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和另一位广东农民运动领袖彭湃，都曾被霍秋白称为“农民运动的王”。与彭不同的是，毛不仅是农民运动的实践家，而且是农民运动的理论家。是他，“第一次使农民在社会主义中占中心位置。”（谭若思）
1956 年，毛领导的农民革命不仅胜利了，而且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这时，他对一些拉丁美洲的朋友说：”照我看来，封建主义严重的国家里，无产阶级政党要到农村中去找农民”。“一个国家，农村人口多，存在封建势力，有不好的一面，但是，对于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来说，又是好事，使我们有农民这个广泛的同盟军。””我国是农业国，有五亿多人口住在农村。过去打仗主要是依靠农民”。①
毛泽东把农民看作中国革命的主力，有两个方面的考虑。而这两个考虑都是很实际的。
中国的实际情况是工人占总人口不到1％，而农民占了80％以上。这一数量上的悬殊足以使每一个人都懂得，如果不依靠农民而单靠工人阶级去革命，那只能有两种结果：一是弱不敌强，等待革命失败；二是把革命推到未来，等待工人壮大了再去革命。前一种结果很快由李立三的错误路线所证实，后一种结果则是陈独秀后来要谋求的。
除了数量，还有个质量问题。毛泽东认为农民虽有他的弱点，他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中，其积极性一点也不亚于工人阶级，甚至还要超过工人阶级。
农民是地主阶级的死对头。这一点可以从中国历代农民起义中看出，也可以从大革命时期两湖两广的农民运动中看出。中国农民有一种强烈的平等意识，只要有人领头，他们立即就会起来执行他们数千年来一直坚持的平等纲领，把平日作威作福过好日子的土豪劣绅打翻在地，并踩上一只脚，然后到土豪家里杀猪出谷，把地主的不义之财和田产共过来。这样的革命没有哪个农民不欢迎，连阿Q 那样的农民也很向往。
农民对帝国主义的仇恨恐怕也超过工人阶级。因为帝国主义的经济渗透，严重地破坏了农民习惯了数千年的生产方式，导致大多数传统手工业破产，受害最深的是农民。农民对资本主义文明具有本能的拒斥心理，近代义和团反洋教的运动就是有力的证明。
农民要反对的正是中国革命的两个主要对象，再加上它有那么大的数量，所以毛泽东说农民是国民革命的主力军，是中国革命成功的关键角色，不是没有道理的。
孙中山先生致力于国民革命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②毛泽东作了一个对比：“论功行赏，如果把完成民主革命的功绩作十分，则市民及军事的功绩只占三分，农民在乡村革命的功绩要占七分。”③
因此毛泽东得出这样的结论：“谁赢得农民就能赢得中国。”这句话是他1937 年对斯诺讲的。斯诺仔细体味这句话的份量，终于明白了中国革命发生的原因：
“如果中国没有比例高达百分之八十至九十的农民，如果大多数的农民并不是肯定能从土地再分配中得到好处的穷人，而且如果城乡的有产阶级的人数不是那样少，他们的利益不是与中国落后的经济那样息息相关，中国就不会发生这场革命”。“毛泽东和他的政党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们学会了如何绕过有产阶级，在中国的革命知识分子和仍然生活在铁器时代的广大农民之间建立了联盟。”④
农民一直是毛泽东依靠的对象。过去打仗主要是依靠农民，依靠农民武装包围城市、解放城市，包括解放城市里的工人阶级。建国以后，他又依靠农民，先在农村造成社会主义高潮，迫使城市的资产阶级交出企业。
①毛泽东：《我们党的一些历史经验》，1956 年9 月25 日。
②《毛泽东选集》第15 页。
③《毛泽东集》第1 卷第210 页。
④《外国人眼中的毛泽东》第10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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