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胡乔木不同意萧军的意见，就站起来反驳。他说文艺界需要有组织，鲁迅当年没受到组织领导是不足，不是他的光荣。归根到底，是党要不要领导文艺，能不能领导文艺的问题。
延安整风也构成了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一页。然而，这一页实在不能以普通的一页视之。经历过或了解这段历史的人们，不会忘记1942年5月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不会忘记毛泽东在那次座谈会发表的著名讲话。
晚年胡乔木曾满怀深情地说，50年后的今天重读《讲话》，它的深刻的思想性和说理性，仍使我们每一个相信真理的人感到折服。它的具有普遍真理性的基本内容，将使我们长久地受到教益。
延安时期，毛泽东不但形成了系统的政治思想和军事思想，而且也形成了系统的文艺思想。这种思想概括起来就是为人民服务，为现实革命斗争服务。作家应该深入群众，深入生活。而这正是中共从当时实际出发提出的符合最广大人民利益的准则，构成了延安文艺座谈会的逻辑起点。
全党整风开始后不久，文艺界整风就被提上日程。
3月底的一天，毛泽东召集《解放日报》的人开会，谈《解放日报》的改版问题。会上，贺龙、王震对丁玲的《三八节有感》提出批评。
贺龙说：丁玲，你是我的老乡呵，你怎么写出这样的文章？跳舞有什么妨碍？值得这样挖苦？
胡乔木感觉贺的话语过重，便转过头，向毛泽东提出：“关于文艺上的问题，是不是另外找机会讨论？”
毛泽东没有说什么。但第二天，毛泽东批评胡乔木：“你昨天的话很不对，贺龙、王震他们是政治家，他们一眼就能看出问题，你就看不出来。”
毛泽东领导文艺整风的方式是独特的。整风开始之前，他给当时在延安的许多作家写信，找他们谈话，请他们收集文艺界对整风的反应。据知情人回忆，先后被毛泽东约去谈话的作家和诗人，就有丁玲、艾青、萧军、舒群、刘白羽、欧阳山、草明、何其芳、严文井、周立波、曹葆华、姚时晓等人。
座谈会开始前，毛泽东以他和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何凯丰的名义，向参加会议的文艺界人士和一些部门领导发出请柬。请柬注明开会的目的是“交换对于目前文艺运动各方面问题的意见”。
座谈会采用分散和结合的方式进行，大会共举行3次。
5月2日下午，第一次座谈会在杨家岭中央办公厅楼下会议室举行。
毛泽东的开场白照例是特有地风趣的。他说，我们有两支军队，一支是朱总司令的，一支是鲁总司令的。
毛泽东接着谈到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
毛泽东的讲话作为“引言”，在文艺界产生了强烈的反响。与会者围绕着毛提出的问题，进行了激烈讨论，甚至出现尖锐的争论。“红色的国土”上首次出现了这样的争论。
胡乔木认真做着记录，并不时参加发言。
毛泽东也认真地做着记录，很少发言，但是他的态度是明朗的，认为是对的就赞成，不对的就反对，并加以说服。
在一次会议上，萧军曾谈到，作家要有“自由”，作家是“独立”的，鲁迅在广州就不受哪一个党哪一个组织的指挥。
胡乔木不同意萧军的意见，就站起来反驳。他说，文艺界需要有组织，鲁迅当年没受到组织领导是不足，不是他的光荣。归根到底，是党要不要领导文艺，能不能领导文艺的问题。
毛泽东十分赞赏胡乔木的做法，开完会以后，他特地请胡乔木去他家吃饭，说是为了祝贺开展了斗争。
16日，召开第二次座谈会。
120师战斗剧社社长欧阳山首先发言，他呼吁延安文艺干部到前线去，文艺工作者应该有一分热发一分光，甚至发两分光。这样做似乎付出很多，但实际上学到的东西更多。
柯仲平介绍了民众剧团的《小放牛》在农村演出受欢迎的情况，说不要瞧不起《小放牛》，群众很欢迎，老百姓慰劳品装满了衣袋、行囊和马褡。
毛泽东很赞同两位作家的意见，连连点头称是。
23日，座谈会召开了第三次会议。欧阳山、周扬、何其芳与萧军又争论了起来，胡乔木也加入了这场争论。
在谈到鲁迅所走的道路是“发展”还是“转变”时，胡认为是“转变”，而萧坚持认为只能是“发展”，不能说成是转变。他的理由是“‘转’者方向不同也。原来向北走，又转向南了或者转向东、向西了，越走越远了。‘变’者是质的不同。由反革命的变成革命的，或由革命的变成反革命的，是质的变化，鲁迅先生并不反动，所以只能说是‘发展’而不能说是‘转变’。”
双方争论得不可开交，谁也没有说服谁，倒是朱德一通朴实厚重的话，才使争论暂告一段落。他说，不要怕谈“转变”思想和立场，不但会有转变，而且会有“投降”。我自己就是看到共产党能救中国而由旧军人“投降共产党”的嘛!有人引用李白“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的诗句，现在的“韩荆州”是谁呢？就是工农兵。
朱德的讲话赢得了阵阵掌声。
在连续听取会议发言后，毛泽东决定作一次长篇发言。发言安排在23日晚上。由于参加会议的人太多，会址只得临时改在会议室外的一块空地上。
毛泽东穿着他那身灰白色衬衫，作了座谈会开始以来准备最充分的发言。他一手拿着简要的讲话提纲，做着手势，用他那浓重的湘音，侃侃而谈。毛泽东以深刻的洞察力和高度的概括力，将近一个月大家讨论的、甚至发生激烈争论的问题，归结为一个问题，就是文艺工作究竟是“为什么人”的问题。
毛泽东的讲话，将延安文艺家们的思想引入了一个新的境界。丁玲在座谈会期间曾受过严厉的批评，但在整风后却说过一段深情的话：“回溯着过去的所有的烦闷，所有的努力，所有的顾忌和过错，就像唐三藏站在到达天界的河边看自己的躯壳顺水流去的感觉，一种翻然而悟，憬然而惭的感觉。”
这种感觉决不是丁玲一个人所具有的。
毛泽东嘱咐胡乔木整理他的讲话。胡乔木根据记录作了整理，毛泽东看了以后很满意，又在整理稿上作了不少修改。讲话的发表，选在1943年10月19日，即鲁迅逝世7周年的纪念日。
毛泽东主持座谈会，胡乔木自始至终参加了座谈会，并作过不少发言；毛泽东发表讲话，胡乔木整理讲话。这一切，对此后中国文学产生的巨大影响，则是始料未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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