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轿车行驶在北京西郊的大道上。司机把车子开得很平稳。周恩来的心还是觉得直往下坠，感到苦涩和沉重。
刚才李四光的追悼会上，他动了感情。中国有几个李四光？世界上又有几个李四光？为什么在李四光的追悼会上不给致悼词？李四光为地质学作过重大贡献，名震中外。李四光一听到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不顾生命危险，冲破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层层阻挠与无耻威胁，毅然从英国回归祖国。他记得那也是五月份，是一九五O年的五月，李四光终于胜利回到北京。他和李四光热烈拥抱、紧紧握手；他还记得李四光眼角噙着的泪花。他更记得在最困难的时候，北京街头汽车没有油而驮着大大的煤气包的时候，李四光忧心如焚，废寝忘食，为国家寻找大油田作贡献……这样的人去世了怎么能不致悼词？
他狠狠地批评他派去科学院的联络员。为什么不向我汇报？！怎么能够同意这样开追悼会？！他们怎么能够这样做？太“左”了！
刚才在追悼会上，周恩来非常激动，连说话的声音都有点颤抖。他不理会人家的规定，当场念了李四光的女儿李林写给他的信。念罢信，又亲自致悼词，高度评价了李四光在科学上的卓越成就和对国家对人民的贡献。
周恩来坐在车后座上，把头仰靠在沙发背上。他太累了。他尽管合上了眼皮，却没有打盹、入睡。他抑制住悲愤，又在思索着将要跟尼克松派来的特使会谈的事。
尽管周恩来在给美国的回音中，主张我们准备接待尼克松总统派基辛格或是罗杰斯的。名字列了这两个。我们正等待着美方的答复。可是，他判断着尼克松很可能会派基辛格。据说基辛格是个谈判高手，很有学问，观点也新。周恩来在心里准备跟基辛格较量。主席已经同意建立一个对美工作小组，早做好准备。由叶剑英负责。解放战争时，在美国协调下于北平举行国共谈判时，叶帅就跟美国人打过交道。
周恩来反复思考着对美工作小组成员名单。思考着挑谁作自己的助手。伍修权么？伍修权在抗美援朝时就跟董老率代表团赴纽约出席联大特别会议，跟美国人较量过。但是，伍修权处境艰难，人家管得很死，不容易调。用乔冠华也行。乔冠华跟着周恩来多次跟美国人打交道。可惜冠华肺结核病严重，已经住院治疗。用陈毅陈老总更好！陈毅在前年举行的四老帅座谈会上就曾在险恶的政治形势下，斗胆提出过打开中美关系的提议。痛心呵，陈老总已被发现晚期癌症，正在想方设法治疗抢救。他还想到了黄华，在延安交际处接待美军观察组时，给美国人很深的印象。还有章文晋，也是跟周恩来搞外事工作多年了，在重庆的复杂环境里锻炼过来的……
又有一个人的身影闪过他的脑际。熊向晖。熊向晖已经调到总参谋部工作，还可以调来。前年，珍宝岛反击战以后，他曾请示主席同意，派熊向晖去参加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四老帅的国标形势座谈会。熊向晖又在美国读过书，能说很地道的美国英语，反应敏锐，头脑很灵。周思来还想起十一年前，他让熊向晖陪同英国著名陆军元帅蒙哥马利在我国访问的轶事来。
蒙哥马利元帅对新中国很友好，一九六一年九月来华访问。周总理让熊向晖以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的名义，陪蒙哥马利去外地访问。在洛阳，有一天晚饭后，蒙哥马利到街上散步，走过一个小剧场，闯了进去，正演着豫剧《穆桂英挂帅》，翻译向蒙哥马利简介了剧情。幕间休息时，蒙哥马利就走了。回到宾馆时说，这出戏不好，怎么让女人当元帅。熊向晖说，这是中国的民间传奇，群众很爱看。蒙哥马利说，爱看女人当元帅的男人不是真正的男人，爱看女人当元帅的女人不是真正的女人。熊向晖说，中国红军就有女战士，现在解放军有位女少将。蒙哥马利说，他对红军，解放军一向很敬佩，不知道还有女少将，这有损解放军的声誉。熊向晖说，英国的女王也是女的，按照你们的体制，女王是英国国家元首和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蒙哥马利不吭声了。
周恩来听了熊向晖的汇报，严肃地批评说，你讲得太过分了。你说这是民间传奇就够了。人家有看法，何必驳他。蒙哥马利是与我们友好的。你搞了这些年外交工作，还不晓得求同存异？弄得人家无话可说，就算你胜利了？鲁迅讲过，“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引伸一下，讽刺和挖苦决不是我们的外交。
熊向晖也勇于接受批评，给周恩来很好的印象。熊向晖成熟多了，又年富力强。周恩来想，要让他来作自己的助理。
小轿车驶到公主坟的十字路口时，司机骤然刹住车。周恩来感觉到车子停了，睁开眼，只见前面一溜亮晶晶的小车从南往北急驰而过，打头的是三辆黑本茨，好不威风；能乘本茨的角色绝不是等闲之辈。公主坟南边是两大总部，西边是海军大院，东边是空军大院。这溜车子都是白牌，有空军代号。无疑是空军大院驶出来的。周恩来早已得知副统帅林彪的儿子也被称为“天才”而委以重任，当了作战部副部长，空军要听这个小“天才”的。据说此位公子部长近来很活跃，南来北往，十分频繁。大约是这位公子出行吧。
那一溜小车威风凛凛地过去了，周思来的车子才开动，向东行驶，沿着西长安街前行。周恩来的思路又回到外交上来。
在一九六七至一九六九这三年中，要是我们没有受到极“左”的干扰，中国在国际上是会有很多作为的。早在一九六五年，中央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概括了“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九个字。六十年代下半期，世界形势确实处于动荡、分化、改组的大变化之中，中国这么大个国家不应该是个旁观者。使周思来深感不幸的是，由于这几年极“左”的破坏，使我们在外交上是一个旁观者，外交处于瘫痪状况。从一九六九年秋天周恩来与柯西金在北京机场会谈开始，沉睡多年的外交又开始活过来了。最近半年来，又有七个国家与我国建交，比过去七年还多。在周恩来的亲自掌握下，正在同奥地利、秘鲁、喀麦隆、黎巴嫩讨论建交问题，还在探索与英国、日本改善关系，最重要的是他眼前面临与尼克松派来的使节对话，商讨改善中国和美国关系的一系列问题。上个月的乒乓外交，使我国赢得了主动。他在想着，要写几条要点，跟对美工作小组的同志讲一次话。
他正在思考着的时候，车子已经驶进了中南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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