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
庐山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后，虽然在全党开展了批陈整风运动，先后召开过华北会议和批陈整风汇报会，但是都没有很好地解决问题。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迟迟拿出来的检讨书，其实是敷衍了事的。如何帮助广大干部，特别是帮助党政军高级干部提高对庐山九届二中全会上的斗争的认识，帮助犯错误的人认识错误、改正错误，真正达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团结同志的目的，克服分裂党的危险，仍然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毛主席始终抓住这个问题不放。
因此，在1971年8月15日至9月12日期间，毛主席到南方巡视，想推动这个问题得到深入的解决，以加强党内的团结。在南巡期间，毛主席几次谈到庐山会议开过近一年了，但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毛主席沿途同各地负责同志多次谈话，做了大量的思想政治工作。
1971年8月15日，我们陪着毛主席乘专列从北京出发，16日抵达湖北武昌。被称为长江三大“火盆”之一的武汉三镇，当时天气炎热。16日在武昌车站，毛主席找了武汉军区政委刘丰和我谈话。17日，毛主席又找了河南省委负责人刘建勋、王新，还有刘丰和我继续谈话。谈话开始时，毛主席先亲切地问刘丰有关湖北、河南的情况。刘丰汇报说，湖北、河南的情况不错，人心比较稳定。毛主席听后感到实际情况不完全是这样。毛主席严肃地说：笼统地这样说也可以。要细想起来，这样说是应付差事。在你们这里，有些地方还在动，有些地方没有动。有些地方的意见是不少的。毛主席的话锋一转，说：希望你们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不要搞山头主义、宗派主义；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毛主席接着说：中国也怪，中国的党没有分裂，已经经过五十年没有分裂过。苏联的党分裂过，分裂成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中国没有。有人要分裂我们的党是困难的。接着，毛主席回顾了党的历史和党内路线斗争。他说：陈独秀、王明、张国焘等人，曾经多次要分裂党，都没有得逞。陈独秀是右倾机会主义，他们81个人搞了个“列宁主义左翼反对派”。这个组织没搞多久，垮台了。以后变为托派了。其中有个叫刘仁静的，这个人比我年龄小，现在住在北京，他从莫斯科跑到土耳其去见了托洛茨基。罗章龙，右派，另立中央，分裂党，也没有得逞。他还在武汉当教授吗？他是浏阳人，我的老乡。他用的名字很多，也叫罗敖阶。瞿秋白、李立三不算分裂党，是犯了路线错误。毛主席在这次谈话中还提到井冈山时期的一些事情。1929年6月22日在福建龙岩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10月初在福建上杭召开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当时毛主席被迫离开了红四军的主要领导岗位。陈毅在红四军“七大”会议上当选为前委书记。8月，陈毅去上海，向中共中央做汇报工作。8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临时会议，专门听取了陈毅有关红四军情况的报告。周恩来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任中央组织部长和军事部长，他听了汇报后对陈毅说：你们怎么能这样对待毛泽东呢？应该拥护他，他在根据地搞的是对的。陈毅根据周恩来多次谈话的精神，代中央起草了一封指示信，信是经周恩来审阅同意后发出的（即“九月来信”——作者注）。信中肯定了毛主席的一系列正确主张，明确指示“毛同志应仍为前委书记”。陈毅回根据地传达了中央的意见，带回来了那封信（该信全文刊载于《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卷，第473—490页。——作者注）。
同年12月28日，红四军在福建上杭古田又召开了第九次党代会。会议开了三天，重点是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最后通过了古田会议决议。这样，便扭转了毛泽东遭排挤的局面。毛主席曾经对我说，陈毅敢于改正错误，敢把中央的意见原原本本地传达，陈毅同志是个襟怀坦白的人，错误是有，但是个好同志。红四军第七次、第八次党代表大会，是很重大的事情。当时，我在赣东北方志敏领导的部队里工作，对这两次会的情况也不清楚。为此事我问过毛主席。毛主席说他对这两次会议的详细情况也不太清楚。但对那一段往事，毛主席有很深的印象。毛主席对我们说：陈毅当时到了上海，本来是告状的，但周恩来做了好事，批评陈毅不对，犯了极端民主化的错误，还是要我“复辟”。中央要我“复辟”，我就“复辟”了。毛主席接着说：然后是纠正李立三左倾盲动主义路线。然后是王明在上海召开六届四中全会，在会上发表《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他是公开论战。在莫斯科是搞宗派。毛主席又说：六届五中全会，是在江西瑞金开的，他们都到了中央苏区了。我是政治局委员，不让我参加会，让我当苏维埃主席（1931年11月27日，毛泽东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原担任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因红一方面军改属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指挥而被撤销。——作者注），不让我在军队工作，让我去做群众工作。我在毛主席身边工作那么长的时间，毛主席回忆往事，讲党的历史和他的经历，说心里话，我们还是第一次听到。毛主席说：国民党军队向苏区进行第四次“围剿”。这次反“围剿”是周总理指挥的。关于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的情况，叶剑英同志曾对我说过，这次反“围剿”的胜利，是执行了毛主席的指示和军事方针才取得的。叶剑英当时跟随毛主席一道走的，知道得很清楚。在宁都会议上把毛主席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撤掉了（1932年10月，苏区中央局在宁都举行全体会议，会议对毛泽东和他在红军中实行的战略、战术进行了错误的批评和指责。会后，中共临时中央将毛泽东调回后方，并且再一次撤销了毛泽东在1932年8月8日重任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由周恩来兼任这一职务。——作者注），由周恩来接着指挥红军反“围剿”。
毛主席接着说：遵义会议是政治局扩大会议，纠正王明错误的路线。王明夺权四年之久。上海的中央移到中央苏区去了，陆续跑过去了。先是周恩来，然后是博古、张闻天、王稼祥他们去的。到中央苏区，李维汉去得早，他那时是组织局长。然后是长征的路上，一、四方面军在四川西北部的懋功会合以后，张国焘搞政变，成立伪中央。毛主席后来谈到张国焘时还多次说过，张国焘要是不跑的话，还要给他一个政治局委员当。毛主席继续说：全国胜利以后，高、饶就想夺权，搞反党联盟，没有夺成。讲了党的历史，毛主席又把话题转到庐山九届二中全会。他说：庐山会议，他们搞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为什么不敢公开呢？可能是心里有鬼。在座的同志，都检讨自己犯了错误。毛主席接着说：你们就是太急了，问题不在你们。你们是属于上当受骗的，问题在北京。就是那些大将，包括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他们都跟着起哄，犯了错误，进行了检查，允许改正错误，还是可以工作。这次庐山会议，搞突然袭击，地下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这就是反对“九大”路线，推翻九届二中全会的三项议程。有人看到我年纪老了，快要上天了，他们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这次庐山会议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
毛主席说：什么“天才的”，我不是天才，读六年孔夫子，读七年资本家的洋学堂，我到二十五岁那一年，正是一九一八年开始读马列主义。毛主席在谈到九届二中全会上犯了错误的人的时候说：前途有两个，一个是可能改，一个是可能不改。犯了大的原则的错误，犯了路线、方向错误，为首的，改也难。历史上，陈独秀改了没有？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寿、高岗、饶漱石改了没有？没有改。毛主席说：对这些人怎么办？还是教育的方针，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有的可能救过来，有的也可能救不过来。有了错误就要改，如汪东兴同志，分别几次在七千多人的面前，讲他自己的错误，他接触最广的就是中央办公厅、中央警卫团，七千多人的单位，这怕什么呢？他不怕。毛主席在这里举出我检讨的例子，是要说服那些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犯了错误的人认识错误，改正错误。毛主席接着说：胜利以后，朝鲜战争时，我管了一下军队，以后就没有管了。朝鲜战争后，军委的事，主要是彭德怀同志管。我征求总理的意见，我说还是他好，他在长征中是靠在我们这边的，抗美援朝，人家打了胜仗，不叫人家管这个事行吗？管点事有什么要紧呀！那时，毛主席是主张彭德怀管军委工作的。毛主席接着又说：以后就是林彪管了，现在我要抓军队的事。毛主席对刘丰说：我就不相信我们军队会造反，军下面还有师、团，还有司、政、后机关，你调动军队来搞坏事，听你的？开九十九人的会（指1971年4月中央召开的批陈整风汇报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有中央、地方和部队的负责人共九十九人。——作者注）不行，要开军长、政委，地方上相当军一级以上干部的会议，把问题讲清楚。听说连总参二部部长这一级的人都还不知道（指九届二中全会林彪一伙人的问题。——作者注），这怎么能行呢？你们军区、省军区常委要研究一下。暂时不忙，待提中央讨论后定。毛主席还说：不要把自己的老婆当自己工作单位的办公室主任、秘书。林彪那里，是叶群当办公室主任。还有黄永胜那里是不是？当时有人回答毛主席说：黄永胜那里早就不是了。后来了解这个回答的情况是假的，实际上黄永胜的老婆项辉芳当时还在当黄永胜办公室的主任。毛主席强调说：做工作要靠自己动手，亲自看，亲自批。不要靠秘书，不要把秘书搞那么大的权。我的秘书只搞收收发发。文件拿来自己选，自己看，要办的自己写，免得误事。只有两个文件，当时因为身体不好，我口述，别人记录的，最后还是经过我自己修改印发的。其中一个就是《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1947年12月，在中共中央召开的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书面报告。现收入《毛泽东选集》第4卷。——作者注）。我清楚地记得，那时正打胡宗南，很紧张，毛主席疲劳过度，手抖得厉害，拿不住笔，《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这篇文章，就是由毛主席口述，由别人记录的，后来毛主席亲自修改完稿。毛主席讲完了庐山会议各方面问题后，继续说：庐山会议以后，我采取了三项办法，一个是甩石头，一个是掺沙子，一个是挖墙脚。批了陈伯达搞的那个骗了不少人的材料，批发了三十八军的报告和济南军区反骄破满的报告，还有军委开了那么长的座谈会，根本不批陈，我在一个文件上加了批语。我的办法，就是拿到这些石头，加上批语，让大家讨论，这是甩石头。军委办事组准备叫李先念、纪登奎参加，这是掺沙子。改组北京军区，这叫挖墙脚。毛主席说：我同林彪同志谈过，他有些话说得不妥嘛。比如他说，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天才，不符合事实嘛！马克思、恩格斯是同时代的人，到列宁、斯大林一百年都不到，怎么能说几百年才出一个呢？中国历史上还有陈胜、吴广，有洪秀全、孙中山呢！这不符合实际。毛主席接着说：关于培养接班人的问题，我说我们都是六十岁以上的人了，要培养六十岁以下的、三十岁以上的人。最后，毛主席说：今天就这样吧。你们四位，明天、后天讨论一下。毛主席同刘建勋、王新、刘丰和我的谈话就这样结束了。毛主席的这次谈话内容非常丰富，几个同志第一次听来真如倾盆大雨一般，足够我们去消化、琢磨的。在武昌期间，毛主席想同华国锋谈话，我就打电话把华国锋从北京请来了。
8月25日晚，毛主席在武昌同华国锋同志谈话，我也参加了。谈话开始时，毛主席问华国锋：你来了，你们现在忙什么？华回答说：我刚到国务院，着手了解工农业生产的情况。我向毛主席作个汇报。毛主席有点严肃，说：我看你是满脑子的农业，我是满脑子的路线斗争。当然你讲的农业也有路线斗争，但是还有更大的路线，光有农业不行，还要考虑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工农业要抓，但当前主要应该抓路线斗争。农业也有路线问题。
毛主席对华又简要叙述了党的历史，他说：中国也怪，中国党没有分裂。陈独秀81个人组织“列宁主义左翼反对派”，后来又转为托派。有个刘仁静，他见过托洛茨基，此人比我年龄小，现住北京。罗章龙另立中央，没有成功。此人现在湖北当教授，是浏阳人，现叫罗敖阶。瞿秋白、李立三不算分裂，是犯路线错误。王明搞了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在全党夺权四年之久，召开了两次中央全会，即第四次、第五次全会（指1931年1月7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1934年1月在江西瑞金召开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作者注）。遵义会议是政治局扩大会议，推翻了王明的领导，张闻天负总责，实际上张闻天当召集人，我管事。正式管事是遵义后十年，一九四五年五月“七大”（1945年5月，七届一中全会举行。毛泽东同志在这次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作者注），才当选主席。出了两本书，《两条路线斗争》、《六大以来》，他们才解除武装。张国焘在长征路上，自立中央，也没有搞成。高、饶想夺权，没有夺成。有人说三年灾害是我搞的，我要采取的办法他们又不赞成。后来北戴河会议，讲了形势、阶级、矛盾才好转了。毛主席接着说：我批发了广州军区三支两军座谈会的纪要，在中央的批语中加了“认真研究”四个字，不加怕各大军区马虎过去。
毛主席继续说：庐山会议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在庐山搞突然袭击，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发难不是一天半，而是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三天。是否定“九大”路线，否定二中全会三项议程，要改成讨论天才和要设国家主席问题。他们名为反对张春桥，实际是反我。是我把天才划掉，是我提出不设国家主席。我不是天才，我读了六年孔夫子的书，上一中、一师七年是读资本主义的书，到一九一八年才读到马列主义。毛主席在谈到九届二中全会上印发的反映华北组讨论情况的六号简报时说：这个简报是一个反革命的简报。这是我个人认为。将来党中央还要讨论。毛主席接着对华国锋说：说大有炸平庐山之势是有用意的，空军才能炸平。他们发称天才的语录，不给李德生同志发，他们几位是井冈山山头一方面军的。一次当着他们的面，我说李德生你好蠢呀，不是一个山头的，宝贝如何能给你呢？会上念的称天才的语录，事先也没有谈过，也不知是哪本书、哪一页的，是说假话嘛。在讲到解决九届二中全会出现的问题的措施时，毛主席说：我是程咬金的三板斧，打石头、挖墙脚、掺沙子。看到三十八军的报告很高兴，当即批了。把二十四军、二十一军、三十八军整得厉害，特别是把三十八军整得苦。还批了济南军区反骄破满的文件和刘子厚的检讨等文件，这是打石头。改组北京军区是挖墙脚。中央警卫团、北京卫戍区，他们没有插进来。掺沙子，掺了李德生、纪登奎。还少，叫李先念参加军委办事组。不能不管军队，开会不一定到，中南也要有人参加，可以不到会。你们要过问军事，不能只当文官，要当武官。毛主席还说：路线要搞正，团结起来争取更大胜利。“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有的可以救过来，有的可能救不过来，要看实践。汪东兴同志他管的中央办公厅、警卫团七千多人的范围，他分几次在一千多人中讲了自己犯的错误。犯错误愿意改正就好。最后，毛主席对华国锋说：不要搞山头主义，山头主义害死人。全国都要团结，还是几个原则。三个办法，打石头、挖墙脚、掺沙子。有些话不能听，一句话顶一万句，能相信吗？有的连半句也不顶，顶个屁。实际有的不算数，如天才和国家主席问题，我说了多少次，半句也不顶。陈伯达的话，一句顶一万句哩。
毛主席准备由武昌转移到湖南长沙。27日上午9时，我和华国锋飞往长沙，落实毛主席的住宿安排等问题。这时华国锋同志刚调京，仍然兼任湖南省委书记和省革委会主任。27日下午2时，刘丰到毛主席的住处看望毛主席，毛主席同他进行了第二次谈话。谈话开始时，毛主席问刘丰：怎么样？刘丰回答说：这几天我想得比较多。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我也犯了错误，起了哄，干扰了主席。去年主席谈了以后，我心情很沉重。刘丰讲的去年毛主席同他的谈话，是指九届二中全会结束毛主席从庐山回北京路过武汉时，同他谈的一次话。当时刘丰的态度不明朗。毛主席这次在武昌同他谈话，叮嘱他不要告诉别人，可是9月6日，他就告诉了陪同朝鲜军事代表团到武汉访问的李作鹏。毛主席对刘丰说：你沉重什么？问题不在你。问题在北京。毛主席又问：方铭同志什么病？方铭当时是武汉军区空军副司令员、第九届中央候补委员。毛主席问方铭的情况，刘丰没有回答。毛主席又再次向刘丰谈到党内的路线斗争，点明了陈伯达也是反党阴谋集团的人。毛主席总括说：我们党五十年，十次分裂，都没有分裂了。刘丰接着毛主席的话说：有主席领导，有主席思想，解放军也是分裂不了的。请主席放心。谈到军队，毛主席说：我犯了个错误。胜利以后，军队的事情我管得不多。刘丰插话说：主席还是管的。毛主席说：我要管军队了。我光能缔造就不能指挥了吗？
在同刘丰的谈话中，毛主席很快又把话题转回到九届二中全会问题上。他说：又是井冈山和中央苏区的人犯错误，他们想搞我的山头。四方面军的同志，从张国焘事件后，比较谨慎一点了。毛主席再次讲到九届二中全会后采取的措施时，他说：我的办法是打石头、挖墙脚、掺沙子。在庐山，五天时间我写了七百字，打了这样一块石头。以后批了三十八军的报告。他们把三十八军整得那样苦。还批了济南军区政治部的报告、刘子厚同志的检查。毛主席谈到解放军的问题时说：我就不相信，你黄永胜能指挥解放军？郑维山能指挥解放军？华北八个军，就有五个军反对他们。天津的六十六军就不听他们的嘛！他们要把那几个坏人塞进天津市，六十六军就反对嘛！就是那三个军，还有军长、政委，师长、政委，团长、政委，会听他们的吗？毛主席谈到掺沙子的办法，说：李先念这个人，比较正派，比较好。我要李先念同志也参加军委办事组，考虑再增加一些人，掺沙子。是不是其他军区也参加些人。刘丰在中央苏区时是五军团的人，五军团是由宁都起义的部队改编成的。毛主席向刘丰问了五军团的情况后说：季振同（河北沧县人，1931年12月14日与赵博生、董振堂等率部起义，起义部队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他任总指挥，1934年夏被错杀。——作者注），我同周恩来讲了几次，这个人不应该杀。赵博生、董振堂这两个人也不错。毛主席接着说：我七老八十了。你们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搞团结，不要搞分裂，不要搞宗派主义；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党的方针是允许改正错误的。如某些同志，我们还是信任的。毛主席讲到这里，再次向刘丰谈起九届二中全会的问题。他说：这次在庐山搞突然袭击，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纲领就是“天才”、设国家主席。他们在庐山不是一天半，而是三天。毛主席又说：我讲的话，什么一句顶一万句？有时一句顶一句，有时连半句也顶不了，顶个屁！他们的话才是一句顶一万句，陈伯达的话一句顶一万句。他们才是天才，陈伯达才是天才。毛主席的这些话，在几次谈话中反复说过，但一次比一次说得多一些，更明朗一点。细细体会，还是略有不同的。毛主席这次对刘丰说：对路线问题、原则问题，我是抓住不放的。重大原则问题，我是不让步的。毛主席还很生气地说：他们要捂住。总参二部部长都不知道。怕要开二百来人的会议（来解决）。这里说的总参二部部长不知道，是因为当时毛主席接到总参三部部长给他写的信，信中谈到过这个情况。毛主席还对刘丰讲到他不赞成老婆当秘书、当办公室主任的问题，对一些负责人向林彪请示问题时要经过叶群这类事很不高兴。
谈话结束时，毛主席语重心长地说：为《国际歌》，列宁在欧仁·鲍狄埃逝世二十五周年时写了一篇文章纪念他。一百年了！国际歌词和列宁的文章，全部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毛主席问刘丰看到过新印的《国际歌》歌词没有，刘丰说他没有看到。毛主席叫张玉凤去拿。张玉凤说印的歌词和材料都已装箱上车了。毛主席说，到火车上再给他。刘丰问毛主席：翻印一些下发，可不可以？毛主席点头表示同意。随后，刘丰等人送毛主席到车站上车。刘丰扶毛主席坐下后，张玉凤拿来《国际歌》歌词。毛主席要张玉凤、吴旭君唱。毛主席同刘丰也跟着一起唱。唱一段，毛主席讲解一段，还讲解了列宁纪念欧仁·鲍狄埃的文章。毛主席说：究竟是英雄创造世界，还是奴隶们创造世界？我是历来主张奴隶们创造世界的。毛主席还说：《国际歌》就是讲要团结，讲全世界无产阶级要团结。
唱完《国际歌》后，毛主席又与刘丰等人一起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首歌。毛主席对刘丰动感情地说：是呀！你看，就是要步调一致嘛！不一致还行呀？毛主席这时带头唱《国际歌》，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都是非同寻常的。
毛主席的专列8月27日夜间抵达湖南长沙。到达长沙的当晚，毛主席同华国锋、卜占亚谈话，我也参加了。卜占亚当时是湖南省军区的政委，毛主席对他不太熟悉。谈话开始时，毛主席先问了卜占亚的简历。然后毛主席又问我是否向刘兴元、丁盛、华国锋、韦国清传达了他前几次的谈话内容，我说传达了。毛主席说他明天要找他们谈话。毛主席接着对华国锋、卜占亚又谈起党的历史上的路线斗争。他说：中国党有十次要分裂，没有分裂成。毛主席扳着手指算着，讲了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等人的几次路线错误。他说：当时，传说开除了我的党籍（指井冈山斗争时期——作者注）。不是党员就不能当党代表了，但可以当师长。我们一个师有两个团，一个是农民起义的团，一个是袁文才、王佐的团。南昌起义是正确的，但不上井冈山，想依靠外援，后来又打回湘南，我带了一个团到湘南去接他们。到了桂东沙田，我讲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后来逐步发展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一回我们没有接到朱德、陈毅他们，但接到了萧克。回到井冈山时，说朱德他们已到了宁冈，我们在宁冈会师。他们又说我可以当党代表，又让我当上了党代表。王明他们有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夺中央的权四年之久，写了《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提出一省或数省首先取得革命胜利。他们讲不断革命，托洛茨基也讲不断革命，马克思也讲过要不断革命。我们讲不断革命是有阶段的，我们首先进行了民主革命，而后又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这就叫作不断革命论。李立三、王明他们提出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然后就是全国胜利。可是我们进行了几十年的民主革命，1949年才到了北京，还没有宣布我们胜利了。当时我们只是说这是第一步，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后来我们进行了土地改革，对资本家实行赎买政策。赎买政策实际上是我们和资本家的关系问题。资本家他们要进行生产，没有原料，我们供给他们原料，他们生产出来的东西归我们国家收买。比如你要织布，你没有棉花，不准许资本家自己到处去买棉花，我们供给你棉花，你织出来的布也不准自己随便卖，要由国家收买。当时我们提出来的口号是“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我们这样做了几年。全国解放的时候，官僚资本占80％，还有民族资产阶级，另外还有一些小企业主。怕他们干什么？过了几年，他们还不是敲锣打鼓欢迎公私合营了嘛！其实他们是表面拥护，心里是假的，假的也好嘛。毛主席接着说：你们对民主党派的问题要研究研究，看还要不要？一个是要认识一下。还有一个是民族资产阶级问题，有人说不要了，也不给利息了。我说不行。有的小资本家不要利息，大的资本家是不愿意的。应该拿一点利息。毛主席历来对民族资产阶级是很讲政策的，是反对对他们采取过火的行动的。毛主席肯定地说：民主党派还要存在。有的地方说不要了，不要太急了，急不得。你们湖南有个人叫周世钊，是个名人，是我的老同学。“五一”节周世钊来了，上了天安门。我问他民主党派还要不要，这个人算是个老实人，他说民主党派里也有现行反革命分子，有些历史上有一点反革命行为。这是对个人讲的。对民主党派来说，他们没有搞翻案，他们也没有发指示。作为民主党派来说，还是可以存在的。但作为民主党派内部某个人来说，有的人是有问题的，少数人问题很严重。他们中间也有左派，也有中派，也有右派。不要笼统地说民主人士都好或都不好。毛主席接着说：有些民主人士挨了斗，挨了批，有的拖了一两年了，问题也没有解决。不仅民主人士没有解决，什么“五一六”啊，他们的问题也没有解决啊，有的是挂起来了嘛。应该把民主党派的牌子都挂起来，因为我们国家在搞文化大革命中间，有的还不正规，把民主党派搞掉了，有什么好处呢？一个“拖”字解决不了问题，存在的问题在他们挂起牌子以后，可以再了解、再调查、再处理嘛。
毛主席讲完这段话之后，又强调一切行动听指挥，并带着我们一起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首歌。唱完歌后，毛主席说：你们不光要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你们还要讲解，还要按照它的要求去做。你们找几本《国际歌》看看，《国际歌》里边什么都有了。你们明天就把《国际歌》念一念，议一议，谈一谈。不要每一句都搞对照，找目前最需要的要求去做。我们唱了五十年《国际歌》，结果我们党里有人搞了十次分裂活动。这次不做结论，也是分裂行动了。我看还可能搞十次、二十次、三十次，你们信不信？你们不信，反正我信。到了共产主义就没有斗争了？我就不信。到了共产主义，也还是有斗争的，只是新与旧、正确与错误的斗争就是了。到了共产主义，斗争的性质可能有变化，一万年或几万年以后，错误的东西也还是会有的。但是那个时候文化水平高了，犯错误的人觉悟比较快，能及时认识改正。对犯错误的人，不管他怎么样，不要杀人。搞斗、批、改，也要搞得温和一些。这时，毛主席表扬我在中南海的工作中正确地对待反对过自己的人。他说：他的办法好，凡是骂过他的，他都用了。
毛主席指的是“文化大革命”开始时，中直机要干校的同志在怀仁堂、府右街贴了我很多大字报，揭发我的一些问题，我天天去看一看。毛主席知道后对我说：你这个人行。不怕丢脸。我坦然地说：我不怕。我丢脸不会丢一辈子呀，认识错误就不丢脸了。我常想，人的脸该丢的就要丢，人家给你提意见了，对的，你就要接受、改正。我在机要干校上千名同志的会上讲，对党中央、毛主席，你们不能反，对我汪东兴，你们可以反。你们反对了，我接受；反错了，不要紧，今天我们一笔勾销，我们之间没有账，我不会记账。机要干校的同志听完以后都鼓掌了。毛主席接着说：我这个人不大着急。在井冈山的时候，不是听说他们要把我开除党籍吗？我想你开除我的党籍，我也不着急，开除就开除吧！后来，他们说我被开除了党籍，就不能当党代表了，叫我当师长。在闽西的时候，把我下放了。我想下放就下放。你下放我，我就做群众工作嘛。开除我的党籍，有的同志想不通，要报告中央。我给他们说，开除党籍就开除嘛，还报告中央干什么。在湘赣边区一本油印的小册子上，我看到他们讲为什么要开除我的党籍。原因是说我讲了一句错话，叫做什么“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他们说枪杆子里面怎么能出政权呢？毛主席讲到这里时，专列上的服务员拿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歌词，毛主席叫吴旭君、张玉凤来，一起唱这首歌。当我们唱到三大纪律的第一条“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时，毛主席说：等一等，这一条非常重要，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步调不一致，分成两派，怎么样能得胜利呢？毛主席风趣地说：这句话要改为“步调不一致，一定要失败”。我们唱过三大纪律的第二、第三条时，毛主席说：这两条问题不大。当唱到八项注意的第一条“说话态度要和好，尊重群众不要耍骄傲”时，毛主席说：停！等一等，这一条也很重要，对待群众是不能耍骄傲，特别是我们的高级干部。我批示的济南军区的那个报告上说了：“把自己看成一朵花，把别人看成豆腐渣。”你带部队，你当过排长、连长，如果传到你的村里去，就了不得了。那时的情况的确是这样的。如果一个村子里出了一个排长、连长，确实“不得了”，全村的人都要去看你，去拜访你的。1951年，我回江西老家去看望我的父母亲。我父亲问我在中央当什么官，我说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父亲听了很高兴，认为在毛主席身边工作，一定当了很大的官。我对父亲说，我是给毛主席当马夫的，您就说当马夫的人回来了，或者说当兵的人回来了。我父亲不相信，问我是不是当了连长了，我说我没有当过连长，也没有当过排长。父亲很奇怪，又问我：那你现在当的官比连长、排长还小吗？我说还小一点，也就算个班长之类的吧。他还是不信，问我当班长的人为什么出去还坐汽车？我说这是工作需要。当时在我父亲的脑子里，当个连长就是很大的官了。毛主席接着说：到了村里边，你就不得了啦。特别是当了营长，更不得了啦。我们说话要和气，不要耍骄傲。当我们唱到“第二买卖价钱要公平，公买公卖不许逞霸道；第三借人东西用过了，当面归还切莫遗失掉”时，毛主席说：这两条问题都不太大。好像现在还有这个习惯。当唱到第五条“不许打人和骂人，军阀作风坚决克服掉”时，毛主席说：等一等，这条问题大。当了班长、排长、连长，不得了啦。听说还有骂人的，甚至有打人的。听说不是有人把连长打死了吗？这就是和打人、骂人，教育不妥有很大关系嘛？我们讲要遵守纪律，一定要有自觉性。毛主席又讲到部队的教育和练兵问题。他说：过去我们部队里搞军事训练、制式教练。从单兵教练、排教练、连教练到营教练，大约搞五六个月的时间。现在是只搞文不搞武，我们的军队成了“文化”的军队了。毛主席接着谈到在军队开展的“三好”运动。他说：一好带三好，你那一好也许带得对，也许带得不对。还有那些积极分子代表会，到底效果如何，值得研究。有些是开得好的，也有好多是开得不好的，主要是路线问题。路线不对，那积极分子代表会就开不好。你在那里搞什么所谓“超天才”（指有人吹捧林立果为“超天才”——作者注）。有人说我是天才。我只读了六年土学堂，七年洋学堂，我算什么天才呢？青年人，哪有那么多天才呢？青年人有个脾气，我批示的济南军区报告上说“看自己一朵花，看别人是豆腐渣”。对这个问题老年人、中年人也得注意。我们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唱完后，毛主席要求我们把最后一句“革命纪律条条要记清，人民战士处处爱人民，保卫祖国永远向前进，全国人民拥护又欢迎”重唱一遍。
重新唱完这句后，毛主席说：现在就是有几条记不清了，特别是三大纪律的第一条，八项注意的第一条和第五条，这几条记不清了。如果都能记清，都能这样做，那全国人民拥护又欢迎，这样我们多好呀！特别是第一条，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要做到步调一致，经常商量商量，统一思想，这样才能步调一致嘛。还有一条，不要骄傲，就是不要骄傲自满，有军阀作风的一定要坚决克服掉。毛主席这次谈话很耐心，他再三向我们进行党的路线教育，进行党性、纪律、修养教育。
毛主席继续说：庐山会议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在庐山搞突然袭击，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发难不是一天半，而是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三天。是否定“九大”路线，否定二中全会三项议程，要改成讨论天才和要设国家主席问题。他们名为反对张春桥，实际是反我。是我把天才划掉，是我提出不设国家主席。我不是天才，我读了六年孔夫子的书，上一中、一师七年是读资本主义的书，到一九一八年才读到马列主义。毛主席在谈到九届二中全会上印发的反映华北组讨论情况的六号简报时说：这个简报是一个反革命的简报。这是我个人认为。将来党中央还要讨论。毛主席接着对华国锋说：说大有炸平庐山之势是有用意的，空军才能炸平。他们发称天才的语录，不给李德生同志发，他们几位是井冈山山头一方面军的。一次当着他们的面，我说李德生你好蠢呀，不是一个山头的，宝贝如何能给你呢？会上念的称天才的语录，事先也没有谈过，也不知是哪本书、哪一页的，是说假话嘛。在讲到解决九届二中全会出现的问题的措施时，毛主席说：我是程咬金的三板斧，打石头、挖墙脚、掺沙子。看到三十八军的报告很高兴，当即批了。把二十四军、二十一军、三十八军整得厉害，特别是把三十八军整得苦。还批了济南军区反骄破满的文件和刘子厚的检讨等文件，这是打石头。改组北京军区是挖墙脚。中央警卫团、北京卫戍区，他们没有插进来。掺沙子，掺了李德生、纪登奎。还少，叫李先念参加军委办事组。不能不管军队，开会不一定到，中南也要有人参加，可以不到会。你们要过问军事，不能只当文官，要当武官。毛主席还说：路线要搞正，团结起来争取更大胜利。“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有的可以救过来，有的可能救不过来，要看实践。汪东兴同志他管的中央办公厅、警卫团七千多人的范围，他分几次在一千多人中讲了自己犯的错误。犯错误愿意改正就好。最后，毛主席对华国锋说：不要搞山头主义，山头主义害死人。全国都要团结，还是几个原则。三个办法，打石头、挖墙脚、掺沙子。有些话不能听，一句话顶一万句，能相信吗？有的连半句也不顶，顶个屁。实际有的不算数，如天才和国家主席问题，我说了多少次，半句也不顶。陈伯达的话，一句顶一万句哩。
毛主席准备由武昌转移到湖南长沙。27日上午9时，我和华国锋飞往长沙，落实毛主席的住宿安排等问题。这时华国锋同志刚调京，仍然兼任湖南省委书记和省革委会主任。27日下午2时，刘丰到毛主席的住处看望毛主席，毛主席同他进行了第二次谈话。谈话开始时，毛主席问刘丰：怎么样？刘丰回答说：这几天我想得比较多。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我也犯了错误，起了哄，干扰了主席。去年主席谈了以后，我心情很沉重。刘丰讲的去年毛主席同他的谈话，是指九届二中全会结束毛主席从庐山回北京路过武汉时，同他谈的一次话。当时刘丰的态度不明朗。毛主席这次在武昌同他谈话，叮嘱他不要告诉别人，可是9月6日，他就告诉了陪同朝鲜军事代表团到武汉访问的李作鹏。毛主席对刘丰说：你沉重什么？问题不在你。问题在北京。毛主席又问：方铭同志什么病？方铭当时是武汉军区空军副司令员、第九届中央候补委员。毛主席问方铭的情况，刘丰没有回答。毛主席又再次向刘丰谈到党内的路线斗争，点明了陈伯达也是反党阴谋集团的人。毛主席总括说：我们党五十年，十次分裂，都没有分裂了。刘丰接着毛主席的话说：有主席领导，有主席思想，解放军也是分裂不了的。请主席放心。谈到军队，毛主席说：我犯了个错误。胜利以后，军队的事情我管得不多。刘丰插话说：主席还是管的。毛主席说：我要管军队了。我光能缔造就不能指挥了吗？
在同刘丰的谈话中，毛主席很快又把话题转回到九届二中全会问题上。他说：又是井冈山和中央苏区的人犯错误，他们想搞我的山头。四方面军的同志，从张国焘事件后，比较谨慎一点了。毛主席再次讲到九届二中全会后采取的措施时，他说：我的办法是打石头、挖墙脚、掺沙子。在庐山，五天时间我写了七百字，打了这样一块石头。以后批了三十八军的报告。他们把三十八军整得那样苦。还批了济南军区政治部的报告、刘子厚同志的检查。毛主席谈到解放军的问题时说：我就不相信，你黄永胜能指挥解放军？郑维山能指挥解放军？华北八个军，就有五个军反对他们。天津的六十六军就不听他们的嘛！他们要把那几个坏人塞进天津市，六十六军就反对嘛！就是那三个军，还有军长、政委，师长、政委，团长、政委，会听他们的吗？毛主席谈到掺沙子的办法，说：李先念这个人，比较正派，比较好。我要李先念同志也参加军委办事组，考虑再增加一些人，掺沙子。是不是其他军区也参加些人。刘丰在中央苏区时是五军团的人，五军团是由宁都起义的部队改编成的。毛主席向刘丰问了五军团的情况后说：季振同（河北沧县人，1931年12月14日与赵博生、董振堂等率部起义，起义部队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他任总指挥，1934年夏被错杀。——作者注），我同周恩来讲了几次，这个人不应该杀。赵博生、董振堂这两个人也不错。毛主席接着说：我七老八十了。你们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搞团结，不要搞分裂，不要搞宗派主义；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党的方针是允许改正错误的。如某些同志，我们还是信任的。毛主席讲到这里，再次向刘丰谈起九届二中全会的问题。他说：这次在庐山搞突然袭击，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纲领就是“天才”、设国家主席。他们在庐山不是一天半，而是三天。毛主席又说：我讲的话，什么一句顶一万句？有时一句顶一句，有时连半句也顶不了，顶个屁！他们的话才是一句顶一万句，陈伯达的话一句顶一万句。他们才是天才，陈伯达才是天才。毛主席的这些话，在几次谈话中反复说过，但一次比一次说得多一些，更明朗一点。细细体会，还是略有不同的。毛主席这次对刘丰说：对路线问题、原则问题，我是抓住不放的。重大原则问题，我是不让步的。毛主席还很生气地说：他们要捂住。总参二部部长都不知道。怕要开二百来人的会议（来解决）。这里说的总参二部部长不知道，是因为当时毛主席接到总参三部部长给他写的信，信中谈到过这个情况。毛主席还对刘丰讲到他不赞成老婆当秘书、当办公室主任的问题，对一些负责人向林彪请示问题时要经过叶群这类事很不高兴。
谈话结束时，毛主席语重心长地说：为《国际歌》，列宁在欧仁·鲍狄埃逝世二十五周年时写了一篇文章纪念他。一百年了！国际歌词和列宁的文章，全部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毛主席问刘丰看到过新印的《国际歌》歌词没有，刘丰说他没有看到。毛主席叫张玉凤去拿。张玉凤说印的歌词和材料都已装箱上车了。毛主席说，到火车上再给他。刘丰问毛主席：翻印一些下发，可不可以？毛主席点头表示同意。随后，刘丰等人送毛主席到车站上车。刘丰扶毛主席坐下后，张玉凤拿来《国际歌》歌词。毛主席要张玉凤、吴旭君唱。毛主席同刘丰也跟着一起唱。唱一段，毛主席讲解一段，还讲解了列宁纪念欧仁·鲍狄埃的文章。毛主席说：究竟是英雄创造世界，还是奴隶们创造世界？我是历来主张奴隶们创造世界的。毛主席还说：《国际歌》就是讲要团结，讲全世界无产阶级要团结。
唱完《国际歌》后，毛主席又与刘丰等人一起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首歌。毛主席对刘丰动感情地说：是呀！你看，就是要步调一致嘛！不一致还行呀？毛主席这时带头唱《国际歌》，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都是非同寻常的。
毛主席的专列8月27日夜间抵达湖南长沙。到达长沙的当晚，毛主席同华国锋、卜占亚谈话，我也参加了。卜占亚当时是湖南省军区的政委，毛主席对他不太熟悉。谈话开始时，毛主席先问了卜占亚的简历。然后毛主席又问我是否向刘兴元、丁盛、华国锋、韦国清传达了他前几次的谈话内容，我说传达了。毛主席说他明天要找他们谈话。毛主席接着对华国锋、卜占亚又谈起党的历史上的路线斗争。他说：中国党有十次要分裂，没有分裂成。毛主席扳着手指算着，讲了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等人的几次路线错误。他说：当时，传说开除了我的党籍（指井冈山斗争时期——作者注）。不是党员就不能当党代表了，但可以当师长。我们一个师有两个团，一个是农民起义的团，一个是袁文才、王佐的团。南昌起义是正确的，但不上井冈山，想依靠外援，后来又打回湘南，我带了一个团到湘南去接他们。到了桂东沙田，我讲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后来逐步发展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一回我们没有接到朱德、陈毅他们，但接到了萧克。回到井冈山时，说朱德他们已到了宁冈，我们在宁冈会师。他们又说我可以当党代表，又让我当上了党代表。王明他们有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夺中央的权四年之久，写了《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提出一省或数省首先取得革命胜利。他们讲不断革命，托洛茨基也讲不断革命，马克思也讲过要不断革命。我们讲不断革命是有阶段的，我们首先进行了民主革命，而后又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这就叫作不断革命论。李立三、王明他们提出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然后就是全国胜利。可是我们进行了几十年的民主革命，1949年才到了北京，还没有宣布我们胜利了。当时我们只是说这是第一步，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后来我们进行了土地改革，对资本家实行赎买政策。赎买政策实际上是我们和资本家的关系问题。资本家他们要进行生产，没有原料，我们供给他们原料，他们生产出来的东西归我们国家收买。比如你要织布，你没有棉花，不准许资本家自己到处去买棉花，我们供给你棉花，你织出来的布也不准自己随便卖，要由国家收买。当时我们提出来的口号是“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我们这样做了几年。全国解放的时候，官僚资本占80％，还有民族资产阶级，另外还有一些小企业主。怕他们干什么？过了几年，他们还不是敲锣打鼓欢迎公私合营了嘛！其实他们是表面拥护，心里是假的，假的也好嘛。毛主席接着说：你们对民主党派的问题要研究研究，看还要不要？一个是要认识一下。还有一个是民族资产阶级问题，有人说不要了，也不给利息了。我说不行。有的小资本家不要利息，大的资本家是不愿意的。应该拿一点利息。毛主席历来对民族资产阶级是很讲政策的，是反对对他们采取过火的行动的。毛主席肯定地说：民主党派还要存在。有的地方说不要了，不要太急了，急不得。你们湖南有个人叫周世钊，是个名人，是我的老同学。“五一”节周世钊来了，上了天安门。我问他民主党派还要不要，这个人算是个老实人，他说民主党派里也有现行反革命分子，有些历史上有一点反革命行为。这是对个人讲的。对民主党派来说，他们没有搞翻案，他们也没有发指示。作为民主党派来说，还是可以存在的。但作为民主党派内部某个人来说，有的人是有问题的，少数人问题很严重。他们中间也有左派，也有中派，也有右派。不要笼统地说民主人士都好或都不好。毛主席接着说：有些民主人士挨了斗，挨了批，有的拖了一两年了，问题也没有解决。不仅民主人士没有解决，什么“五一六”啊，他们的问题也没有解决啊，有的是挂起来了嘛。应该把民主党派的牌子都挂起来，因为我们国家在搞文化大革命中间，有的还不正规，把民主党派搞掉了，有什么好处呢？一个“拖”字解决不了问题，存在的问题在他们挂起牌子以后，可以再了解、再调查、再处理嘛。
毛主席讲完这段话之后，又强调一切行动听指挥，并带着我们一起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首歌。唱完歌后，毛主席说：你们不光要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你们还要讲解，还要按照它的要求去做。你们找几本《国际歌》看看，《国际歌》里边什么都有了。你们明天就把《国际歌》念一念，议一议，谈一谈。不要每一句都搞对照，找目前最需要的要求去做。我们唱了五十年《国际歌》，结果我们党里有人搞了十次分裂活动。这次不做结论，也是分裂行动了。我看还可能搞十次、二十次、三十次，你们信不信？你们不信，反正我信。到了共产主义就没有斗争了？我就不信。到了共产主义，也还是有斗争的，只是新与旧、正确与错误的斗争就是了。到了共产主义，斗争的性质可能有变化，一万年或几万年以后，错误的东西也还是会有的。但是那个时候文化水平高了，犯错误的人觉悟比较快，能及时认识改正。对犯错误的人，不管他怎么样，不要杀人。搞斗、批、改，也要搞得温和一些。这时，毛主席表扬我在中南海的工作中正确地对待反对过自己的人。他说：他的办法好，凡是骂过他的，他都用了。
毛主席指的是“文化大革命”开始时，中直机要干校的同志在怀仁堂、府右街贴了我很多大字报，揭发我的一些问题，我天天去看一看。毛主席知道后对我说：你这个人行。不怕丢脸。我坦然地说：我不怕。我丢脸不会丢一辈子呀，认识错误就不丢脸了。我常想，人的脸该丢的就要丢，人家给你提意见了，对的，你就要接受、改正。我在机要干校上千名同志的会上讲，对党中央、毛主席，你们不能反，对我汪东兴，你们可以反。你们反对了，我接受；反错了，不要紧，今天我们一笔勾销，我们之间没有账，我不会记账。机要干校的同志听完以后都鼓掌了。毛主席接着说：我这个人不大着急。在井冈山的时候，不是听说他们要把我开除党籍吗？我想你开除我的党籍，我也不着急，开除就开除吧！后来，他们说我被开除了党籍，就不能当党代表了，叫我当师长。在闽西的时候，把我下放了。我想下放就下放。你下放我，我就做群众工作嘛。开除我的党籍，有的同志想不通，要报告中央。我给他们说，开除党籍就开除嘛，还报告中央干什么。在湘赣边区一本油印的小册子上，我看到他们讲为什么要开除我的党籍。原因是说我讲了一句错话，叫做什么“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他们说枪杆子里面怎么能出政权呢？毛主席讲到这里时，专列上的服务员拿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歌词，毛主席叫吴旭君、张玉凤来，一起唱这首歌。当我们唱到三大纪律的第一条“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时，毛主席说：等一等，这一条非常重要，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步调不一致，分成两派，怎么样能得胜利呢？毛主席风趣地说：这句话要改为“步调不一致，一定要失败”。我们唱过三大纪律的第二、第三条时，毛主席说：这两条问题不大。当唱到八项注意的第一条“说话态度要和好，尊重群众不要耍骄傲”时，毛主席说：停！等一等，这一条也很重要，对待群众是不能耍骄傲，特别是我们的高级干部。我批示的济南军区的那个报告上说了：“把自己看成一朵花，把别人看成豆腐渣。”你带部队，你当过排长、连长，如果传到你的村里去，就了不得了。那时的情况的确是这样的。如果一个村子里出了一个排长、连长，确实“不得了”，全村的人都要去看你，去拜访你的。1951年，我回江西老家去看望我的父母亲。我父亲问我在中央当什么官，我说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父亲听了很高兴，认为在毛主席身边工作，一定当了很大的官。我对父亲说，我是给毛主席当马夫的，您就说当马夫的人回来了，或者说当兵的人回来了。我父亲不相信，问我是不是当了连长了，我说我没有当过连长，也没有当过排长。父亲很奇怪，又问我：那你现在当的官比连长、排长还小吗？我说还小一点，也就算个班长之类的吧。他还是不信，问我当班长的人为什么出去还坐汽车？我说这是工作需要。当时在我父亲的脑子里，当个连长就是很大的官了。毛主席接着说：到了村里边，你就不得了啦。特别是当了营长，更不得了啦。我们说话要和气，不要耍骄傲。当我们唱到“第二买卖价钱要公平，公买公卖不许逞霸道；第三借人东西用过了，当面归还切莫遗失掉”时，毛主席说：这两条问题都不太大。好像现在还有这个习惯。当唱到第五条“不许打人和骂人，军阀作风坚决克服掉”时，毛主席说：等一等，这条问题大。当了班长、排长、连长，不得了啦。听说还有骂人的，甚至有打人的。听说不是有人把连长打死了吗？这就是和打人、骂人，教育不妥有很大关系嘛？我们讲要遵守纪律，一定要有自觉性。毛主席又讲到部队的教育和练兵问题。他说：过去我们部队里搞军事训练、制式教练。从单兵教练、排教练、连教练到营教练，大约搞五六个月的时间。现在是只搞文不搞武，我们的军队成了“文化”的军队了。毛主席接着谈到在军队开展的“三好”运动。他说：一好带三好，你那一好也许带得对，也许带得不对。还有那些积极分子代表会，到底效果如何，值得研究。有些是开得好的，也有好多是开得不好的，主要是路线问题。路线不对，那积极分子代表会就开不好。你在那里搞什么所谓“超天才”（指有人吹捧林立果为“超天才”——作者注）。有人说我是天才。我只读了六年土学堂，七年洋学堂，我算什么天才呢？青年人，哪有那么多天才呢？青年人有个脾气，我批示的济南军区报告上说“看自己一朵花，看别人是豆腐渣”。对这个问题老年人、中年人也得注意。我们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唱完后，毛主席要求我们把最后一句“革命纪律条条要记清，人民战士处处爱人民，保卫祖国永远向前进，全国人民拥护又欢迎”重唱一遍。
重新唱完这句后，毛主席说：现在就是有几条记不清了，特别是三大纪律的第一条，八项注意的第一条和第五条，这几条记不清了。如果都能记清，都能这样做，那全国人民拥护又欢迎，这样我们多好呀！特别是第一条，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要做到步调一致，经常商量商量，统一思想，这样才能步调一致嘛。还有一条，不要骄傲，就是不要骄傲自满，有军阀作风的一定要坚决克服掉。毛主席这次谈话很耐心，他再三向我们进行党的路线教育，进行党性、纪律、修养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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