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乔木在最后的10年中，有相当一段时间在思考，“文革”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它是如何发生并演变成那样一场撼天动地的全民族运动？在很大程度上说，胡乔木的思索，带动了中国理论界对于这场灾难的思索。
第四个原因，是50年代到70年代国际环境的恶化和对于国际环境的过火反应。“左”倾错误通常都是某种封闭状态的产物。美国对中国的封锁、包围和军事威胁在长期内使中国处在备战状态，台湾反攻大陆的企图加深了中国的危机感，50年代后期中苏关系的恶化、60年代后期苏联对中国采取的军事包围和威胁的战略，等等，都是国际环境恶化的表现。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党的主要领导层觉得全世界似乎都打算围困和扼杀剩下的仅有的革命圣地，战争的威胁也使中国把经济放在服从于战备的地位。正因为如此，作为世界最后的革命堡垒，中国国内必须高度革命化，并且承担各种国际主义的革命义务。这种献身精神可以在一定范围内说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什么能够忍受长期“左”倾政策带来的困难。
第五个原因，是中国的文化的落后和民主的缺乏。在胡乔木看来，中国经济政策中有许多明显的幼稚性和极端性，既是经济落后的表现，又是文化落后的表现。贫困产生某种贫困的文化，其典型的表现是把“一穷二白”当做中国的优点，这种贫困的文化显然加重了消除贫困的困难。大跃进、人民公社和“文革”，以及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学说和社会主义原则的误解，都表明了这一点。在革命战争的长期发展过程中，中国农民的直接贡献确实比知识分子大得多，大多数知识分子当时被认为是站在资产阶级和地主方面。加入共产党并在党内具有影响的知识分子，在1927年革命失败时有许多人对革命丧失信心，而在革命复兴的过程中，又有一批人成为极端“左”倾教条主义分子，使毛泽东和其他革命家的有成效的努力遭到严重损失。这种情况，使毛泽东和党的相当数量的干部形成对于知识分子以及教育、科学、文化和知识本身的长期的轻视和偏见。这就使文化和经济处在容易被摧残的境地。
上述原因的客观存在，并不意味着“左”倾错误尤其是极端形式的长时间的错误不可避免。因为中国社会远不是没有迅速发展经济和文化，远不是在发展经济和文化方面缺乏必要的指导人才和广泛的群众支持。1956年前中国经济政策的“左”倾错误不存在至少不明显，就是例证。通过这个时期的实践，中共党和毛泽东的政治威望都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1957年后，革命任务已经完成，社会主义的主题需要由革命斗争转向和平建设。这时，中共党内存在着两种趋势。一种是适应历史的变化，继续从实际出发，力求中国经济在新的制度下稳定发展，同时继续完善新的制度。这是党内和国内大多数人的愿望。另一种趋势却不能适应历史的变化，坚持要求沿着过去长期的革命轨道前进。毛泽东作为第二种趋势的代表显然更为突出，这样，他就不可避免地脱离群众，不可避免地要求借助于个人作用和个人威信，最后导致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第一种趋势没有能在1957年后牢牢地保持优势，第二种趋势由个人的悲剧演变成民族的悲剧，很明显，这是由于制度的缺陷，是由于缺乏国家民主和党内民主的强有力制度。在胡乔木看来，建立这种制度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而这种制度一旦建立，个人专断和其他明显的严重错误就不会发生。
晚年的胡乔木写道：“尽管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在表现自己的意志的时候，受到种种条件的限制，有过种种迷惘、困惑和失误，但是客观地审视人民共和国四十年的历史可以发现，他们所选择的社会主义并不是跟‘左’倾错误相联系，而是跟经济进步、文化进步、社会进步、政治进步相联系的。代表这种根本趋势的是一九四九年———一九五六年的中国，特别是一九七九年———一九八九年的中国。”“尽管‘左’的倾向仍然需要警惕，但是总的说来，改革和开放不可逆转，就如同一个成熟的人不可能返到少年时期的荒唐一样。”
将析“左”与批“左”看作胡乔木政治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同意的，甚至不能为多数人所同意。因为在不熟悉中国政治运作的某些人看来，把析“左”、反“左”与胡乔木的政治思维联系起来，无论如何是不合适的。胡乔木对此是有感觉的。
胡乔木离开人间之后，他的故交从不同角度和层次上谈到过胡乔木的政治情怀。称他是诗人的有之，称他是历史学家的有之，称他是理论家和思想家的也有之。唯独没有人将与“左”挂起钩来。事实上，不了解中国政治的人，便很难了解胡乔木这样一个一生为政治服务、追求政治思维的人的理论品格，当然也不可能了解胡乔木。
邓力群说，“乔木确实是忧国忧民，忧得很深”，“几十年来，没有看到他放声大笑过”。
邓力群的这段话引出胡乔木一位旧知常念斯的一番感慨：
我想这不仅如力群所说，和他的性格有关系，而且是埋藏在他心底的、对革命事业感到的痛苦。他对毛泽东既忠诚又敬佩，又痛感他在最后二十年里的错误为全中国造成的巨大危害，这在心灵里不能不是一个巨大的负担。他逝世前几年认真思索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为什么会长期犯“左”倾错误？仅仅提出这个问题就需要多么大的勇气!按说已经有了党的历史的两个决议，在一般人会觉得已经交待过去了，但对参与起草这两个决议的乔木来说，这个历史的巨大痛苦一直压在他心上。
我们不妨再看看胡乔木对于“文革”的论述。“文化大革命”作为一个历史时期，其影响所及，显然不止是一代人。随着时代的推移，它逐渐成为当代中国人心中永难释怀的情结之一。最初几年，受到过迫害和冲击的人们，很多不肯原谅造成这场灾难的始作俑者。纡解这个情结，既是政治及社会稳定的需要，也是富有责任感的思想者们所应做的工作。
人总不能生活在梦魇中。
胡乔木在最后的10年中，有相当一段时间在思索，“文革”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它是如何发生并演变成那样一场撼天动地的全民族运动？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胡乔木的思索，带动了中国理论界对于这场灾难的思索。因此，这种思索，自然可以说是胡乔木政治遗产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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