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0年元月二十日，中断了两年整的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又举行了。而且，破天荒地在中国大使馆进行会谈。令人觉得意味深长的是，当天中午，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罗伯特·麦克洛斯基在例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透露，会谈将在“中共大使馆”举行。可是，几个小时以后，麦克洛斯基又奉白宫的指示，出来修正他的说法。他宣称，会谈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举行。敏感的外交界人士当然注意到，这是新中国自一九四九年成立以来，美国官方发言人首次用这个正式名称。麦克洛斯基反复说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三次。
至此以前，中美大使级会谈延续了十五年，会谈了一百三十四次，被人称为“时间之长、次数之多、争论之激烈，为近代国际关系史上罕见的外交谈判”。
新中国成立以后，美国当时感到“失掉了中国”，而对我国进行军事包围与经济封锁。中美两国从此处于相互敌视的状态。两国之间，除了在朝鲜战场上较量和在板门店谈判中有接触，再就是伍修权率领代表团去纽约联大控诉美国，此外，别无来往。
朝鲜战争以后，美国有一桩心事要和中国交涉，即美国的一批在朝鲜战场上被俘的军人和在中国犯了罪的人员还关押在中国。这促使美国政府既想要求遣回那些在华人员，又不愿同我国直接接触，以免造成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既成事实。美国想通过当时已与中国建立了代办级关系的英国来办理这些事。
周恩来总理是在一九五四年五月在日内瓦会议期间得到这个消息的。他明智而果断地抓住了这个机会，在日内瓦近郊的驻地召集我国代表团连夜开会研究对策。周恩来认为我们不应该拒绝和美国接触；在中美关系如此紧张，美国对华政策如此敌对和僵硬的条件下，我们可以抓住美国急于要求在华人员获释的愿望，开辟中美接触的渠道。
之后，通过英国代办杜维廉的安排，中美两国代表将就两国侨民问题举行初步会谈。会谈一共举行了四次。这样，在中、苏、美、英、法五大国代表举行的谋求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日内瓦会议上，意外地在中美两国之间的巨大鸿沟上架设了一座中美官员接触的桥梁。尽管日内瓦会议期间这四次会谈并没有解决任何问题，但是，它开辟了中美两国接触的渠道。接触一开始，就连态度很僵硬的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也不愿再关死大门了。中国也愿意留一条门缝，便于在没有正式外交途径的情况下打开一条表达意见的通道。
三个月以后，即一九五五年八月一日，中美大使级会谈正式在日内瓦举行。以后，又将会谈地点改到华沙，成为中美大使级华沙会谈。
断断续续地举行了十五个年头的中美大使级会谈，在基辛格看来，“会谈的重大意义似乎就在于，它是不能取得任何一项重大成就的时间最长的会谈。”会谈进行了一百三十四次，全都毫无结果。他认为在反反复复讨论的台湾问题，归还债务问题，收回资产问题，在押人员获释问题，记者互访问题，贸易前景问题……；在这些周而复始的讨论与争执中，台湾问题一直是会谈的主题。而这个主题已经陷入了“怪圈”之中：只要中美敌对状态继续存在，要解决问题是不可能设想的；而只要台湾问题一天不解决，敌对状态也就不会结束。
在中国方面，周恩来却不是这样认为的。周思来不止一次地说过，中美会谈多次尽管没有取得实质性的成果，但我们要回了一个钱学森；单就这件事来说，会谈也是值得的，有价值的。
——五十年代刚开始时，在美国工作的钱学森博士，由于发表了时速一万英里的火箭已成为可能的“惊人火箭理论”，一下子成为世界闻名的新闻人物。新中国成立的喜讯使他萌发了强烈的愿望：回祖国去，为新中国贡献自己的一切。对于他要求回国的郑重声明，美国五角大楼的军方人士叫嚷：“宁可把这个家伙枪毙了，也不让他离开美国！……那些对我们来说至为宝贵的情况，他知道得太多了。无论到哪里，他都值五个师！”他被当作“毛的间谍”，被联邦调查局逮捕，后经保释出来，仍被移民局限令不准他离开洛杉矶。他实际上被软禁了。
一九五五年六月，钱学森在一封家书中夹带了一封写给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叔通的短信，请求党和人民政府帮助他早日归国。陈叔通很快就将此信送交周恩来。周总理阅信后非常重视，随即通过外交信使将此信送给在波兰的王炳南大使。八月一日，在日内瓦举行的中美双方大使级会谈中，中方代表王炳南按周思来总理的部署，首先通知美国：“中国政府在七月三十一日按照中国的法律程序，决定提前释放阿诺德等十一名美国飞行员。”并希望，“中国政府所采取的这个措施，将对我们的会谈起有利的影响。”
当时王炳南的想法是先谈后放人，但是周总理部署的先放人后谈的方针，经实践检验，十分成功。放人的消息宣布以后，使国际舆论很快认识到中国对中美会谈是怀有诚意的，也是积极的，人们的感情很快地倾向于中国。连美国记者都禁不住慨叹：“呵！中国人又抢去了主动。”
会谈中，王炳南向美方代表约翰逊大使递交了美国在华的侨民名单，并要求美方尽快取消对包括钱学森在内的中国侨民的扣留。
八月二日第二次会谈时，美方一再声称，美国国务院已在当年取消了过去扣留中国留学生的法令，并保证所有被扣留在美国的技术人员都已得到通知可以自由离境；并说，问题是他们愿不愿意回中国，没有证据表明旅居在美国的中国人想回去。王炳南当即亮出钱学森的信件予以驳斥。约翰逊在事实面前，无言以对。
八月四日，钱学森接到了美国移民局允许他离境的通知，长达五年的禁令终于解除了。被西方称誉为“中国导弹之父”的钱学森，终于回到了祖国。
另外，中美大使级会谈，对于我国观察与了解美国也起了一定作用。六十年代，台湾蒋介石集团趁大陆连续遭受天灾人祸，掀起一股反攻大陆的浪潮，台湾海峡战云密布，形势十分紧张。当时得到情报表明，蒋介石正在大量购进新式武器，并改装了飞机，增加装油量，使之能来往于台湾大陆之间。蒋介石还宣布延长服兵役时间，士兵一律不准离开营房，随时待命。官兵的鞋上腰带上都印上了“光复大陆”的字样。据说他们还从日本大量购买血浆。……
一九六二年五月，周恩来总理找正在国内休假的王炳南大使谈话。周恩来说，蒋介石认为目前是进犯大陆的好时机，在外中共与苏联不和，在内有严重的自然灾害，真是千载难逢，蒋介石是下决心要大干—场了。周恩来让王炳南去找罗瑞卿总参谋长了解军事情况。罗瑞卿告诉王炳南，现在不是打不打的问题，而是怎样打的问题，是拒敌于大陆之外，还是诱敌深入，军内正在讨论。局势确实十分严重。六月初，周恩来又紧急找王炳南谈话，他让王炳南立即中断休假，返回华沙。周恩来嘱咐说，经中央认真研究，认为蒋介石反攻大陆决心很大，但还是存在着一些困难，关键问题要看美国的态度如何，要争取让美国来制止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军事行动。周总理指示王炳南，要尽快通过会谈，找机会了解美国的态度。
于是，王炳南迅速赶回华沙，在与美国大使卡伯特的会谈中提请美国政府注意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王炳南强调说，美国政府完全清楚蒋介石集团准备窜犯大陆沿海地区的情况，这种准备工作正是在美国的支持、鼓励和配合下进行的。最后王炳南正告美国方面，蒋介石窜犯大陆之日，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台湾之时。
卡伯特大使很爽快地说，在目前情况下，美国决不会支持蒋介石发动对中国大陆的进攻。蒋介石对美国承担了义务，未经美国同意，蒋介石不得对中国大陆发动进攻。他说，我向贵大使保证，我们绝不要一场世界大战，我们要尽一切力量来防止这种事情。此后，卡伯特反复重复了这个保证。在会谈结束时，卡伯特甚至说，如果蒋介石硬要行动，我们两家联合起来制止他。
美国的态度已经很清楚，这正是我国急于要知道的。这个重要情况将直接关系到党中央对福建前线战略部署的制定。送走卡伯特，王炳南刻不容缓地把卡伯特谈话内容报告了国内。
如今，第一百三十五次中美大使级会谈除了地点是第一次在中国大使馆举行之外，在程序上，在内容上，几乎没有什么新变化。斯托塞尔拿出一份事前在华盛顿经过充分准备、逐字推敲的发言稿，照本宣科地读了一遍。雷阳代办也同样拿出一份得到国内批准的稿子，象往常一样照念。
当周恩来在北京读到斯托塞尔的正式发言稿时，从文中所堆砌的一大堆陈词滥调，敏锐地从两句不那么显眼的话中，发现了一点新信息：发言中申明美国不谋求“参加针对中国的与苏联共同主宰世界的谋划”，与“美国准备考虑派一个代表到北京去同你们的官员直接讨论问题，或接受你们的政府代表到华盛顿，来更全面地探讨我今天的发言中提到的任何问题，或我们同意讨论的其他问题。”
基辛格在华盛顿接到中国临时代办雷阳的发言稿，也从中国人惯常用的词句中发现了两句颇有新意而又相当含蓄的话：
“我们愿意考虑和讨论美国政府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出的任何意见和建议，从而切实有助于缓和中美之间的紧张局势，并从根本上改善中美两国的关系。这些会谈可继续在大使一级进行，也可以在更高一级进行或通过双方同意的其它渠道进行。”
基辛格看罢暗自而笑：
在相隔一万二干英里的两国首都拟定的两篇正式发言，实际上用两国各自惯用的语言提出了同样的建议。可见，两国领导人在一代人的时间里第一次开始彼此从地缘政治的角度而不是从意识形态的角度看待对方。
基辛格想到这儿，赶快拿起直通总统办公室的专用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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