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57年的春天，胡乔木作为意识形态官员，同时作为毛泽东的秘书，他深深地介入了这场日后令人感慨万千的历史纠葛中1957年春天，对于中国政治界和知识界说来，是个不平常的春天。
这个春天，在中共执政以后的政治转型过程中无疑具有巨大标志意义；这个春天，中国知识分子再次经历了心灵与肉体的考验。时间已过去将近50年，人们对这个春天，自有不同感触和不同的价值评判。
作为意识形态官员，同时作为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深深地介入了这场日后令人感慨万千的历史纠葛中。
在这场纠葛中，胡乔木有一句名言，就是“历史是在斗争中前进的，人们的思想是在争论中前进的。”颇具毛泽东风格。问题是，斗争与争论内涵完全不同。在这个春天里，当人们沉浸于自由争论的理想时，实际上他们都已踏上斗争的征程。此后，也一直没有发生过真正意义上的争论。
这个春天，在胡乔木与毛泽东的思想历程上，都留下了深刻的烙印。许多年后，人们几乎无法理解，在这个春天里究竟发生了什么，而历史又为何如此演进。
1957年4月30日，毛泽东在约见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时说：“几年来都想整风，但找不到机会，现在找到了。”
毛说几年来都想整风，是符合历史实际的。1950年、1951年整风，是胡乔木直接负责的。接下来是共和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经济建设使中共无暇顾及其他很多事情。一五后期，国家政治和经济生活中出现一些新问题，促使毛泽东开始了建国后第一次集中的探索。
这一时期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如何走自己的路，开辟适合自己特点的建设道路；二是如何为适应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建立一支又红又专的知识分子队伍。前者涉及到国家建设的根本方针，后者则涉及建国以来甚至自延安以来中共有关知识分子政策的评估。
促使毛泽东将党内整风提到议事日程，还有一个更迫切的现实原因。
1956年下半年，一些地区出现了不安定的苗头。据不完全统计，从这年的9月到次年3月半年时间内，全国发生了数十次罢工、请愿事件，每起人数一般有10多人至数十人，多者有一二百人，甚至上千人，共约1万多人；有几十个城市发生了大、中学校学生罢课、请愿的事件，也共1万多人；在农村也连续发生了闹社的风潮，如浙江省农村就发生请愿、殴打、哄闹等事件1100多起，广东省农村先后退社的21万户。
这些显然是中共执政以来所未遇到过的。对于这些事件，在开始毛泽东表现了极大的宽容。毛泽东认为，这些事件就其性质而言，大多属于非对抗性的；就其发生而言，除了国际原因以外，主要是党内存在着相当严重的官僚主义。毛泽东开始将思索点集中到如何处理这类新的性质的矛盾上。结论是将党内整风与社会批评手段结合起来，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就是这种社会批评手段的重要组成部分。
1956年11月，中共召开了八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他说：国内的阶级矛盾已经解决，但是应该注意仍然存在的一部分反革命分子的活动。对于资产阶级分子和知识分子的旧思想和旧习惯的改造，要在巩固团结他们的方针下，继续进行长期的教育。人民内部的问题和党内问题的解决的方法，不是采用大民主而是采用小民主。要知道，在人民方面来说，历史上一切大的民主运动，都是用来反对阶级敌人的。
毛泽东宣布，1957年将在全党开展一次新的整风运动，“采取整风方法，同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的倾向作斗争”。
中共历史上进行过多次成功的整风，但毛泽东深知，这次是在全新的历史条件下整风，搞不好就会出乱子。为了避免这种危险出现，整风之前，毛泽东就思索如何为整风提供理论上的指导，核心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12月4日，毛泽东在给黄炎培信中，第一次阐述关于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他说，社会总是充满着矛盾，既有矛盾就要求揭露和解决。“有两种揭露和解决的方法：一种是对敌(这里说的是特务破坏分子)我之间的，一种是对人民内部的(包括党派内部的，党派之间的)。前者是用镇压的方法，后者是用说服的方法，即批评的方法。”毛泽东在引述中共八大关于我国阶级矛盾基本解决的判断之后，指出：“人民内部的问题仍将层出不穷，解决的方法，就是从团结出发，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达到团结这样一种方法。”
毛泽东关于人民内部矛盾学说，是通过胡乔木的笔第一次公布于世的。如《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中的一段：
在我们的面前有两种性质不同的矛盾：第一种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在帝国主义阵营同社会主义阵营之间，帝国主义同全世界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之间，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等等)。这是根本的矛盾，它的基础是敌对阶级之间的利益冲突。第二种是人民内部矛盾(在这一部分人民和那一部分人民之间，共产党内这一部分同志和那一部分同志之间，社会主义国家和政府和人民之间，社会主义国家相互之间，共产党和共产党之间，等等)。这是非根本的矛盾，它的发生不是由于阶级利益的根本冲突，而是由于正确的意见和错误意见的矛盾，或者由于局部性质的利害矛盾。它的解决首先必须服从于敌对斗争的总的利益。人民内部的矛盾可以而且应该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获得解决，从而在新的条件下得到新的团结。
此后，毛泽东继续对关于人民内部矛盾这一命题的思索。1957年初，毛泽东就此问题多次发表讲话，最著名的就是1月27日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和2月2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
在讲话中谈到群众闹事问题时，毛泽东指出，我们相信，我国广大的人民群众是拥护社会主义的，他们很守纪律，很讲道理，决不无故闹事。为了从根本上消灭发生闹事的原因，必须坚决地克服官僚主义，很好地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恰当地处理各种矛盾。只要做到这一条，一般地就不会发生闹事的问题。他还说，如果由于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好，闹了事，那就应当把闹事的群众引向正确的道路，利用闹事来作为改善工作、教育干部和群众的一种特殊手段，解决平日所没有解决的问题。应当在处理闹事的过程中，进行细致的工作，不要用简单的方法去处理，不要“草率收兵”。对于闹事的带头人物，除了对那些违反刑法的分子和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法办以外，不应当轻易开除。在我们这样大的国家里，有少数人闹事，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倒是足以帮助我们克服官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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