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赫鲁晓夫闹翻，除双方的民族利益发生冲突，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他们对整个世界形势和时代主题的看法发生了严重分歧。赫氏认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可以和平共处，战争完全可以避免，世界正在走向和平，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要为争取永久和平而斗争。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同帝国主义没有调和余地，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只要存在帝国主义就存在着战争危险，同帝国主义讲和平只是策略手段，表明我们要和平，战略上则不能放松警惕，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要有两手准备一是争取和平，二是准备打仗，要准备出战争疯子，着眼于打核大战。关于争取和平的手段，二人也不同：毛泽东认为只要团结世界人民同帝国主义作坚决的斗争并最终消灭帝国主义，才能制止战争赢得和平。赫氏主张用裁军谈判、限制核武器生产协定等手段来争取和平。这些就是所谓国际共运战略分歧。
分歧以1959 年赫鲁晓夫与艾森豪威尔在戴维营的会谈为标志而明朗化、公开化。在此以前，争论主要集中在“和平过渡”问题上，而对两大阵营的“冷战”局面没有根本不同的看法。1957 年莫斯科宣言还称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反动势力中心，说屈服于帝国主义压力是修正主义的国外根源等等。苏联为了打击削弱美国的力量，对各民族的独立解放运动和中国在台湾海峡针对美蒋的军事行动均取支持态度，他们还提出愿意派歼击机驻扎在福建沿海以帮助中国应付那里的紧张局势，甚至还针对美国公开声明，谁进攻中国就是进攻苏联。
可是经过“戴维营会晤”，赫鲁晓夫对西方的战略发生了明显的改变。他说，美国总统“也像我们一样为保障和平而操心”，戴维营会谈“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世界已经进入了谈判解决主要的国际争端以建立持久和平的阶段”，“没有战争的时代开始了”等等。他还警告中国不要“用武力去试试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固性”，批评中国在台湾问题上是“不战不和的托洛茨基”，要求中国服从苏美裁军和停止核武器试验的谈判。承担不用武力解放台湾的义务。
在毛泽东看来，赫鲁晓夫这样做是散布对美帝国主义的幻想，是想搞苏美合作，以两个大国主宰世界。毛泽东不听这一套。于是赫鲁晓夫说毛泽东像“公鸡好斗那样热衷战争”，是“扼杀和平共处”、“制造紧张局势”，是“左”倾冒险主义。毛泽东则认为赫叛离了列宁主义原则，和帝国主义妥协，是“半修正主义”。双方的分歧逐步发展成中苏大论战。论战的许多内容属于邻居吵架，真正实质性的分歧是对待美国的态度，是和平共处，还是继续对抗。赫鲁晓夫说毛泽东是教条主义，毛泽东则说赫是现代修正主义。
毛泽东为捍卫民族利益和国家主权而与苏联对抗是对的，但是为国际共运战略而展开论争则是不明智的。这一争论表明毛泽东对世界形势的看法已经落后于时代，而且是不值得的。苏联可以冲破意识形态同美国缓和，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呢？缓和对中国不一定会有什么好处，但至少可以避免把矛盾集中在中国身上。
同美帝没有调和余地，对苏联当然也不能妥协。因为在毛泽东看来，当时的苏联已经背叛了列宁主义原则，走上了修正主义道路，反帝必须反修，反修才能反帝。
1964 年10 月，苏联新领导上台，不想再和中共论战下去，次年2 月柯西金来华，要求毛泽东停止论战，毛泽东说：要停止，你们要取消二十大和二十二大路线。否则，要争论一万年，柯西金说：不要那么久。毛泽东说：那就减少一千年，剩九千年，这是最大的让步，一让就是一千年。
不让步的结果有两个：一是中苏两党关系完全中断，两国关系也恶化到对抗程度，二是毛泽东把国际上反修和国内防修挂起钩来，决定发动一场“文化大革命”，以避免苏联“变修的悲剧”在中国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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