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身体壮实，精力充沛，才华过人，工作，拼命，纵横捭阖，开拓性强，韬略出众，受聘于白宫两年来，确实成了美国第二号炙手可热的权势人物。尼克松对基辛格愈是宠信重用，基辛格愈是大权在握。加上他自负傲慢，目空一切，威风张扬，独断专行，引起了不少人的不满，加剧了白宫内外的权势之争，使基辛格同国务院、国会、五角大楼的关系十分紧张，尼克松在白宫的亲信们也对他怀恨在心，甚至在他自己主持的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班子里，也使不少人难以忍受而离职他去。在美国朝野，关于基辛格的传闻颇多，无人不知。
他在野时，横议朝政，把过去的美国外交首脑贬得分文不值；他掌权时，唯我独尊，将白宫内外的同僚视为无能庸人。据说，他以“白宫的灵魂”自居，自夸“要是没有我这个部门，总统简直是光杆司令”。
据说，他“对任何人的最高评价就是拿来与他自己相比较”。他有一次这样形容过在任的副国务卿理查森，“我认为他在每一个重要方面都是象我一样棒的人。”
又据说，在只有坏消息时，他在记者招待会上不断提到总统；可是，在有好事时，他就很少提到尼克松了。
国务院的官员们对基辛格独揽外交大权的霸道行径愤懑至极。他们在没有事先得到国家安全顾问同意的情况下不敢采取决定性的行动。而基辛格将重要信息透露给苏联政府首脑时，他竟把美国驻苏使馆排除在外。美国国务院的所在地叫福吉博顿，在英文词义中，“福吉”是多雾，“博顿”是底层；人们就将“福吉博顿”作为比喻，暗示罗杰斯的国务院在美国外交政策上的影响，就象处于多雾的底层一样虚无缥缈。
一九七一年三月间，激化了的矛盾导致了华盛顿掀起一股倒基辛格之风。这股风，首先是由密苏里州的民主党参议员、杜鲁门时期的空军部长赛明顿刮起来的。赛明顿将基辛格比作俄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宠臣拉斯普京，说基辛格“除头衔以外在一切方面都是国务卿”。赛明顿说政府患了所谓“基辛格病”，要求国会设法进行干预，并且主张对白宫这个“小国务院”每年二百三十万美元的经费拨款重新进行审议。尽管对基辛格的攻击来自民主党人，尼克松政府内阁的高级官员们都在心中暗自叫好。
一九七一年三月八日，白宫的高级工作人员应邀出席在布莱尔大厦举行的宴会，让白宫中的公共关系专家劝告大家在同新闻界和公众的接触中，多讲一些关于总统的故事，以反映出总统旺盛的精力、敏锐的洞察力、深厚的感情、聪睿和宽厚的胸怀等等。
在宴会上，敏感的基辛格神色极为阴郁。他将总统的国内事务顾问约翰·埃利希曼拉到门厅旁边的林肯厅。他关上了门。
基辛格严肃地说：“约翰，你一直是我的好朋友。我想让你知道，我打算明天上午告诉总统，我准备立即辞职。”
埃利希曼问：“怎么回事？出什么事了？”
“我要回哈佛去。”他阴沉地说。
“到底什么原因？”
“当然是罗杰斯。他根本什么都不懂，又在破坏总统的外交政策。我不能容忍他这样做。”
埃利希曼劝基辛格晚上睡觉时再考虑一下这个决定，准备第二天上午腾出时间再谈谈。
基辛格已经使用了辞职作为威胁的武器。
其实，所谓“基辛格病”的根子在尼克松身上。基辛格与罗杰斯交恶，根子也在尼克松身上。
说起来，罗杰斯同尼克松的关系，实在要比基辛格同尼克松的关系深远和密切。罗杰斯同尼克松有着几十年的深交，可以称为是尼克松的密友和亲信。早在—九四二年太平洋战争时，年轻律师尼克松应征服役担任海军军官，当年八月，在罗得岛匡塞特角的海军军官学校受训，罗杰斯与他同班接受军训。罗杰斯也是律师。这两个年轻的律师就结下了友谊。之后，尼克松被派到靠近新喀里多尼亚岛的南太平洋战斗空运指挥部工作，罗杰斯则调往太平洋舰队，都参加过对日作战。战后，尼克松当了国会议员，罗杰斯在纽约地方法院作检察长，两人结成“莫逆之交”。一九五二年，罗杰斯帮助尼克松竞选副总统。罗杰斯后来出任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司法部副部长与部长时，同尼克松友谊更深了。尼克松遇事总要同罗杰斯商量。两人时常碰头；无话不谈。尼克松当总统以前经历了所谓“六次危机”，其中有四次是同罗杰斯一起度过的。
尼克松看中罗杰斯来作国务卿，除了罗杰斯跟他有多年私交，可以完全信赖之外，主要是他考虑需要一个能够顺手驾驭，为他忠诚地执行政策的人。罗杰斯只担任过美国出席二十一届联大代表团的国际法顾问，外交经验不多；但是常年的律师生涯使罗杰斯头脑冷静，思路清晰，精于谈判。尼克松对任用罗杰斯，作过这样的解释：“我们已经进入谈判的时代，我需要世界上最好的谈判者作国务卿。我曾在危机中多次观察罗杰斯，他性格冷静，判断力强，是个出色的谈判者。我可以用他对付世界上的任何人。”。
事与愿违，罗杰斯在美国外交上不但不是一个决策者，而且也不是一个重大谈判的主持者。与苏联搞缓和，与中国改善关系，与越南进行秘密谈判，在这些重大问题上，罗杰斯都几乎插不上手；只是因为基辛格是犹太人，尼克松觉得不便让他与阿拉伯领导人接触，才让罗杰斯去解决中东停火问题。尼克松既然把外交大权从国务院转移到白宫，对基辛格委以全权重任，形成一个以白宫为核心的尼——基外交主轴，罗杰斯和国务院只好退居二等角色。即使尼克松并非有意冷落罗杰斯，也势所必然地要更多地在外交上倚重于基辛格。
其实，尼克松与基辛格并不亲密，彼此的关系只是客客气气的，属于公事往来，相互守礼。对于基辛格的毛病，尼克松看在眼里，有时顶多在自己的亲信面前抱怨一两句。在尼克松看来，基辛格这个足智多谋的哈佛教授，显然要比亲信至交罗杰斯更为重要。基辛格可以为尼克松热衷于搞的一系列创新外交提供一套完整的理论基础。把意识形态撇在一边，把实用主义置于道义原则之上，在全球实行讲求实效；这些新想法很对尼克松胃口。在外交风范上两人都热衷于唯我独尊，不信任官僚机构，酷爱保密；喜欢事先不透露意向，而一家伙端出既成事实，突如其来，出奇制胜。
尼克松执政以后所优先考虑的同苏联搞缓和及打开通向中国大门的美国外交政策，在一九六九年与一九七O年，经过艰辛的努力已经奠定了基础，在一九七一年，也就是他上台第三个年头，有种种迹象可以预期美国在朋友和敌人的关系中出现大转化。尼克松在二月二十五日对国会作的外交政策报告中，用长达二百二十五页的篇幅作了描绘。在这份报告中，他告诉北京，美国准备采取什么行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在要求充当世界上欠发达地区的领导。但是，为了使那样的要求取信于人并行之有效，共产党中国必须实行开放，同外部世界接触。双方都需要结束大陆中国同外界现实的隔绝，从而结束同变化脱节的状态……”
在美国的官方文件中对中国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正式名称，这还是第一次。
不久前，罗马尼亚驻美国大使科梅利·博丹来白宫宣读了一封周恩来的信件，除了重复说欢迎派一位美国特使到北京谈判，还透露了一个全新的信息。这个信息说，尼克松总统既已访问过布加勒斯特和贝尔格莱德，那么他在北京也会受到欢迎的。
这个信息使尼克松受到鼓舞。它预示在不太长的时间，就会有惊人的突破。他指示国务院采取措施，尽快宣布取消对于使用美国护照去大陆中国旅行的一切限制。
正在这时，华盛顿刮起了倒基风。基辛格也以辞职相威胁，几次喊着要回哈佛去。尼克松执政头两年对外交政策的调整，尽管是他本人提出并亲自掌握的，可是也渗透着基辛格的心血与智慧，与基辛格满腔热情地执行是分不开的。
尼克松当然不愿前功尽弃。他出来给基辛格撑腰了。至少是在他的默许下，基辛格本人给白宫办公厅主任霍尔德曼发出的一份最后通牒说：“必须停止对基辛格的一切直接或间接的攻击。攻击亨利·基辛格就是攻击总统。”
尼克松还通过新闻秘书齐格勒对参议员赛明顿进行了批驳。把赛明顿的攻击说成是“混淆视听，完全不正确的和不公平的”。齐格勒以和事佬的安抚口吻表白说，“尼克松对国务卿相国务卿的判断有最大的信任。”
在尼克松撑腰下，基辛格更是飞扬跋扈，无所顾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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