比不上毛泽东更深刻更现实地理解中国。
尼克松说：作为中国的马克思、列宁、斯大林，毛泽东以其高超的战略洞察力、灵活的战术和令人望而生畏的暴力手段，在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他把农民阶级当作一个革命阶级，以取代产业工人，从而修正了马克主义；他采用把士兵组成军队的办法而不是组织秘密集团进行武装暴动的办法来进行革命，从而修正了列宁主义。
我们认为还不止如此：他放弃攻打城市而在偏僻的农村点燃革命火焰，以农村武装包围城市从而夺取城市，更改了苏联城市暴动的经验；他没收地主富农的田地按人口分给无地的农民，弥补了辛亥革命的失败者孙中山没有实现“耕者有其田”的缺陷。最关键的是，毛泽东赢得了农民，唤起了农民中贮藏着巨大革命热情，而他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真正了解中国。
在中国，谁赢得了农民，谁就赢得了革命，谁就取得了中国。“中国的民主主义者如不依靠3亿6千万农民群众的帮助，他们将一事无成”，“把‘农民’这两个字忘记了，就是读一百万册马克思主义的书，也没有用处”。这是毛泽东在1945年中共七大上总结革命经验时说的话。确实，中国革命最雄厚的力量在农民之中，共产党数十年战无不克就是因为他们能准确反映和预期农民的根本愿望，农民们为保卫共产党分给的土地而穿上军服，帮助共产党建立了根据地，建立了武装，战胜了国内外的敌手。
这不过是个结果，毛泽东早就开始了了解农民的工作。当然，他要按照党章中“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和中共一大规定的任务是首先从工人运动来行事。他先到了安源煤矿去宣传他的共产主义理想，很快建立了党组织并和他的战友李立三、刘少奇一起鼓动了工人罢工，但他也组织了湖南第一个农工会——岳北农工会，他的堂妹毛泽健和妻子杨开慧曾在这里工作。它比另一位农民领袖彭湃组织的农会要晚一年整。彭湃是出身于地主的留日学生，后来加入了共产党，他手下的农会会员从一开始的6人发展到10万人，曾对广东革命和北伐起过重大作用，1929年他被国民党秘密杀害于上海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
此时，国共两党开始酝酿合作，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孙中山在他培养的党军——粤军首领陈炯明背叛他后陷入无路可走的境地，而中共也要扩大自己力量和阵线，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反帝反封建，结果孙中山决定吸收新鲜血液，把共产党的年轻娃娃们溶进国民党。毛泽东和其他一些共产党人成了国民党的党员，不过，他们在国民党中的影响很有限，没能起到领导作用。但是共产党在工农运动方面取得了卓有成效的进展：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充分显示了中国新崛起的革命力量和阵势。
在改组后的国民党中，毛泽东担任上海执行部组织部书记。他认为什么事也不做的高级官员太多了，走出首府去的人太少了，这样影响国民党从群众中获得国民党革命的力量。在他的建议下，国民党中央执委成立了农民部，不久农民讲习所开始工作。但也有人认为这个工作是彭湃完成的，他是第一、第五届农民运动讲习所的负责人。
毛泽东还向自己党的领导者陈独秀提出警告，要他注意农民问题。在1925年1月举行的中共四大上，毛泽东要求建立工农联盟，以应付突然变化。他还建议共产党应该训练自己的农民干部和发动农民，并把这种训练遍及全国而不是局限于国民党掌权的地方。这确实是一个“自私”但有远见的主意，以至后来的国民党历史学家司马璐在《中共党史暨文献资料》中指责中共是利用国民党的身躯发展自己的势力。
尽管毛泽东的意见未被重视，而且又离开了领导岗位，他还是开始了组织农民的活动。1925年，他回到湖南清水塘，一边养病一边发动农民，开始感受到农民的力量。“以前，我没有充分意识到农民中阶级斗争的程度。五卅运动后，湖南的农民变得很有战斗性了。我离开了我休养的家，发动了一个把农民组织起来的运动，几个月内就组织了二十多个农会。”他自己认为他在湖南期间组织了本省伟大的农民运动的核心。他亲自建立了韶山农民党支部，其中有32位成员被蒋介石屠杀，其他人都随毛泽东上了井冈山。
共产党在工农运动上的成功加速了国民党内部阵营的分化，新右派出现了，被民族资产阶级所拥护的蒋介石不断强化自己的权利，向共产党步步紧逼。最后不惜实行清党政策，与中共决裂。后来他成为大地主资产阶级的代表、中国国民党的总裁和中华民国总统。
毛泽东坚持自己的主张，他不得不进行斗争，其武器就是对农民的清醒认识。他利用自己掌握的国民党部的《政治周报》呼吁人们重视农民问题；他写《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他在农运讲习所中主讲农民问题如农村教育、农村革命形势等，不断地强调发动农民的必要性，但均受到陈独秀的否定，陈独秀禁止毛泽东在中共报刊杂志上发表关于农民的“过左”言论，以至毛泽东的最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也受此待遇。最后刊登出来，其中有中共另一位领袖瞿秋白的作用。实际上，毛泽东成了共产党内重视农民运动的特殊人物。
他确实成了中国农民的代言人和领袖：他先后担任中共中央农民部部长、全国农民协会负责人、湖南省第一次农民工人代表大会主席、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然而这些头衔与他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造成的影响相比却都显得微不足道了：他到湖南五县作了32天的考察后得出结论说：农民运动好得很，不是糟得很，正是农民们，将推翻几千年来剥削制度的基础和贪官污吏的墙脚。他号召农民们组织自己的武装和自己的政权，打倒一切豪绅地主，再踏上一只脚。他要求共产党们站在农民运动的前面，领导他们，这样才是真正的共产党员。
陈独秀拒绝采纳毛泽东的一切主张。他是毛泽东在自己阵营内第一位对手。他认为中国的农民人数虽多，但散漫，不易集中，而且文化生活简单，倾向保守。发动农民运动吓跑蒋介石，破裂统一战线。1936年，毛泽东在接受斯诺采访时认为陈独秀应该对大革命的失败负最大的责任。不过他也承认即使陈独秀采纳了他的意见也不能保证战胜反革命力量，因为没有根据地。
根据地在中国具有不可思议的力量：毛泽东率领几百人占领了井冈山并把它扩大成有21个县300多万人口组成的中央苏维埃地区，进而挫败了蒋介石数十万军队的连续“围剿”。虽然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失利，但史诗般的长征之后，根据地在陕北重建，与蒋介石周旋十年而使之无可奈何；后来，根据地又被推广到抗日战争中，借此顽强地阻滞了数十万日本兵的步伐并最后战胜了他们；在与蒋介石决战的解放战争中，根据地同样成为共产党胜利的决定性保证。陈毅说：我们的胜利是根据地人民用小车推出来的。对此毛泽东也深有体会，以至他1959年在庐山严厉批评彭德怀时还提出不行就带兵去井冈山打游击。
可是，根据地初建时却遇到难以想象的困难。人们不知道建立根据地的重要性或者不知道用什么方法来保证根据地不被消灭。南昌起义失败了，尽管它还打着国民党的旗号，但它没有发动农民，也没有没收大地主的土地，以致当地者百姓说这支起义部队与蒋介石的军队一样。但它确实是中国共产党人对国民党的第一次武装反抗，由此创造了红军和解放军的最前身。8月1日也被当作建军节来纪念。周恩来说：南昌起义的主要错误是没有采取就地革命的方针，没有根据地，失败也就必然了。广州起义的失败同样是因为没有走向农村，它完全是一次按照彼得格勒武装起义的方式实施的暴动，在强大的敌人面前仍坚守广州，最后大败。
除此之外，革命的共产党人还面临着如何作战的问题、土地革命问题、党的建设问题等，仅凭革命勇气和胆量已远远不够，要达到目标，尚需艰苦的探索。
这一切问题的解决要归功于毛泽东。他的同志们给他过启发、帮助和完善，但他总是最早或最好地解决他们面临的困难。是他首先退向农村，最终找到一条致胜之径。
1927年9月9日，在毛泽东领导下的起义军们——他们利用自己设计的旗子——五角星旗，中间有一把锤子和一把镰刀，开始了湖南的秋收暴动。按中央原定指示，毛泽东必须指挥部队进攻长沙。结果非常不幸，不仅长沙未克，军队也损失2/3。他决定向山区退却。此前，他曾在八·七会议上提出过政权是由枪杆子取得的，建议各地革命力量近山的上山、近水的下水。或许他还实地观察过井冈山的地理环境，但是他刚迈出第一步就付出了代价：作战和逃跑使部队迅速减员，由一开始的8000人降到800人，他也受到了中央给他的处分，被免去中央委员会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及湖南省省委委员的职务，但他依然充满信心，用自己富有热情和感染力的讲话鼓舞着残余队伍的勇气，这时的他蓄着二、三寸的头发，套一双草鞋，披一件老百姓的破棉袄。
西方的一些学者常在他们的著作里把毛泽东坚持上山的举动说成是受中国小说的影响，要学习梁山泊的108位好汉。但是可以肯定地说，毛泽东上山的目的尽管有些被迫的因素，但确实是经过比较后的选择，它不是为了占山为王、打富济贫，而是寻找落脚点，保存实力，再图发展，不断强化自己的力量，等待全国性的决战和胜利。因此，他在山上采取了与历史上的反抗者完全不同的政策。
毛泽东首要的任务是寻找尽可能多的条件使他能够立稳足跟。很显然，一切都要从零开始。他充分施展了自己的创造性和实用性，把自己信奉的马列主义中国化。实际上，在他对李大钊和陈独秀的崇拜从心中消失后，他就再也没有崇拜过任何人，也不崇拜任何教条。1930年，接近不惑之年的毛泽东公开宣布要反对本本主义，“马克思主义也不是包医百病的良药，中国革命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具体情况去取得。”
毛泽东首先取得了军事上的成功，这得益于井冈山地方流窜武装王佐、袁文才的作战经验。袁文才是个中学生，王佐则干过裁缝，他们都是客家人，被逼成土匪，有600人120支枪，相当于毛泽东当时领导的军队力量。他们能在井冈山生存的原因是常与对手磨围子，能胜就打，不能胜就跑。后来朱德、毛泽东也采用了这种方法并发展为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退我进，敌驻我扰，敌疲我打。当然，力量还来自于毛泽东创立的新型军队，他特别强调官兵平等和不虐待俘虏，这完全区别了旧军队而大大增强了战斗力。而井冈山本身又是易守难攻，为选此处毛泽东几乎跑遍了罗霄山脉。不过后来彭德怀未能挡住20倍于他的敌人的进攻，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红卫兵指责为不珍惜毛泽东的家产。
更主要的是毛泽东调动了农民的精神世界，他用打土豪分田地的暴力手段得到了农民的拥护。对中国的农民来说，最重要的和最渴望的是能够得到一块土地，土地在他们心中是至高无上的，这一点从中国庙宇中土地庙所占的分量上可以看出。毛泽东到井冈山后，重新分配土地和财富，并把这种政策推广到周围的县城，人们一开始不敢接受这突来的礼物，终于受不住土地的诱惑，贫苦的农民成立了农民协会，而且选出了代表他们的地方政府，泥腿子们也能说话算话了，而且可以到地主小姐们的牙床上去滚他几滚。
为了肯定土地政策，争得更多人们的信任，毛泽东起草制定了《井冈山土地法》，不过它太激烈了，因为它规定没收和重新分配一切土地而不是只没收地主的土地，打击对象不突出，到年底，毛泽东改正了这个错误。后来他又制定了《兴国土地法》，并在中央苏区沿用推广他的政策，实行没收地主和富农的土地按人口平均分配的原则，它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农民走进革命者的队伍。
作为共产党的创始人，毛泽东没有忘记致力于党组织的建设，同时他也要反击自己的同志对他的指责。他认为尽管党在落后的农村中进行革命，但如能有效地反对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依然能够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而中央过分强调工人成份的办法，比如把船工出身的向忠发推选为党的总书记而他却被捕叛变，并不是纯洁党的队伍最有效的途径。事实说明这位工人领袖不仅革命意志软弱，而且知识水准和领导能力也很有限。毛泽东的结论是：只要首先从思想上建党，同时在组织上建党，共产党在农村斗争中依然能保持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
毛泽东把自己的实践和认识上升为理论，他要向同志们证明他的根据地不仅能够存在，而且将会起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当时，毛泽东被党内一些同志指责为“保守主义、农民意识、游击主义、和土匪游民无产者结成联盟”等等。但毛泽东看到了中国反抗斗争的必然性和斗争不平衡性的现实（这一点颇相似于列宁），认为中国反抗力量必须走向农村，这就是他的三篇文章：《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中心议题。
在中国这样一个无议会可以利用、无组织工人罢工的合法权利、反动统治又异常强大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必须而且只能是坚持长期的武装斗争；在农民占人口80％的中国，武装斗争又是同解决农民问题，进行土地革命紧紧相联，而土地革命也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内容，无产阶级必须走向农村，领导农民进行土地革命，中国的武装斗争，实质上是共产党领导的农民战争；由于中国地方农业经济占优势，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革命发展也不平衡，在事实上形成了敌占城市我占农村的对峙局面。外国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强化了军阀割据的局面，加剧了白色政权间的不断战争而削弱了其力量，红色割据势力有可能先在农村建立并成为长期而反复的演习。
毛泽东的结论是：中国革命基本地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至此，毛泽东的革命道路理论初步形成，他在创造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基础上找到了引导中国革命胜利的道路。他的成功吸引着中国的革命者，1928年4月，朱德、陈毅的部队与毛泽东会师，不久，彭德怀也率部上了井冈山。
在中国的几位主要领导人中，彭德怀参加革命较晚，但历史已证明他是个坚定的革命者。1916年3月，彭德怀到湘军第二师三旅六团当了二等兵，当时他不满18岁。尽管他这种举动是受到那时正流传着的富国强兵等思想的影响，他还是坦率地承认——他从来不说假话，即使在逼供的刑具面前亦是有一说一。他当兵的主要动机是挽救家庭的贫困，做堤工养活不了全家。
必须重视彭德怀扛枪当兵的原因，他贫苦的童年少年和为穷人找出路的思想对他以后的经历有着重大的影响。他屡屡用童年的不幸来表达革命的坚决。他在入党前夕对共产党的秘密党员段德昌说：为工农大众谋福利最有意思。1939年，他在延安激动地告诉妻子浦安修：“我什么时候也不会忘记我彭德怀是个什么人，不能忘记我为穷人打天下的使命，我决不会在战士和人民面前搞任何特殊化。”事实上，正是这种信仰引导他组织救贫会，寻找共产党而走上武装起义的道路。革命开阔了他的眼界，他要为中国的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而在这之前，他是不关心政治的。
有意思的是在军队中的彭德怀却和已在长沙第一师范学校当学生的毛泽东有着共同的目标：他们都参加了反对北洋军阀傅良佐和驱逐张敬尧的运动，毛泽东领导学生军缴了傅军的械，被誉为浑身是胆的人。而彭德怀则是失败者，他所在的军队被打败，随湘桂军撤退。后来，当毛泽东为驱张一事赴京往沪时，彭德怀所在的军队武装抗击张敬尧获胜，由于彭德怀作战勇敢，任重耐劳，而且练文习武又很认真，成绩也好，渐得长官赏识，先后被提为一等兵，副班长、班长。1920年他被提升为排长。
在当排长之前，彭德怀曾被派往长沙侦察北洋军队的情况，他很不走运，返回驻地时被捕。他后来回忆说，多次受刑审讯使人难以忍受，很想承认自己是侦探，死了就算了。但他很快地改变了主意，认为不值得去死，决定一言不发。最后他被他的同乡，一个叫六十嫂的寡妇以自己集股办的织袜厂的名义保释出来。后来，彭德怀忘记了这个织袜厂的厂名。
1921年秋，彭德怀又被他的团长袁植逮捕，原因是他杀了南县注磁口的恶霸地主欧盛钦。此人任职税务局长兼堤工局长，他的哥哥又是赵恒惕督军署的少将参议（后因贪污被撤职查办），他因而仗势在家乡强占良田房产、封河禁渔、圈苇地禁砍伐、滥增百货税收，横行霸道，为害尤甚。彭德怀驻兵此地时（任代理连长）常去镇郊农村找人闲谈，一个叫姜子清的农民告诉他欧盛钦强占了他多年淤积起的稻田并要求彭德怀帮他夺回。彭德怀本不想参予此事，建议姜子清组织反欧盛钦的救贫会，因为没人敢参加，彭德怀便命令几个化装的士兵和姜子清一起秘密砍下了欧氏的头，还写了匿名报告宣布欧盛钦的罪状。事隔数月，早已离开注磁口的彭德怀被人告发。在被押往长沙督军署的路上，他用欧盛钦的罪过取得一位沅江口音的青年士兵的同情，暗地放松了捆绑彭德怀的绳子。过捞刀河时，彭德怀让押送他的特务排长过来取他身上的20多块钱，结果排长被撞下水，彭德怀上岸就跑，士兵也不追赶，朝天放了几排空枪。彭德怀趁机逃脱。但他没有去处。疲乏的他躺在地上仰望天空，心里念着：“天地转，日月光，问君往何方？天下之大，岂无容身之处吗？”当一位名叫罗六十老倌的渔翁免费渡他过湘江后，他到了他的老班长郭德云家（郭德云是彭德怀入伍时的班长，参加过辛亥革命，富有正义感，因愤恨军阀混战，弃职回家做皮匠，生活清苦，但不失骨气。彭德怀对他十分敬重）。
在此处，彭德怀和郭德云、李灿、张荣生、黄公略等决定组织救贫会。他们长期在一个部队，志同道合，后来都参加了平江起义。救贫会章程规定四条：一，灭财主，实行耕者有其田；二，灭洋人，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海关和租界、取消领事裁判权；三，发展实业，救济贫民；四，实行士兵自治，反对笞责体罚克扣军饷，实行财政公开。
它很相似孙中山的民主纲领，也接近共产党的最低纲领。所以彭德怀后来说，救贫会是属于在共产党影响下军队士兵自发组织的团体。这和毛泽东参予筹备共产党的成立时间一样，都发生在1921年，它也是彭德怀走向革命的起点。
杀欧盛钦给彭德怀提供了一次见世面的机会，因他不宜久住郭德云家，便到了广州，投奔粤军许崇智部的独立营，但不久该营被陈炯明部击败，彭德怀见营长胸无大志，便决定回家。他先坐船到厦门、上海、汉口，最后爬乘煤车的一节敞厢回到长沙。因为没钱，他在这些地方都未久留。
此后，他回到家乡种地。不久，娶了刘细妹（他取名为刘坤模）为妻。
1922年6月，湖南陆军讲武堂开始招学员，湘军二师六团团长袁植想起了胸有大志的彭德怀，在他的安排和建议下，黄公略、李灿先后写信约彭德怀同考湖南军官讲武堂，提醒他要达到灭财主、驱洋人的目的必须搞军队。彭德怀同意了他们的意见，他改名为彭德怀（原来叫彭德华），顺利考入了讲武堂。他在这里用一年的时间读完了保定军官学校的三年制教材。不过，为听懂军事课程中的地形、筑城和兵器等科目，他不得不花四个月自习文化。实际上，他一生都在不断地自学之中。他深知自己的弱点，尤其是和出过洋的领导人相比。他曾说：别看我是个粗人，可我知道孔夫子的用处（他把孔夫子等同于书）。解放后，他有一个如书屋的家，桌子、床上、箱子里和柜子里到处是书，即使在贬职挂甲屯时仍在精心阅读哲学、政治经济学等。
中国有句俗话：“湖北的将湖南的兵”。意思是湖南人当兵的多而且善战。他们为争夺地盘相互争夺，尤其在1922年至1926年间，孙中山的广东政府对它的反对者诉诸武力，他亲率部队北进，更加剧了邻靠广东的湖南境内的动荡，鲁涤平、贺耀祖、赵恒惕、唐生智、叶开鑫等人如波涛浪尖此沉彼浮。唐生智为自保而求救广东，广东政府派出叶挺独立团前往湖南，同时作为即将出征的北伐军前锋。这是共产党控制的第一支武装，主要是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和陈独秀长子陈延年的功劳。它在后来的北伐中表现了极强的战斗力，被誉为铁军。国民革命军第八军攻入长沙，彭德怀部被改编，他仍任营长（国民革命军独立第一师一团一营营长），参加北伐，赴湖北作战。在攻打武昌战役中，彭德怀认识了第一师政治部秘书长段德昌，他介绍彭德怀加入了共产党。
段德昌，湖南湘潭人，1925年加入共产党。是洪湖、湘鄂西苏区的创始人之一。1933年5月1日，他在王明的忠臣夏曦制造的第三次“肃反”中被枪杀。罪名是企图搞分裂。实际上他是个忠诚而坚决的革命者，29岁的他告诉行刑者不要用枪打死他，用石头砸就可以了，留下子弹打击敌人。贺龙回忆说他当时眼见段德昌被枪决而无法营救，只能双眼流泪。
段德昌和彭德怀一起追击吴佩孚的残部，在当阳县玉泉山一个叫关帝庙的地方宿营时，据彭德怀回忆，他们之间进行了一次最有意义的谈话。彭德怀主张的“耕者有其田”和“为工人农民服务才最有意思”的观点被引导到真正的革命者水平。段德昌告诉他：我们不仅要实现耕者有其田，而且要变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公有制，由各尽所能，各取所值发展为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共产党的任务就是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共产党员要为这样的理想奋斗终生，不惜自己的生命。
他深深影响了彭德怀，成为彭德怀人生道路上根本转折的开始。40年后，彭德怀在被囚禁中还写道：到现在有时还回忆这次谈话。也影响了彭德怀所在的第一团，当时的共产党员总是充满魅力。但彭德怀仍处在旧军队体系中，归三十五军军长何键指挥。
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推进，北伐军内部的斗争却逐渐显露出来，并且到了紧要关头。对中国的地方武装首领来说，参加革命的目的是想尽办法扩大自己的武装数量和控制地盘，一旦在这一点上受到威胁，他们就决定背叛革命。国民革命军的军官们也因他们家庭的财富和权势被农民协会捣毁而产生报复心理。他们带着自己的部队屠杀农会领导人和会员，这在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能够看到。旅长戴斗垣、陈光中、许克祥、夏斗寅等纷纷在自己的防区对付反抗的农民，200万农民为此付出了生命。
对国民革命军的背叛，共产党的总书记陈独秀拒绝抵抗。他与毛泽东发生了争吵。几乎在同时，彭德怀割断了他对上级、与他共事十多年的周磐的感情，因为他拒绝派兵去长沙平定许克祥的叛乱。而在此之前，彭德怀认为他有爱国救民思想。当时，周磐的第一师对湘赣革命形势有关键的作用。叛军均是何键的部队，从力量上讲，第一师击败他们没问题。彭德怀在率部参加农民们抗议戴斗垣的示威大会后屡屡建议周磐出兵配合叶挺部消灭夏斗寅和到长沙平定许克祥，但都没有得到答复。
彭德怀在他的自述中详细记录了他所在的部队1927年的活动：1—6月，从武昌开回湘西北，肃清匪乱，实为保护地主乡绅，镇压反抗；6—9月，参加唐生智的东征讨蒋行动；9—10月，在南县、华容、安乡一带休整；11月，与贵军袁祖铭争夺新洲。这些活动都加剧了人民的苦难，因而刺激了彭德怀。他组织了救贫会，后又成立士兵委员会，还为部队准备了教育口号。如：吃农友的饭，穿工友的衣，我们要为工友农友服务。每天早晚点名和排队吃饭时必先喊这些口号。这些活动使他在湘军中以“自由派”军官而著名。
由于他在肃匪过程中见到的是大批工农群众和青年学生被随意屠杀，心起怀疑，渐生反叛意识。1927年双十节前，彭德怀——这时他已被任命为团长，这是一个有权有势的位子，完全可以在军队中沿着阶梯登青云，但彭德怀告诉他的排长张荣生（中共秘密党员）、李灿等决心走革命的道路：“走共产党的道路，这是我的关键，我跟你们一起走，决不回头，主意早就定了。”
共产党组织了解了这些情况，六天后，南、华、安特委的代表找到了彭德怀。北伐期间，彭德怀曾向段德昌提出入党要求，但中共为照顾统战关系，决定暂不在第八军中发展党员。这一次，他的入党愿望实现很快，南、华、安特委通过了发展彭德怀为党员的决议并报请省委批准，本定年底举行入党仪式——当时叫入学仪式，因他的副师长来访而推迟。后来某日——彭德怀说他记不清了，我们推算为1928年4月，彭德怀在邓萍（经彭德怀同意，中共南、华、安特委派去任文书的地下党员）画在墙上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画像前举手宣誓，愿为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愿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牺牲一切，必要时献出自己的生命，永不叛党。
彭德怀在最危险的时刻走进了共产党人的队伍里。
我们无法知道彭德怀何时决定武装起义的计划，因为平江起义是在共产党员黄公略的身份暴露后仓促举行的。到1936年毛泽东还认为彭德怀的红五军是何键部队中的暴动哗变队伍。其实，彭德怀部早已脱离何键的序列而属于独立第五师，也不是单纯的士兵哗变，彭德怀确实在积累着革命力量并且注意到了共产党人进行的多次起义及创立的根据地等问题。1928年2月他写给黄公略的几句顺口溜反映了这一点：
“求知心切去黄埔，夜梦依依我不然，马日事变教训大，
革命必须有武装，秋收起义在农村，失败教训是盲动，
惟有润之工农军，跃上井冈旗帜新，我欲以之为榜样，
或依湖泊或山区，利用周磐办随校，谨慎争取两年时”。
彭德怀第一次提到毛泽东，就已经怀着一种敬佩和向往。
1928年4月，彭德怀所在独立师全部开往平江帮助闫仲儒的部队剿共清乡，时任团长的彭德怀无法容忍。他们烧杀抢劫，比土匪还坏，彭德怀当面用激烈言辞责骂清乡委员会主任张挺借清乡之名随便捉人杀人、牵牛宰猪，搞得十室十空是官逼民反，逼民成共产党，实属该杀之人。此话出自国民党军官之口，张挺为之目瞪口呆，这实在是替共产党辩护。实际上彭德怀也确实在帮助共产党，他把清剿计划告诉平江县委；命令自己的部队一不清乡、二不扰民；他们在追游击队时只向天上打枪或用纸把子弹包好放在地上送给游击队等。
这时，长沙破获共产党案，南、华、安特委亦受破坏。黄公略因涉及其中身份暴露。一个名叫陈玉成的救贫会会员将此消息报告了彭德怀。陈玉成是独立师师长周磐的马弁，性格文静，人称“玉姑娘”。在随周磐赴长沙时，他送给彭德怀一本新的电报密码，以备急用。当时他决没想到这种举动会造成对今后中国如此大的影响的平江起义。彭德怀和刚来此地的省委特派员滕代远决定马上起义。由于井冈山朱毛红军称第四军，他们就将起义军定名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中国又多出一支反对国民党的队伍。
有人说平江起义并没有喊出革命口号，只是一次普通的闹饷。1929年10月，红五军军委的报告中就说“平江暴动是少数长官领导的士兵闹饷而非士兵有觉悟的暴动”。但是起义后的部队确实定名为红军并建立了江西苏维埃。他们采取盘旋战术，在湘、鄂、赣与会剿部队打圈子，打推磨仗。与他们作战的是江西省府主席鲁涤平调动的十多个团的兵力。彭德怀的团长贺纯（共产党员）在战斗中被打死后，越来越多的人战死。加上动摇逃跑者和伤病员的增加，人心浮动。还有彭德怀的妻子登报与其脱离关果，他面临着走向哪里的选择。
他想到了井冈山，他要去找毛泽东。这是彭德怀自己的希望，也是省委的指示。他自己曾说：我在1927年冬至1928年初就注意井冈山，我当时感觉与现代化交通运输和通讯联络手段的敌军作战没有根据地是不行的。不实现耕者有其田，也就建立不起根据地。在这个问题上产生了对毛润之的敬仰。朱毛红军成为红军旗帜。我自己想去取经，想弄清革命的性质，分田怎样分法等问题。
彭德怀上井冈山的计划遭到了他的敌人的沉重打击。先是在万载县，他受到了预先得知情报的敌军的伏击，损失惨重，几乎全军覆没。2000多人的队伍只剩下500人左右，而且军需全失，他不得不退到铜鼓，后又到黄金洞一带进行休整。
彭德怀最终实现了目的，他的队伍在何长工和毕占云的带领下到达宁岗，见到了朱德。第二天，他们到达茨坪，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用和彭德怀一模一样的湘潭口音对他说：“你也走到我们这条路上来了！今后我们要在一起战斗了。”这句话是他们日后30余年共同战斗历史的开始。
双方的队伍都很兴奋，但在12月11日举行的庆祝会师的联欢会却出现了不祥的征兆——台子塌了。红四军军长朱德很机智，这时他已42岁，是革命队伍中的老兵。他说得很轻松：垮了台，搭起来再干嘛。自此，彭德怀和毛泽东为共同的目标一起奋斗，历经艰难困苦，越过万水千山，直到共同站在天安门城楼的检阅台上。
彭德怀的到来增加了井冈山上割据者们的枪支和力量，也增加了他们的粮食危机。红四军本来已开不出每天3分钱的伙食，现在更是难上加难了，山上和条件变得更差，极缺粮食和冬衣。1941年在延安出版的《朱德将军传》中曾这样描写：四周紧布着封锁的罗网，时节转向寒冷的冬季，山上、树林里都堆着积雪，苦战的褴褛的人们更艰难了。他们穿着单衣，天天吃着南瓜。同志们是坚强的，但不免在寒冷中来了感情的灰色，他们唱着“打倒军阀，天天吃着红米南瓜，敌人来进攻，努力消灭它。”
生存已成困局，而江西和湖南两省的国民党军队还在向井冈山聚集，这已是他们的第三次会剿，共有6个旅3万余人。井冈山根据地的开创者毛泽东不得不思考对策，这便是柏露会议的原因。会议决定彭德怀的红五军和红四军的32团王佐部留守井冈山，四军主力突围到外线牵制和打击敌人，并相机开辟新的根据地，围魏救赵。问题是留守井冈山为什么要留刚刚到来、人地两生的彭德怀部呢？当时他能指挥的人数不足一个团，只有七、八百人，而且有半数左右的老弱病残人员，面对强大的敌人围攻，丢失根据地的危险显而易见。这也是红五军领导者们的疑虑之一。彭德怀答应了这次考验，他用自我牺牲精神说服他的战友们：应该保卫井冈山后方，使红四军主力安全脱离敌人包围向白区发展。如果红五军不承担这项任务，湘赣边区政权可能受到损失甚至搞垮，要准备牺牲局部，保证主力安全。
可是，毛泽东和朱德率领的部队并没有能起到围魏救赵的作用。他们无法摆脱江西军阀李文彬的追袭，被包围在大余，损失惨重。31团营长周舫、独立营营长张威牺牲，28团政委何挺颖负重伤。突围后，毛泽东继续采用他的来自于实际的有效办法，决定向赣南丛山进军，与那里的几支分散的共产党游击队汇合，建立新的根据地。但这却使井冈山上的彭德怀真的成为孤军奋战了。转机出现在大柏地，毛泽东利用这里有10余里长狭谷的有利地形设伏取得一次重大胜利，打垮追敌刘士毅部两个团，俘敌正副团长以下800人，缴枪800支。这次战役中，22岁的林彪立了奇功。他不久前还被文武全才的陈毅指责为胆怯逃跑，此时却率兵绕到敌人背后用枪托和树枝与敌人激战，击溃强大的敌人。实际上他一直受到毛泽东的赏识，自井冈山撤退后，红四军主要是由朱德和林彪二人指挥作战的。一年后，年轻的林彪成为红一军团第四军的军长，接着，24岁的他担任红一军团的军团长。
1933年，毛泽东不忘大柏地战役，作诗“菩萨蛮·大柏地”纪念之：
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雨后复斜阳，关山阵阵苍。
当年麈战急，弹洞前村壁。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
终于，红四军在赣南又得立足之地。当毛泽东接到彭德怀的消息后，决定会师瑞金。
朱毛走后，留守井冈山的彭德怀部受到敌人的猛烈攻击，敌人的数量是守山部队的30至40倍，尽管彭德怀预先作了准备并指挥部队给敌人以杀伤，仍然无力守住阵地：全军没有重武器，也没有手榴弹地雷等，没有一寸铁丝网，两挺重机枪因无子弹实为一堆废铁，每人只有十余发子弹。一个仇恨红军名叫陈开恩的富农带领敌军避开红五军一大队的正面防守，沿乱石成堆的小溪右侧上山，攻破了黄洋界哨口。彭德怀无力收回失地，而预先准备在外侧打击敌人的红四军因自己的困境未能按计划行事，红五军伤亡重大，几乎丧失作战能力。彭德怀只能撤退，他带走伤病员，留下熟悉当地环境的王佐部分散打游击。毛泽东用两年半时间创立的第一块根据地从彭德怀的手中失落。
1969年，《人民日报》通讯员著文指责彭德怀从井冈山撤退是违反毛主席指示，不要根据地。而美籍华裔作家韩素音在她写的《早晨的洪流》中说得更不负责任：毛离开井冈山后，彭和土匪头子袁文才、王佐闹纠纷，以敌人进攻得逞，彭把根据地断送掉了。
对此，彭德怀在他自述中作过辩护，认为井冈山失守是因为：留守部队复杂、指挥不统一，兵力单薄，昼夜战斗得不到休息，子弹缺乏。而敌人此次会剿有决心、有计划、悬重赏，其兵前赴后继地攻击。
责任究竟在谁，似乎还是遗留问题。
失利的部队——毛泽东的和彭德怀的，经受着难以描绘的疲劳与艰辛。1929年4月，他们在瑞金会师，这只是短暂的相逢，几天后，彭德怀就率领他新发展起来的部队离开瑞金开赴井冈山，他要重建井冈山根据地。在这期间彭德怀向红四军前委汇报了撤离的经过，当时毛泽东歉意地说：这次很危险，不应该决定你们留守井冈山。三天后，彭德怀主动提出打回去，恢复湘赣边区政权，当即得到红四军前委的同意。
彭德怀回井冈山出乎意料的顺利，除了在信丰消灭靖卫团数十人之外，沿途从未遇上国民党的军队，这是因为蒋介石正忙于同冯玉祥间的中原争战。红五军如同大游行一样，不出十天便到了井冈山，一个半月后，湘赣根据地重新出现。
毛泽东却遇到了新的压力。历史像是有意欲磨难他似的，在他成为建国者的道路上不断设置障碍：要他同意欲消灭自己的各种敌对力量作战，还要他与自己处在同一阵营的人交锋，象陈独秀、李立三、张国焘等。他们都是共产党的领导人，并不是毛泽东的敌人，但他们确实是毛泽东实现自己主张的对手，他们考验了毛泽东的智力和策略，但在变得越来越深刻，越来越全面的毛泽东面前，他们的主张连续败退了下去，当然，这些主张曾使中国共产党的反抗运动陷于危险境地，这并不是他们的本意。
毛泽东与李立三处在对立地位，他必须否定李立三的洋经验，当然这需要一个过程。受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影响，李立三主张各地红军向苏联学习经验——放弃根据地，进攻大城市，重建城市工会，巩固工人阶级的领导权。这是典型的苏联模式，布哈林就对中国苏维埃和红军颇悲观。他认为红军在农村会妨碍老百姓的利益，把他们的最后一只老母鸡吃掉，引起老百姓的反对。他要求高级干部离开红军，比方说调朱德、毛泽东赴苏联学习等。
很显然，这不是毛泽东与李立三个人间的恩怨，尽管有人用毛泽东的话“我和李立三的友谊始终没发展起来”作证，它实际上是关系到中国革命以如何形式才能走得通的重大政策选择。即走城市起义方式并很快认识到农村根据地对革命的重大意义。
对于毛泽东关于革命道路理论的形成时间问题，中共党史学界没有统一的认识，但大多数人肯定1930年1月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标志着他的道路理论的初步形成，即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方法夺取全国性胜利。正是这条道路使头戴红星的共产党武装历尽劫难而不死，而且在以后抗日斗争和反蒋斗争中显出极大威力。
李立三的冒险主张前后存在了三个月（1930年6月至9月），并以“会师武汉、饮马长江”而著名。本来，李立三只是政治局常委兼宣传部长，但由于强调党的工人成份而变为党中央总书记的向忠发文化低、能力差，权力渐渐集中到了李立三手中。他根据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中原大战的形势断定蒋介石政权行将崩溃、革命高潮就要到来，命令各地的红军集中整编为红三军团；6月，朱毛部队改编为红二军团，加上鄂豫皖根据地的红军，分别进攻南昌、九江、长沙，合攻武汉。
在执行李立三计划的过程中，毛泽东、彭德怀的部队又一次会师，他们联合成立了红一方面军。在此之前，他们遵照中央命令各自进攻南昌和长沙。朱、毛部队二万人的任务是攻克有高大城墙和优势国民党军队驻守的南昌，但他们没有认真地执行命令而是应付了事。毛泽东只派一部分军队到南昌对面与敌军隔江示威。
彭德怀接到的命令是立即进军武昌，但他回电中央拒绝执行。理由是他的部队进攻武昌将腹背受敌，有全军覆没的危险。稳健而富有军事才干的他转而横扫鄂南六县，夺取重镇岳阳。接着，他击败围攻平江的何键部队并乘胜攻进长沙，以8000人抵抗3万多敌兵，坚守一个星期后撤出。这是第二次国内战争时期红军唯一一次占领的省会。
是否进攻大城市一度成为是否反对李立三路线的标准。这纯粹是一种无意义而且也不科学的争论。对红军来说，最主要的目的在于消灭国民党的武装和保存发展自己。只要有利可图，进攻大城市和退却农村都是可以的，依此，就不应否定彭德怀三兵团进攻长沙的作用，也不必拔高红一、三军团从长沙城外撤兵的意义。
第二次进攻长沙的任务是由朱、毛、彭、黄（公略）共同担任的。这时的长沙已调进了大量的国民党军队，他们修筑了坚固的工事。美国、英国和日本等国的军舰也游进了湘江。红军遭到机枪和大炮的凶猛扫射，继续作战无异于等待灭亡，毛泽东命令部队撤出阵地，他得到了朱德和彭德怀的支持。这是李立三主义垮台的信号，一个月后，李立三离开了中央领导岗位，尽管他的激进主张控制全党只有三个月，而且他自己也承认犯了错误，但还是给革命和他自身带来重大影响。
毛泽东在和李立三的争吵中，得到了同恩来的帮助。周恩来一直把毛泽东和他创造的根据地当作全军学习的榜样。1930年1月，他在《中央军事通讯》上发表“致红军指挥员的信”说：“从瑞金的独立政权中，我们可以找到很多可贵的经验？？它在中国是独一无二的，在世界上也是前所未见，前所未闻的，我们都应该学习这些经验。”这些话出于作为中央军委书记的周恩来之口，无疑增加了毛泽东的威信，实际上，李立三下台之后，周恩来接替他成为中共中央的实际负责人。
从长沙退出的红军占领了吉安，他们已得到消息，蒋介石要动用大量兵力“围剿”根据地。中原大战的获胜免去了蒋介石的后顾之忧，他命令在北方作战的部队调头南下，动用数十万兵力连续“围剿”红色区域。然而毛泽东利用在井冈山时采用的作战原则对付大规模的战斗，竟然连战皆捷，又取得了新的经验。十六字诀增加了内容，如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打运动战、速决战、歼灭战等。1939年，毛泽东更精确地总结说：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国，而且经过了一次大革命。这些特点，说明红军有可能发展战胜敌人，也说明红军不能很快发展和不能很快战胜敌人，如果弄不好，还可能失败。因而红军必须实行依靠群众的人民战争，必须实行以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形式，必须实行战略的持久战和战役的速决战，必须实行战略上以少胜多和战役上的以多胜少等原则。
这些是绝对的中国式作战方法，正是它保证了毛泽东指挥部队击破了蒋介石的三次围剿，由于这种方式的关键在于人民战争，因而是外国所没有的也是反人民的军队所无法采取的。这也许是中共军队后来战胜蒋介石、日本和美国军队的重要原因之一。当然，它必须是在常规武器作战条件下。
在中国进行革命，必须采用毛泽东的方式，共产国际向中国派出的军事顾问抛弃了它而导致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丧失和八万红军的大退却。史学界一直这样认为，的确也是事实。由于李德的行为实质上是共产党内新出现的冒险主义——王明主义的体现，毛泽东不得不开始向以共产国际为后台的王明主义挑战。
王明，一位18岁就在苏联中山大学加入共产党的安徽籍革命者，是毛泽东在党内的一个强大对手。他们前后抗衡了15年。这不仅仅因为王明是共产国际的代言人——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它必须服从来自莫斯科的指令。而且他还被看作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党的理论家。他在苏联期间和另外一些人组成了著名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1931年1月，25岁的王明在苏联人米夫的帮助下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总负责人。他推行比李立三更激进的路线，或者说就是全面更改毛泽东在中央根据地的政策。李德不过是在军事上替他完成计划，辅助李德的是王明的挚友博古，他在1931年9月成为中共临时中央的负责人，一切听从王明在莫斯科的遥控。
关于李德简历的介绍有多种不同的叙述。于俊道著《中国革命中的共产国际人物》中这样记载：李德，1900年生于德国慕尼黑。14岁时参加巴伐利亚街垒战。1923年成为德共秘密工作人员，一度与苏联共产党的秘密机关发生联系。在他被德国政府以叛国罪投入柏林莫比特监狱后，因德共营救越狱成功至苏联，不久进入伏龙芝军事学校学习。
李德到达苏区后非常自信，据说他常用拳头擂着桌子对毛泽东和其他人说：你们根本不懂军事，要听我的，游击战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以后要打正规战。毛泽东就用冷淡他的方式对待他。不过李德很怕上前线，总在室内凭北洋军阀时期留下的一张十万分之一的地图指挥作战。他态度很蛮横，上自兵团司令，下至一般工作人员和服务人员都常挨他的训斥和辱骂。连给他做翻译的伍修权都多次请求调动工作，他对当时的中央组织部长李维汉说：李德简直是个帝国主义分子，我完全是凭着党性才给他做翻译工作的。
不过并不是这些使李德给中国红色力量带来巨大损失。他把毛泽东创造的作战经验统统丢在一边而命令红军与人多器精的国民党军队打正规战。他忘了他的对手是德国著名的元帅、希特勒最好的将军汉斯·冯·塞克特，而他自己的最高职务不过是骑兵师参谋长。他导致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
这时人们还没比较出毛泽东的宝贵。李德能言善辩，常引用著名军事家的话反驳别人，而且又来自共产国际，许多人景仰他的威望，也被他的热情所鼓舞——他表示要拒敌人于国门之外，决不丢失根据地一寸领土。结果一批又一批的年青战士为着他们的理想倒下了，红军减员迅速，指挥官们开始抗议。刘伯承和彭德怀是最坚决反对李德做法的人。当时，彭德怀的三兵团人数最强，有三个整师组成，正规训练好，战斗力很强。常常被作为攻坚战主力，承担最艰苦的任务，因而首当其冲，损失巨大。1934年4月，三军团在进攻广昌的第一天就损失了1000人，派出守卫“永久性”碉堡的一个营被蒋介石的飞机大炮炸得干干净净，前线作战部队的连长几乎全部死伤。加上其他部队红军共伤亡24000人。这是三军团历史上没有过的。彭德怀极为恼火，大骂李德是坑害红军的教条主义者。只会纸上谈兵，是瞎指挥，是“崽卖爷田心不疼”。不过这对李德已够客气了，因彭德怀一向粗鲁，急起来就骂娘。所以，他做好了去瑞金被撤职、公审、杀头的准备。
毛泽东处在无权地位，他所创造的红军和苏区的一整套机构逐渐被来自莫斯科中山大学的中国留学生所接替。1933年，在上海站不住脚的中共中央迁到毛泽东的苏区。此后，他再也不能象以前那样巧妙的拒绝来自上级却不正确的指示了。他与党中央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因而导致他红军总政委和红军总前委书记职务的被撤销。毛泽东只好以。“病假”为借口离开军队。支持他的人也受到打击，即毛泽覃、邓小平、谢唯俊、古柏等人的被撤职和被批判。
毛泽东并不甘于寂寞——他虽然指挥不了红军，但还是苏维埃共和国的主席。他据战局的变化不断提出自己的建议，主张红军与蔡廷锴将军指挥的福建革命人民政府部队联合作战。使红军主力突进到苏浙皖赣地区，威胁沿海大城市等经济中心，迫使蒋介石分兵在无堡垒地区作战，而且也可使江西、湖南的国民党军队回援其控制地，从而粉碎他们对江西苏区的围攻。这个建议被博古否定了。后来，毛泽东又提出红军主力进军湖南，把敌人调动到湖南消灭，依然是对牛弹琴，无人理睬。
据统计，蒋介石在第五次“围剿”中共动用兵力60万，飞机200架，采用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推进政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竭泽而渔。
根据地和红军的人数都不断缩小。当年的参战者曾回忆说：战后，我们的同志尸横遍野，因为夏天到来，气味难闻。错误的指挥使我们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走过同一地带。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已经名存实亡，它能控制的地区只有六个县了。红军被迫采取牺牲局部利益的行动，派出小股部队冒险向国民党统治区推进，逼蒋介石分散兵力：打着北上抗日先遣队旗帜的红十军团在方志敏、寻淮舟率领下突围北上，但没走多远就被国民党将领王耀武的军队包围，寻淮舟战死，方志敏被俘在怀玉山上，1935年遭枪杀于南昌。他在狱中曾给后人留下10多万字的记录，即著名的《可爱的中国》、《清贫》和《狱中记实》等。他们指挥的红十军团吸引了20万国民党士兵，余下残部在粟裕率领下继续坚持山区斗争。
同时，任弼时、王震的红六军团和徐海东、程子华的红25军也分别向国统区作战，幸运的是他们虽然遇到了强劲的敌人，最后都保留了部队。红六军团与贺龙的红二军团会师，在湘鄂川黔重新立足，而红25军则到达陕北和刘志丹会合，开辟了鄂豫陕根据地。
有人认为，只是毛泽东反对了王明的主义及其执行者李德、博古的指挥（这是事实），而彭德怀则没有，证据是毛泽东受到连续打击而彭德怀却没有被撤职，而且他还批评过毛泽东是“游击主义”。然而伍修权和杨尚昆的回忆都证明了彭德怀是反对过李德、博古的。除开他与李德的争吵外，他也提出过中央应该实行留红五军团在中央根据地，集中红一、三、七、九军团闽浙赣对付蒋介石“围剿”的方法，这与毛泽东的意见分歧——他们之间存在着差别，这点必须承认。即使毛泽东在被排斥的过程中也能让人感觉到他在战略上的洞察力日益敏锐和深邃，而彭德怀更习惯于从军事角度考虑问题，他是时时刻刻要指挥作战的兵团司令。这种差别的长期存在，是他们后来发生多次争吵的重要原因之一。
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的红一方面军开始长征，或者说是一次大败退。对此，周恩来很坦率：“万里长征，就是因为在江西打败仗了，硬拼消耗，拼到最后挡不住了，不得不退出江西。”但红军最后保存了自己，取得史诗般的胜利并成为共产党真正影响中国的开始。
长征的部队包括林彪、聂荣臻的一军团，彭德怀、杨尚昆的三军团，董振堂、赵博生的五军团，周昆、黄苏的八军团和罗炳辉的九军团，共87000多人，其中半数以上是新兵。退却中，一、九军团在左翼，三、八军团在右翼，和殿后的五军团构成三角形把中央纵队紧紧地围在中心。他们从整个包围圈中最有可能成功的地方突击。有材料证明，周恩来、朱德在长征前已派人和广东军首领陈济棠秘密谈判，达成停战反蒋协议。因此广东军稍作抵抗后便向后撤退。他们还故意把大量的武器、弹药、食物等丢在路上。红军用几天的时间顺利通过第一道封锁线。
长征考验着每一个战士和军官：时时刻刻都在战斗，时时刻刻都有危险。但这支充满灾难的队伍却拥有无数坚决的革命者，他们就象满天的繁星一样，夜夜闪耀着不屈之光，而彭德怀则是一颗耀眼之星。他们经历了长征的全部过程，是跋涉者中最勇敢、最忠诚、最坚定的卫兵。1935年10月，担任陕甘支队司令员和副司令员职务的彭德怀、林彪保护毛泽东走完长征的最后路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彭德怀是第一任国防部长，排在十大元帅行列中第二位。
彭德怀性格刚硬、勇猛，生就一副倔脾气。他训练出来的三军团最擅长正面作战和短兵相接，喜打硬仗，常常是指到哪里就打到哪里，可谓是红军中的一把利刀。不过，湖南军官讲武堂的生活使彭德怀在运动战方面丝毫不比别人逊色。
红一、三军团从两翼保护着红军，像两个轿夫抬着中央纵队，按彭德怀的话说是典型的逃跑队形。他们在25天内越过了蒋介石重兵布置的三道封锁线（负责殿后的红五军团损失较大），但在过第四道封锁线时却不那么容易了。红军的对手是统率40万大军的何键，他把军队布防在湘江及其附近地区，形成一个口袋等待红军来钻。1930年，他曾被彭德怀追逼得只身渡过湘江逃命。对此彭德怀极为懊丧，30年后还在遗憾“没活捉这贼，此恨犹存”。但这一次何键却差点把数万红军网在他的口袋里，即1934年11月29日至12月1日的湘江浴血大战。
大战前两天，红一、三、五军团已经控制了界首至屏山渡间的湘江两岸，中央纵队完全有足够的时间过江——如果他们扔掉笨重的行李、如果他们急行军的话。事实并非如此，他们不舍得丢弃任何东西，以每天20多公里的常规速度行军，结果四周的敌人越聚越多，红军不得不为过江付出惨重的代价。
这确实是一次关系全局的战斗。12月1日凌晨，中央局、中央军委、总政治部联合下达紧急命令，要求一、三军团坚决完成阻击敌人的任务：
“一日战斗，关系我野战军全部。西进胜利可开辟今后的发展前途，迟则我野战军将被层层切断。我一、三军团首长及其政治部，应连夜派遣政工人员，深入到各连队去进行战斗鼓动。要动员全体指战员认识今日作战的意义。我们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胜负关系全局。人人要奋起作战的最高勇气，不顾一切牺牲，克服疲惫现象，以坚决的突击，执行进攻与消灭敌人的任务，以保证我野战军的全部通过封锁线应是今日作战的基本口号。”
战斗进入白热化，朱德、周恩来、彭德怀、林彪等都亲自到前线督战。彭德怀自率二个团连续三天三夜没下火线，两个团长和指挥员大部分战死。林彪的一军团也损失惨重，四团政委杨成武负重伤，五团政委易荡平丢失阵地自杀。七天的苦战之后，红军终于渡过湘江，在他们身后，飘流着层层的尸体，文件和钞票。
战后部队不足4万人，博古深感自己责任重大，痛心疾首，拿着一只手枪朝自己比划，被聂荣臻阻止。
确实，红军的条件坏得不能再坏：他们没有时间休整；没有充分的粮食、药品；也没有主动消灭敌人的既定计划。更令人奇怪的是他们还带着大批的辎重物资——几千名挑夫和一部分战士挑着印刷机、制弹机、印钞机、X光机、文件柜、银元、金条、备用枪炮等。这都是李德和博古的主意。埃得加·斯诺在他的《西行漫记》中认为红军是拉着整个国家走上征途。彭德怀曾气愤地质问：这样抬着棺材走路，哪象打仗的样子？把革命当儿戏，简直胡闹！人们已经开始怀疑博古、李德指挥的正确性了。
然而红军必须为自身生存而战，激越的精神使战士们产生了超常规的威力，他们奋不顾身，克服无数难以想象的困难，竭力摆脱敌军烦人的追扰。湘江大败后，红军队伍更怀念毛泽东的指挥，他的意见逐渐得到领导成员们的重视。毛泽东反对红一方面军继续谋求与贺龙、王震二、六兵团会师的计划，主张进军贵州省机动作战，重新建立根据地，在随后的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上，毛泽东都坚持这种观点。
他渐渐得到了同志们的支持。大多数军事领导人和一部分政治领导人，包括与博古关系密切的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等都同意采纳毛泽东的意见。这是遵义会议召开的原因，也是毛泽东重新走上领导岗位的基础。
遵义会议是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的生死转折点。回头看历史，几乎每个人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但它更是毛泽东本人的转折点，当时的决策者们包括毛泽东本人的作战方式代替了博古、李德的作战方式，他历来主张诱敌深入，围而歼之，打游击战、运动战、歼灭战。这些因此取得了决策权。尽管凯丰质问毛泽东：“你懂得什么是马列主义？顶多是看了些《孙子兵法》。”毛泽东还是取得了一系列职务：中央书记处书记、政治局常委委员、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成员。也许职务并不重要，中国的长征史研究专家李安葆曾发表文章反驳“毛泽东在遵义没有获得最高领导”的观点，他的文章中引用了邓小平的话：
“尽管名义上他没有当什么总书记或军委主席，但实际上他对军队的指挥以及重大问题上的决策都为别的领导人所承认”。
确实，遵义会议在中国现代史上占有显著地位不仅在于毛泽东重新成为领导人，而还在于他的主张赢得了胜利，他再次取得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机会。他厌恶教条而以独立的态度和实用的行为达到自己的目的，决不像李立三、王明那样顺从共产国际和斯大林。他懂得中国社会，了解中国革命的规律，因而总能把进攻和退却巧妙地结合起来，以一种准确的战略引导革命。
当然，他也必须面对实际，十天后，他直接指挥的第一场战役就使他处在严峻的境地。1935年1月28日，毛泽东指挥红三军团在青杠坡投入战斗，目的是渡过赤水河。但这是一次错误的指挥，他使彭德怀的部队付出高昂的代价而且整个红军危亡于旦夕之中。因为对手不是原先估计的贵军——他们都是“双枪兵”，不堪一击，而是训练有素的川军精锐，包括郭勋祺的“模范师”，兵力也超过原来推算的二倍，后来又增加到四倍。朱德、刘伯承到前沿督战，毛泽东和周恩来亲自指挥战斗，连干部团也动用了，结果仍然令人失望，军委召开紧急会议——这是军委战斗中第一次和唯一的一次紧急会议，它决定红军撤出战斗，已过赤水的林彪部队返回西岸，急行军至土城。这一仗，红军损失近万人。
下一步，重返贵州，再渡赤水，毛泽东开始牵住蒋介石的鼻子，夺回失去很久的主动权，他命令红军忽而前进，忽而后退，一会走路，一会绕山行，令人晕头转向和迷惑不解。他们翻山越岭、架桥过河，以世界上所有军队没有过的速度强行军，连留学过日本军事学校的蒋介石也无法判定红军的意图，连他的情报人员也不能及时准确地为他提供帮助。红军终于取得长征后的第一个胜利，他们攻克娄山关，重占遵义，消灭贵军王家烈部八个团。毛泽东十分兴奋，挥笔填写一首《忆秦娥·娄山关》抒发压抑已久的心情：
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据解释，这首诗反映了毛泽东深感革命艰难而又对前途充满希望的心情。
红一、三军团依旧是作战的主力，他们一路上抢占渡口和要地，筑起保护红军的屏障，给刚掌权的毛泽东得心应手的速度和勇敢。特别是彭德怀率领他的士兵跑步前进只比对手早几分钟占领娄关山的行动，给新的领导者送来了捷报。这意味着红军的转折。尔后，彭德怀和杨尚昆指挥扬眉吐气的部队乘胜作战，再击溃黔军三个团。此战役国民党损失5000人，蒋介石自己也承认这是“国军追击以来的奇耻大辱”。
林彪、聂荣臻指挥的红一军团同样功勋卓著。他们的急行军保证了红军及时地渡过金沙江和大渡河。林彪亲率部队佯攻昆明，竟使对手信以为真，蒋介石收缩金沙江兵力增援云南，结果毛泽东赢得了时间，红军用了九天九夜的时间有条不紊的越过金沙江。林彪还指挥部下杨德志团、耿飚、杨成武团分别夺取安顺场和沪定桥，强渡大渡河。此后，红军跳出几十万国民党军队围追堵截的大圈子，长征已快迎来曙光。
在长征中，林彪、彭德怀曾从各自不同角度提出不同于毛泽东的意见而受到严厉批评。林彪被毛泽东指责为年幼无知，而彭德怀则被说成不满毛泽东的右倾主义，在以后屡受责难。
林彪抱怨毛泽东让部队尽走冤枉路，他说红军不走捷径、只走“弓背路”，“这样会把部队拖垮的，像他（毛泽东）这样领导指挥还行！？”
彭德怀没有如此激烈的言辞，但他确实有类似的看法，他对战局提出过自己的意见，认为红军的急行军影响了战斗力。当然，这里面可能有埋怨情绪，如对青杠坡战斗的看法。
只是年轻气盛的林彪胆子太大了，他公然打电话、写信，说毛泽东指挥军队作战是不行的，应当解除其指挥权，要求毛泽东和朱德下台，让彭德怀指挥中央红军北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
随之召开的会理会议批评林彪，确定下一步方针。毛泽东点了林彪的名：“你还是个娃娃，你懂得什么，走弓背路是必要的。”毛泽东在会理会议上表现了他的果断和自信，这是他的个性和魅力所在，没有这一点，很难驾驭混乱到极点的中国，也正因为如此，他能战胜对手，击败敌人，抵住共产国际权威们的压力。
毛泽东在批评林彪的同时，也严厉地批评了彭德怀。他认为林彪的信是彭德怀“鼓动起来”的，要承担重大责任。连发高烧的红三军团政委杨尚昆也被用担架抬着参加会，可见会议气氛之紧张。问题是。为什么他后来对林彪没有过多介意，而对彭德怀却耿耿于怀，以致在以后的合作中四次提到这件事？这还是一个历史的疑问。
不管怎样，彭德怀坚决执行了中央军委的指示——实际上是毛泽东的指示。他是个称职的指挥员，也是个忠诚的革命者。在不久出现的毛泽东和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中，他坚决支持了毛泽东并亲率部队保卫毛泽东的安全。
这次分歧看起来是关于红军行军路线的争论。毛泽东主张北上，张国焘坚持南下，但实质涉及革命的前途和张国焘要分裂中央的问题。最后，毛泽东从右路军参谋长叶剑英那里得到他们准备分裂和危害中央的电报，决定率红一、三军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从彭德怀的三军团司令部迈出脱离危险的第一步。
张国焘，共产党成立时曾分管组织工作，是十二位中共创始人之一。后来，他连续当选为中央第二、四、五、六届中央委员。1931年，他成为鄂豫皖根据地的总负责人。在蒋介百大规模地围剿行动后，他指挥红军撤出鄂豫皖，新创川陕革命根据地。一、四方面军会师时，他是拥有8万之众的红四方面军总政委。
至今为止，尚没见到张国焘命令他的政委陈昌浩武力解决中央的电报文原件。据当时担任红军前敌总指挥部作战科副科长后来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的吕黎平回忆：9月9日，张国焘给右路军政委陈昌浩发密电，要他劝说毛泽东等人南下，如不听，监视其行动，若再坚持北进，彻底解决之。吕黎平看到此电后，立即告诉了参谋长叶剑英，叶剑英立即转告了毛泽东。党史界为此一直争论，但张国焘确实想吞并红一方面军和控制中央。
彭德怀和聂荣臻的回忆证实了这一点。它确实是毛泽东遇到的新危险，朱德在后来回忆长征时认为长征中最可怕的并不是蒋介石指挥的数十万大军和令人却步的自然障碍（如雪山、草地和江河等），张国焘分裂红军的企图几乎消灭掉这支走过近万里的红军。
他派秘书黄超给彭德怀送礼，也亲自请彭德怀、聂荣臻、杨尚昆等人吃饭，希望他们能站到他的阵线上；他仗恃自己的军队要求补选中央委员，改组中央，要中央总书记或者军委主席的职务，毛泽东和中央为顾全大局把病中的周恩来担任的红军总政委职务让给他。
毛泽东说，这是他一生中碰到的最困难、最残酷的事件之一，也是最黑暗的时刻。
1935年9月9日夜两点钟，已得到叶剑英密报的毛泽东命令部队紧急出发，两天的急行军后到达俄界，与先期到达的一军团会合。9月12日，中央在这里通过了《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
在毛泽东北上后，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以“哪有红军自己打自己的道理”阻止了陈昌浩的追兵，但李特的特务连还是追上了，毛泽东对他说：“你回去吧，我们不久还会再见的。”历史像故意承认毛泽东的预见性似的，1936年10月，红四方面军到达会宁与红一、二方面军会师。1938年夏天，张国焘——当时的陕甘宁边区副主席，背弃了自己的信仰投奔了国民党。他没能带走一兵一卒包括警卫员。尽管他当时受到特务头子戴笠的优待，后来却一名不文。1979年12月冻死在加拿大多伦多的一座养老院里。
红一、三军北上时的主要的将领是彭德怀和林彪。这时的军队人数，包括老弱病残不足7000人，而且还时时有危险相伴，张学良、毛炳文和宁夏二马（马鸿逵、马鸿宾）的骑兵一直尾随追踪。在红军到达吴起镇，与红26军的先期到达的红25军会合后，毛泽东建议“打退追敌，不要把敌人带进根据地”，并找周恩来、彭德怀、叶剑英、聂荣臻等商量打不打和如何打的问题。讨论了一个晚上后，决定打，由已任陕甘支队司令员的彭德怀指挥。21日红军利用吴起镇西南的高原深沟地形击溃了马鸿宾部25师骑兵团、东北军白凤翔部的骑兵团和另外的三个骑兵团。这是红军进入陕北根据地的最后一仗，它结束了敌人对红军的追剿。
战后，毛泽东赠彭德怀诗一首：
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
这是毛泽东一生中唯一一次战后写诗赠给军事指挥员。这是对彭德怀勇气和才能的赞赏，是同志间感情的流露，也反映了毛泽东走入根据地，远抛危险的兴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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