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婆生命中的最后七年是在医院度过的。她再没回到湖南路262号，上海华东医院成了她的“家”。
外公去世后仅仅一年，外婆在湖南路住所中风，左侧偏瘫，从此住进医院，直到走完她的人生之路。当时我还是一个懵懂顽皮的儿童，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那个晚上，外婆坚持睡在我房间内的小书房里。我喊过她，她不应，也不开门，从窗户缝里，我见她在一排长椅上面朝里睡着。一早醒来，发现外婆已不能动弹，而且发出含混不清的呼救声。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场景不断敲击着我的心。
祸不单行，外婆住院后又查出糖尿病。一生追求还没实现，心中的夙愿不能了结，外婆的心情经常是沉重的。命运对她为何如此不公？
所幸，光明就要来了。
1978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京召开。全会审查和纠正了过去对一些中央重要领导人所作的错误结论，肯定了他们对党和人民的贡献，批评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彭德怀、张闻天等人得以平反昭雪。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外婆贺子珍的命运也有了改变的机会。
我的姑姑孔淑静由于我爸爸的原因，对外婆也怀有深厚感情。她介绍了这样一个背景：
1979年初，我父亲写信给邓小平同志，反映了贺子珍的状况，建议增补她为全国政协委员……邓小平很快就批示：贺子珍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那年增补的委员还有缪云台、王光美。
1979年6月10日，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批准增补贺子珍等为全国政协委员。次日，全国各大报纸刊登了新华社播发的这一消息并配发了一张照片：满头银发的外婆与我——她的外孙女在华东医院花园里看《解放军画报》1979年5月刊。
40余年前在外国记者笔下出现过的女红军贺子珍，与世隔绝多年后又重新成为新闻人物。记者王行娟来到华东医院，成为采访我外婆并为她立传的第一批记者。外婆终于开口了！
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差不多每个星期六的晚上，星期天的上午和晚上，王行娟都来到外婆的病房，听她讲述自己的过去。70高龄的外婆以重残之身，断断续续地艰难吐露着心声。外婆的记忆是很好的。她讲述的大部分事实，都可以从党史中找到印证。
不过，外婆一直不忍叙述在苏联的磨难。她还认为自己长期没有参加工作，对不起党和人民，所以没有提及解放后的经历。这真是非常遗憾的事情。这份一万余字的“贺子珍自述”后来成为1988年江西省妇联所编《女英自述》一书开篇之作。
看着王行娟整理的外婆自述，我感觉很多谜团豁然开朗，这是一份关于外婆与外公爱情故事的完整动人的叙述。25年后，借助这份自述，我终于进入了外婆的世界，读着她的心声。
我开始理解沉默的外婆。她勇敢无畏、敢于开创的奋斗精神固然可敬，而追求独立的人格更是难得。这样一位女中豪杰的命运却如此不幸，是不能单纯用性格、脾气来解释的。如果她不是频繁生育，或亲生骨肉没有夭折或散失；如果她没有身负重伤， 或弹片被及时有效地取出，外婆怎会离开外公？她的后半生，同时也是外公的后半生，都完全是另外一种活法。不过历史是没有如果的，外婆除了沉默，又能做什么呢？曾几何时，从井冈山到延安的苏区上空闪耀着两颗明亮的星——毛泽东与贺子珍，我的外公外婆。他们同生共死，度过中国革命最艰难的十年。后来，累累伤痕使外婆偏离了原有轨道，从外公身旁消失了。外婆是西沉的弯月，外公是东升的旭日，再难相见。然而，月到半夜，日在中天，他们其实都是寂寞的。外婆记挂着天界的安危，外公思念着人间的冷暖，无奈为时已晚！外公外婆的传奇成为永久的爱情悲剧。
外婆在上海华东医院接受采访的同时，在北京的妈妈和爸爸正在安排另一件大事：把外婆接到北京。外婆盼望进京，已经盼了整整30年。
1949年，外婆想去北京（当时还叫北平）。因为外公即将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那里还有她的老战友和好姐妹：朱德、罗荣桓、蔡畅、康克清……目睹开国大典会让外婆觉得不虚此生。
1966年，外婆想去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17年了，“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也许能看一看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红卫兵的丈夫。也许到女儿家住一住，抱抱外孙子，还未了心愿，给清冷、枯燥的心田以亲情慰藉。
1979年，外婆想去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30年了。外公已与世长辞，他安眠在天安门广场上的毛主席纪念堂中。朱德、陈毅、彭德怀，这些外婆井冈山时期的战友也已去世。物在人去，好不伤感。
然而，外婆坚持要去北京，尽管高龄而且卧床不起，她刚强的性格一如当年，没有改变。现在看来，我认为北京之于外婆，其象征意义应该大于实际意义。外婆所坚持的，是一个老党员、老战士和老公民的权利，是一个母亲和妻子的权利。
外婆一生中，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红都瑞金工作、生活过，长征之后在陕北的红都保安工作、生活过，还到苏联红都莫斯科留过学。如果在革命胜利后，却进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北京，显然是无论如何说不过去的。
至于外公，人虽然已经不在了，但从延安离别的42年——特别是庐山相会以来的20年间，他与外婆的精神联系早已超越了物质层次。能够到外公生活过的地方看一看，对外婆来说，已经很满足了。
妈妈理解外婆，她知道外婆想来北京，想实现自己本应有的权利，想看看外公，想经常见到女儿和孙子孙女。只是外婆这样一位人物的行动，往往要惊动许多部门，妈妈必须各处落实。首先是外婆的住处。
70年代末，我们一家住在景山后面的部队大院。妈妈听说这里本要用作军委大楼，后来外公不同意，“挨批了”，就改为宿舍。这样的“军转民”建筑当然谈不上适用，实际上就是高级筒子楼。把需要卧床的外婆接到这里显然是不妥当的。
本来，妈妈是想让外婆到北京后住进像上海湖南路一样的“家”而非医院里。但是原来选定的地方一直住着别人，腾不出来。最后还是选定了解放军总医院。
妈妈说：去解放军总医院安排外婆从华东医院转院事宜时，她遇到过冯文彬（时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外婆在红四军的战友）和叶剑英（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弟弟，向他们谈起外婆来京一事，表达了外婆希望来京的心情。他们对此是支持的。中央的态度则是：外婆可以随时来往京、沪两地，想住多久住多久。
可以肯定的是，我的爸爸——外婆非常满意的女婿“小孔”，为外婆来京一事默默做过大量工作。只是他已于1999年突然去世，同时带走了多少没来得及说的话。每当想到这里，我的心都会作痛。
1979年9月3日，也就是妈妈带我回京上学的第三天，中央派专机把外婆接到了北京。这个日子离9月9日外公逝世三周年纪念日还有六天，离10月7日外婆70岁生日还有一个月。
在北京机场，外婆见到了前来迎接自己的井冈山姐妹曾志，她当时担任中组部副部长。30年前，外婆即将进京时被组织部门阻止。现在，中央组织部门的代表欢迎她回家。外婆的漫长等待终于有了结果。
从1977年开始，每年的9月9日和12月26日，我们全家都会去毛主席纪念堂。据统计：1979年毛主席纪念堂接待国内外来宾和各地群众153万人。然而那年9月8日迎来的，必将是最特殊的一位——那就是与我外公毛泽东有过十年患难夫妻生活的外婆贺子珍。
1958年在一次中央会议期间，外公在提议身后火化的倡议书上第一个签上了自己的名字，随后几乎所有高级干部和重要民主人士纷纷签字。1976年外公去世后，中共中央决定兴建毛主席纪念堂，永久保留外公遗体。这一决定自有后人评说，但确实给了我外婆再次见到外公的机会，这不能不说是她不幸中的万幸。
1978年，中央开始安排各地老红军、老干部专程来京瞻仰毛主席遗容，很快就有25000多名老同志实现了再见一次毛主席的心愿。外婆则在上海足足等待了一年多。她刚刚乘专机到达北京，就要求前往纪念堂。妈妈、爸爸和医护人员很是为难。经过劝说，外婆同意再等几天。
在出发前两天，大家对她做起了工作：
姨妈，到了毛主席纪念堂，不能发出任何响动，更不能大声哭，这是纪律！
姨妈，你一定要答应哦，不能哭，要听组织上的安排！我们就在您的身边。
外婆频频点头。她这一辈子是最遵守纪律的人，她听组织的话。
外婆的纪念堂之行是保密的。《伟人安息的地方——毛主席纪念堂纪实》一书的附录“毛主席纪念堂大事记”详细记录了自1977年到1992年来纪念堂参观的中外重要人物，其中1979年9月只有一条记录：“9月27日，卢森堡大公让殿下，由宋之光副部长陪同，前来纪念堂瞻仰毛主席遗容”。
在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外婆一行从位于北京西郊十里长街上的解放军总医院出发了。外婆用她可以活动的右手，紧紧握着一条精心挑选的白手绢。
外婆是坐着轮椅从面对天安门城楼的毛主席纪念堂北门进去的。妈妈和爸爸代她向北大厅毛主席坐像献上一个心形花圈，左右缎带上分别写着：
永远继承您的革命遗志
战友贺子珍率女儿李敏、女婿孔令华敬献
花圈的形状，缎带的文字，妈妈都是征求过外婆意见的。心的形状可以代表外婆、妈妈、爸爸对外公的一片心和几十年来的思念。“革命”和“战友”，则是对外婆与外公一生的概括。
妈妈和爸爸一左一右陪伴着外婆，在外公汉白玉坐像前合影。此时外婆和外公都坐着，目光望着前方的天安门。照片留下这个历史性的瞬间：自1937年延安凤凰山合影后，贺子珍与毛泽东又坐到了一起。外婆纪念堂之行照片作者为《人民日报》摄影记者吕相友。20世纪50、60年代，吕相友在很多重大国事场合为我外公拍照。外公逝世后，他又和我父母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这次他应我父亲之托，全程跟随，尽心尽力地拍摄了外婆当天在京的全部活动。惟一的遗憾就是吕伯伯本想采访我外婆，谈谈在纪念堂活动的感受和心情，但因外婆中风后讲话困难而未能实现。
随后，外婆被缓缓推进瞻仰厅。升降机缓缓托起水晶棺，外公又出现在外婆眼前。
其实，不用亲人和医护人员提醒，我想外婆自己也下过决心：不能哭。20年前，在突如其来出现的外公眼前，外婆双泪长流，不能自已。那次，丈夫坐在自己对面，叫自己不要哭。而她甚至没有看清他的面庞、眉眼，还有那著名的下颌上的痦子……这次，她决心好好看看他！不能哭，千万不能哭。
这次，丈夫躺在自己面前。一层透明但冰冷的水晶，将外婆所在的人间与外公所在的真空隔绝开来。外婆觉得：外公只是睡着了。他不是神，他是人，他也需要睡觉。除了他以外，所有人都在罩子外面，包括他的妻子、女儿。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谁比外婆更熟悉外公的睡姿，也没有谁对他的睡眠更有感情。从井冈山到凤凰山，十年来一个个不眠之夜，他们共同度过。她一天所忙碌的，为之付出半生的，无非就是让失眠的丈夫睡个好觉。现在，他终于睡着了，而且睡得很沉。
泪水不听外婆的，它又涌出来了。外婆紧咬着那块白手绢，不让自己哭出声来。外婆听组织的，整个参观过程中，外婆无语。几十年来，为了丈夫毛泽东，为了爱情，为了家庭，她流过多少次泪，只有自己知道。今天，70岁的外婆流下的，可能是人生最后的眼泪。现在，这滴泪正含在她的心中。
妈妈也哭了。她想起三年前，自己最后一次见到父亲的那天。
当时的外公，已不能用语言表达自己的感情。他发现女儿站在自己面前，想说却又说不出来，左手便用食指和拇指做了一个圈，给妈妈看。泪水模糊眼帘的妈妈不解其意，她起初以为外公是在问女婿孔令华（“令”谐音“零”，代表圆圈）的情况，但不敢确认。但她知道，外公的时间不多了。
外公去世后，她把此事讲给朋友听，有人帮她分析：“圆圈是否代表你母亲的名字桂圆呢？他放心不下她吧？”妈妈觉得很有道理。
然而，近年我从民间又听到了这样的说法：外公去世那天，正是中秋月圆之时。1976年是闰年，9月8日是八月十五，9月9日是八月十六。“十五的月亮十六圆”，两天都可以说是中秋节。八月中秋，正是外婆的生日。桂子飘香，花好月圆，所以得名桂圆。
在人生的最后时刻，外公所想起的，是月亮，还是桂圆？也可能是盼望亲人团圆！
外公是个与月有缘的诗人，他的诗词中，有直接提到月字的，如“一弯新月向西流”、“望横塘半天残月”；有直接描写中秋的，如“佳节随令至”；有间接描写月亮的，如“寂寞嫦娥舒广袖”……但每首均与女性，特别是妻子有关……
“红太阳”毛泽东，此时想起了向人间洒下柔美银光的月亮，想起了给予他家庭温暖和儿女亲情的妻子。据说，在病危前夕，他还想起了故乡韶山冲，想回到终生疼爱自己，自己终生挚爱的母亲身边，颐养天年。
然而，时间结束了。就在妈妈泪别外公后的几个小时，1976年9月9日0时10分，他在月光照耀下离开人世。此时，中秋刚刚过去十分钟。
外婆与外公的北京相会就要结束了，一共也还没有十分钟。轮椅缓缓前行……
大家把外婆送到休息室，那里悬挂着按外公手迹复制的《七律·长征》。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外婆是最有资格评论此诗的人之一。
这，不单因为她为长征痛别了父亲、母亲和爱子，她还是中央红军走过万里长征的女战士之一，是领导红军长征胜利者毛泽东的夫人，也不单因为她在长征中生下并送走了自己的女儿，在长征中为掩护战友身中17块弹片……
因为，这首《七律·长征》，是外公在1935年9月29日在甘肃渭南向全军朗诵的。而那一天，正是八月中秋，是外婆26岁生日。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外公献给妻子的礼物，是千万人用血泪凝成的笑。望着丈夫龙飞凤舞的字迹，外婆默然无语。这滴泪，已经在她的心中打转。她耳边仿佛响起了“十送红军”的乐曲，“几时里各人马，该支个再回山？”拿山、五斗江、望月亭……
时间似乎在此凝固。
不知过了多久，妈妈和爸爸才缓缓推起轮椅。外婆被女儿、女婿推着，出了休息室，离纪念堂越来越远。此时，记者为他们三人照了一张相。外婆意识道：要离开天安门，离开外公了。
被人扶下轮椅，外婆坐进车里。妈妈也在母亲左边座位坐下，母女不约而同望着窗外。此时，妈妈已是泪流满面。外婆的眼眶也湿了，泪水却落不下来。
她看见了，“台高里各十丈白玉柱”，远远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望红台。她一辈子都在守望的地方，千万人一辈子都在守望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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