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话中有话地跟罗瑞卿开起玩笑：“我这是政治感冒，鼻子不灵。”六十大寿作出重大决定，解决中央存在的分裂隐患。
毛泽东一生很少提及自己生辰，按他的想法，一个人的生日，最好让它偷偷过去，不要留下什么“寿星”的感觉。他曾经对身边工作人员说过：“大家都不做寿，这个封建习惯要改。你们知道，做一次寿，这个寿星就长一岁，其实就少了一岁，不如让它偷偷地走过去，到了八九十岁时，自己还没有发觉……这多好哇！”
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更加反对为他做寿，生日那天最多加一碗“长寿面”而已。然而就这为数不多的几次“长寿面”往往酝酿着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情。
1953年12月下旬，马上就要进入60周岁的毛泽东，准备离开北京到杭州主持起草共和国第一部《宪法》。动身前却被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耽搁了。
事情起源于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高岗。
新中国成立后，为适应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党中央决定将各中央局和大区行政委员会的主要领导人调京。1952年8月，邓小平、高岗、饶漱石、邓子恢、习仲勋五人陆续从西南局、东北局、华东局、中南局、西北局来京担任党和国家机关的领导职务，素有“五马进京”之说。
高岗来京之前已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这时又安排他兼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掌握“经济内阁”大权。饶漱石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应当说高岗、饶漱石是很受中央器重的，权力、地位在五人中甚为突出。
但是，高岗、饶漱石权欲熏心，对这样的安排仍不满足。特别是高岗，职位处在刘少奇之下，一直耿耿于怀。进京不久，他就把刘少奇在工作中的一些缺点错误搜集起来，并整理成系统材料，进行传播。他夸大其词地说刘少奇自七大以来犯了一系列的错误。后来，他发觉毛主席在发展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组织和向社会主义过渡等问题上，与刘少奇有不同的看法，心中暗暗窃喜，以为刘少奇将不再受中央的信任，其威信和地位将发生动摇。于是，就授意别人写文章，以他的名义公开发表，借以抬高自己，打击别人。高岗散布反对刘少奇的言论，目的是把刘少奇拉下来，使自己成为毛泽东的惟一助手，准备自己将来做领袖。
正在这时，他们的个人野心又有了一个急剧膨胀的机会—在中央准备撤销中央局、大区行政委员会的同时，毛主席为了减轻自己担负的繁重日常工作，加强集体领导，曾考虑将中央的领导班子分为一线、二线，党和国家的领导机构将进行大幅度调整，人事安排自然而然也会随之相应调整。
这不是天赐良机吗？高岗不由得心花怒放。他马上利用中央召开全国财经工作会议的机会，搞起了“反薄一波倒刘少奇”的活动。把薄一波在工作中的错误夸大为路线错误。所幸毛泽东及时地察觉了高岗的“小动作”，亲自到会讲话，制止了财经工作会议上对薄一波的过分批判。
本来，周恩来已为会议作了总结，毛泽东是可以不讲话的。但是，毛泽东一方面认为，薄一波的错误是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这主要是指薄一波主张推行的“新税制”，即对国营企业、合作社企业、私人企业在税收上改变过去的做法，实行一律平等的税收制度。这是一个错误，必须坚决纠正。另一方面也认为，薄一波的错误不是路线错误，是一个点的错误，一个点构不成一条线。同时，毛泽东也尖锐地指出：现在王国甚多，八百诸侯，谁也管不了谁，有极少数人是坚决反对集体领导的。
毛泽东虽不点名批评，明眼人一听就知道是针对高岗、饶漱石而言的。毛泽东不开口则已，一旦开口必是金口玉言，马上引起非同小可的影响。高岗精心策划的“反薄倒刘”阴谋被毛泽东敏锐的洞察力击得粉碎。
面对毛泽东出示的黄牌警告，高岗、饶漱石却不买账。全国财经工作会议后，高岗并没有停止“倒刘”的阴谋活动。饶漱石也利用中共中央组织部长的职位摇旗呐喊，因为他心里也有个小九九，进京后见高岗常去见毛泽东，以为亲近高岗必然会得到毛泽东的刮目相看，于是和高岗结合起来，一唱一和，十分默契。为配合高岗的全国财经工作会议“反薄倒刘”活动，他在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也公开点名批判刘少奇。
因为他们“倒刘”活动太明显了，阴谋夺权的野心在中央高层暴露无遗。尽管毛泽东身居“深宫大院”内却知天下事。高、饶两人狼狈为奸的事情，一件也没瞒过毛泽东。尽管毛泽东十分反感他们的做法，但还是耐下心以批评教育、加强团结为主，抱着治病救人的态度对待他们。高压之下，饶漱石的锋芒有所收敛。可高岗愈加地走火入魔，摆出了一副不打倒刘少奇决不罢休的架势，篡权活动有增无减。就在毛泽东走近60岁之际，高岗的“倒刘”活动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到处找人谈话，企图联合中央各方面的领导人与他一起拱倒刘少奇。一时，高岗的家里门庭若市，车水马龙……会客室内放了不少刘少奇的讲话稿，随便让人翻阅，并一一指出讲话稿中的“严重”错误。
这时毛泽东已初步掌握了高岗活动的情况，也进行了一些调查。一天，罗瑞卿来看望毛主席，问起主席的健康状况。毛泽东开起玩笑：“我这是政治感冒，鼻子不灵。”
“没睡好觉吧？”
“是啊。睡觉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睡在床上，一种是睡在鼓里。若不是其他同志向我反映高的问题，我还在鼓里哩！”
眼见着高岗逐步发展成一个十足的野心家，这必然促使毛泽东下决心解决这个问题。
在临去杭州之前，毛泽东依照过去的惯例，提议在他外出期间由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而这时的提议有着特殊的含意，不仅表明毛泽东对刘少奇的信任，也是对高岗一个明示—刘少奇不是你一个高岗能“倒”的。可是刘少奇被高岗搞得心情很不好，没有理解毛泽东的用意，而是沉闷地抽着烟，以毛主席号召全党要谦虚为由，提出书记处同志轮流负责的建议。
毛泽东一时哑然，心里也不高兴了。他强调了全党要谦虚，言外之意，是希望中央领导人顾全大局，维护全党的团结。但刘少奇此时却以此谦让，无疑在毛泽东心头投下一团阴影。
后来因为书记处其他人不赞成轮流负责，刘少奇依然负责中央的工作。
当然他们中间还有一人是极力反对刘少奇独自负责的，那就是高岗。他力排众议，第一次站在刘少奇一边，十分赞同轮流负责的方案。“主席的威望不是我们中的任何一个能代替的，我看还是轮流好。轮流吧，搞轮流可以发挥每一个人的作用。”此刻，高岗为了取代刘少奇已经心急如焚了。
毛泽东把洞悉一切的目光投向了高岗，心里冒出一连串的愤慨：高岗你为什么变化这么大？解放前你虽没被敌人的枪弹所击中，但解放后为什么却被骄傲和权欲击中了呢？
12月24日，毛泽东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决定在他外出期间，由刘少奇代理主持中共中央工作。那天到会的有20来人。毛泽东目光炯炯地扫视会场，发出他第二张黄牌警告：
“北京城里有两个司令部，颐年堂门可罗雀，东交民巷8号车水马龙。一个是以我为首的司令部，就是刮阳风，烧阳火；一个是以别人为司令的司令部，就是刮阴风，烧阴火，一股地下水……”
会场里静极了，与会者全都注视着毛泽东，等待着他下一句话要说出这个“别人司令”是谁，但毛泽东戛然而止，不再往下说了。其实毛泽东已经指明了“东交民巷8号”，还有谁不知道“别人司令”何许人也？
两天之后，毛泽东避开了他的政治局委员们，只是请来他身边所有的警卫人员，将乒乓球室当作餐厅，大家围坐一起，吃了一顿热乎乎的汤面，为中央最高统帅过了一个特别的六十大寿。毛泽东当过“寿星”后放心地去了杭州，全力投入到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制定之中。因为中央的事情他已经做了安排，在他两张黄牌警告之后往往就是一张“驱逐下场”的红牌，剩余的事情留给同仁们去收场吧。
1954年2月6日至10日，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委托刘少奇主持，在北京召开了。这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后召开的第二个中央全会。毛泽东没有参加会议。会议通过了由中共中央政治局起草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
但是，高岗、饶漱石已经走到了政治生涯的尽头，依然执迷不悟，不肯悬崖勒马，不作深刻检讨，也不痛改前非。高岗干脆顽抗到底，来了个鱼死网破，以自杀来抗拒党对他的教育和挽救。虽然经过抢救没有死成，但他去意已决。
为全面查清他们的反党阴谋活动，中央书记处在2月中旬分别召开了关于高岗问题和饶漱石问题的两个座谈会，核实了他们分裂党、阴谋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事实。随后，在中央政治局领导下，东北局、华东局、山东分局和上海市委等又召集专门会议，对他们的问题进行揭发和批判。在无可抵赖的事实面前，高岗仍拒不悔改，于8月17日再次服安眠药自杀。一年前还有“五马进京，一马当先”之说的高岗，很快马失前蹄，翻身落马，掉下了万丈深渊，永远背负着羞辱的墓碑。
1955年3月下旬，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邓小平代表中央委员会作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全面论述了党同他们斗争的经过，以及进行这场斗争的重要意义和经验教训。会议通过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将他们两人开除出党，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至此，一场在毛泽东60岁诞辰前后进行的反对高饶的斗争画上了句号。
然而，命运之神却不断翻新捉弄人的把戏。10年后，也是毛泽东的一个诞辰，黄牌举向了刘少奇……
毛泽东幽默地说：“做寿不好，做一次就少一岁，那不是越做就死得越快吗？还是不做寿多活几年好！”最后一次公开的生日宴会，借此公开了对刘少奇的不满。
1963年底，共和国的经济已经走出了低谷，度过了困难时期。在那段时间内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等人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迎来了毛泽东七十大寿。人生七十古来稀，按人之常情，七十做寿并不过分。
这天下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118厅会见外宾，谈的时间很长。会见结束，用餐时间已过。服务员按情况为主席准备好了晚饭。熟悉毛泽东日常生活的人都知道，实际这是他的午饭。因为多年战争生活环境养成的工作习惯，他大都是上午休息，下午和夜间办公。所以，晚餐就成了午餐。午餐又是中国习惯的正餐，加上这一天又是毛泽东的70岁生日，于是，特为老“寿星”的便饭多准备两个菜，一碗面条，即四菜一汤和一碗汤面。这就是大家为毛泽东准备的古稀寿宴。但毛泽东看到了桌子上为他摆的菜饭，顿时不悦，“我好好的，做个屁寿。我们党内的规矩，不准做寿。我不能带头违反规定，这饭我可不能吃！”
说完做了一个人们都熟悉的手势，右手向外一挥，起身在118厅内慢慢散起了步。服务人员见到这个场面，真有点紧张。只好让两位能说会道的服务员去说服毛泽东。
经过一番唇枪舌剑的“工作”，毛泽东“被说服”了，说：“饭可以吃，但有一个条件：你们不是也没吃饭吗？和我一同吃，不是做什么寿。打牙祭，我请客，免得浪费。”
没有为主席做成寿，为主席服务的服务员却成了座上客。席间，大家举杯，祝毛主席长寿。毛泽东却幽默地说：“做寿不好，做一次就少一岁，那不是越做就死得越快吗？还是不做寿多活几年好！”大家赶紧改口：“祝主席健康长寿！”这回主席笑了，“健康很重要，可以多活几年。什么万岁，万寿无疆，没那回事，你们不要听。人都是要死的，无非是七十三，八十四。如果人都不死，孔老夫子到现在还活着，不要说他坐车子周游列国，恐怕连站脚的地方都没有了。再过几天就是1964年了，我们每个人都长了一岁，每个人都过生日，祝我们每个人都健康。”
毛泽东风趣的谈话引起了满厅人的笑声。
古稀老人在和年轻人吃饭谈天中，得到了平常人过生日时的愉悦心情。至于饭费和粮票，当然如毛泽东往常在这里吃便饭时一样，都由他支付。
第二年的岁末，毛泽东又迎来了71岁生日。
这一次出乎人们的意外，毛泽东第一次破天荒地要在生日这一天请客。这次生日请客是他有生以来惟一的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公开的生日宴会。
那一年，原子弹爆炸的热浪未平，12月又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幕那天几千名代表走进神圣的殿堂，以自己的参与表达全国人民的心声。大家按地区分片入座后，在热烈的掌声中，周恩来总理走上讲台，开始作《政府工作报告》。他在讲话中提到了农村的典型—大寨。
“……下面，我想举几个典型例子，说明我国自力更生的成就。……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公社大寨大队，是一个依靠人民公社集体力量，自力更生地进行农业建设，发展农业生产的先进典型。这个大队，原来生产条件很差，是一个穷山恶水土地薄、全部耕地分散在七沟八梁一面坡的地方。十几年来，这个大队在党的领导下，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以加工改造耕地为中心，结合运用‘八字宪法’，高速度地发展了农业生产。他们进行了大量的、艰巨的农田建设，把过去的4700块土地弄成了2900块，并且都建成为旱涝保收、稳产高产的农田。他们的粮食亩产量，1952年为237斤，1962年增加到774斤，1963年虽然遭到很大的水灾，但是仍然保持在700斤以上。”
大寨的领头人陈永贵就在阵容庞大的山西代表团里。他头上裹着白毛巾，脸上堆积着皱纹，一身黑袄，一看就知道是位世代与土地打交道的农民。这一年他刚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但他的业绩却是全国农民瞩目的。他以平静却带有虔诚的表情仔细聆听总理的讲话……
周恩来指出一条可以称为大寨模式的道路，周恩来说：“大寨大队所坚持的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都是值得大大提倡的。”
开会时值毛泽东主席71岁寿辰，中央办公厅为主席的生日做了一番安排，这一天准备请几位会议代表出席主席的生日宴会。
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和各大区的书记应邀出席。代表中有幸得到邀请的是中国的导弹之父钱学森，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带头人邢燕子、董加耕，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贵。
等坐到寿筵边，人们再次目瞪口呆。谁也没有想到，毛泽东给这次生日宴会赋予了新的内容。
毛泽东生日的前几天，在人大召开的同时，中央也召开了工作会议。早在八大后，中央已明确决定，主席退居二线，党内一线工作由少奇同志主持。所以中央工作会议的大部分准备工作都是刘少奇做的。
这次会议，毛泽东没有出面就结束了。会后江青请陶铸夫妇在人大小礼堂看《红灯记》。开演前，在休息室他们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问陶铸：“你们的会开完了吗？我还没参加呢就散会啦？有人就是往我的头上拉屎！我虽退到二线，还是可以讲讲话的嘛！”陶铸夫妇已隐约感觉到了，毛泽东说的“有人”二字，这个“人”恐怕是指刘少奇，但是他们不敢相信，也不愿相信。毛泽东又问陶铸：“你们开会的人是不是都已经走了？”“有的走了。”“告诉他们走了的赶快回来！”毛泽东斩钉截铁地命令道。
观看《红灯记》时，江青对陶铸说：“有人反对京剧改革，我就是要搞京剧改革！”又是一个“有人”！但这又是指谁呢？陶铸他们还是不敢去多想。
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各省书记们，又都被召了回来。这次是由毛泽东亲自训话，他不紧不慢，然而口气相当严肃：“社教讲四清（清政治、清思想、清经济、清组织），没有阶级立场，没有阶级分析。关键是要清查新生的资产阶级。新生资产阶级有的在党内，也有的在党外；有在台上的，也有在台下的；有前台的，也有后台的。”
毛泽东讲的这话是什么意思？大家都感到跟不上毛泽东的思路。
毛泽东讲完话的第二天，恰逢他的寿辰。汪东兴和江青操办了寿宴，请了一些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同志来吃饭。一间不大的房子里，品字形地摆了三张桌子，陶铸夫妇、李富春及胡耀邦是提早到了宴会现场。不一会儿毛泽东走了进来，他环视了一下四座，说：“东兴同志讲，罗长子（罗瑞卿）和陶铸让我请客，好嘛，今天我就来请。李敏要同我来，我说你不下乡，你没有资格来。李讷好，李讷下去搞四清了。”
突然毛泽东扭头对坐在身旁的李富春说：“你们什么事情都不向我讲，你们搞独立王国！”毛泽东不像是在开玩笑，室内的气氛顿时就紧张了起来。大家相信，“搞独立王国”，毛泽东虽然是面对着李富春说的，但决不是批评李富春一个人。幸好这时江青进来打断了毛泽东的话头。她的身后跟着几位特殊的客人—中国的导弹之父钱学森、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带头人邢燕子、董加耕和大寨党支部书记陈永贵四位正在参加人代会的代表。
这几位身份特殊的代表平生第一次走进了中南海。这一天陈永贵在黑棉袄外面套了一件家里最好的黑布对襟夹衣，头上裹着白毛巾。邢燕子、董加耕也是一身农民装扮，他们都显得有些紧张、不安和激动。
他们到达中南海的时间比预定的早了一点，周恩来就先带着他们拜访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他们进去的时候，刘少奇正在埋头读一份关于“四清”工作的材料，一时竟没有抬起头来。
刘少奇埋头读材料的形象给陈永贵留下的印象很深。“我们到了以后，刘少奇眼都不抬。”陈永贵在六年后一次大会上说，“但那时根本没有考虑中央有两个司令部。我们到了主席那里，对我就十分亲热。”
的确，陈永贵见到毛泽东的时候，一时紧张竟说不出话来，只是咧着嘴笑着，稍稍抬着头仰视着，两只手紧紧握着毛泽东的手。毛泽东笑道：“你是农业专家噢。”陈永贵听不懂毛泽东的湖南话，只是一个劲儿地连连点头，咧着嘴使劲笑。周总理在一旁笑着翻译道：“主席说你是农业专家。”陈永贵听了立刻又摇起头来，“不，不，我不是农业专家，不是农业专家。”
毛泽东请他的客人们落座，抽烟，吃糖。问起陈永贵的年龄，陈永贵答道：“五十啦。”毛泽东笑道：“五十而知天命哟。”不知是听不懂湖南口音，还是不明白孔夫子这句话的意思，陈永贵没有否认他“知天命”。
毛泽东坐在上方的一桌，陈永贵极荣幸地被安排在毛泽东这一桌。在这张桌子上就座的还有董加耕、钱学森、邢燕子、陶铸夫妇、罗瑞卿、谢富治和汪东兴，而江青、刘少奇、胡耀邦、李富春及各大区书记，则分坐另外两桌。
生日宴席上有葡萄酒和茅台酒。毛泽东喝下三杯茅台，大声称赞了钱学森：“钱学森不要稿费，私事不坐公车，很好！”毛泽东侃侃而谈时，众人都神情紧张地听着。毛泽东似乎觉察到了拘谨的气氛，就让大家吃菜，他问身边的陈永贵：“湖南菜，辣呀，习惯吗？”陈永贵赶紧频频点头。
吃饭过程中，毛泽东一边喝酒，一边说话，这晚话说得格外多，很多话是“话中有话”。整个宴席丝毫没有祝寿的气氛，个个都紧张而困惑。餐桌边除了毛泽东一个人嬉笑怒骂和人们动碗碟的声响外，听不到一点喜庆热烈的声音。毛泽东一连串话中有话，像陈永贵这些从基层来的人是蒙在鼓里的，也不可能想到敬爱的毛主席还有不顺心的事情。但是在座还有其他领导人，他们就知道毛泽东这些莫名其妙的讲话缘以何故。
这一餐饭吃了大约两个小时。
10年后，周恩来抱病赴长沙面见毛泽东，完成最后使命。傍晚，周恩来将医护人员和工作人员叫到一起吃饭，为毛泽东祝寿。
进入1974年12月，天气骤然变冷，凛冽刺骨的寒风夹裹着沙土在北京的上空飞舞、呼啸。周恩来从初夏住进305医院直到隆冬，已度过近半年的时光，连着动了两次大手术。癌症虽然得到暂时的控制，但是手术后的身体十分虚弱。
躺在病床上的周恩来，精神上却一刻也不能轻松。四届人大召开在即，江青一伙把这次会议作为他们独揽大权和安插党羽的天赐良机。在政治舞台上奋斗了一生的周恩来比任何人都明了，在风云变幻的政治决斗场上一有疏忽，往往就带来不可设想的后果。如果党和国家的权力被江青一伙篡夺，那么中国将会面临什么样的命运？周恩来紧蹙的眉头皱得更紧了……
长期以来，周恩来对毛泽东保持了真诚的尊重，但却从不阿谀他。他靠非凡的才能和无私令毛泽东信任。但是“文化大革命”以来，特别是林彪自取灭亡之后，毛泽东病体难支，深居简出，加之身边的人鱼龙混杂，江青等人打小报告、进谗言，使他时信时疑，对以周恩来为首的“老人”和以江青为首的“新人”交替“打板子”又交替“抚慰”。然而，在决定国家权力由谁掌握的四届人大前夕，应该让毛泽东公正地定夺班子，以保证红色江山不落入野心家的手中。
和毛泽东共事了半个世纪的周恩来，十分清楚伟大领袖的个性。毛泽东是个伟大的战略家、思想家，但在他面前讲话要讲透、讲准、讲得适合时宜，才能得到理解和支持。任何人不能强加给他什么，只能顺着他的思想去发挥，去变通。但是，现在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关键时刻，刻不容缓。毛泽东又住长沙，必须面陈直谏。叶剑英等老帅们亲自安排护送周恩来飞往长沙的事宜。最后定在12月23日，周恩来在医生的护送下乘专机直飞长沙，和在那里养病的毛泽东商讨第四届人大组阁的人选问题。
上午，周恩来一行人到了西郊机场，准备乘专机，可是王洪文迟迟不到。原来周恩来考虑此行是商讨四届人大的事情，不给江青他们留下“私人会谈”的话把子，再说王洪文也是党的副主席，许多工作是由他临时主持的，和他一同去主席那里汇报工作比较合适。临行前已经和王洪文说好了，让他同乘一架专机去长沙。
等了许久，还不见王洪文的影子，随行的负责人就提议总理先走，因为总理到机场前还在尿血，这种身体情况进行空中飞行是十分危险的，医护人员几乎是提着一颗心才同意总理冒这个风险，如果不是此次行动关系重大，他们说什么也不会让总理离开医院病床的，所以大家都不希望节外生枝。
周恩来却很有耐心，又一次叫工作人员和王洪文联系，“想办法叫他一同走，能少飞一次专机就少飞一次，为国家节省开支”。王洪文回答说：“让总理先去，我随后就到。”
周恩来微微一笑，不再说什么，登上了专机。他对这位毛泽东亲自选定的接班人的用意十分清楚。
王洪文此时的心情可想而知，两个月前才飞长沙向毛泽东告周恩来、邓小平的状，被毛泽东好一顿批评，不仅自讨了个没趣，还给主席留下了“上海帮”的坏印象。这次又去不能不说心有余悸。他不愿意和总理同乘一架飞机去长沙，一是为了争取时间和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商量对策，因为他知道总理一旦出马，他一个嘴上没毛的年轻人无论如何是压不住阵脚的，自知分量不够。二是为了避免和总理同机的难堪场面。
王洪文想想也感到沮丧，他们4个人里，能和主席说上话的只有他一个人，而且他的这个地位也岌岌可危，记得那次，他还没有说上几句，毛泽东就一锤定了音：“总理还是总理嘛！”他顿时从毛泽东冷漠的眼神里，看到他的暗淡前景。可是这次……江青在背后推着，张春桥、姚文元在旁边捧着，他不得不硬着头皮又一次到长沙见毛泽东。
总理到了长沙，也住进了毛泽东住的宾馆大院里，只相隔一幢楼。总理在他的房间里稍稍地休息了—下，就去见毛泽东。
周恩来的到来，毛泽东表面上好像平平淡淡，和在中南海见面一样随意。但是他心里有数，周恩来将自己安危置之度外，抱病登门，此行意义决非一般。
两位老人先是相互关心对方的身体，周恩来还关切地用手按了按毛泽东略有些浮肿的足踝，对毛泽东的健康深感担忧。很快，他们的话就转入正题。他们谈得很多也谈得很投机。或许他们已经意识到，这次会面将是有生之年最后的见面，毛泽东对周恩来的人事安排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支持，当周恩来从毛泽东的书房里出来，不由得轻轻舒了口气。夜幕降临，王洪文还没有到长沙。这时在长沙的中央办公厅领导也着急，不停地往北京打电话催王洪文起程。一直到半夜，王洪文的专机才出现在长沙的夜空。
一到长沙，王洪文就知道了毛泽东的态度。为了保住自己的前途，他不得不违心地在主席面前检讨自己水平低，能力差，年轻幼稚……虽然临行前和江青他们商量了好几种对策，但是王洪文说什么也不敢轻举妄动，更不敢在主席面前为江青说好话。两天后，日历醒目地印着1974年12月26日，周恩来清楚地记得这一天是主席的生日。于是，总理对大家说，今天是毛主席的生日，晚上请大家吃顿饭，祝贺一下。大家都知道，周恩来从不为自己过生日的，他也不提倡过生日。
傍晚，周恩来回到自己的住所，特意叫厨师准备一桌生日宴席，将医护人员和身边的工作人员叫到一起吃饭，为毛泽东祝寿。
相隔不久，“寿星”也在自己的住宅里和工作人员一起吃了一顿长寿面。场面和以前一样，没有什么特别热闹的感觉，但大家还是感到这一天主席的笑容多了，而且话也多了，可见毛泽东为自己在晚年的生日前后再次定夺中国政府领导人的班子而欣慰。
28日，周恩来完成了重大使命，飞回北京。
8天之后，即1975年1月5日，邓小平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又相隔5天，邓小平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接着在四届人大上，周恩来仍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邓小平为国务院第一副总理。
中国的政局出现了令人振奋的景象。
躺在病床上的周恩来了却了他最后的心愿，为中国革命完成了一项非凡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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