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 年12 月8 日，日军偷袭珍珠港，把侵华战争扩大为太平洋战争。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进一步加紧了对我敌后根据地的疯狂进攻，以便将其在华的占领地变为太平洋战争的后方基地。
在华北，日军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实行“清乡”、“蚕食”、“扫荡”。所谓“清乡”，就是要在敌占区强化保甲连坐制，用圈村的办法，实行大编乡，日军想通过重新编乡的办法，清查人口，以肃清内部的抗日分子。所谓“蚕食”就是在八路军经常出没的游击区，怀柔政策和恐怖政策并用，一方面加紧欺骗宣传，使群众加速奴化；另一方面，广修封锁沟与碉堡，平毁村庄，制造无人区。1942 年春天，长城两侧就有一个700 余里长、60 余里宽的无人区。日军把这一带村子里的群众集中起来，用一丈高的围墙把他们围在一个山沟里，名之日“人圈”，对“人圈”里的老百姓肆意残杀奴役。所谓“扫荡”，是在抗日根据地采取的政策，对一个个地区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据一个被俘的日军说，日本军事指挥机关曾向其山西作战部队下达这样的命令：“凡是敌人区域内的人，不问男女老幼，应全部杀死，所有房屋，应一律烧毁，所有粮秣，其不能运输的，亦一律烧毁，锅碗要一律打碎，井要一律埋死或投入毒药”。
在华中，也有名目繁多的所谓“政治清乡”、“军事清乡”和“行政清乡”等等。
就是在这种最残酷的战争背景下，根据地的八路军、地方武装和人民群众创造了多种多样的灵活机动的斗争形式。什么“坚壁清野”，“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等等都是对付敌人的好办法。
当时，毛泽东的方针是“分散的游击战”，“主力兵团地方化、地方武装群众化”。一夜之间，八路军不见了，提枪的人一律典型的华北地区的农民打扮。白羊肚手巾扎在头上，腰里缠着腰带。这种打扮，就像动物适应环境的保护色一样，八路军轻而易举地就消失在人民群众中间。他们化整为零，分头到群众中去，发动他们起来跟”鬼子”斗争。
鬼子“扫荡”来了，还没有等他们进村，报信的早就回来报告了。于是发动群众，把能吃的、能用的全部都藏起来，老、弱、妇、孺则被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年轻力壮的和八路军一起在地道口钻进钻出，化零为整，在敌人必经的路上打一场埋伏，等敌人反扑过来时，又化整为零从地道口消失。他们在农民家里用土法造地雷、手榴弹、炸药。光地雷就有溜雷、拉雷、石雷、磁雷、绊索雷、连索雷等，应有尽有，五花八门。敌人一进入根据地就像踏入了鬼门关。他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中八路军的埋伏，不知道什么时候会一脚踩响地雷，更不知道什么时候大队的人马忽然就会被飞来的手榴弹炸开花。武工队还深入敌后，在日军后院放火。你到我那里去扫荡，我就到你那里去偷袭，弄得鬼子进追两难，惶惶不可终日。
日军“铁壁合围”的办法不能说不狠。他们企图把根据地越围越小；鬼子的“纵横扫荡”不能说不毒，就像交错在一起的几束探照灯光，在根据地上来来去去地扫描，“辗转抉剔”、“捕捉奇袭”，目的还是要把根据地从中国这块土地上消灭掉。
然而，“坚壁清野”似乎更厉害一些，表面上看来是不得已的防御，但却能以柔克刚。它使敌人强大的扫荡队伍一扑一个空，“围”不到什么，也“捕捉”不到什么，却被那些神出鬼没的游击队搞得损兵折将、狼狈不堪。冈村宁次不得不服输，他在惨败之余沮丧地说：“肃清八路军非短期内所能奏效”，并以“狮子扑鼠，效力不大”来自我解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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