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说，胡乔木开始无法跟上毛泽东的思路。一直到6月下旬，胡总算赶上了毛泽东的步伐，写了一篇著名的社论，即《不平常的春天》。
6月初，毛泽东加紧部署对右派全面反击。
6日，毛泽东起草关于加紧进行整风的指示，称“这是一场大规模的思想战争和政治战争，我们必须打胜仗，也完全有条件打胜仗”。同一天，毛泽东将一份高校整风简报批转给在京各常委阅，简报称北京大学的学生写了一篇文章，造谣说党中央已开始分裂，毛主席的“鸣”、“放”方针遭到党内百分之九十的人反对和党内保守势力的反击，有人想逼毛主席下台。毛泽东批示：完全造谣，但值得注意。
6月7日，毛泽东写信给胡乔木，要他将《文汇报》上刊登的《知识分子应怎样对待整风》一文在北京报刊上转载。
6月8日，毛泽东起草党内指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对反右作出了具体的部署，称：“这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匈牙利事件’的危险。”同一天，《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亲自撰写的社论：《这是为什么》。
6月10日，毛泽东再次起草党内指示：《关于反击右派分子斗争的步骤、策略问题的指示》。同一天，《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工人说话了》。
应该说，胡乔木已无法跟上毛泽东的思路，其实又何止胡乔木呢？就在毛泽东决定全面发动反右运动的前夜，6月7日晚，毛泽东要胡乔木到他那里去。同去的还有即将出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的吴冷西。
吴冷西回忆到，“毛主席看看我又看看乔木，接着就谈到《人民日报》任务很繁重，很需要增加领导力量。”毛泽东解释了4月9日那次严厉批评，说当时是百家争鸣，唯独马家不鸣(指马克思主义)，他发现这个情况，感觉很不妙，就回北京查看此事。当时批评你们死人办报，是想猛击一掌，使你们清醒过来。毛接着说，中央党报办成这样子怎么行？写社论不联系实际，这哪里像政治家办报？胡乔木接受了毛的批评，说，这件事情他也有责任。最高国务会议后，《人民日报》曾订了宣传计划，也起草了几篇社论，但他感到写得不好，修改了几次，仍然没有把握，所以就耽误下来了。
毛泽东没有说更多的话，大概是太忙的缘故。他顺手拿起那篇修改过多次的社论稿《这是为什么》，又翻开改了几处，交给胡乔木，要胡安排报纸和广播8日同时播发。
这次毛泽东虽然没有当面批评，但是毛要他来的用意，胡乔木是明白的。那就是，毛对胡乔木主管的《人民日报》最近一段工作是不满意的。这一点，很快就得到证实。
6月13日，毛泽东派人送来一份《北京日报》，是6月12日的。毛在第一版上有两段批语。
乔木同志：《北京日报》比《人民日报》编得好，有工人、农民、学生、左翼党外人士的批判反动言论的大量报道，极为丰富，文字也较人民日报生动，编排也好。请看第二版全部报道。
请在人民日报召集一个会议，有较多人参加。事先要他们阅读这第二版，全部读一遍，然后开会。你的编排水平应当提高。文字也有些八股味，例如感觉“怎样对待批评”这个概念化的标题是不好的，感觉这篇文章通体是一个八股调。希望思索改进。
胡乔木回来后，如坐针毡。他连夜赶写了《是不是立场问题》，次日《人民日报》作为社论发表了。而运动到了这个阶段，发表这样的社论显然是不适时宜的。社论写得太一般，语气也太温和，难免给人抓不住重点、看不清实质的感觉，自然达不到“政治家办报”的要求。为说清这一点，只要将其与《人民日报》同天转载的姚文元的一篇文章相比即可看出。姚文题为《录以备考———读报偶感》，值得注意的是，同版也刊登了毛泽东为姚文撰写的介绍文章《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和按语。
一直到6月下旬，胡乔木总算赶上了毛泽东的步伐。胡乔木再次拿起笔，写了一篇著名的社论，即《不平常的春天》。刘少奇、毛泽东对此进行了修改。
《不平常的春天》从毛泽东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和“双百”方针开始，细述了这个春天中国政治界和知识界惊心动魄的思想历程。社论对右派行为的定性，显然依据毛泽东的论述。
《不平常的春天》还对中共反右斗争部署作了解释，说是在右派分子进攻时，党根据群众的革命觉悟应该在斗争的风雨里培养而不应该在温室里培养的原则，决定暂不予回击，让他们头脑更热，也让群众认识右派的真面目。回过头来看，这又客观上造成此后学术界在中共决定反右的时间问题上的猜测。
毛泽东在修改中加上了一段话，“现在已经有了许多事实证明，某些人老早就是另有企图的，他们不但是不赞成社会主义革命，而且早就不赞成反帝反封建的彻底的民主革命。”
7月1日，毛泽东为《人民日报》撰写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公开地点了“章罗联盟”，将资产阶级右派定性为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派。反右进入白热化阶段。
此后发生的一切均见诸史载，自然无须多著笔墨。
1957年的春天短暂而又漫长。毛泽东将“整个春季”描绘为“中国天空上突然黑云乱翻”，资产阶级右派人物在中国大地上“呼风唤雨，推涛助浪，或策划于密室，或点火于基层，上下串联，八方呼应，以天下大乱、取而代之，逐步实行、终成大业为时局估计和最终目的”。
有了毛泽东这样的判断，就使这个春天对于中国政治界和知识界来说，无论如何是难忘的。
春天过去了，盛夏季节，毛泽东来到青岛，各省市地委书记随之而来，在凉爽的海风中，听取中央关于反右斗争的进一步部署。
月转星移，潮涨潮落，在连天涛声中，毛泽东拿起如椽大笔，写下了《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
几天后的清晨，胡乔木拿到这篇文章，他为这样一段文字所吸引：
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
这段文字包含着毛泽东对于政治自由的无限向往，但自由王国无法逾越必然王国而提前到来。就在年初，毛泽东还提出“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个社会生活的主题，而此时这一提法开始有了变化。
胡乔木又—次陷入深深的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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