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斋志异》是我国古典文学中最著名的文言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是一部社会小说。作者蒲松龄反对强迫婚姻，反对贪官污吏，主张自由恋爱。作者写恋爱又都是很艺术的，鬼狐都会作诗。《聊斋志异》是反对八股文的。作者描写女子找男人是大胆的。《小谢》是一篇好文章，反映了个性解放的强烈要求，人与人的关系应是民主的和平等的。《聊斋志异》中的那篇《妖术》，如果那个于公战术上不重视，就可能被妖术谋害死了。蒲松龄很注意调查研究。不然，他哪能写出四百几十个鬼和狐狸精来呢？《聊斋志异》可以当作清朝的史料看。如果说，我国古典文学中的神魔小说，毛泽东最爱读的是《西游记》，那么，我国古典文学中的鬼狐传奇小说，毛泽东最喜爱读的大概就要算是《聊斋志异》了。
《聊斋志异》是我国古典文学中著名的文言短篇小说集。它是我国清朝初年的一位杰出的作家蒲松龄所撰。据说，我国现存最早刻本为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青柯亭本，分为16卷，共400余篇。新中国成立以后，有关方面还发现并影印出版了作者的半部手稿定稿本，还有会校会注会评本，所收篇目比较完备。本书作者长期生活在农村，书中的故事大都是以民间流传的故事为基础，想象丰富，构思奇妙，情节曲折，语言生动，境界瑰丽，艺术独特。作者通过民间广泛流传的、人们喜闻乐道的一个个故事，通过自己独特的思维和艺术创造，塑造了一系列栩栩如生、性格鲜明、深受人们同情和喜爱的人物形象。本书的作者以谈狐说鬼的故事形式，对当时社会现实的黑暗和统治阶层及官吏们的腐朽生活与种种的罪恶、对科举制度和种种封建礼教等多有揭露和批判。作者还以火一样的激情和无限同情的笔调描绘了许多敢于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执著地追求人生自由和个性解放、热烈地向往美好生活的妇女形象。无论从作者的文学语言的艺术特色，还是从作品的主题思想和社会现实价值，《聊斋志异》在我国古典文学中都是独树一帜的。它与《红楼梦》、《水浒》、《三国演义》、《西游记》等等古典小说一样，是一直深受我国人民喜爱的一部古典小说。
毛泽东早在少年时代就爱读《聊斋志异》等中国古典小说，关于他少年私塾读书的情况，他的塾师毛宇居曾回忆说：毛泽东在这里读的是《公羊春秋》、《左传》等经史书籍。他最喜欢看的是《精忠传》、《水浒》、《隋唐嘉话》、《三国志》和《西游记》等中国古典小说。“当时私塾的规矩，认为小说是杂书，不准学生看，因此，他总是偷着看，见我来了，就把正书放在上面。”（1960年4月《韶山老人座谈会纪要》，转引自高菊村等著的《青年毛泽东》，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11页）毛泽东本人1936年同斯诺的谈话中也说过：“我读过经书，可是并不喜欢经书。我爱看的是中国古代的传奇小说，特别是其中关于造反的故事。我读过《岳传》、《水浒传》、《隋唐演义》、《三国演义》和《西游记》等。那是在我还很年轻的时候瞒着老师读的，老师憎恨这些禁书，并把它们说成是邪书。”这里，老师和学生的回忆中虽然都没有直接说出读《聊斋志异》这部书，但两个人的回忆中都用了同一个“等”字，这“等”字中是不是包括《聊斋志异》呢？如果说这里的回忆还没有直接说出毛泽东少年时代读过《聊斋志异》，那么，下面的回忆说得就很明白了。李锐在其记述毛泽东早年读书生活的著作中，谈到毛泽东少年时在私塾读书的情况时写道：“在一篇讲鲁迅的文章里看到，说过他幼年在私塾读那些古书，并无多大好处，帮助开窍的，乃是《三国》、《水浒》，后来是《聊斋》，一生受益的不是经学而是杂学。”（《毛泽东早年读书生活》第14页）毛岸青和邵华在《回忆爸爸勤奋读书和练习书法》（《瞭望》1983年第12期）一文中说：“《西游记》、《水浒》、《三国演义》、《红楼梦》、《聊斋志异》等古典小说，爸爸在少年时代就看过。”毛泽东少年时代就非常喜爱读我国一些著名的古典小说，《聊斋志异》是我国非常著名而且流传很广的古典小说之一，所以，《聊斋志异》引起少年毛泽东的阅读兴趣，这是很自然的。
1937年8月，毛泽东在著名的哲学论著《矛盾论》中，在谈到矛盾的互相转化的问题时就说到了《聊斋志异》。他说：“神话中的许多变化，例如《山海经》中所说的‘夸父追日’，《淮南子》中所说的‘羿射九日’，《西游记》中所说的孙悟空七十二变和《聊斋志异》中的许多鬼狐变人的故事等等，这种神话中所说的矛盾是互相变化，。。”（《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30—331页）这大概是毛泽东在自己的著作中第一次说到《聊斋志异》。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聊斋志异》如同《西游记》、《淮南子》、《山海经》一样，毛泽东都是读得很熟的，这些书中的传说和神话故事他都一直记得很清楚。
新中国成立以后，直到生命垂危的最后岁月，毛泽东还多次阅读《聊斋志异》。说到毛泽东晚年读《聊斋志异》的事，这里先向读者介绍一下笔者所知道的一些情况。
在中南海游泳池畔的会客厅里，放有许多毛泽东晚年常看的图书，其中就有蒲松龄著的《聊斋志异》。有线装大字本的，也有平装小字本的。笔者知道至少有以下4种不同的版本：《详注聊斋志异图咏》上海同文书局印行1——8册《聊斋志异》文学古籍刊行社1995年9月版1——4册《铸雪斋抄本聊斋志异》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2月版1——12册《铸雪斋抄本聊斋志异》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6月版上、中、下册1974年2月出版的《铸雪斋抄本聊斋志异》有两部，一部是放在会客厅里，另一部是放在办公桌旁的书架上。这四种《聊斋志异》，毛泽东晚年都翻看过，有的看过多遍，有的还作了圈划，有的还写有批注。圈划和批注的具体情形，笔者下面再详细介绍。
除这四种外，据笔者不完全的统计，毛泽东书库里还存放了以下十种线装本的《聊斋志异》：《聊斋志异评注图咏》1——16册《聊斋志异新评》1——13册《详注聊斋志异图咏》光绪十二年（1886年）版1——8册《聊斋志异》（影印本）1——4册《聊斋志异新评》1——13册《聊斋志异》文学古籍刊行社1956年5月版1——5册《聊斋志异》1——8册《聊斋志异新评》康熙已末年（1679年）版1——16册《聊斋志异》文学古籍刊行社1955年9月版1——4册《聊斋志异》咸丰乙卯年（1855年）版1—16册还有4种平装本的蒲松龄的著作：《聊斋故事选》上海文化出版社1956年3月版1册《聊斋故事选评》中华书局1962年8月版1——3册《聊斋白话韵文》朴社1929年3月版1册《聊斋志异拾遗》1册这些不同版本的《聊斋志异》与蒲松龄的著作，差不多都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管理图书工作的人员根据毛泽东本人的要求和对中国古籍阅读广泛的需要，陆续从旧书店、旧书摊上购买来的。为什么要购买这么多种版本呢？这主要是因为：第一，毛泽东不是古籍版本的收藏家，对各种古籍版本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但是，毛泽东非常嗜爱中国古书，特别是对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等，他尤为喜爱。所以，管理图书工作的人员在旧书店里、旧书摊上，一见到毛泽东喜爱的图书就把它购买回来放到他的书房里。每当毛泽东走进他的书房，看到新购买来的图书，总要先粗粗地翻一翻，先知道个大概，然后才看其他的书。第二，毛泽东读《聊斋志异》，如同读《红楼梦》、《水浒》、《西游记》一样，常常将几种不同的版本放在一起，对照着看，或者翻翻这一种，或者看看那一种，这些不同版本的《聊斋志异》，据笔者了解，不能说是全部，恐怕绝大多数，毛泽东都阅读过。有的不知道反复看过多少遍。笔者听陈秉忱说过，上海同文局印行的《详注聊斋志异图咏》和文学古籍刊行社1955年9月出版的《聊斋志异》，大概是1955年秋季购买的，那时候，毛泽东还在丰泽园居住。陈说，这两种书买回之后就放在丰泽园菊香书屋西厢房毛泽东的书房里，他一见到就很喜爱。1966年8月毛泽东从丰泽园搬到游泳池居住后，这两种书随着他诸多的他晚年爱看的古籍（包括1952年置的那部大字线装本二十四史和各种字贴、墨迹等）一起搬到游泳池他的书房里。毛泽东逝世之后，遵照中央有关负责人的指示，1979年初陈秉忱领着我们几个人在游泳池整理毛泽东生前阅批过的图书的时候，偶然看到了这两种，陈高兴地对我们说：“这两种书是我替主席买的。”陈说，那时候，他和田家英、逄先知等在主席身边工作的同志，晚饭后、星期天等闲暇时间，他们几个人常到琉璃厂中国书店、东安市场等处为主席购买图书。说到这里，陈突然停了下来，想了片刻后又接着说，大概是一天晚上，田家英找到了他，说主席要看《聊斋》。第二天他就去中国书店买了这两种。说着他就情不自禁地一页一页翻看起来，似乎仍然沉浸在过去岁月的回忆之中。从1955年到1976年，从丰泽园搬到游泳池，21年来，毛泽东把这两种《聊斋志异》一直放在自己的身边，可见他对蒲松龄的这部著作是多么地喜爱了。这两种不同版本的《聊斋志异》，毛泽东在阅读过程中，《详注聊斋志异图咏》许多地方用黑铅笔作了圈划。后一种《聊斋志异》，毛泽东还在上面写了一些批注。这两种《聊斋志异》都是毛泽东生前很爱读的，连同上面提到的各种《聊斋志异》，现在它们都还存放在中南海毛泽东故居里。瞻仰过中南海毛泽东故居的人们都会看到，故居里到处都放着书，在那浩如烟海的图书典籍中就有笔者上面说到的几种不同版本的《聊斋志异》。
毛泽东在《聊斋志异》上写的批注，很多读者一定是很有兴趣的。这里笔者将其中比较重要的几条批注向读者作一简略的介绍。
《聊斋志异》卷六中有一篇题目叫《小谢》的，这一篇是写渭南一个穷书生陶望三借住在一座鬼魅惑人的旧府第内，被乔秋容和阮小谢两个女鬼恫吓、纠缠、调逗，但他却不惧、不恼、不动，且对两鬼友好相处，平等相待，二鬼被感动，就拜他为“师”习字读书。几个月后，小谢“书端好”，秋容“能诗酬唱”，且因受师开导，她们也“颇知义理”了。当陶赴试并被诬下狱后，二鬼给他送饭，并赴院申理，遂使陶获释出狱归家。其中两鬼亦备受艰辛，小谢脚受伤，秋容被黑判摄去幽囚。经过一番曲折，他们得以团聚，“情同伉俪”，但始终无越轨同寝。小谢、秋容的善良、勇敢、多情，和她们同陶生的和睦互助，真心相爱的行为，感动了一个道士。道士称赞“此鬼大好，不宜负他”，遂用仙术先使秋容借郝氏女尸还阳，又使小谢借蔡氏之妹尸还阳，方才结为夫妻。作者笔下的小谢和秋容都是容貌绝世、品质纯净、聪明痴情的女性，她们蔑视封建礼教，积极主动地追求幸福美满的爱情生活。作者在这里还赞扬了陶生与小谢、秋容之间的平等关系。小说情节曲折，人物性格鲜明，语言简练，形象生动。毛泽东读后认为这是“一篇好文章”，并饱含深情地挥笔写下了这样一段批注：一篇好文章，反映了个性解放的强烈要求，人与人的关系应是民主的和平等的。蒲松龄的这一篇小说在这里能受到毛泽东的称赞，说明这一篇小说从思想到内容到人物描写和语言文字等都是很好的，它是我国古典短篇小说中的一篇佳作，它在我国短篇小说发展史上也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聊斋志异》卷六中，还有一篇题目叫《马介甫》的小说。这篇小说写的是，河北大名府有一个秀才，名叫杨万石。杨非常害怕老婆。杨的妻子尹氏，非常强悍，杨稍微触犯了她，就要挨她鞭打。一天，杨在府城里等候乡试时遇见了马介甫。从此，他们交往越来越亲密，便结拜为弟兄。在交往中，马介甫得知杨妻尹氏横蛮地欺侮和摧残杨家的老老小小。因此，马对杨家老小深表同情，于是，他就施种种小技，帮助杨万石制服这个悍妇。但是，每当杨万石看到老婆的气焰稍微收敛一些时，就不照马介甫说的办法去做，或者向悍妇讨好献媚，或者向悍妇泄漏真实情况。当悍妇一次一次地知道事情的真相时，便认为她的丈夫并没有什么大的本事。因此，在马介甫离开杨家老小之后，她仍然轻视他，嘲弄他，辱骂他。没过多久，那悍妇的故态完全恢复了。读罢这则故事，大概是因为作者对杨万石怕老婆和对这个悍妇的横蛮、凶残描写得淋漓尽致的缘故，所以，毛泽东写下了这样一段批注：个性斗争，此妇虽坏，然是突出典型。
读过这篇故事的人大概都知道，蒲松龄笔下的杨万石的老婆，是一个心肠狠毒的女人。然而从小说描写的艺术上来说，她又是作者着力塑造的一个突出的典型。从这段批语中，我们仿佛也可以看出毛泽东对作者刻划人物艺术的称赞。
卷六中还有一篇题目叫《白莲教》的小说，说的是白莲教的首领徐鸿儒，得到了一部旁门左道的书，能够役使鬼神。略微试了一试，看到的人无不惊异，奔走在他门下的像一群鸭子争先恐后地来了。于是暗地里图谋不轨，便拿出一面镜子，说是能够看出一个人的终身结果。挂在厅堂上面，叫人自己去照，有时是一顶平民所戴的幞头，有时是一只贵人所戴的纱帽，有时是一袭大官所穿的绣衣，所戴的貂蝉，出现的形象很不一样，人们便更加感到惊异。因此到处传播，登门求见的，挥着汗珠络绎不断的来了。徐于是宣称：“凡是镜子里出现的文武官员，都是如来佛祖注定要参加龙华会的人。各自应该努力，不要退缩。”便拿镜子自己来照，只见冕旒龙袍，就像一个帝王。大家互相看着，大吃一惊，一齐拜伏在地。徐于是造起旗帜，拿起武器，莫不踊跃相从，希望能和他在镜中出现的形象一样。没有几个月，聚集的人马以万计，山东的滕县、峄县一带，听到风声，就倒向他一边了。
后来，朝廷派了大兵来围剿，有一个彭都司，济南地区长山人，武艺和勇力都超过了别人，徐派了两个垂着头发的少女出来应战。两个少女都拿着双刀，骑着大马，刀白如霜，马嘶若怒，轻快迅速，周旋进退，从早到晚，两个少女没有能够伤害彭都司，彭都司也没有能够打败她们。这样打了三天，彭觉得精力俱竭，气喘吁吁地死了。等到徐鸿儒杀了，捉到徐的同党拘系起来拷问，才知道刀乃木刀，骑乃木凳，假的兵马战死了真的将军。
这篇小说写得虽然很离奇，但它说的是与农民起义有关的事，所以毛泽东很喜爱看。看了以后，他还提笔写下这样一条批注：表现作者的封建主义，然亦对农民有些同情。
毛泽东写的这段批注，虽然文字不长，但对作者和作品的评价是很客观的。小说中虽然故事写得很离奇，但作者对封建主义的表现是很明显的，这是由作者的世界观所决定的。尽管是这样，毛泽东从这篇小说的字里行间还看到了作者同情农民的心理倾向。在封建社会里，作者能有同情农民的心理，并且还能将这种心理公开地渗透在自己的文学作品中，这样的作者，这样的作品都是值得称道的。毛泽东爱读《聊斋志异》，与作品所表现的这种积极的社会意义是分不开的。
《聊斋志异》卷六中还有一篇题目叫《细侯》的小说，写的是浙江昌化一个姓满的书生，在杭州教书，偶然到街上去走走，经过一所靠近街坊的阁楼时，忽然有一只荔枝壳掉在他的肩上。抬起头来一看，一个年轻的女子靠着阑干站在那里，姿色妩媚，十分美好，不由得凝神注视，心动情摇。那女子俯着身子往下一看，微笑着进去了。一打听，原来是妓院里贾家的养女名叫细侯。她的声价很高，满自己想到无法如愿以偿。回到书房里冥思苦想，整夜都没有入睡。第二天，他拿了名片来到妓院里，见到细侯，两人说说笑笑，十分开心，于是更加被她所迷惑了。他假借别的事由，向他的好友借了一笔钱，带到细侯那里去，得到极其殷勤的招待，便在枕上口吟绝句一首赠给她云：膏腻铜盘夜未央，床头小语麝兰香。
新鬟明日重装凤，无复行云梦楚王。
细侯皱着眉头说：“我虽然出身卑贱，常常希望找到一个同心同德的人托以终身。你既然还没有娶亲，看我可不可以给你做个当家的？”满非常高兴，再三叮嘱她要坚守盟约。细侯也很高兴的说：“吟风咏月的事，我自已认为也并不难。往往没有人在的时候，也想学作一首，恐怕不一定就好。如果能够嫁给你，希望能指点我啊。”顺便问了问满：“家里有多少田产？”回答说：“薄田五十亩，破屋几间罢了。”细侯说：“我嫁给你以后，希望常常生活在一块，不要再出去教书了。种四十亩地勉强可以维持生活了，再种十亩黍，织五匹绢，缴纳平常的赋税还有多了。关着门互相照应着，你读书，我织布，有空的时候，喝几杯酒，吟几句诗，消遣消遣，就是千户侯也不过如此啊！”
毛泽东的批注就是在读了满生和细侯这一段对话之后写下的。毛泽东写的批注是：资本主义萌芽后来满生和细侯的爱情又经历了一番曲折。有情人终成眷属。最后他们终于不改盟约，破镜重圆。
这里，毛泽东写的批注虽然仅6个字，但它清楚地告诉我们：毛泽东读《聊斋志异》不仅在读小说，看故事，而且更重要的是在读历史，他把《聊斋志异》当作清朝的历史来看，这是毛泽东读古典小说的一大特点。对于这一点，笔者后面还要作具体介绍。
毛泽东批读文学古籍刊行社1955年9月出版的这部《聊斋志异》，大概是1955年10月之后。此时，毛泽东已经年过花甲。《聊斋志异》中一个个谈狐说鬼的传奇故事，毛泽东早在青少年时代就已经读得烂熟，到了年过花甲之年，他还一直如此有心境，还如此又读又批，爱不释手，充满浓厚的兴趣，这是为什么呢？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聊斋志异》具有一定的民主性和进步性的思想倾向。在管理图书工作中，我们知道，毛泽东对于中国古典诗词、古典小说等文学作品中的一切多少带有民主性和进步性思想倾向的作品，都是很有兴致阅读的。《聊斋志异》虽然主要是写狐写鬼的，但字里行间表现出作者一些民主性和进步性的思想倾向。对《聊斋志异》中的民主性和进步性的思想倾向，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曾作过评说。1939年5月5日晚，毛泽东专程到“鲁艺”去看望刚从国外归来的老同学萧三，在谈到《聊斋志异》时，毛泽东说：“《聊斋》是封建主义的一种温情主义。作者蒲松龄反对强迫婚姻，反对贪官污吏，但是不反对一夫多妻（妾），赞美女人的小脚。主张自由恋爱，在封建社会不能明讲，乃借鬼狐说教。作者写恋爱又都是很艺术的，鬼狐都会作诗。”（高陶著《天涯萍踪——记萧三》，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年版，第257页）1942年4月下旬的一天，毛泽东与“鲁艺”文学系和戏剧系的几位教师的谈话中，在谈到《聊斋志异》时，毛泽东说：《聊斋志异》是反对八股文的。它描写女子找男人是大胆的。（《何其芳文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73页）毛泽东还曾说过：《聊斋志异》是尊重女性的。《小谢》是《聊斋志异》中表现人与人之间民主平等关系的代表作。到了50年代，毛泽东在重读这篇作品时仍然那么有兴趣，称赞它是“一篇好文章”，“反映了个性解放的要求，人与人的关系应是民主和平等的”。毛泽东直到年过古稀，一次与家人的谈话中，还称赞《聊斋志异》写得好。他很有感触地说：“《聊斋志异》里写的那些狐狸精可善良啦！帮助人可主动啦！”
毛泽东读《聊斋志异》与读其他的古典文学作品一样，常常是这样带着感情阅读并从中挖掘出强烈的积极的思想价值。例如，他在阅读《注释唐诗三百首》（清·蘅塘退士编，中华书局印行）白居易的《琵琶行》并序时，曾带着感情写下了这样一段批语：“江州司马，青衫泪湿，同在天涯。①作者与琵琶演奏者有平等心情。白诗高处在此不在他处。其然岂其然乎？”无论是读古典小说，还是读古典诗词，对作品中所反映的民主性或进步性的思想，毛泽东总是这样加以肯定。这是毛泽东阅读古典文学作品的一大特点。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通过一个个人鬼狐自由相恋、自由相爱、自由结合的爱情故事，塑造了诸多的妇女形象，从非常广泛的范围内真实地反映了妇女的悲惨遭遇和苦难的命运。作者以其锐敏的观察力和非凡的概括力，不仅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和腐败，而且在其作品的字里行间凝聚着作者所主张的自由相爱、人与人之间民主和平等的思想，表达了作者追求爱情婚姻自由的美好愿望。《聊斋志异》中一个个人鬼狐相恋、相爱的故事，就如同是作者精心绘制的一幅幅以妇女的觉醒和对种种封建礼教的反抗为主题的精湛的图画。所以，毛泽东在年过六旬的时候，重读这部鬼狐传奇小说还是那①《琵琶行》“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又：“同是天涯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样情感真挚，留连不舍。
第二，《聊斋志异》形象地反映了清代初期的历史，广泛地描写了那个时代社会生活的真实面貌。如果说，毛泽东青少年时代爱读《聊斋志异》，是因为该书中的一个个人鬼狐自由相恋、自由相爱以及他们热烈追求幸福生活的爱情传奇故事的吸引，那么后来，特别是到了晚年，毛泽东对《聊斋志异》还难以释手，一读再读，就不是因为一个个鬼狐传奇故事的吸引了，而是因为小说深刻地反映了清代初期的历史，形象地再现了清代初期的时代社会风貌。
蒲松龄生于明崇祯十三年（1640年），殁于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是我国清代初期的一位杰出的作家。其代表作就是《聊斋志异》。蒲松龄长期生活在农村，与农民朝夕相处长达几十年。他对劳动人民的疾苦有深刻的感受，他熟悉农民的心理、愿望、风俗、信仰。他的思想感情有和农民相通之处。《聊斋志异》所描写的有许多都是作者耳闻目睹和亲身经历过的事。一个个故事就是那个时代社会政治、生产和生活的一小片投影。蒲松龄构思和创作《聊斋志异》，是从社会基本结构——家庭写起，从封建家庭内的夫妇妻妾、兄弟姊妹、父母子女、公婆妯娌直到族中乡里、朋友宾客等，甚至妻妾争宠、兄弟友睦、姊妹易嫁、继母虐子等等，都有不同程度的描写，历史而具体地反映了一定的社会内容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微妙的关系。如果说一个故事就是清代初期社会生活的一隅，那么，全部的《聊斋志异》，就是再现清代初期生活的一幅汪洋恣肆、气象万千、世相纷呈、斑斓多彩的历史画卷。它非常清晰地向人们展现了当时社会的世态人情、社会习俗、道德风尚、宗教信仰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种种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聊斋志异》还以鲜明的人民性和清醒的现实主义，真实地反映了封建社会官与民、官与官、豪绅污吏之间的关系，活生生地描画出平民被贪官虐吏勒索宰割、搜刮蹂躏的真实情景。《聊斋志异》中塑造了诸多的知识分子的形象，他们一个个不同的命运和悲惨的遭遇从一个侧面艺术地反映了清代初期的历史。
纵观《聊斋志异》全书，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书中大多数故事都体现出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的基调。它们一方面把花妖狐鬼和幽冥世界等非现实的幻想事物组织到社会生活中来，又极力把花妖狐鬼人格化，把幽冥世界社会化，通过人鬼相杂、幽冥相间的生活画面深刻地反映了现实矛盾；一方面充分利用花妖狐鬼和幽冥世界所提供的超现实力量，以惩恶扬善，突出地表现了作者理想的人物和生活境界。”（《毛泽东与文艺传统》，第181页）正因为如此，毛泽东认为：“《聊斋》其实是一部社会小说。鲁迅把它归入‘怪异小说’，是他在没有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前的说法，是搞错了。”（《天涯萍踪——记萧三》，第257页）正因为《聊斋志异》是一部社会小说，形象地反映了清代初期社会的历史，所以毛泽东一直把它当作清朝的史料来看，而且越看越爱看。
第三，《聊斋志异》的文学艺术价值在中国短篇小说发展史上是史无前例的。毛泽东爱读《聊斋志异》，除了作品具有的民主性和进步性的思想倾向之外，还与作品独特的写作艺术和语言艺术是分不开的。
对《聊斋志异》的写作艺术，1939年在延安时，毛泽东与他的同乡同学萧三的一次谈话中就作过评说。他说作者主张自由恋爱，在封建社会里不能明讲，乃借鬼狐说教。作者写恋爱又都是很艺术的，鬼狐都会作诗。（萧三：《窑洞城》）《聊斋志异》俗名鬼狐传，作者笔下的花妖狐魅多具人情。作者的本意不在写鬼狐，而是借谈鬼抒发孤愤之情，通过拟人化的鬼狐社会活动以及它们的言谈话语来阐发自己的主张和人生理想。因此，作者描写的“鬼”、“狐”有的比人还可爱，而且很通人情，很会讲道理，对于这一点，研究《聊斋志异》的专家孙一珍写过这样一段评述：“蒲松龄在这些花妖狐魅身上，并不突出其物的属性待证，而是把它们作为社会关系总和的人来描写。作者将这些幻化的形象，置于人类社会错综复杂的关系之中，寓意深远地摹写了各种人物的人性和人情。它们不仅具有普遍人的形体、外貌和生活经历，而且具有丰富的内心世界和鲜明的个性特证。如《狐谐》中人称‘狐娘子’的女主人公，一直没有露面，当然谈不到什么肖像描写，但是她那呖呖的娇音，诙谐的谈吐，却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她谈笑风生，若不经意，把那几个轻狂的客人，奚落得目瞪口呆。从而使一个爽朗、幽默、才华洋溢的女性形象脱颖而出。《青凤》中的青凤，尽管点出她是个怕犬的狐狸，终归还是把她当作大家闺秀来写的。她美丽、聪明，对爱情有着向往和追求。然而她又显得那么拘谨、矜持、温情脉脉。”（孙一珍：《聊斋志异》，齐鲁书社1984年版，第83页）对《聊斋志异》的写作艺术，清人冯镇峦在《读聊斋杂说》一文中也有评说：“人各面目，每篇各具局面，排场不一，意境翻新，令读者每至一篇，另长一番精神。如福地洞天，别开世界；如太池未央，万户千门；如武陵桃源，自辟村落。不似他手，黄茅白苇，令人一览而尽。”
《聊斋志异》中，人物形象众多，但作者对每个人物的掌握和描写，做到篇篇有新意，人人有特点，个个有个性。描写的青年妇女达几十名之多，不仅个个都是那么漂亮、聪明、热情、可爱，而且性格彼此各不相同。对人物的描写，文字也都十分简练，往往只用几个字就把少女的美丽、伶俐等形象呈现在读者面前。
在语言艺术方面，《聊斋志异》在我国古典短篇小说集中，也以简洁、精练著称。有的学者说，蒲松龄在语言上锤炼得具有千金不易一字的功力。例如《红玉》这一篇，作者只用了32个字，就把冯相如和红玉月夜初逢，一见钟情，彼此默默无言而又心心相印的内心活动描写得维妙维肖！《罗刹海市》的开篇，作者只用了39个字，就把人物的姓氏、身世、外貌、衣着打扮、性格和爱好等刻画得栩栩如生。《聊斋志异》在语言艺术方面，除了以简洁精练、形象生动著称之外，同时还极富于表现力和感染力。作者凝练的文字，卓越的语言技巧，笃厚的文字功底，使得《聊斋志异》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更放异彩！
创作艺术的独特，语言艺术的高超，使毛泽东对《聊斋志异》一直青睐之至，暇不释卷。
毛泽东最爱读《聊斋志异》，原因是多方面的。笔者以上列举的三个方面，只是从作者和作品的方面来分析的，就是这方面的分析，笔者自知也是非常浅薄的。实际上与毛泽东本人的因素如理想追求、文化素养、性格爱好等也是密切相关的。大家都知道的，毛泽东非常爱读中国历史，把阅读中国历史作为认识和了解中国过去的一条重要的途径。毛泽东也很爱读中国古典文学，例如唐诗、宋词和中国古典小说，这是他认识和了解中国历史的又一个重要的途径。《聊斋志异》是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名著，非常形象地反映了清代初期社会的历史。因此，它博得毛泽东的喜爱，这是很合逻辑的。如果毛泽东主观上没有这方面的需求，客观上的东西再好，也是很难引起他的兴趣的。对毛泽东主观上的原因，笔者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毛泽东爱读《聊斋志异》，这大概是很多读者已经知道的。那么，在半个多世纪中，对我国古典文学中的这部名著，毛泽东到底是怎样阅读的呢？这知道的人大概就不是很多了。
毛泽东读《聊斋志异》，如同读《红楼梦》、《水浒》、《三国演义》、《西游记》等中国古典小说一样，是多视角的。不同的岁月，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外部条件或不同的内在要求，阅读的视角是不同的。这是毛泽东读中国古典小说的一大特点，也是读《聊斋志异》的一大特点。
那么，在半个多世纪的岁月中，毛泽东是从哪些视角阅读《聊斋志异》的呢？
历史的视角。这是毛泽东读《聊斋志异》最重要的一个视角。在延安时，有一次毛泽东与何其芳等谈我国的古典文学，在谈到《聊斋志异》时，毛泽东说：“《聊斋志异》可以当作清朝的史料看。”这是毛泽东对《聊斋志异》的一种评价，也是他读《聊斋志异》的一种方法。实际上，从延安时期往后的岁月，尤其是晚年的岁月，毛泽东读《聊斋志异》，差不多都是把它当作清朝的历史来阅读的。对于这一点，从上面已经介绍过的，毛泽东在50年代读《白莲教》、《小谢》、《细侯》这三篇小说时写的批注中可以看得出来。就拿读《细侯》这一篇来说，《细侯》作者本来描写的是家境贫困潦倒的满生与妓女贾氏细侯的一段相恋、相爱的故事，可是毛泽东在读这篇小说的时候，从中看到了“资本主义萌芽”。读《白莲教》这一篇，看到了“表现作者的封建主义”。很显然，他是把小说当作历史来读的。
在与何其芳等的这一次谈话中，为了表明他的上述看法，他还以《聊斋志异》中的《席方平》这一篇故事为例，他认为这一篇就可以当作清朝的史料来看。他说：“《席方平》这篇作品的内容是借描写阴间的黑暗，来揭露清朝的人世间的黑暗。它描写阴间的狱吏、城隍、郡司、以至冥王都是贪污受贿，不问是非曲直。阴间的最高统治者冥王，对受地主老财的迫害，因而冤枉死的人来告状，不但不受理，而且用酷刑迫害。结论是：这篇小说的主人公觉得阴曹之暗昧尤其甚于阳间。”（何其芳：《何其芳文集》第3卷，第72页）
《席方平》是《聊斋志异》的代表作之一。席方平是人名，一个性格刚强的男子。故事说的是：席方平的父亲席廉，与同乡富户羊某有过一些不和。这位姓羊的富翁死了之后，席廉得病，在生命垂危时对人说，是羊某贿赂阴司官吏来拷打他，最后席廉浑身红肿，惨叫着死去。父亲惨死，席方平悲痛欲绝，如呆如痴，他发誓说：“我要到阴间为父伸冤。”果然席方平的魂魄离开了身体，来到了阴间之后，远远地看见他父亲在向他哭诉：狱吏全受贿赂，日夜拷打他。席方平听了父亲的诉说，更加痛恨狱吏，遂写好状子，向城隍（在旧社会里，被说成是十分正直的地方阴司官）告状。城隍因受了羊某的贿赂，看了席方平的状子后，硬说席的控告证据不足，不能成立。席方平气愤至极，继续往上告，告到郡司。由于郡司也受了贿赂，他不但不受理席的状子，还将席痛打一顿，仍将此案交城隍办理。席方平只好又回到城隍辖区，尝尽了械梏之苦，而不能伸冤。城隍怕席再告状，就派人将席押送回阳间的家。鬼差押席到家门口就走了，席又悄悄回阴司，状告到冥王那里。谁知冥王偏袒城隍和郡司，不容席诉说，就下令打他二十大板。席方平厉声问道：“小人何罪？”冥王仿佛没有听到。席在酷刑下愤愤不平喊道：“我是该打的。谁叫我没有钱！”冥王更加发怒，叫鬼卒把席放到烧得通红的铁床上去烤。冥王问他还敢再告吗？席说：“大冤未伸，寸心不死，一定要告。”冥王听后更加大怒，又叫两个鬼卒把席的身子锯成两半，席疼痛难以忍受，却硬是一声不吭。行刑的两个鬼卒大加钦佩说，真是条硬汉子！掌锯的鬼卒同情他是孝子，不忍锯他的心，锯子故意锯偏才没有伤他那颗心。不一会儿，身子被劈成两半。冥王问席还告吗？席怕再遭毒刑，便谎说，不告了。冥王立即叫鬼差把他送回阳间。
席方平回到阳间，他想阴间的黑暗比阳间还厉害。可是他还不死心，要到玉皇大帝那里再告。他听说二郎神是玉皇大帝的亲戚，聪明正直。于是席又重到阴间去找二郎神。席到阴间又被冥王的鬼卒抓住，冥王软硬兼施，叫他不要再告，并强行把他投胎为婴儿，席愤怒哭啼不吃奶，活了三天便夭折了。他的灵魂又跑到阴间告状，结果遇上了玉皇大帝殿下的九王，九王叫二郎神赶快判决，最后二郎神判决，将贪赃枉法的冥王、郡司、城隍、助纣为虐的鬼役以及为富不仁的羊某分别治罪。同时，表彰了席廉父子的善良、孝义，并增加了阳寿三纪（古代的一种计时方法，一纪为12年）。
《席方平》这一篇，毛泽东读得很熟。他认为，《席方平》这一篇就可以当作清朝的史料来读。小说虽描写幽冥，其实正是封建社会现实生活的投影。作者笔下的席方平这个人物形象鲜明，对现实社会的黑暗揭露得淋漓尽致。这篇小说，毛泽东不仅自己爱读，还常有声有色地给身边的同志讲述这个故事。毛泽东对席方平受锯刑时忍而不号特别赞赏。他说：这篇小说的主人公觉得，阴曹之暗昧尤甚于阳间。（岳瑟：《鲁艺漫忆》，《中国作家》1990年第6期）毛泽东讲《席方平》的故事，意思是要身边的同志懂得，老实的人，按科学办事的人，虽然要历经磨难，冤案终能昭雪。他说，干部要有坚持原则的勇气，在大是大非面前，要旗帜鲜明，要有“六不怕”的精神，即不怕撤职、劳改、开除党籍、老婆离婚、坐班房和杀头。只要准备好这几条，看破红尘，就什么都不怕了。
从历史的视角读《聊斋志异》，把《聊斋志异》当作清朝的史料来看，这是毛泽东读《聊斋志异》的一条主要的方法，也是毛泽东读《聊斋志异》的一个独特之处。如果说，毛泽东青少年时代读《聊斋志异》是着重于看故事，那么，后来的岁月，特别是到了晚年，毛泽东读《聊斋志异》，笔者认为，就是着重于读清朝社会的历史了。
战略和战术的视角。这也是毛泽东读《聊斋志异》的一个独特之处。《聊斋志异》不是兵书，也不是战略战术的专著，毛泽东怎么从战略和战术的视角去阅读的呢？
为了说明毛泽东从战略和战术的视角阅读《聊斋志异》，这里，笔者先向读者介绍一下毛泽东在60年代初与何其芳的一次谈话。
时间是1961年1月4日上午，地点在中南海毛泽东丰泽园住地的颐年堂。大约在1959年4、5月间，毛泽东根据国际国内政治斗争的形势的需要，提议编选一本《不怕鬼的故事》。中央书记处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将编选工作落实到当时属于中国科学院的文学研究所，由所长何其芳具体负责。大概是到这一年的夏天，《不怕鬼的故事》基本编成。1960年，毛泽东指示何其芳将已经编好的初稿再加以精选、充实。全书定稿后，何其芳请毛泽东为这本书写个序言，说明编选出版这本书的目的，以便引导读者结合实际更好地阅读。序言，毛泽东让何其芳先起草，起草好后再送给他看。何其芳几易其稿，写了一篇近万字的序言。毛泽东看了这篇序言后，于1961年1月4日上午11时左右，在他的住地颐年堂约见了何其芳。毛泽东在与何其芳谈话时说：“你比在延安时候书生气好像少了一些。”接着，谈话就转入正题，谈到何其芳写的《不怕鬼的故事》的序言，毛泽东说：你的问题我现在才回答你（指请他审阅稿子）。除了战略上藐视，还要讲战术上重视。对具体的鬼，对一个一个的鬼，要具体分析，要讲究战术，要重视。不然，就打不败它。你们编的书（指《不怕鬼的故事》——笔者注）上，就有这样的例子。《聊斋志异》的那篇《妖术》，如果那个于公战术上不重视，就可能被妖术害死了。还有《宋定伯捉鬼》。鬼背他过河，发现他身体重。他就欺骗它，说他是新鬼。“新鬼大，旧鬼小”，所以他重嘛。他后来又从鬼那里知道鬼怕什么东西，就用那个东西治它，就把鬼治住了。
说完《妖术》和《宋定伯捉鬼》这两篇故事，毛泽东特别叮嘱何其芳：“你可以再写几百字，写战术上重视。”（《何其芳文集》第3卷，第127页）
这次谈话之后，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何其芳对序言又作了修改。1月16日，何其芳将修改稿又送请毛泽东审阅。毛泽东收到这个修改稿时，正值北京主持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会议间隙，毛泽东又一次审阅了何其芳的这个序言修改稿，并且在这个修改稿的结尾处以何其芳的口吻亲笔加写了以下一大段话：这本书从一九五九年春季全世界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修正主义组织反华大合唱的时候，就由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着手编辑，到这年夏季即已基本上编成。那时正是国内修正主义起来响应国际修正主义、向着党的领导举行猖狂进攻的时候，我们决定将本书初稿加以精选充实，并决定由我写一篇序。一九六○年底，国际情况起了很大变化，八十一个共产党和工人党在莫斯科举行了代表会议，发表了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反动派、反对修正主义的声明。这个“不怕鬼”的声明使全世界革命人民的声势为之大振，妖魔鬼怪感到沮丧，反华大合唱基本上摧挎。但是读者应当明白，世界上妖魔鬼怪还多得很，要消灭它们还需要一定时间；国内的困难也还很大，中国型的魔鬼残余还在作怪，社会主义伟大建设的道路上还有许多障碍需要克服，本书出世就显得很有必要。当着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于一九六一年一月对国内政治、经济、思想各方面制定了今后政策，目前条件下的革命斗争的战略战术又已经为更多的人所了解的时候，我们出这本《不怕鬼的故事》，可能不会那么惊世骇俗了。
除了加写的这一大段话之外，毛泽东对这个序言修改稿还有两处重要的修改。一处是，序言中有这样一段话：“难道它们有气，我们反而没有气吗？难道按照实际情况，不是它们怕我们，反而应该是我们怕它们吗？”毛泽东在这段话后增写了：“难道我们越怕‘鬼’，‘鬼’就越喜欢我们，发出慈悲心，不害我们，而我们的事业就会忽然变得顺利起来，一切光昌流丽，春暖花开了吗？”另一处是，序言中原话是这样写的：“一切革命工作中的困难和挫折，都不过是暂时的现象，都不过是前进道路上的阻碍和曲折，都是可以克服、可以扭转的。”毛泽东看了这段话之后又加写了一句话：“事物总是在一定的条件之下向着它的对方交换位置，向着它的对方转化的。”（这句话后来毛泽东又改作：“事物总是在一定的条件之下通过斗争同它的对方交换位置，向着它的对方的地位转化的。”）
1月23日下午两时半，毛泽东在中南海丰泽园住地又一次约见了何其芳。一见面，毛泽东就对何其芳说：“你写的序文我加了一段，和现在的形势联系起来了。”说着，他还把他自己添加的上述那一段话念给何其芳和其他在座的几位同志听，像是征求意见，然后又传给大家看。大家传阅后，毛泽东又对何其芳说：“你这篇文章原来政治性就很强，我给你再加强一些。我是把不怕鬼的故事作为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的工具。”他还要何其芳再增写几句，讲讲半人半鬼。他说：“半人半鬼，不是走到人，就是走到鬼。走到鬼，经过改造，又会走到人。”（《何其芳文集》第3卷，第129——130页）
在毛泽东的精心指导下，《不怕鬼的故事》终于在1961年2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正式出版了。本书序言中说：“这里选的不怕鬼的故事，都是着重描写人的勇敢，描写他们对于鬼怪无所畏惧，而且敢于打击它们，因之或许更多地表现了战略上藐视的精神。但其中有些故事也是可以用来说明战略上藐视和战术上重视的密切结合的必要的。”《聊斋志异》中描写的许多个妖、狐、鬼的故事，如同《不怕鬼的故事》一书中许多故事一样，既表现了战略上的藐视，又描写了战术上的重视。正如毛泽东所说：“对具体的鬼，对一个一个的鬼，要具体分析，要讲究战术，要重视，不然，就打不败它。”就拿《妖术》这篇故事来说吧。这个故事里的于公，不相信街上的算卦人说他三天就死的预言，没有受到讹诈。但他回去以后，并不是毫无警惕的。到了第三天，他静坐在屋子里看究竟有什么事情发生。白天过去了，到了晚上，他便关门点灯，带剑坐着等待动静。那个会妖术的算卦人果然派一个荷戈的“小人”来杀害他，他用剑砍断了它的腰，原来是一个纸人。接着又一个狰狞如鬼的怪物来了，他用剑砍断了它，原来是一个土偶。后来又来了一个高与檐齐的巨鬼，它一推窗子，墙壁都震动得要倒塌的样子。于公怕房塌被压，就开门出去和它搏斗。因为他会武术，这个巨鬼终于被他打败了，原来是一个木偶。如果这个于公不是既对妖术和鬼怪无所畏惧，同时又充分加以警惕，而且有武器和武术的准备，他不是就会被那个算卦人派来的鬼怪所杀害吗？这个故事说明，鬼并没有什么可怕，人是完全能够打败它、制服它的。但对于每一个具体的鬼，对于每一个同鬼相周旋的具体的场合，人又必须采取谨慎的态度，必须有智谋，然后才能最后取得胜利。这就如同毛泽东说的那样：“《聊斋志异》的那篇《妖术》，如果那个于公战术上不重视，就可能被妖术谋害死了。”人只要不怕鬼，敢于藐视它，敢于打击它，敢于战胜它，鬼就怕人了，鬼就必然要失败。
说到毛泽东从战略的视角读《聊斋志异》，还有这样一段历史趣闻：1959年4月15日，毛泽东在第16次最高国务会议上向与会的同志通报当前的形势和党的大政方针。他在讲了1958年炮击金门的事之后说，这是“我们祖国的土地”，我们有理由捍卫，别人（美国）管不着。所以，“我看要奋斗下去，什么威胁我们都不怕”。说到这里，他那如同我国历史文化知识库的大脑里立刻又浮现出了包括《聊斋志异》在内的我国古代小说里不怕鬼的故事，说着，他就很有兴趣地给大家讲了《聊斋志异》中那篇“狂生夜坐”的故事：《聊斋志异》里有一个狂生，晚上坐着读书，有个鬼吓他，从窗户口那个地方伸一个舌头出来，这么长，它以为这个书生就会吓倒了。这个书生不慌不忙，拿起笔把自己的脸画成张飞的样子，画得像我们现在戏台上的袁世海的样子，然后也把舌头伸出来，没有那么长就是了。两个人就这么顶着，你望着我，我望着你。那个鬼只好走了。
毛泽东绘声绘色地给大家讲完了这个故事后，又强调说：《聊斋志异》的作者告诉我们，不要怕鬼，你越怕鬼，你就不能活，他就要跑进来把你吃掉。
毛泽东还把这个故事与当时炮击金门、马祖的实际联系起来。他说：我们不怕鬼，所以炮击金门、马祖。这一仗打下去之后，现在台湾海峡风平浪静，通行无阻，所有的船只不干涉了。
毛泽东风趣的一番话，说得在场的人们哄堂大笑。当时的会议记录上，注明“笑声”二字的就有六处之多。毛泽东认为，一切敌人、对手和困难，都属于“鬼”，只有不怕它，才能战胜它，克服它。
在这次讲话之后的第21天，即5月6日，在与周恩来、陈毅一起在中南海紫光阁会见11个国家的访华代表团和这些国家的驻华使节的谈话中，毛泽东又一次讲了上述“狂生夜坐”这个故事。在毛泽东看来，对鬼也要讲究斗争的战略和战术。他相信，任何鬼都是可以战胜的。
毛泽东阅读《聊斋志异》就是这样，他不仅在看故事，而且在看与妖、狐、鬼作斗争的战略和战术。他在阅读过程中，还紧密结合国际、国内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的实际，由与妖、狐、鬼作斗争的战略和战术，联想到当时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现实斗争的战略和战术。既联想到世界上的各式各样的妖魔鬼怪，又联想到中国国内的种种魔鬼残余。他把《聊斋志异》中一个个与妖、狐、鬼作斗争的故事，“作为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的工具”，这不能不说是毛泽东读《聊斋志异》的一大特点。50年代，60年代，直到生命垂危的最后几年，毛泽东阅读《聊斋志异》之所以那样用心，那样津津有味，这大概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
生产斗争的视角。从生产斗争的视角阅读《聊斋志异》，这是毛泽东阅读《聊斋志异》的又一个特点。在我国古代的著名作家中，在农村生活时间最长、对农民最熟悉、最了解的，大概就要算是《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了。蒲松龄的一生差不多都是在家乡山东淄川农村度过的。因为他长期与农民生活在一起，不仅亲眼目睹了风、雹、旱、涝、虫等自然灾害在农村造成的种种悲凉凄惨的情景，而且还亲身经历广大农民预防和战胜各种自然灾害以及种种的生产斗争的实践。他不仅熟悉农村，了解农民，而且从生产、生活的实践中学习、掌握了许多的生产斗争知识。所以，《聊斋志异》中的许多的描写，既是封建社会我国北方农村和农民生活的剪影，也是封建社会我国农村和农民从事生产斗争、生活习俗、人文地理、风土人情、植物栽培、动物饲养宰杀等各种知识和经验的实录。它是一部反映封建社会我国北方农村和农民生活的知识丛书。毛泽东说过：“《聊斋志异》可以当作清朝的史料看”。“清朝的史料”，既包括阶级斗争的史料，也包括生产斗争的史料。《聊斋志异》中有丰富的生产斗争知识，所以，毛泽东常常从生产斗争这个视角来阅读《聊斋志异》。
就以毛泽东读《狼三则》这篇故事来说吧。这篇故事包括三则小故事，都写的是屠夫与狼的斗争。第一则，写一屠夫被狼追着，他用卖肉用的铁钩子把肉挂在树上，狼缘树求肉，结果“钩刺狼腭，如鱼吞饵”，缢死于树。第二则，写一屠夫依靠场边的麦垛，先杀死面前的一只狼，又杀死麦垛后边正在打洞的那只狼。第三则，写一屠夫以窝棚为掩护，用小刀割开狼伸进来的前爪，用吹猪的方法置狼于死地。这三则小故事，都是写屠夫运用自己的生产知识杀死贪欲很强的恶狼的。这篇故事，毛泽东早就读得很熟。据何其芳回忆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前夕，1942年4月下旬的一天上午，他和鲁艺文学系和戏剧系的几个党员教师在与毛泽东的谈话中谈到了《聊斋志异》时，毛泽东还很有兴致地给他们讲了这篇《狼》中的第三则小故事：一个屠夫在黄昏中走路，狼追着他。道路旁边有晚上耕地的农民搭的窝棚，屠夫就到那里面去躲。狼把前爪伸进窝棚，屠夫赶快捉住它，不让它逃走。但又没有办法杀死狼。屠夫只有一把不到一寸长的刀子。后来他就用这把小刀割开狼的前爪皮，用吹猪的方法使劲吹。吹了一阵，狼不大动了，才用带子绑住。他出窝棚去看，狼已经胀得像小牛一样，腿直伸不能弯了，口张开不能合了，于是他就把狼背回家去。
何其芳回忆说，毛泽东以这个故事为例子，来说明作者蒲松龄的难能可贵之处。讲完了这个故事后，毛泽东还笑着对他们说：蒲松龄有生产斗争知识。（《何其芳文集》第3卷，第73页）这是毛泽东对作者蒲松龄的称赞。蒲松龄长期生活在农村，对屠夫宰猪一定是见得很多的。正因为他具有这方面的知识，所以才写出了这样令人爱读的故事。
类似《狼》这样含有生产斗争知识的故事，《聊斋志异》中还有许多。
毛泽东在阅读这些故事的时候，能从生产斗争这个视角去加以理解，把小说当作生产斗争知识来读，从阅读这些故事当中来学习生产斗争知识。这不能不说是毛泽东读《聊斋志异》的又一个独特之处。
调查研究和搜集写作素材的视角。这也是毛泽东阅读《聊斋志异》的一个独特视角。我们知道，名震中外的《聊斋志异》，是蒲松龄大约从30岁开始，用了二三十年的时间才写成的。它是蒲松龄一生殚精竭力之作。《聊斋志异》的创作成功，除了作者长期的农村生活基础和创作才能外，与他大量地调查研究和自觉地长年不懈地搜集写作素材是分不开的。
清代以来，对蒲松龄创作《聊斋志异》的传说颇多。传说他在塾师教书之余，专门从济南移植“白玉垂丝菊”，精心制做“蜜饯菊桑茶”，用驰名的柳泉水沏泡，招徕远近往来行人说故事。山东潍县年画界有一位有名的画商“年画张”，对蒲松龄极为敬重，两人友谊很深。“年画张”每年腊月进画，卖画，或者春天去江苏扬州、姑苏一带搜集画稿或购买雕板优质木材，都要从蒲松龄的家乡淄川经过，一年中要往返好几次。“年画张”知道蒲松龄在写《聊斋志异》，就主动帮助他搜集民间故事。因为他走的地方多，听到的传说和搜集的民间故事也多，而且他还自己动手帮助蒲松龄修改、创作。据传说，有一天早晨，“年画张”给蒲松龄讲了三个民间故事，带来两篇搜集稿，一下子就提供了五篇创作素材。恰好这一天李希梅又带来了由济南、曹州朋友处寄来的两篇。这样，蒲松龄在一天中就搜集到七篇故事和素材。（“年画张”的材料见杲红星、王赤生编《蒲松龄轶事》，山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92页）
对蒲松龄的调查研究和搜集民间资料，我国的有关史籍中亦有记载。最为详细的，大概要数邹弢著的《三借庐笔谭》卷六中的一段：“相传先生居乡里，落拓无偶，性尤怪僻。为村中童子师，食贫自给，不求于人。作此书时，每临辰，携一大磁罂，中贮苦茗，具淡巴菇一包，置行人大道旁，下陈芦衬，坐于上，烟茗置身畔。见行道者过，必强执与语，搜奇说异，随人所知。渴则饮以茗，或奉以烟，必令畅谈乃已，偶闻一事，归而粉饰之。如是二十余寒暑，此书方告蒇，故笔法超绝。”
据载，在辽宁金县人民口头上也有这种传说，说蒲松龄写《聊斋志异》写不下去了，就煮了一锅绿豆汤给南来北往的人歇脚，解渴，说故事。他把故事听多了，品透了，再回去写。这回可跟以前大不一样，“那笔就像捅着泉眼了似的，一溜两行的字儿，自己就冒出来了。”（《蒲松龄的传说》，《民间文学》1963年第6期）
对蒲松龄创作《聊斋志异》，浙江的一则传说更为奇特。说蒲松龄的长相和钟馗差不多，一脸落腮胡子，“心地却是一潭高山泉，一清见底，肚才也好得出奇出异”。传说他本来考上了状元，只因皇帝以貌取人，嫌他长得丑，没取。在他落第回家的的路上，有个驼背老大爷，给他讲了马骏（骥）飘海到罗刹国的故事，于是蒲松龄回去写了“花面相迎，世情如鬼”的《罗刹海市》。从此搜集一篇写一篇，写成了《聊斋志异》一部大书，并且传说连怎样搜集民间故事，也是这个驼背老大爷教他的：要在四个字上下功夫。这四个字就是“甜、酸、苦、辣”。
甜，是嘴要甜，对人要和气，称呼要好听，“男女老少都接近，故事多得写不赢”！
酸，是心肠酸，说故事的人伤心，搜集故事的就得流泪，“要是长了木头心，故事好能动人心”？
苦，有两重意思：泡壶苦茶给讲故事的人喝，给他润喉；另外还要做到：“十冬腊月不怕冷，大暑炎炎不怕热，无衣无食不怕苦”！
辣的地方要辣，不要怕伤人，辣了能醒人！
据说从此蒲松龄真的按老大爷的教导做了，听了一辈子故事。因为天下的奇事太多了，到死也写不完，所以蒲松龄死的时候一只眼未闭。（汪玢玲：《蒲松龄与民间文学》，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28—29页）
上述这两则传说，不一定真有其事。但它从一个小小的侧面说明蒲松龄创作《聊斋志异》是做了很多的调查研究和搜集资料工作的，人民给予蒲松龄的智慧和力量，蒲松龄从人民中搜集了创作素材，汲取丰富的经验和营养。对《聊斋志异》中的故事素材的来源和搜集，蒲松龄本人在《聊斋自志》中也有这样一段自我介绍：“才非干宝，雅爱搜神；情类黄州，喜人谈鬼。闻则命笔，遂以成篇，久之，四方同人，又以邮筒相寄。因而物以好聚，所积益伙。”
以上简略的介绍足以说明，《聊斋志异》的创作成功，是因为作者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和搜集写作素材的工作的结果。正如毛泽东1939年在延安对刚从国外归来的诗人萧三说过的那样：蒲松龄很注意调查研究。他泡一大壶茶，坐在集市上人群中间，请人们给他讲自己知道的流行的鬼狐故事，然后去加工。。。不然，他哪能写出四百几十个狐狸精来呢？（《天涯萍踪——记萧三》，第257页）
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读《聊斋志异》，不仅在读故事，而且从故事的字句中间看到作者所做的大量的深入的、艰苦的调查研究工作和搜集材料的工作。从调查研究和搜集写作素材这个视角阅读《聊斋志异》，这是毛泽东读《聊斋志异》的一个独到的方法。
毛泽东是一个很注重调查研究的人，并且长期在身体力行。《聊斋志异》是蒲松龄调查研究的产物，《聊斋志异》中凝结着蒲松龄调查研究的实践。毛泽东爱读《聊斋志异》与此有无联系呢？
以上谈及的毛泽东读《聊斋志异》的视角，仅是笔者根据毛泽东读书的实际所归纳的主要的视角，它是笔者的主观之见，实际上远远不止这些视角。《聊斋志异》是一部荟萃中国文史典实的百科全书式的文学巨著。无论从作者和作品产生的时代背景、作品的思想内容、创作艺术、语言运用、人物描写等方面来说，《聊斋志异》都是很值得一读的。毛泽东爱读《聊斋志异》，更爱从各种不同的视角去阅读、去研究、去理解、去汲取、去运用，所以在几十年中，他一读再读，越读越爱读。
笔者知道，从50年代开始，毛泽东身边就一直放有多种不同版本的《聊斋志异》。直到生命垂危的最后的岁月，他办公桌旁还放着《铸雪斋抄本聊斋志异》。毛泽东终身爱读《聊斋志异》，《聊斋志异》一直伴随在毛泽东的身边。如今，毛泽东已经离去，然而，他生前阅读和批注过的《聊斋志异》，还一直存放在中南海他的故居里，成为我们永久的纪念。后记今年12月26日，是中国共产党和全中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诞辰103周年。在深切缅怀毛泽东的丰功伟绩和革命实践活动的时候，作为曾经直接为他老人家服务过的我们来说，心情更加不能平静，更加思念这位最受我国各族人民爱戴的、也是我们心目中最敬爱的导师。
我们是为晚年的毛泽东管理图书和报刊的。自1976年9月9日，毛泽东离开我们之后，我们几个有关的同志还像往常一样，一直伴随着他老人家生前阅读批注过的数万册图书，依然每天进出在他曾工作生活长达27个春秋的中南海故居。故居的主人虽然随着流逝的岁月离开我们越来越远，然而，每天每时，当我们走进故居，看到故居的主人生前用过的一件件遗物，一直很喜爱的一册册字帖和一件件古今著名人物的字画，整理抄录他生前读了又读而且写了许多批注文字的一册册图书的时候，我们的脑海中不由地就浮现出他的音容笑貌和已经过去的一件件往事，仿佛他仍在我们身边。毛泽东是已经离开我们，而且离开我们越来越远。然而我们的心理感觉好像似没有离开我们。在我们的心目中，他老人家仍是那么神采，仍是那么慈祥，仍是那么幽默，仍是那么令人敬仰、令人心折、令人崇拜。他老人家还一直活在我们的心中。
毛泽东博览群书，终身酷爱读书，特别是在耄耋之年和病魔缠身的最后岁月，还手不释卷，废寝忘食，常常不分昼夜地读书，给我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眼见耳闻和自己亲身经历与做过的一件件往事，还都一直萦绕在我们的心间。如果要说毛泽东一生中有什么最大嗜好的话，那么，我们认为就应当说是读书学习。无论在戎马倥偬的战争年代中，还是在建国以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日子里。无论是出国访问，还是离开北京去外地开会或视察工作期间，不管工作多忙，他每天都要坚持读书。进入70年代，特别从1971年“9.13事件”之后，毛泽东的体质愈来愈差，多种疾病接连不断。在病魔缠身的最后几年，他一直喜爱的散步、游泳等运动几乎全心有余而力不足了。唯一的每天能坚持的活动就是读书。生病发烧了，医生建议他少读书或不读书，可是他还天天带病坚持读书。腿病不能站立、不能走路了。坐在沙发上、躺在床上也要读书；眼病小字本的看不见了，就看大字本的。从1973年底到1976年初，他先后看了几十种数百万字的大字本书刊。没有大字本的，就用放大镜一行一字地看。因患老年性白内障两眼全不能看书了，每天还要让身边的同志给他读书。直到他心脏停止跳动的前几个小时，已经无力说话了，还示意工作人员给他读书。正如毛泽东自己在延安时曾说过的那样：“年老的也要学习，我如果再过十年死了，那么就要学九年零三百五十九天。”（是按阴历一年为三百六十天计算的）毛泽东是这样说的，一生也是这样做的。我们知道，几乎是在他的心脏快要停止跳动的时候，才结束了他的一生中从未间断过的读书生活。
有人曾经把中南海毛泽东的住地比作是书籍的海洋，这是因为在他的住地到处都放着书，连厕所里和睡觉的床上都摆放着书。进城以后毛泽东一直睡的都是双人木板床，床上除了躺下一个人的位置外，其余的地方全放的是书。与其说毛泽东是睡在木板床上，不如说毛泽东是睡在书籍的海洋里。毛泽东是一位很喜爱在长江、大海里顶狂风、战恶浪的游泳高手，也是一位生命不息、在书籍的海洋里孜孜不倦、采撷不止，从来没有满足过的求知者。几十年来，他以极大的革命热情和一丝不苟的科学态度，广泛地阅读古今中外记载着各种知识的书籍。从中南海毛泽东故居的存书中我们可以看到，除了各种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外，还有各种社会科学和许多自然科学书籍。毛泽东一生中读书数量之多，范围之广，是很惊人的，是很少有大学问家可以相比拟的。是图书一直陪伴着毛泽东，还是毛泽东一直陪伴着图书，反正生活中，毛泽东的身边不能没有书。中南海故居里存放的数万册图书，有的是毛泽东青少年时代在湖南上学时读过的，有的是延安时期读过的，更多的是建国以后阅读过的。有的书上有毛泽东本人的亲笔签名，有的书上盖有毛泽东的印章，有的书上还写有许多的批注文字和圈划的种种符号。这一册册的图书，一直伴随着毛泽东。它们是毛泽东读书生活最真实的记录，也是研究毛泽东和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的珍贵的资料。
《红楼梦》、《水浒》、《三国演义》、《西游记》、《聊斋志异》这五部中国著名的古典小说，早在青少年时代，毛泽东就读得烂熟。后来的半个多世纪，他还一直爱不释手，直至生命垂危的最后的岁月，他在病中还一遍又一遍地阅读，还时常很有兴致地和身边的同志一次又一次谈论和评说。如果把毛泽东一生的读书生活比作是人生行进的万里历程，那么，他阅读和批注过的《红楼梦》、《水浒》、《三国演义》、《西游记》、《聊斋志异》这五部古典小说就可以说是这万里历程中最引人注目的耀眼的光环之一。它虽然仅是毛泽东读书生活的一个小小的侧面，但从中我们也能约略地看出毛泽东活到老，学到老，倾心追求知识的精神是多么令人钦佩。
随着时间的推移，毛泽东读《红楼梦》、《水浒》、《三国演义》、《西游记》、《聊斋志异》这五部古典小说的批注、评论和轶闻趣事，将会随着这五部小说的流传受到今人和后人的青睐，在今人和后人中千古传诵。
这本小书的出版，得到了华文出版社的大力支持。本书草拟过程中，摘引了逄先知同志给毛泽东管理图书期间的有关的原始记录，也参考了一些同志的有关的研究成果，在此，一并表示诚挚的感谢！书中谈及的一些史实，仅是根据我们当时的记录或个人的记忆，有的不一定准确。一些观点或评说，也仅是笔者的粗浅之见，有的可能也不尽妥当。不妥或错误之处，敬请读者批评赐正。
愿这本小书能伴随您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
愿这本小书能增添您对毛泽东读书生活的一点了解。
愿您从这本小书中能得到一点启示。
徐中远一九九六年五月于北京
子午书屋（www.ziwushuw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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