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三前夜，人民大会堂的气氛倏然紧张。总理叫西花厅的警卫员将自己的被褥抱到大会堂来。张大夫猜测：是不是把导弹的弹头给打丢了？
后来杜修贤听总理的保健大夫张佐良详细叙述，才知道林彪外逃那一刻，总理是多么地紧张，他以惊人的反应处理了这个重大事件。
1971年9月12日深夜，人民大会堂的福建厅灯火通明，政治局的常委们正在这里召开会议。按照惯例，政治局每星期要在这里开两三次会。
会议进行到10点半，有人进来和周恩来耳语几句。周恩来警觉地直立起身子，似乎很吃惊。他立即宣布会议暂时中止。
顿时，与会的首长们轻轻骚动起来，用不解的眼光相互询问。
看来事情发生得很紧急，也很严重，不然总理的神情不会这般紧张！
当时江青也在会场，她没有像平时那样大惊小怪的，而是站起来早早离开了会场。
等在门外的警卫们，看见大会堂的服务员开始忙进忙出，收拾茶具、毛巾等开会用的东西，知道散会了。不过都觉得奇怪，今天的会议怎么这么早就散了？搁在以往，不到半夜三更是散不了会的。
这样的例会，开会的首长一般不带秘书，除周恩来带医生，江青带护士外，其他人只带警卫。警卫员看见散了会，就起身去照顾自己的首长。周恩来的保健大夫张佐良没有警卫任务，一散会，他就可以离开大会堂回去。他提起氧气箱正准备走，突然听见身后有人叫他不要走。本来他对提前散会就觉得奇怪，现在又要他留下，更觉得纳闷。一向对环境淡漠的大夫，这时也嗅出这里的气氛不对。不对在哪里，他也说不清。直觉告诉他一定发生了什么事。
在中南海工作的人，必须严守一条纪律：不该问的坚决不问，不该说的坚决不说。当时被通知留下来的几个人，相互也不敢随便打听，默默无声地集中在福建厅的外面，等候上面的安排。一会儿，办公厅的领导向他们宣布了几条纪律：不要走，住哪儿，等会儿听通知，不要往家里打电话！
一听这没头没尾的纪律，张大夫心里直嘀咕，1965年就跟总理了，前后也七八年的时间，跟总理住过钓鱼台、玉泉山，就是没有住过大会堂。主席倒是常住大会堂118房间。总理今天怎么也要住大会堂呢？我们住哪里还要等会儿再通知，又不让给家里打电话，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他越想越乱，越理不出个头绪。后来干脆就不想了，还是叫干什么就干什么吧，服从命令总没错！
周恩来有个奇特的生活习惯，他外出都是用自己的被褥，哪怕是出国，他的被褥都要带着，尽管这套被褥已经跟他很久，也非常陈旧，可是总理睡觉就是离不开它们。他已经习惯了它的气味，好像盖上它们，才会有睡意似的。这次他住在大会堂，会议厅里也没有现成的被褥，即使有，总理未必还有时间睡觉。但是总理的卫士长还是叫西花厅的警卫员将总理用的被褥抱到大会堂来。
等张大夫回到福建厅，却见总理急促地走出来，往东大厅方向走去，他提上药箱赶紧跟上。总理进东大厅就将门关上，张大夫也不敢贸然进去，就在门外找了个地方坐下。心想，如果总理需要用药，他进去也方便。
已快午夜，东大厅外的走廊里，仍然像白天一样，人来人往穿梭不停。不一会儿见叶剑英快步走来，闪身进了东大厅。接着，警卫局局长杨德中也来了。
张大夫觉得有些困倦，这时，周恩来的卫士长跑出来叫道：“张大夫，进来，把药箱带进来。快呀，这是杨局长的命令。”
张大夫还以为是总理身体不舒服了，赶紧进东大厅，扭头朝北小厅一望，门开着，总理坐在桌边，全神贯注地抓着电话，高声问：“现在在什么位置？赶快查清楚……赶快汇报。”
不像是要用药嘛，张大夫想。他再回头一看，叶剑英勾着头，反背双手在东大厅里来回踱步，不停地一圈又一圈地踱步，好像满腹心思。张春桥阴沉着脸，坐在靠角落的沙发里，一口接着一口吸烟……
看见这番情景，张大夫刚刚松动的心又紧了起来。特别是总理直呼黄永胜的名字，叫他立即来见他。这越让人觉得气氛不正常，总理平时从不这样叫人，不是名字后面带上同志，就是称职务。听见总理这样直呼黄总长的名字还是第一次。
黄永胜神色紧张地走了进来，一动也不动站在总理旁边。总理也不叫他坐下，仍然对着电话焦急询问：“在什么位置？喂……现在究竟在什么方位？什么方向？怎么会没有呢？赶快寻找！”
张大夫暗暗猜测：是不是导弹基地出了毛病，把导弹的弹头给打丢了，没准儿会落在北京的头上，那就糟糕了！……不然总理怎么会这样着急问位置在哪里。
这时已经是13日的凌晨。
离北京不远的山海关机场，一架三叉戟飞机正带着巨大气流，强行滑出跑道，载着副统帅夫妇和他们“超天才”的儿子林立果，朝着黑暗的夜空逃窜而去。
“大红旗”专车被孤单单地遗丢在机场的跑道上，车子后玻璃上，留着三个还微微发热的子弹痕迹。坚硬的防弹玻璃有效地阻止了警卫连长追逐的子弹，使得林彪多活了几个时辰。直到今天还能看见当年林彪乘坐专车上那三个白色弹着点，这恐怕是中央警卫局多次执行秘密任务中，惟一能听见枪声的行动。
9月13日凌晨2点30分左右，林彪乘坐的256号飞机，坠落在蒙古温都尔汗。剧烈的爆炸声震碎了沙漠的宁静，冲天的大火映红了漆黑的天空。
山海关到飞机坠毁现场只要一个小时的航程，而不知为什么，三叉戟却在天空上兜了一个多小时的圈子，飞机燃料已经无法支撑他们到达目的地了。后来对于失事现场的调查也说明飞机是因为迫降失败，才造成机毁人亡的结局。
回顾这段历史，众所周知，毛泽东在视察南方的途中，及时预感到林彪反党集团要对他下毒手的阴谋，提前回到北京，使得林彪集团妄图制造第二个“皇姑屯事件”阴谋败露，不得不仓皇逃窜。
周恩来在大会堂关注飞机出逃动向时，毛泽东已经神秘地从南方回到了北京，陈锡联到丰台站秘密地将毛泽东接到人民大会堂，住进了118房间。大约在午夜一点左右，卫士长走到周恩来身边，轻声说：“总理，主席来了。”总理一听，连忙放下电话，起身往门外走去。
从东大厅到主席住的118房间，要经过大舞台的后面，总理才走到大舞台北面20米远，就看见主席穿着睡衣朝这个方向走来。身边的工作人员一见总理和主席停下来，握上了手，都自觉地向后撤了几步，让他们俩人单独谈话。张大夫更自觉，站得最远。那时主席口齿还非常清楚，不需人在旁边翻译。他们低声谈了一会儿，听见总理提高嗓门儿，说：“主席，放心，你去休息吧。”主席挥挥手，就转身往回走。
事后才听有人说，主席那次说了“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他去吧”，也有人说：“主席还说了，林彪还是党的副主席嘛，打下来，怎么向全国人民交代？”
灯光，投在毛泽东憔悴的脸上。无法接受的事实强烈地震撼着毛泽东，他沉默苦思一个多月，终于，病倒了!
从得知林彪外逃到证实林彪被摔死的十多个小时里，中南海经历了建国以来最紧张的时刻。
林彪飞机起飞，中南海立即进入了甲级战备。谁也不能预测林彪投靠苏联后的结果，更没有人抱侥幸飞机会中途突然坠落下去的幻想。
负责外事警卫的副团长邬吉成，半夜被急促的电话铃声惊醒，上级的指示足以叫这位“侍卫长官”睡意全无，再不敢合上眼睛。“中南海进入紧急战备！你负责布置钓鱼台的战备工作。”
“战备到什么程度？”
“甲级。部队拉出去，布岗，设置障碍，挖工事。”
老天，这不是要打仗了吗？如此严重！邬吉成不敢半点耽搁，保卫党中央是他的天职，他马上执行命令，到钓鱼台布岗，设置障碍，一直忙到天色微微发亮。而汪东兴比他更忙，竟然忘记了给部下才下达的战备命令，电话里怒气冲天地质问邬吉成：“到处找你，你到哪里去了？现在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到处乱跑！”
邬吉成困惑不解，这一顿批评是哪儿跟哪儿啊？汪主任可不是个好忘事的人，前脚交代的事情，后脚就忘了？什么事使他大动肝火？“不是你通知要进入紧急战备吗？我去布岗才回来。”
“噢噢，……我忘了。对不起，对不起。”汪东兴这才想起来。
几天后，邬吉成才知道中南海发生了如此惊心动魄的事件！别说汪东兴紧张，谁听了不是一头冷汗？副统帅叛逃，他的几大金刚都重兵在握：黄永胜总参谋长，吴法宪空军司令，李作鹏海军政委，邱会作总后勤部长。陆海空三军都抓在他们手里。如果敌人从内部捣乱，内乱往往比外患难提防。
就在中南海处于高度紧张的日日夜夜里，红墙外的天地却是一派宁静的景象，依然花红柳绿，车水马龙，一派迎国庆的热闹气氛。高高的红墙阻隔了人们的视线，风景如画的中南海已经充满了浓浓的火药味，进入了严阵以待的战前状态。四处可见设置的障碍物，大板子上钉满了钉子，铁丝网密布……
被留在大会堂陪同总理的工作人员，在林彪逃离十多个小时后，才慢慢得知事情的真相。好比大梦初醒，竟然惊呆得半晌无语。
13日晚，夜色降临，阵阵微风已经带着秋季切肤的凉意。大会堂东面的天安门广场却是另外一种情形，首都各界和以往一样，在国庆节的那一天，要列队通过天安门，接受伟大领袖的检阅。因为白天广场上人多，无法排练，只好等到晚上九十点以后，将两头卡死，让车辆绕道驶过长安街，腾出大块地方，供人们加紧排练。
沉浸在迎节日操劳而忙碌之中的人们，怎能相信近在咫尺的人民大会堂已在高度紧张中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
这两个世界反差实在太大。可是，这面鼓必须这样敲下去。否则，中国人民的心理承受能力何以能接受这么意外且沉重的压力！
灯光，在周恩来的书房里彻夜通明。
灯光，投在毛泽东苍白、憔悴的脸上。
灯光，在中南海大大小小的会议室里像星星一样闪烁。
毛泽东历经沧桑，临大事波澜不惊，“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他去吧！”
然而，林彪的叛党叛国毕竟震惊中外，党史里史无前例的接班人也是党史里史无前例的驾机叛逃者。毛泽东的心理承受力无法安然接受这枚不是落在他的掩体前而是落在他心灵上的重磅炸弹。这无疑也是对他发动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无言宣判。
他沉默苦思一个多月，终于，病倒了！
1971年初冬。中南海。
曾郁郁葱葱的苍翠在寒风中迅速地枯黄、凋谢、飘零……
毛泽东在游泳池住宅里突然晕倒。巨大的身躯像一堵坚固的墙倏忽轰然倒塌……砸蒙了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
毛泽东病了。充满生动诙谐和思辨色彩的书房里，开始飘散着刺鼻的药味，尽管毛泽东最不喜欢和药打交道，这次由不得他了。
患病后的毛泽东坐在凹陷的沙发里，闪动着忧郁的目光，缄默着……他的病一直对外界保密，大家也无从知道主席究竟生了什么病。但他迟缓的动作和痛苦的神情描绘出他重负之下没有轻松自在的生活内容。
从一开始杜修贤就疑惑主席的病态模样不仅仅是“自然规律”的结果，会不会还因为其他什么原因，一种科学仪器和听诊筒所不能探及的更深层的原因？
当杜修贤第一次见到大病初愈的毛泽东，立即被一种从未有过的惊恐骇住了。毛泽东忧伤而暗淡的目光里丝毫看不见病人渴望康复渴望健壮的意念，仿佛陷入失望、苦恼的境地，让精力、生命在苦斗中慢慢地消耗……杜修贤手微微地颤抖，不敢按下快门，总觉得调不准焦距，过去的形象现在的形象，在取景框里重叠交融，最后慢慢融化，成为一种困惑，涂抹了他的视线。
红润、健壮、目光敏锐、谈笑风生的毛泽东几个月前还在他的镜头里熠熠生辉，怎么就迅速消失了，一下子转换成苍白、臃肿、神情滞缓、沉默寡言的毛泽东呢？他无法接受这个突变的严酷现实。就像看着一座巍峨的山在眼前塌方、崩落、流失，而自己却无能为力。还有什么比突然失去眼前最完好的形象更令人痛苦和焦虑呢？
毛泽东和外宾缓慢地交谈，口齿也开始不清了，有时翻译要在旁边问好几次才能听清楚。杜修贤当时想，主席身体这样差，就应该少接见些外宾，让主席多休息，或许能早些恢复健康。殊不知，这只是外宾蜂拥而至游泳池要求拜会毛泽东的开端。
毛泽东迅速衰老的真正原因在以后才被人们所发现所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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