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自然与毛泽东保持着最密切的联系。毛泽东交办的事情，几乎涉及到各个方面，各个领域1951年1月1日的《人民日报》社论照例是由胡乔木起草毛泽东修改的，题为：《在伟大爱国主义旗帜下巩固我们的伟大祖国》。
胡乔木的笔，为人们勾勒了一幅“伟大祖国的简单图画”，展示了中共领导人民通过艰苦努力取得的巨大成就。
作为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自然与毛泽东保持着最密切联系。毛泽东交办的事情，几乎涉及到各个方面、各个领域。这里不妨再录下毛泽东给胡乔木的几封信，以见一斑。好在时过境迁，引录下来，至少可作历史资料观。
1950年9月29日，毛泽东就宣传中不说打台湾、西藏的时间致信胡乔木：请查过去宣传中有无规定在一九五O年打台湾的事，有人说他看过今年元旦文件内说今年要打台湾的话，未知确否？以后请注意，只说要打台湾西藏，不说任何时间。各党派贺词中一九五一年任务我已全部删去，因其中有打台湾西藏一项。
10月21日，毛泽东就广播一篇文章事致信胡乔木：昨日《光明日报》上吴耀宗的文章(指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出版组主任吴耀宗的《怎样推进基督教革新运动》)，可以广播，《人民日报》应当转载。
12月28日，毛泽东就发表《人民日报》发表《实践论》等文章致信胡乔木：此两文已看过，可以发表。第一天发表《实践论》，第二天发表真理报的评论。分两天登报。可先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然后新华社再用文字广播。
同一天，毛泽东还就发表中央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等文件致信胡乔木：(一)可将胡佛演说(指美国总统胡佛同年12月20日在纽约发表的关于国际形势和美国对外政策的广播演说)以资料的名义刊于人民日报第四版及世界知识上。(二)不但“领导方法决定”(即毛泽东1943年为中央起草的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而且有许多其他文件，都有在报刊上重新发表一次的必要。此事请与陈伯达同志商量一下，开出一个文件单，加以审查，然后发表。
1951年3月2日，毛泽东致信胡乔木：三月一日《人民日报》载萧乾《在土地改革中学习》一文，写得很好，请为广发各地登载。并为出单行本，或和李俊龙所写文章(指《战斗中的湖南农民》一文)一起出一本。请叫新华社组织这类文章，各土改区每省有一篇或几篇。
14日，毛泽东致信胡乔木：三月十三日《光明日报》载有一篇天津通讯，题为《天津天主教徒奋斗前进积极展开革新运动》，写得很好，请予广播，并在《人民日报》转载。同日该报还刊登了天津津沽大学教授张羽时的一篇文章，题为《和天主教教徒谈怎样爱教》，说明天主教革新的理论根据，很有说服力，请考虑在《人民日报》转载。
20日，毛泽东就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有关问题致信胡乔木：(一)宣传会议可自五月五日至十五日开十天，如十五日以后四中全会还未开会再延长五天，否则不要延长。(二)理论教育决定(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理论教育的决定)可以先以草案发各地，通知照发。(三)选集提前发表了少数文章，待看后送你，四月或可发表一二篇。《学习》上不要发表我的文章。
29日，毛泽东再次致信胡乔木：三月二十八日《光明日报》载吴景超的文章《参加土改工作的心得》，写得很好，请令《人民日报》予以转载，并令新华社广播各地。
胡乔木的繁忙，从其众多兼职中亦可见一斑。
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主管中央3大新闻单位———人民日报社、新华社和广播事业局。胡乔木亲自为新闻单位撰写新闻稿、评论，而且事无巨细，都得管。因此，当时胡乔木在这些新闻单位的负责人中有一个“婆婆”的称号。
胡乔木是人民日报社的社长，对《人民日报》“从头管到脚”。从社论选题、重要文章的修改到版面安排、标题设计以至语法修辞、标点符号，他都要管。
多年办党报的经历，使胡乔木积累了丰富的专业修养和理论功底。胡乔木写过大量社论、评论，关于这两种新闻体裁，胡乔木有着独到的见解。
在一次座谈会上，胡乔木就报纸评论工作作了专门谈话，有理有据，使参加会议的新中国第一代新闻工作者获益匪浅。他在谈到如何使文章生动的时候的一段话，谈得很细致，不仅是针对评论写作而言的，也深得文章学的精义。他说：
人是喜欢动的。为什么这样呢？这牵涉到一个哲学问题，要由研究哲学的人来解释。我想人终归是动物，是喜欢生动的、喜欢变化的。文章怎样才能有变化？在于有正面的东西，又有反面的东西，有陈述的语气，又有疑问的语气。如果一篇文章从头到尾都是句号，恐怕不是好文章……文章没有悬念，就平。海浪远看是平的，近看就不平。浪给了诗人很大的灵感。为什么呢？因为海浪汹涌澎湃，给予人一种生命激动的感觉。浪有高有低，当浪头从高处跌下的时候，就使人感到一种惊恐；接着又要看它继续发生的变化。不会写文章的人，就应当到有悬崖的海边去看看，看看自己的文章里有没有这种波浪、悬崖，有没有这种奔腾澎湃、冲激和激怒。
“文似看山不喜平”，这是古典文章学的不易之论。胡乔木是文章大家，自然深知其中的道理。
1951年6月，胡乔木曾为《人民日报》起草过一篇著名的社论，题为《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中央指定胡乔木直接领导50年代初影响至深的文字改革运动。
1955年，举行了“全国文字改革会议”，接着又举行“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将“国语”改称“普通话”，给“普通话”明确定义。同年1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公布了《汉字简化方案(草案)》。为贯彻“约定俗成，稳步前进”的汉字简化方针，草案公布后，向各界广泛地征求意见、组织座谈。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参加讨论的达20万人，收到个人和集体寄来的书面意见达5167件之多。在此基础上，国务院又聘请董必武、郭沫若、马叙伦和胡乔木组成汉字简化方案审订委员会，对草案进行细致的审订，1956年正式公布。1958年全国人大批准、公布了胡乔木具体指导下完成的《汉语拼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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