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志明主席于九月三日河内时间九点四十七分因心脏病去世。
周恩来刚刚听到这个消息，定定地沉默了好一会。正在西花厅办公室里向他汇报的一个部长下面再说什么，他都没有听进心里。他手里攥着写着这个消息的字条动也不动。秘书叫部长暂停汇报。秘书给周恩来的茶杯里添上热水时，周恩来才从沉重的悲痛中苏醒过来。
周思来与胡志明的关系，不仅是中越两国两党的关系，而且个人的私交也很深。他二十来岁时在法国勤工俭学，住在巴黎城南郊意大利广场附近的戈德弗鲁旅馆，去雷诺汽车厂做工，那时就认识了从越南来勤工俭学的胡志明。在广州黄埔军校，胡志明又担任过孙中山的顾问鲍罗廷的翻译。周思来与邓颖超的婚礼，胡志明也参加了。……现在，周恩来提出要到河内去吊丧。毛泽东批准了。当时，中央考虑到中苏两国关系极端恶化的状况，决定周恩来到河内要回避苏联领导人。当时，估计苏联要派二号人物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赴河内。周恩来决定在于九月五日越南正式开始举行吊丧活动之前，就赶去河内。周恩来通知河内：他将在叶剑英、韦国清陪同下乘专机于九月四日飞抵河内，不要求越南方面任何接待，与胡志明遗体告别后，当天就飞回我国。这样，待柯西金到达河内时，周恩来就已经离开了。
专机在北京起飞，往南疾飞。周恩来望着舷窗外茫茫云海，想起四年多以前，他最后一次去莫斯科会晤苏联领导人的情景——
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六日，赫鲁晓夫突然被勃列日涅夫赶下台了。就在苏共中央作出这一决定的当天夜里，世界上所有的人对此还毫无所闻的时候，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向我党中央作了通报。也就在这天，毛主席下令进行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并取得了成功。这两条表面互不相关的爆炸性消息，一下子成为震动全世界的特大新闻。
在新形势下，为改善中苏关系，我国又作了新的努力。当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等就任新职时，我国领导人很快联名发了贺电。贺电以几年来从未有过的热情语言，对苏联新领导人以及苏联一艘宇宙飞船发射和着陆成功，表示了热烈祝贺。勃列日涅夫等人也联名向我国领导人复电致谢。
周思来还记得，为纪念十月革命四十七周年，他应邀赴苏，专机飞抵莫斯科时，苏联新任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等人，到机场迎接。他与柯西金亲切握手，接受献花，并合影留念，真好象又回到中苏友好的年代。可是，刚刚出现的一点和缓气氛很快又被破坏了。在会谈中，勃列日涅夫非常蛮横地坚持赫鲁晓夫制定的路线，还是挥指挥棒，以老子党的态度来决定问题。十一月七日晚上的招待会上，贺龙元帅与苏联崔可夫元帅同席谈话，在座的国防部长马林诺夫斯基竞对贺龙说：“我们现在已经把赫鲁晓夫搞掉了，你们也应该仿效我们，将毛泽东也搞下台去。这样我们就能和好。”贺龙当场顶回了对方的恶意煽动：“我们党和你们的情况是完全不一样的，你的话是错误的。”崔可夫元帅也对马林诺夫斯基表示：“我们并不这样看。”
贺龙马上向周恩来反映了这一情况。周恩来当即向勃列日涅夫指出，马林诺夫斯基的讲话是对中国的严重挑衅。
勃列日涅夫在了解情况后，对周思来掩饰地说：“马林诺夫斯基今天喝醉了，是酒后失言，不必介意。”
周恩来立即指出：“这不是什么酒后失言，而是酒后吐真言。”
后来，中苏两党代表团正式会谈时，周思来就此又向苏方提出了严重的抗议。直到勃列日涅夫不得不道歉。
那次，真是满怀希望而去，最后是不欢而散地归来。
周恩来在飞机上想着。今年三月珍宝岛事件之后，苏军在我边境陈兵百万，咄咄逼人，不断挑衅；上个月中旬，苏联军队还在直升飞机和数十辆坦克、装甲车掩护下入侵我国新疆铁列克提地区，侵入我国领土两公里，打死打伤我国边防人员多人。在这样的形势下，他回避苏联领导人就是一种无声的谴责。
周恩来于四日当天到达河内，在与胡志明遗体告别以后，当即起飞回国。这个行动，引起了国际舆论的关注。周恩来回到北京后，就读到了美联社华盛顿5日传来的电讯：“美国一个不愿透露姓名、地位不低的官员对周恩来避免与柯西金打交道离开河内，感到非常高兴。周恩来避免会晤柯西金，不表明中苏冲突有任何新变化，而表明冲突糟到什么程度，说明整个中苏问题已经达到没有任何伸缩的余地……”
九月八日，我国又派了一个以李先念为团长的新的代表团赴河内参加胡志明的葬礼。李先念也是尽量避免与柯西金接触。
九月十日，我国驻河内使馆发来电报说；柯西金要在回莫斯科途中路过北京，要求跟周恩来总理会晤；并说要等回话。电报发出后，柯西金已经从河内起飞，柯西金原定的飞行路线是从河内经过印度、阿富汗、中亚细亚到莫斯科。我们的回电必须转到柯西金的飞机加油的下一站。
九月十一召凌晨，在毛泽东主席的亲自主持下，中央经过认真讨论，决定还是同意周恩来总理跟柯西金会面。因为事情总有一个限度，不管人家有多少诚意，他一而再，再而三表示要来，如果我们闭门不见，就要输理了。周恩来认为，柯西金在苏联政府内部是对中国态度比较友好的，也是比较现实的。据西方披露的未经直接证实的消息说，珍宝岛事件对莫斯科产生了触电般的效应，苏联政治局害怕几百万中国人越过中苏边界的恶梦般的情景；虽然苏联在武器上占压倒优势，但是要对付人海般地大规模进攻并不容易。在政治局讨论时，国防部长安德烈·格列奇科元帅极力主张使用几百万吨级的原子弹，采取“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威胁”的计划，态度比较现实的柯西金等人不赞成这种计划，认为大量的放射性尘埃不仅会杀死千百万中国人，而且会威胁到远东的苏联公民以及同中国接壤的其他国家人民。后来，军方强硬人士又提出用有限数量的核武器进行一种“外科手术式的攻击”，来摧毁中国能力有限的核设施。但是现实派也认为太冒险了。一两颗炸弹难以消灭中国这样的国家，而人口众多，又有毛泽东游击战理论武装起来的中国人，会使苏联陷入一场没完没了的战争，其后果将和美国在越南的遭遇相似，也有可能比美国更糟。
周恩来觉得，他与柯西金进行会晤也是恰当的。尽管我们对苏联领导人不存在幻想，但是，只要人家愿意谈判，试图通过外交谈判来寻求解决中苏边境冲突以及其他争端的办法是可取的。
九月十一日，柯西金在中苏边境的塔吉克的杜尚别过了一夜之后，就乘专机往东，穿过新疆直飞北京。周恩来驱车到北京机场与柯西金会晤了将近一个小时，气氛是冷淡的。但是，也出现了一点积极因素，平时苏联领导人从来不承认我们讲过一句话是有道理的；这次，对周恩来总理坦率地阐述的有些意见，柯西金还觉得有道理。双方会谈的公报，是苏联人起草的，交给我方征求意见。
我国外交部对苏方草拟的会谈公报进行了修改，将其中一些虚饰的陈词滥调划掉了。例如，将“同志般的”修饰词删掉了，留下了“友好的”修饰词。
这个公报，外交部领导改好后，送交周思来总理审阅。周总理把“友好的”这几个字眼都划掉了，就只剩下“坦率的”。这个公报很短，按周恩来的意见排在《人民日报》第二版中间不显眼的位置，很不容易引人注意。公报全文如下——
[新华社北京十一日讯]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今天在首都机场会见了从河内参加胡志明主席丧礼后回国途经北京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
双方进行了坦率的谈话。
中国方面参加会谈的有李先念、谢富治。苏联方面参加会谈的有卡图谢夫、亚什诺夫。
这个短短的只有三句话的公报表明，在动乱中沉睡了好几年的中国外交开始活过来了。
事后，有事实证明，周恩来会晤柯西金这件事情引起的震动很大，对大洋彼岸的美国来说，比珍宝岛事件的震动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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