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9、调动一切有利因素为治淮河服务
其次，毛泽东认为为了巩固新建立的政权，并应付国际和国内的突发事变，必须考虑从根本上解决洪水年年造成的局面，唯有如此，人民才能安居乐业，一心一意地拥护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否则，其他一切革新都会因为洪水成灾而付之东流。
为此，毛泽东在曾希圣发来的电报上作了批示：
周（恩来）：
请令水利部限日作出导淮计划，送我一阅。此计划八月份务须作好，由政务院通过，秋初即开始动工。如何，望酌办。
毛泽东八月五日
周恩来在收到毛泽东上述批示之后，两次主持政务会议，讨论治淮问题。在水利部部长傅作义报告了有关情况之后，周恩来提出了治理淮河的五项原则：“统筹兼顾，标本兼施；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分期完成，加紧进行；集中领导，分工负责；以工代赈，重点治淮。”同时，他还明确指出：“总的方向是，上游蓄水，中游蓄泄并重，下游以泄水为主。从水量的处理来说，主要还是泄水。”“这次治水计划，上下游的利益都要照顾到，并且还应有利于灌溉农田，上游蓄水注意配合发电，下游注意配合航运。总之，要统筹兼顾。”接着，又经毛泽东批准，发布了《政务院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一场根治淮河的群众运动已在酝酿之中！
毛泽东深知根治淮河是一项大工程，而且还是一项科学性很强的工作。如何才能做到在治淮过程中少走弯路呢？他决定亲自动手，大搞调查研究。与此同时，他还要调动一切有利因素为治淮河服务。在这期间，毛泽东与邵力子先生畅谈治淮大事是很有代表性的。
这天，毛泽东驻步丰泽园的门前，恭候邵力子的到来。有顷，水利部部长傅作义陪着邵力子驱车来到门前，毛泽东走上前去，亲自扶邵力子走出轿车，热情地打招呼：“欢迎，欢迎，先生和将军都很准时呵！”
“主席是珍惜时间的人嘛。”邵力子答。
“军人第一是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第二是以时间的准确为生命。”傅作义也作了适合将军身份的回答。
“好！那就让我们以只争朝夕的精神进屋畅谈治淮吧！”
邵力子或许是读书人出身的缘故，他走进菊香书屋下意识地往桌上一看，只见上面摆着文房四宝以及刚刚写好的条幅，感到有些好奇地问道：“主席正在写字？”
毛泽东边答说“是啊”，边请邵力子与傅作义落座，待到秘书给这两位客人献上茶水之后，毛泽东突然地说道：“我久知邵老是前清的举人，早年又与当代草圣于右任老等人在一起靠卖文为生，所以，我做了个字谜，想请你这位清朝的举人给解一下。”
邵力子听后愕然，如坠五里雾中，不知所以。他禁不住自问：“毛泽东为何做字谜请我解呢？这又与治淮有什么联系呢？……”他看了看同样感到好奇的傅作义，只见傅微笑着冲着他摇了摇头。从傅作义的表情分析，似乎是蛮有兴趣地看着将要发生的一切。
50、“我这可是个续字谜啊”
就在邵力子与傅作义用眼传神的过程中，毛泽东走到写字台前，双手拿起墨迹未干的那张宣纸，很是恭敬地放在邵力子面前的茶几上，带有自我调侃的口吻说：“我这是应了那句老话，孔夫子面前卖弄字画，请看！”
邵力子微微欠身，俯首一看，只见宣纸上赫然写着两个苍劲有力的大字：治淮。邵力子看罢一怔，他清楚毛泽东出的这幅字谜，是属于续字谜，也就是说在“治淮”二字的后边必须续出两字，合作一词，表达一种完整的意思。就在这刹那之间，邵力子却犯了难，因为毛泽东写的“治淮”二字不仅是意义深远，更重要的还代表了一个明确的概念，想要续上二字绝非易事，故情不由己地蹙了蹙眉头。
毛泽东放好这幅治淮字谜之后，旋即回身，走到自己的座位上，习惯地点燃一支香烟，深深地吸了一口，又有些自我欣赏地缓缓吐向空中。接着，他才漫不经意地看了邵力子一眼，似有意提醒道：“邵老啊，我这可是个续字谜啊！”
毛泽东或许是认为自己的目的达到了，抑或是他不想把这位前清的举人考得太狼狈，他先是朗朗大笑，后又伸出右手指着自己的书桌，说道：“邵老，这续字就是这两个字嘛！”
邵力子经毛泽东手指书桌一点化，顿然大悟，不由自语：“方案！”
坐在一旁看热闹的傅作义目睹了这一切，当邵力子脱口而出“方案”二字以后，他于这瞬间又把毛泽东的原字谜“治淮”二字与之合起来，原来这四个字是“治淮方案”。到这时他才恍然明白了毛泽东出此续字谜的真谛。同时，他看到年长的邵力子其悟性或曰聪明还是比自己胜出一筹的。好在他此时的身份是将军，而不是举人或秀才，所以，他随着邵力子的朗朗大笑也不由笑出声来。
这就是毛泽东与人交往或曰与友人谈工作的一种方式，双方倾谈治淮这样一件大事，竟然是从如此写意的方面开始，真是令人慨叹不已啊！待到邵力子、傅作义恢复常态之后，毛泽东方言归正传：“邵老续得好！今天我请二位来，就是为了讨论治理淮河的方案，想听听你们的意见。”
傅作义或许是在阎锡山、蒋介石手下当差当得时间太长了，他听了毛泽东的话后，认为自己是水利部部长，自应第一个介绍情况。所以，他一板一眼地说罢水利部制定治淮方案的过程后，又郑重地说道：“我们水利部正在总理的领导下，进一步研究、完善治理淮河的方案。”
“我已经看了总理有关治理淮河的报告，”邵力子接着傅作义的话题说道，“我是过来人，所以我赞成总理说的淮河年年闹灾，是当年蒋介石为阻止日军南下，在花园口炸开黄河大堤造成的。这是因为黄河的泥沙破坏了淮河原有的蓄泄洪水的能力。”
51、首先就要大兴水利
“邵老一言中的！”毛泽东有意把话题一转，很是诚恳地说道，“当年，邵老做西京王的时候，我长征一到达陕北，就听当地的老百姓美传您是当代的大禹。”
说到邵力子做西京王，那是日本在我国东北发动“九·一八”事变之后，蒋介石宣布第二次下野，把邵力子外放陕西，坐镇西安，代蒋控制多事的西北地区。也就是邵在西安执政的五年之中，他曾带领陕西人民治理过黄河，而且很见成效，被当地老百姓传为当代治水的大禹。也正是因为邵力子有这样一段特殊的从政经历，毛泽东才听取他对治淮的意见。自然，邵力子也想到了这一点。但是，当他听毛泽东如此赞誉他治理黄河的功绩的时候，他又谦虚地连连说道：“百姓过誉了。过誉了！”
“我看是有他们的道理的。”接着，毛泽东又坦然说道，“我当时听后也感到新奇。事后才听人告诉我，当年邵老重视黄河水利，亲自主持修了泾惠和洛惠两大渠，建了龙门闸和风陵渡工程。我想这就是老百姓至今还流传邵老治水故事的原因吧！”
“主席过奖了！”邵力子非常客气地说，“那时，我任国民政府陕西省主席，治理黄河是我的责任。再说，我做的那点区区小事，怎能与今天共产党和主席想根治淮河的工程相提并论呢，何足挂齿矣！”
“邵老那时的作为，现在看来也是难能可贵的啊！”毛泽东在历数了邵力子在治理黄河上的成绩之后，又说道：“今天，我请邵老来的目的有二：一是想听听您的意见，再是邵老您能离京去实地考察，那是最好不过的。话再说回来，这也就是我写的那个续字谜的谜底。”
邵力子从政数十载，自孙中山到蒋介石等政坛要人都时相过从，有的还私交甚笃。但是，他却未遇见过像毛泽东这样善做工作的领袖人物。因此，他心悦诚服地说道：“请主席放心，我打算立即成行。”
“不，不。”毛泽东急忙摆手制止，“现在淮河正在抗洪、救灾，不是邵老这样年纪的人去的时候。”
“那我何时成行呢？”邵力子问道。
“再定。”毛泽东凝思片刻，“到时，我一定为邵老写一幅字：一定要把淮河治好，以壮行色！”
“请放心，我一定不辜负主席的期望！”
至此，毛泽东请教邵力子的工作就算做完了。他看了看作陪的傅作义的表情，又十分客气地说道：“傅将军，你是新中国的第一任水利部部长，请将军集思广益，再拟定一个全面的兴修水利方案。”
“我尽快落实主席这一重要指示。”
“我哪有那么多的重要指示哟，”毛泽东微微地摇了摇头，“这些天来，由于淮河水祸如此严重，使我想了很多问题，看起来，要想改变我国的贫穷面貌，首先就要大兴水利。我们这些人如果能把几千年来的水患化害为利，那可是造福于民、功德无量啊！”
52、还随时介绍有关各地土改方面的材料请他们看
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为改变我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经济基础———两千多年以来少数地主垄断大部分土地的现实，自井冈山时代起，就亲自动手搞调查，草拟出了有关的法规。后来，尽管中国革命有沉浮，时代大势有变迁，但他始终没有忘记要让中国绝大多数的贫下中农有地种，真正做到耕者有其田这件事。即使毛泽东在出访苏联期间，还在考虑新解放区的土改，尤其是对江南富农的处理问题。为此，他不仅审定了有关土改的各种大法，而且还写下了许多很有指导性的意见和批示。他考虑到新老解放区的不同情况，要求“所有华东、华中、华南、西北、西南的新解放区，由于准备工作及群众的觉悟还未达到应有的程度，决定在一九五年秋收以前，一律不实行分配土地的改革”。并对上述地区依照具体情况分为三类：第一类，江苏、湖北、广东、陕西等九省地区，在一九五年秋收以后，有条件的可开始实行土地改革；第二类，广西、云南、贵州、四川、西康、绥远六省，在一九五一年秋收以后，可实行土改；第三类，新疆和全国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以及少数民族与汉人杂居的地区，在一九五一年秋收以前都不实行土改，何时土改另行决定。同时，还明确规定：“所有新解放区，在实行分配土地以前，应一律实行减租。”
由于江南的地主不仅与大中城市的民族资产阶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与各民主党派的负责人也有着各种血缘或朋友的关系，所以，自实行减租以来，各民主党派的负责人都或多或少地收到了来自家乡的上告信，非难实行减租以来出现的所谓过火行为。像黄炎培、张澜、程潜、陈叔通等知名人士，都采取不同的方式向毛泽东作了反映。其中，陈叔通还在中央统战部举行的座谈会上作了发言，大意是：现南方都正在实行减租减息，平均每亩地租减为一半，地主农业税则按其地契上之田亩数缴纳。此外，尚须按农业税之递增加缴累进税，地主就缴之农业税多不经地主之手，而由其佃户在其应缴之地租中代为缴付，不敷之数，则由地主负担……陈（即陈叔通）最近收到家中电报云，今年秋季尚须缴的农业税二百担米……当地催迫甚急，已将其家中看门的抓去看押，限本月二十日缴清。二百担米……约折今人民币四千万元（旧币）。陈表示，此税必须缴纳……乃拟将家藏之陶器（器上有图案有字，甚宝贵，价格很高）数件，呈送中央或地方政府，陈不要政府之收购费，但拟请中央（或地方）电告华东局转知当地政府，允其家中的每年两季应缴之农业税直到土改时止，都予豁免。……
毛泽东看到了陈叔通等人的发言记录，也收到了黄炎培等人转来的反映土改情况的信。为此，他多次给这些与共产党风雨同舟的老朋友写信，还随时介绍有关各地土改方面的材料请他们看，希望能帮着这些从旧社会过来的志士仁人转变立场，积极投身到这场伟大的土改运动中去。由于黄炎培位居政务院副总理，又自称是他毛泽东的诤友，所以，他还多次听取黄炎培的汇报，并朋友式地商讨有关情况。
53、“我有几句话送给黄任老下去调查做参考”
一次，黄炎培说到激动处，当面向毛泽东请缨，想亲自回到生养他的江南水乡做调查研究。毛泽东听后十分感慨地说道：
“黄任老，你的精神我是敬佩的！共产党多有几个像你这样的诤友，我们就会少犯错误，事情就会办得好一些。”
“听主席的话音，是同意我下江南做调查了？”
“同意了！不过，我有几句话送给黄任老下去调查做参考。”
“请主席直言相告。”
“一、黄任老官至副总理，没有乾隆皇帝的官大，所以此次下江南，用不着微服私访；二、你毕竟是七十有四的高龄了，也用不着像年轻人那样安营扎寨做调查，能骑马观花走一趟就不容易了；三、如身体条件许可，除了走亲访友，不妨多走几家翻了身的农民。”
“请主席放心，这次下江南考察，一不住亲朋好友家，二绝不住在地主的家庭。主席还有什么嘱托吗？”
“我希望黄任老以副总理的身份关注江南的文物古迹，在这个问题上，一定要教育农民，提高认识。”
“时下，我国还没有制订有关的文物大法，不知主席个人对这个问题有什么意见？”
“有！”毛泽东沉吟片刻，郑重地说，“举个例子说罢，过去，尽管蒋某人的手下挖了我的祖坟，今天，我要把蒋介石的祖坟当作文物保护起来。”
毛泽东十分重视黄炎培下江南调查土改之事，为此，他亲笔给华东局书记饶漱石以及陈丕显写信：
黄炎培先生收到许多地主向他告状的信，我将华东局去年十二月所发关于纠正肃反工作中缺点的指示及一月四日关于纠正土改工作中缺点的指示送给他看，他比较懂得了一些。黄先生准备于本月内赴苏南各地去巡视，我已嘱他和你们接洽，到时望将全面情况和他详谈。
黄炎培以七十高龄下江南巡视，仍随队员住进农舍，同农民兄弟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这里的条件较差，考察团的成员挤在一间小土房子里。房中只有一张木床，大家就把黄炎培的行李搬到床上，希望他睡在床上。可是，黄炎培硬是不肯，愿意和大家挤在地铺上，还美其名曰：有福一起享，有苦一起吃。垒砖、搭铺，忙前跑后，他还幽默地对大家说：“我一向高喊劳工神圣，双手万能，不会搭铺还怎么算万能？别忘了，我除了任之，还叫韧之呢！任之嘛，听之任之以外，就是担当大任；韧之呢，就是坚韧不屈，不畏苦，不畏劳，我可不能徒有虚名噢！”
黄炎培经过自己亲身的考察，得出了与家乡地主全然不同的结论。他回到北京以后，写出了《访察苏南土改报告》，呈送毛泽东。
54、使之认识到土改伟大而深远的意义
他在这份报告中首先肯定：“我们访察到的苏南土改，认为基本上是办得好的。好在哪里？农民站起来了”，“每个人都在想搞好，大体上已经搞好起来了”。土改之所以办得好，在于“土改之前，生产救灾”，取得人民信任。至于有人提出的“和平土改”，“不能说是绝对做不到”，“但是这样基础太脆弱，靠不住”，“必须发动群众，必须唤起农民自觉，建立群众力量”，故“‘有领导地放手发动群众’，我们应认定这是一句名言”。
毛泽东看了黄炎培写的报告满意地笑了。
毛泽东在亲自做黄炎培工作的同时，还多次与张澜、程潜等老朋友谈心，送转有关土改的材料给他们，使之认识到了土改伟大而深远的意义。
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说：“封建半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存在，阻碍了人民的中国走上工业现代化的道路，我们中央人民政府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每一个参加单位，都以最大的决心，来完成土地改革这一历史任务。”
民盟中央主席张澜说：“这种叫喊（指加重人民负担），其实是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残余挑拨离间的阴谋。这种叫喊大部分来自地主阶级。对这种叫喊，应该加以警惕，并且不要轻易置信。”
程潜说：土改中所传的偏差和错误，“有的是事实，而大部则是匪特的造谣和顽固地主的叫嚣，决不可一概而论。据我的考察，广大的新老干部，在生活上及其服务情绪上，都是能够忍苦耐劳的……假使没有这些干部的艰苦奋斗，我们几个月来的成绩，是不会有这样伟大的”。
毛泽东领导的这场伟大的土改运动，不仅从真正意义上摧毁了封建社会所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使“土地还家”，解决了耕者有其田这个了不起的革命任务，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这场翻天覆地的革命，提高了全民族的文化思想水平。另外，我们通过上述这些经历过清朝、北洋政府、中华民国所谓的“三朝元老”们的思想变化，还看到了毛泽东那高超的统战艺术。使人不能不发出这样的慨叹：“这就是得人心者得天下的楷模！”
毛泽东最熟悉中国的历史。他从历代的兴亡中真正认识了“载舟覆舟”这四个字的意义。
毛泽东来自人民，也得益于人民，因此，他才向全体党员、向全军指战员立下为人民服务的训教。
或许是因为这种原因，他在进驻北平之前一再说明：我们不做李自成。就是随党中央迁往北平之后，他也不愿意搬进中南海居住。另外，抑或是出于同样的原因，他进驻北平的第二天就和诤友黄炎培谈兴亡之道，寻找共产党人跳出黄炎培说的那个“怪圈”的措施。为此，他曾采用整风的办法谨防全党、全军“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也可能“规律是不可抗拒的”，待到毛泽东从指挥朝鲜战争中解脱出来以后，他竟然发现各地党政机关，暴露出不少贪污问题和其他违法乱纪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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