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 年10 月，当陶铸说毛大权旁落时，毛说他是有意让大权旁落的。所谓“有意大权旁落”，按《病夫治国》作者的解释，“可以使他更好地观察他的左右，从而捕捉那些认为夺权时刻已到的人。然后他重新控制局势，将他们无情地打倒。这种以退为进的策略，这种农民式的狡猾，可以说明他何以登上王位和权力无限。正是用这种办法，他首先戏弄了他的老对手蒋介石而使革命得以成功，然后又戏弄了所有那些想让他走回路的人”。①
可是到了1965 年，毛泽东发现他要重新控制局势并不那么容易。因为此时他已失去对大部分党组织和国家行政机构的有效影响，他作为党的主席的作用已被抽象化，他还发现首都北京有两个他“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一个是邓小平领导的中央书记处，另一个是彭真挂帅的北京市委，有这些“独立王国”支持着，要把刘少奇拉下马谈何容易。
毛泽东不得不灵活行事，采取他的传统战术：以退为进，迂回包抄，各个击破。乌利·弗兰茨在《邓小平传》中生动描述了毛在文革初期打倒刘少奇的“三步战术”。
北京插不进就不插进。于是毛泽东悄悄地从北京消失了。人们要问他为什么不在，得到的回答总是说他到南方城市杭州休养去了。毛假装年老虚弱离京养病，同时偶尔从远处向北京发一些针对学术界的指示，发完以后他也不急于追究落实情况，只是静观其变。当北京的对手们以为毛还在西湖边的住处养病时，毛却来到了190 公里之外的上海。这里有他的支持者，他准备从这里重返北京，向对手们发起一次始料不及的反击，拿什么反击呢？毛选准吴啥作为第一步战术的攻击目标。他知道站在吴哈背后的正是北京那两个“独立王国”的主人，吴晗扳倒了，身后的老板就会露出来。
吴晗又从哪里开刀呢？毛选择了《海瑞罢官》，这属于意识形态领域。毛选择这个领域有他的道理，因为这个领域里的是非标准比较灵活，不需要繁琐的组织程序或法律手续就可以定性。再加上从意识形态开火可以很快造成舆论声势，便于动员全国人民投入战斗。此外，吴暗写的这个历史剧尾巴露得很明显，观众一看就会联想到1959 年的庐山会议。毛不久就点明了：“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 1959 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就是海瑞”。
《海瑞罢官》为彭德怀呜冤叫屈一点也不假。但在毛未取得主动权之前，他还必须讲究策略。为此他请寂寞了20 多年而又略懂艺术，有心在文艺界一露“峥嵘”的江青出山。江青肩负着秘密使命来到上海，在那儿，她指挥姚文元和张春桥两支笔杆子，花了8 个月的时间，仔细撰写批判吴哈剧本的文章。文章以吴晗将一个封建人物理想化为基调展开，毛将文章修改了11 次，直至锋芒毕露而又名正言顺。
炮弹准备好了，只等发射。在发射前的一刻，毛故作天真地问彭真是不是可以批判吴晗。蒙在鼓里的彭真只好说：有错误当然可以批判。可以批判，好！不几天，姚文元的批判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上海的《文汇报》上出现了。彭真看到这颗炮弹份量不轻，拒绝在北京的报纸上转载。此时邓小平远在贵州，毛站出来大骂北京的“独立王国”。经周恩来调和，彭犟了两个多月后软了下来，姚的文章于1965 年12 月底在《北京日报》、《解放军报》和《人民日报》上先后刊出。
文章出来后，下一步是该怎么看，怎么定性。这可是考验立场的事。邓小平、刘少奇、彭真都主张把争论限制在学术范围内，把吴晗的错误看作“学术错误”，应理解为“百家争鸣”。在这个基础上，原“文革五人小组”拟出一个”二月提纲”，作为文化革命的指导性文件。
毛的“文攻”没有轰开“独立王国”的大门。但对手们没有防到他还有另一手，毛知道“独立王国”的主人们之所以敢于不听他的，是因为他们身边有个军队支柱罗瑞卿。罗作为军委总书记一直是中央书记处的政治助手。要敲开“独立王国”必先搬掉这根支柱。国防部长林彪摸准了毛的意图，毛又一次离开北京飞到武汉呆下来。与此同时林彪设下圈套，将在云南考察的罗瑞卿电召到上海“开重要会议”。罗一到上海就被当作“反革命分子”软禁起来，经过七大的审讯撤销了他的一切职务。林彪轻易地清除了“”独立王国”的军事基础。
为了为罗瑞卿的“反革命”罪名找到根据并打倒更多的人，林彪又在北京导演了一场“二月兵变”。他们散布遥言说北京的卫戍部队之所以处于戒备状态，是因为彭、罗、陆、杨想发动一场反毛的军事政变。邓小平说彭不可能给军队下指示。林说邓也同“政变”阴谋有关。红卫兵要求判处“政变者”死刑，周恩来出面阻止。最后毛回到北京缓和气氛：”刘和邓是正大光明的，没搞秘密活动，他们同彭真有区别”。毛小心地在刘、邓与彭之间划了一条线，因为他需要一步一步地来。
第二步战术从中宣部开始，这是一个可塑性很强的意识形态部门。既然北京的学术界有问题，中宣部里肯定有鬼。毛在1966 年3 月的政治局会议上说：“中宣部是阎王殿，应该砸烂??如果彭真、北京市委和宣传部继续包庇坏人，那就必须解散他们的‘五人小组’”。“五人小组”的组长是彭真，砸烂中宣部和解散“五人小组”都是对准彭真，对准北京市委这个“独立王国”。
邓小平想弄清斗争的动向，急忙召开书记处会议。在会上，他惊奇地发现多了两个面孔：陈伯达（毛的秘书）和康生。他们声称自己是政治局候补委员，有权参加这个会。两人在会上以毛的名义尖锐地批评邓的副手彭真，实际上是把战火放到书记处，发出警告，要这个“独立王国”与彭真那个“独立王国”划清界线，便于各个击破。
一个月后，在杭州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成立了新的“文革小组”，陈伯达任组长，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会，以取代原隶属于书记处的”五人小组”。与此同时，用“十六条”代替了“二月提纲”，作为文化革命的指导方针。这样，不仅邓的副手彭真失去了位置，彭手下的宣传部长陆定一也丢了官。毛的第二步战术又告成功。刘和邓已失去了外围屏障，成了光杆司令。
“十六条”已经为毛的第三步出击作了准备。那里写着“赫鲁晓夫式的人物还睡在我们身边”。红卫兵小将们对这个概念很感兴趣，他们发誓要揪出睡在伟大领袖毛主席身边的赫鲁晓夫。不几天，北京大学出现了全国第一张大字报。邓试图把大字报限制在校园内。但毛的手伸得更长，他坐镇杭州，用电报向新华社指示，要将北大校园里的第一张大字报向全国广播。大字报一播出，成千上万的大、中学生像被一只魔手操纵着涌上了北京街头，这无疑又是一场”人民战争”。刘和邓不知所措，他们只好急忙飞到杭州，请求毛回京控制局面，或者出个主意，他们必须这么做，因为火是毛煽起来的。但是此时的毛既不回北京、也不作指示。他有意将难题留给他的对手：看他们怎么处理？
刘和邓空手回京，只有自打主意。他们采取派工作组的办法到学校去代替已无法起作用的党组织，维护秩序并禁止游行示威和上街贴大字报。这时，离京9 个月的毛不失时机地飞回了，他回京后对刘、邓的作法大为恼火：“共产主义者怕学生运动，这不是马克思主义”。随即，他把派工作组说成是”资产阶级专政”，是“白色恐怖”。工作组撤回了，刘和邓犯了所谓”镇压学生运动”的错误，处于被动之中。
紧接着，召开八届十二中全会。林彪在会上要求开除所有反对毛主席的人。毛在会上发表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结果，会上“选出”的代表将林彪封为毛的唯一副手，刘自然被凉在一边了。邓还是总书记，但在常委会里排到第六位，很快，邓的书记处只存在于纸上，新的“文革小组”代替了它的功能。接着，刘以“中国的赫鲁晓夫”的称号、邓以”中国的二号修正主义分子”的称号，纷纷出现在红卫兵的油印传单和街头小报上。他们两人已陷入毛发动的“人民战争”、造反运动的汪洋大海中。最后打倒他们只是一个手续问题。
为了合法地解除两位“走资派”的职务，毛在1967 年3 月底召开了一次常委会。这次会议不需要“扩大”，因为常委会里毛的支持者已由原来的4个上升到11 个。尽管有压倒多数的优势，但奇怪得很，最后在秘密投票中，毛仅以多一票的微弱优势撤销了刘少奇的党内一切职务，撤销邓小平的总书记职务。他失去的权力成功地夺回来了。
①皮埃尔·阿考斯、皮埃尔·朗契尼克《病夫治国》，新华出版社1981年第302—30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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