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描写的是三国鼎立时期，魏、蜀、吴三个封建统治集团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三国竞争之时，事态百变，人才辈出，令人喜读。《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不是继承司马迁的传统，而是继承朱熹的传统。南宋时，异族为患，所以罗贯中以蜀为正统。刘备得了孔明，说是“如鱼得水”。曹操统一中国北方，创立魏国。曹操是个了不起的政治家、军事家，还是个了不起的诗人。看《三国演义》，不但要看战争，看外交，而且要看组织。刘备、关羽、张飞、赵云、诸葛亮，组织了一个班子南下，到了四川，同“地方干部”一起建立了一个很好的根据地。外来的干部一定要同地方的干部很好地团结在一起，才能做出一番事业。薄一波在《回忆片断》一文中写道：“毛泽东同志也很喜欢看中国历史上的著名小说。我国的不少古典小说他曾读过多遍，十分熟悉，在讲话和文章里，时常引用这些小说里的主要人物、事件和典故，并且常常用独到的见解介绍给别人。”（《人民日报》1981年12月26日）《三国演义》就是毛泽东很喜欢看的中国历史上的著名小说之一。
《三国演义》，全称《三国志通俗演义》。作者罗贯中为元末明初人。
本书叙述的故事是从刘备、关羽、张飞桃园结义开始，到王濬平吴结束。该书着重描写了东汉末年和整个三国时代封建统治集团之间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其结构宏大，作者笔下描写的众多人物，个个栩栩如生。叙述的故事文字通俗，情节曲折，虚（指作者的艺术创造）实相间，动人心魄，是我国古代小说中的佳品。
1936年同斯诺的谈话中，毛泽东就说过，他很年轻的时候就爱看《三国演义》等传奇小说。对于这一点前面我们已经介绍过了。除了他本人说的之外，我们从他在湖南第一师范上学时读《伦理学原理》（德国哲学家、伦理学家泡尔生著）的批注中也能看出来。毛泽东在读《伦理学原理》第四章《害及恶》时所写的批语中有这样一段话：“吾人揽史是，恒赞叹战国之时，刘、项相争之时，汉武与匈奴竞争之时，三国竞争之时，事态百变，人才辈出，令人喜读。至若承平之代，则殊厌弃之。非好乱也，安逸宁静之境，不能长处，非人生之所堪，而变化倏忽，乃人性之所喜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编《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186页）这段批注可以说明，毛泽东青少年时代就爱看《三国演义》。
如同《红楼梦》、《水浒》一样，《三国演义》也是毛泽东很为喜爱和很为关注的一部古典小说。
说到毛泽东对《三国演义》的喜爱，笔者先向读者介绍毛泽东自己曾讲过的一个故事。秋收起义失败后，毛泽东率领起义部队转移到湘赣边界敌人统治薄弱的井冈山。毛泽东一到井冈山，立即带领部队深入群众，访贫问苦，号召人民组织起来“打土豪、分田地”，“建立红色政权”。在井冈山那段非常艰苦的岁月里，书刊是很稀缺的，毛泽东读书的嗜好是很难满足的。因此，一次打土豪的时候，毛泽东就特意到土豪家里寻找《三国演义》之类的书。有一位农民告诉他：“没有了！没有了！昨天共产了。”1938年5月3日，毛泽东对“抗大”三期二大队作的题为《我们对三民主义的态度》的讲话时，还津津乐道地给人们讲了这段趣事。在这次讲话大约五个月之后，在1938年10月召开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期间，毛泽东还对贺龙和徐海东两位将领开玩笑说：“中国有三部小说，《三国演义》、《水浒》、《红楼梦》，谁不看完这三部小说，谁就不算中国人。”（《毛泽东提倡读三部中国小说》，《山西日报》1984年1月9日）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对《三国演义》是多么的喜爱。
毛泽东对《三国演义》的喜爱和关注，同样也贯穿了他的一生。
为了纠正红四军党内存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1929年12月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村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这就是我们党和人民解放军的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古田会议”。毛泽东的著名文章《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就是为这次代表大会写的决议的第一部分。“古田会议”之后，为了进一步阐述宣传鼓动重于指派命令，毛泽东不是泛泛讲许多的大道理，而是给大家讲了《三国演义》中老将黄忠大败夏侯渊的故事，用这个故事来启发和教育大家。毛泽东说：“黄忠本来年迈、体衰，很难取胜夏侯渊。可是诸葛亮使用了‘激将法’，把黄忠的勇气鼓动起来了。于是黄忠表示：如不斩夏侯渊于马下，提头来见。结果，黄忠果然杀了夏侯渊。”（赖传珠：《古田会议前后》，《星火燎原》选编之一，第46页）在延安的时候，毛泽东在讲话、谈话和做报告中，常结合《三国演义》中的故事和人物来说明当时的实际问题。1944年10月25日，毛泽东到延安中央党校做报告，在谈到审干问题时，他说：张飞在古城相会时，怀疑关云长，是有很高度的原则性。关羽形式上是投降了曹操，封了寿亭侯，帮曹操杀了颜良、文丑，你又回来究竟是干什么来了？我们一定要有严肃性、原则性。当然过火是要不得的，所以去年抢救运动，十几天，我们马上就停下来了。
建国以后，直到60年代，毛泽东还常引用《三国演义》的情节和人物形象，用他那独特的思维方法和独到的语言艺术，把自己置于听的人当中，平等相待，融为一体，因此，每次都能把深刻的道理用平常的言谈表达出来，收到新的效果。
1953年6月3日，在接见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成员的讲话中，在谈到必须重视青年干部的培养和选拔时，毛泽东向大家讲了《三国演义》中的一段故事。毛泽东当时是这样说的：“《三国演义》中曹操率大军下江南，攻打东吴。那时周瑜是个‘青年团员’，当东吴的统帅，程普等老将不服，后来说服了，还是由他当，结果打了胜仗。现在要‘周瑜’当团中央委员，大家就不赞成。这行吗？”一段通俗的故事，把要重视青年干部的培养，选拔干部不能搞论资排辈，要充分相信青年人的重要道理深刻地表达了出来。
《三国演义》中有许多人物，其中诸葛亮是毛泽东非常推崇的，也是毛泽东在著作和讲话中常常提到的历史人物之一。1945年4月24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说，《三国演义》里有三个国家，每个国家都有知识分子，有高级的，也有普通的。那些穿八卦衣，或像诸葛亮那样拿鹅毛扇的就是知识分子。1957年7月9日，在上海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在谈到我们的干部不要怕群众，不要脱离群众，要跟群众在一起的问题时，毛泽东说：“刘备得了孔明，说是‘如鱼得水’，确有其事，不仅小说上那么写，历史上也那么写，也像鱼跟水的关系一样。群众就是孔明，领导就是刘备。一个领导，一个被领导。”（《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52页）《三国演义》里，作者笔下的诸葛亮能够呼风唤雨，料事如神，成了智慧的化身。对诸葛亮这样的人物，毛泽东的看法是：也不是“全人”，“总是有缺陷的”。1957年11月18日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发言中，在谈及这一问题时，毛泽东是这样说的：“任何一个人都要人支持。一个好汉也要三个帮，一个篱笆也要三个桩。荷花虽好，也要绿叶扶持。这是中国的成语。中国还有一句成语，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单独的一个诸葛亮总是不完全的，总是有缺陷的。”（《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96页）
说到50年代毛泽东在谈话、讲话中引用《三国演义》中的故事和人物的事，当时任毛泽东国际问题的秘书林克写过这样一段回忆：1957年春季，毛泽东离开北京到天津、济南、徐州、南京、上海等地视察。3月20日下午，毛泽东乘飞机由南京飞往上海，途经镇江上空时，毛泽东触景生情书写了宋人辛弃疾《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这首词。写完后，围绕这首词的内容，毛泽东又讲了许多。在说到“生子当如孙仲谋”这一句时，毛泽东说是借引曹操的言语。接着，毛泽东讲到《三国演义》中曹操煮酒论英雄一节，曹操说：“夫英雄者，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者也。”刘备问：“谁能当之？”曹操以手指刘备后自指说：“今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说到这里，毛泽东继而发挥说，尽管刘备比曹操所见略逊，但刘备这个人会用入，能团结人，终成大事。（《秘书工作》1993年第11期第26页）上面说到的“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这句话，是在《三国演义》第二十一回。曹操的这句名言，毛泽东一直深深地印在自己的脑子里。直到晚年，他在练习书法时，还时常很有兴致地一次又一次地书写。李锐也回忆说：“1959年7月初刚上庐山时，毛泽东心情舒畅，在同周小舟和笔者几个人谈话，谈到‘大跃进’高指标时，由于他的‘发号施令’，要‘三大元帅挂帅’，而引起经济形势的紊乱，他也不便于随意指责‘元帅’，搞乱了局面。于是引了《三国演义》中蒋干过江的故事，那么‘元帅’会感慨得很：‘曹营的事难办得很哪！’引得我们都大笑起来，他本人也大笑起来。会议后期批彭德怀，他又用彭德怀比张飞：‘有张飞之粗而无其细’。可见毛泽东对《三国演义》的熟悉，时常信手拈来，皆成文章。”（《毛泽东早年读书生活》，第27页）
《三国演义》描写的许多历史故事、战例，差不多都是取材于晋代陈寿所撰的《三国志》和裴松之注。人们熟知的《三国志》，与司马迁著的《史记》、班固著的《汉书》、范晔著的《后汉书》齐名，合称为二十四史“前四史”。《三国志》中记载的三国时代的人物、历史事件和历史故事，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通过历代“说书”艺人及其广大的听众的加工渲染，添枝加叶，使许多故事不仅流传广泛，而且具有了许多传奇色彩。罗贯中著的《三国演义》就是在这些传说故事的基础上再加工、再创造。对于《三国志》和《三国演义》，毛泽东曾有一段评说：“《三国演义》是小说，《三国志》是史书，二者不可等同视之。若说生动形象，当然要推演义；若论真实性，就是更接近历史真实，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就不如陈寿的《三国志》罗！”为了说明演义和真实历史的差别，毛泽东还特意举了一个例子，他说：“比如，旧戏里诸葛亮是须生，而周瑜是小生，显然诸葛亮比周瑜年纪大。这可能是来源于演义，而在《三国志》上记载周瑜死时37岁，那时诸葛亮才30岁，即比周瑜小7岁。”（参见陶鲁笳：《忆毛泽东同志教我们读书》，载《党史文汇》1993年第9期）《三国演义》与《三国志》，虽然是两部不同类别和不同文体的著作，但从内容上来说，这两部著作具有密切的联系。毛泽东爱读《三国演义》，也很爱读《三国志》。笔者认为，在毛泽东晚年的读书生活中，这不同体裁、不同类别的两部书，从历史的角度来说，他实际上把它当作一部书来读了。从历史的角度来读“演义”，这是毛泽东晚年读古典小说的一大特点。《三国志》和《三国演义》，毛泽东晚年都读过多遍。这里，特向读者介绍一点笔者所知道的有关情况。
建国以后，大约从50年代后期开始，毛泽东离开北京中南海到外地去，总要带上一大批他爱看的或者是他常读的图书，《三国志》、《汉书》、《后汉书》、《史记》等二十四史大字线装本是必带的书籍之一。1958年11月到武汉参加中央工作会议和接着要召开的八届六中全会时，就带了《三国志》等一大批图书，会议期间，他在读《三国志·张鲁传》时还写了两段长长的批注。这在后面还要详细介绍。据陶鲁笳同志在《忆毛泽东同志教我们读书》一文中说，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召开的前一天，即1958年11月20日上午，毛泽东召集柯庆施、李井泉、王任重和他本人，一共4人，到毛泽东在武汉东湖畔的住所开了一次座谈会，专门座谈陈寿撰著的《三国志》。35年之后，陶鲁笳回忆这次的座谈会时还很有感触地说：“原来我们都以为主席要座谈的是预定在明天，即11月21日开始的中央工作会议和相继召开六中全会的问题。谁也没有料到，当主席和蔼可亲地招呼我们在客厅坐定之后，一开头他却说：‘今天找你们来谈谈陈寿的《三国志》’。”在这次座谈会上，毛泽东很有兴致地谈了他自己对《三国志》、《三国演义》和曹操等历史人物的看法。
说到毛泽东外出总要带上一大批图书的事，逄先知曾作过一次记录，这里，笔者把它照录如下：这里有一个书目，是一九五九年十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外出前指名要带走的书籍。这是从当时我的登记本里照录下来的。读者可以从中窥见毛泽东博览群书情况之一斑。10月23日主席今天外出，要带走一大批书，种类很多，包括的范围很广。他指示要以下一些：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主要著作，诸如：《资本论》、《马恩文选》（两卷集）、《工资、价格和利润》、《哥达纲领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马恩通信集》、《列宁文选》（两卷集）、《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国家与革命》、《“左派”幼稚病》、《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进一步，退两步》、《做什么》、《什么是“人民之友”？》、《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列宁主义基础》、《列宁主义问题》、《联共党史》。《毛泽东选集》全部。
普列汉诺夫：《史的一元论》、《艺术论》。
黑格尔的著作。费尔巴哈的著作。
欧文、傅立叶、圣西门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著作。
《西方名著提要（哲学社会科学部分）》。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
《荀子》、《韩非子》、《论衡》、《张氏全书》（张载）、关于《老子》的书十几种。《逻辑学论文选集》（科学院编辑）。
耶方斯和穆勒的名学（严译丛书本）。
米丁：《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
尤金等：《辩证法唯物论概要》。
艾思奇：《大众哲学》及其他著作。
杨献珍的哲学著作。
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
河上肇：《政治经济学大纲》。
从古典经济学家到庸俗经济学家一些主要著作。
最近几年中国经济学界关于政治经济学的论文选集。
《六祖坛经》、《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法华经》、《大涅槃经》。
《二十四史》（大字本，全部）。
标点本《史记》、《资治通鉴》。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吕振羽：《中国政治思想史》。
赵翼：《二十二史札记》。
西洋史（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日本史。
《昭明文选》、《古诗源》、《元人小令集》、唐宋元明清《五朝诗别裁》、《词律》、笔记小说（自宋以来主要著作，如《容斋随笔》、《梦溪笔谈》等）。
朱熹：《楚辞集注》、《屈宋古音义》。
王夫之关于哲学和历史方面的著作。
《古文辞类纂》、《六朝文絜》。
《鲁迅全集》（包括鲁迅译文集）、《海上述林》。
苏联大百科全书选译。
自然科学方面的基本知识书籍。
技术科学方面的基本知识书籍（如讲透平、锅炉等）。
苏联一学者给主席的信（讲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的）。
郭沫若：《十批判书》、《青铜时代》、《金文丛考》。
字帖和字画。
中国地图、世界地图。
（《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18—20页）
从这份记录中，我们约略可以看出毛泽东当年博览群书的情形。记录中的“《二十四史》（大字本，全部）”毫无疑义，包括《三国志》。《三国志》是毛泽东很爱读的、也是批划最多的史书之一。
1958年9月，毛泽东离京去大江南北视察，曾作为国民党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并三次去过延安的张治中应邀陪同前往。在此次视察途中，一天，毛泽东正在火车上阅读《三国志》，张治中和罗瑞卿进来，在谈话间，毛泽东说：“吕蒙是行伍出身，没有文化，很感不便。后来孙权劝他读书，他接受了劝告，勤学苦读，以后成了东吴的统帅。现在我们的高级军官中，百分之八九十都是行伍出身，参加革命后才学文化的，他们不可不读《三国志》的《吕蒙传》。”（《人民政协报》1987年1月6日，余湛邦文。）关于读《吕蒙传》，毛泽东还向罗瑞卿推荐说：“公安干警应成为有文有武的人，才能适应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要求。”回到北京后罗瑞卿自己先很用心地读了《吕蒙传》，他还请人将其译成白话文，供公安部门各级干部学习，以此来激励大家学习文化的热情。
据逄先知的记载，60年代，毛泽东先后两次要读《三国志》。一次是1960年4月20日，这次，主席要读《三国志》，逄先知送给主席的是标点本《三国志》。一次是1964年10月13日主席要读《三国志》，逄先知送给主席的除上次送的那部标点本《三国志》外，还有卢弼撰的《三国志集解》（古籍出版社1957年版，全18册）。这部《三国志集解》，线装本、字也比较大，毛泽东非常喜爱，后来一直把它放在他的书房里，读了又读，上面还写了许多的批语。有两处批语，至今还深深地留在笔者的记忆中。这两处批语的大概情形是这样的：裴松之在《魏书·武帝纪》一段注释中，引用了曹操于建安15年（公元210年）12月所下的《让县自明本志令》。其主要内容是叙述他自己辗转征战的经历及当时许多的心理活动，表明它守义为国，并无取代汉帝以自立的意思。他让出受封的阳夏、柘、苦等三县，以消除时人对他的误会。卢弼对此除作了一些考证、订谬外，对曹操还提出了许多的指责。曹操在令中写道，自己没有背叛汉室之意，他死后，妻妾无论嫁到哪里，都希望要为他说明这一心迹。卢弼对此指责说是“奸雄欺人之语”。曹操在令中又写道，自己不能放弃兵权，“诚恐己离兵为人所祸也”，这是“既为子孙计，又己败则国家倾危”。卢弼对此指责这是“皆欺人语也”，并说陈寿撰写的《三国志》对这些话“削而不录，亦恶其言不由衷耳”。曹操在令中还写道，自己打仗，“推弱以克强，处小而擒大；意之所图，动无违事；心之所虑，何向不济”。卢弼认为曹操的这些话是“志骄气盛，言大而夸”，并在注中又列举了曹操打过的败仗。以上的这段文字，特别是卢弼的注，毛泽东看的很仔细，差不多都作了圈点。卢弼对曹操的看法和评价，毛泽东很不赞成，他认为，这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所以，在读了卢弼的这段注后，毛泽东在书的天头上写了这样的一段颇有感慨的批语：此篇注文，贴了魏武不少大字报，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李太白云：“魏帝营八极，蚁观一弥（据扫叶山房石印本《李太白全集》，“弥”应为“祢”——笔者注）衡。”此为近之。“魏帝营八极，蚁观一祢衡”的诗句，引自李白的《望鹦鹉洲悲祢衡》一诗。祢衡是东汉时代人，史籍说此人狂傲而有才气。曹操对这个人的才能不仅没有引以重视，而且还污辱了他，因此被祢衡大骂。祢衡后被黄祖所杀。鹦鹉洲据说是祢衡曾在此作赋的地方。李白的这首诗，对曹操统一北方的功绩是肯定的，同时又指出他轻视祢衡的失误。大概是因为李白对曹操的这种评价比较符合历史实际，也比较符合毛泽东本人的看法，所以毛泽东在此特引了李白的这句诗。
毛泽东在读《魏书·刘表传》时还写了两条有关曹操的批注。
《魏书·刘表传》裴松之的注中，有一段说刘表初到荆州时，江南有一些刘姓家族据兵谋反，刘表“遣人诱宗贼，至者五十五人，皆斩之”。毛泽东读到此注，对“皆斩之”的作法是不赞成的，所以，他在“皆斩之”三字旁划了粗粗的曲线，又在天头上写下了这样一条批语：杀降不祥，孟德所不为也。
孟德是曹操的字。刘表在对待俘虏的做法上与曹操是大相径庭的。曹操所以能取得全局的胜利，这与他对俘虏的豁达大度是分不开的。曹操“不杀降”，敢于用人，史书有不少的记载。建安三年（公元198年），曹操在兖州，任用毕谌，后张邈叛，将毕谌的母、弟、妻劫去，曹操对他说：“卿老母在彼，可去。”毕谌去后就没有回来。及至讨平张邈，毕谌被捉，大家都为他的性命担心。曹操说：“夫人孝于其亲者，岂不亦忠于君乎？吾所求也。”不仅没有杀毕谌，反任为鲁相。魏种本是曹操推荐的孝廉，张邈攻陷兖州时，曹操说：“唯魏种且不弃孤也。”岂料魏种却投降了。及至打败了张邈，魏种被擒，曹操并没有杀他，说：“唯其才也”，“释其缚而用之”。毛泽东的这条批语，既表明了他对刘表作法的蔑视，又表明了他对曹操“不杀降”和爱才的称赞。
在《魏书·刘表传》中，卢弼也有一段注释，刘表于建安五年（公元200年）“攻张怿平之”，有“地方数千里，带甲十余万”，祭祀天地，自立为帝。毛泽东读了这段注释又在天头上写了一条批语：做土皇帝，孟德不为。
这里，毛泽东又一次称赞曹操。
毛泽东晚年读《三国志集解》写了不少的批注，许多的篇章他都圈划得密密麻麻。从中我们足以看出，他老人家晚年对《三国志》这部大作是很为喜爱的。
据笔者的记载，1973年，毛泽东还先后两次向笔者要过《三国演义》，一次是3月9日，一次是5月26日。这两次送给他的《三国演义》，都是从中国书店新购买来的。我们还看到，毛泽东晚年游泳池畔的书房里，除存放着多种平装版本的《三国演义》外，还一直放有两种线装木刻大字本的《三国演义》。一种是上海涵芬楼（商务印书馆专贮珍贵图书的藏书楼名。该馆从清光绪末年即搜集南北藏书家散出的孤本秘籍多种，曾选取部分古书，编印为《涵芬楼秘笈等》）版，全名叫《三国志通俗演义》。这部书是50年代陈秉忱从中国书店给毛泽东购买来的。一种是人民文学出版社1974年2月影印出版的《三国志通俗演义》。这两种《三国志通俗演义》，每部都是24个分册，因为字都比较大，毛泽东很喜爱。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还常在书房里很有兴趣地翻阅这两部不同版本的《三国演义》。1975年8月中旬，大概是在给他做白内障摘除手术之前，他还在游泳池畔的书房里与陪读的北京大学芦荻侃侃而谈《三国演义》、《红楼梦》、《水浒》等中国古典小说。李锐说：“十年内战时期，‘左’倾教条主义者曾经攻击毛的军事路线，取得反围剿战争的胜利不过是‘把古代的《三国演义》无条件地当作现代的战术’。”（《毛泽东早年读书生活》，第25页）“左”倾教条主义者对毛泽东的这种攻击，当然是毫无根据的，但它从反面告诉我们：毛泽东在十年内战时期，《三国演义》就已经读得很熟了。对于这一点，1960年12月25日，毛泽东在他67寿辰时同部分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聚餐的谈话中，在谈到“人没有压力是不会进步的”问题时，还颇有感触地说，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先后受到过三次大的处分。他说：“那时我没有事情做，走路坐在担架上，做什么？我看书！他抬他的担架，我看我的书。他们又批评我，说我凭着《三国演义》和《孙子兵法》指挥打仗。其实《孙子兵法》当时我并没有看过；《三国演义》我看过几遍，但指挥作战时，谁还记得什么《三国演义》，统统忘了。”（《党的文献》1993年第4期）后来的几十年里，直到生命垂危的最后几年，他还很有兴趣地与身边工作人员谈《三国演义》。据笔者所知，毛泽东读《三国演义》，如同读《红楼梦》、《水浒》等古典小说一样，很善于从不同的视角去阅读，从不同的视角去理解，从不同的视角去思考，从不同的视角去说明实际问题，这是毛泽东阅读《三国演义》的特点，也是他阅读《三国演义》与众不同的独到之处。
毛泽东从哪些视角阅读《三国演义》的呢？
作者创作和作品形成的社会背景的视角。这是毛泽东阅读《三国演义》的一个重要特点。任何一部文学作品的产生，都是与一定的社会背景相联系的，也是时代的产物。就拿《三国演义》来说，书中描写的诸多的历史人物和历史故事，虽然经过作者对历代民间传说进行精心地综合溶裁和再创作，但是字里行间仍然反映了动乱的三国时代的社会状况，字里行间仍然可以看到三国时代封建统治集团之间政治、军事的矛盾和斗争。《三国演义》为我们提供了关于封建社会中统治集团之间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可资借鉴的思想材料。社会背景和作家创作的主题思想是密切相联的。毛泽东认为，作家创作的社会背景必然要影响到作品的主题。阅读、研究文学作品，不可不重视作品形成的社会背景。
毛泽东在阅读《三国演义》的过程中，很注重考虑作者创作和作品形成的社会背景，并且把这一社会背景与作品的主题紧密地联系起来。关于《三国演义》的主题倾向，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特别是对作者罗贯中是不是表现了皇权正统观念，各家更是各执一词。历史上不少文学评论家都认为，《三国演义》是一部描写汉末至西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从大乱到大治的历史过程的长篇历史小说，因此，要其不表现皇权正统观念是很难做到的，作者罗贯中“扬刘抑曹、蜀汉正统”的创作主题倾向也是不可避免的。对古今一些文人学者的这种看法，毛泽东一方面是沿袭此说，一方面又有其独特的见解。就拿对曹操这个人物评价来说，作者罗贯中笔下的曹操是一个“汉贼”“奸雄”，这正是作者“扬刘抑曹、蜀汉正统”的皇权正统思想的体现。但毛泽东对曹操这个历史人物又有他自己的看法。1958年11月20日上午，毛泽东在武汉东湖畔的住所召开的座谈会上，在谈到曹操时，毛泽东说：你们读《三国演义》和《三国志》注意了没有，这两本书对曹操的评价是不同的。《三国演义》是把曹操看作奸臣描写的；而《三国志》是把曹操看作历史上正面人物来叙述的，而且说曹操是天下大乱时期出现的“非常之人”，“超世之杰”。可是因为《三国演义》又通俗又生动，所以看的人多，加上旧戏上演三国戏都是按《三国演义》为蓝本编造的，所以曹操在旧戏舞台上就是一个白脸奸臣。现在我们要给曹操翻案。我们党是讲真理的党，凡是错案、冤案，十年、二十年要翻，一千年、二千年也要翻。（参见陶鲁笳：《忆毛泽东问志教我们读书》）
1959年，一次在谈到翦伯赞一篇关于曹操的文章时，毛泽东说：“曹操结束汉末豪族混战的局面，恢夏了黄河两岸的广大平原，为后来的西晋统一铺平了道路。”（《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258页）50年代有一次在北戴河，毛泽东与保健医生徐涛谈到曹操时，毛泽东说：“曹操统一北方，创立魏国。那时黄河流域是全国的中心地区。他改革了东汉的许多恶政，抑制豪强，发展生产，实行屯田制，还督促开荒，推行法制，提倡节俭，使遭受大破坏的社会开始稳定、恢复、发展。这些难道不该肯定？难道不是了不起？说曹操是白脸奸臣，书上这么写，剧里这么演，老百姓也这么说，那是封建正统观念制造的冤案。还有那些反动士族，他们是封建文化的垄断者，他们写东西就是维护封建正统。这个案要翻。”（孙宝义编《毛泽东的读书生涯》，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第221页）
前面说到的毛泽东曾批阅过的《三国志集解》，对《魏书·武帝纪》、《魏书·文帝纪》、《魏书·刘表传》中有关曹操的内容，毛泽东作了许多圈划，写下了不少的批注文字。在《魏书·武帝纪》中，毛泽东圈划批注比较多的，除曹操的身世、经历和战绩外，还有曹操所采取的政策。从这些圈划和批注的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主张对曹操这个历史人物应当实事求是地加以肯定。
我们从毛泽东阅读批划过的鲁迅著作中还看到：1927年鲁迅写《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话：“其实，曹操是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我虽不是曹操一党，但无论如何，总是非常佩服他。”50年代，毛泽东在读到这段话时，用红铅笔划上了粗粗的着重线，这一条条红线，把他与鲁迅连接到了一起。对曹操的看法，是不是可以说毛泽东与鲁迅是相通的？
在毛泽东的心目中，曹操不仅是一位“结束汉末豪族混战的局面”，“统一北方，创立魏国”，“改革了东汉的许多恶政”的战功卓著的政治家、军事家，而且还是我国文学史上一位著名的诗人。1954年7月23日，毛泽东给李敏、李讷的信中写到：“北戴河、秦皇岛、山海关一带是曹孟德（操）到过的地方。他不仅是政治家，也是诗人。他的碣石诗是有名的”。（李敏、孔令华主编《怀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88页）曹操的诗作，毛泽东是很爱读的。在给毛泽东管理图书期间，我们常常翻阅毛泽东阅读、批划过的图书。我们这样做，一是为了了解掌握毛泽东读书、批注的具体情况，二是为了熟悉毛泽东平常爱读的书。根本目的还是为了做好为毛泽东的服务工作。当然，翻阅的过程，也是我们自己学习和提高的过程。如果说我们对我国浩如烟海的古籍文化有点什么了解的话，这一时期的客观环境的影响和在工作实践中的实习是极其重要的。在翻阅毛泽东阅批过的图书过程中，我们记得有四种不同版本的《古诗源》，还有《魏武帝、魏文帝诗注》，这些书上曹操的诗，毛泽东差不多都有批划。有不少的诗，如《短歌行》、《观沧海》、《土不同》、《龟虽寿》、《却东西门行》等等，毛泽东阅读过多次，每次阅读他都要在这些诗上圈圈划划。读一次，圈划一次，多次阅读，多次圈划，时而用红毛笔，时而用红铅笔、黑铅笔或蓝铅笔，因此，有不少的诗，都圈划得密密麻麻。有一本《古诗源》，毛泽东用红铅笔在作者“武帝”两字旁划了两道粗线，“武帝”的注释：“孟德诗，犹是汉音。子桓以下，纯乎魏响。沈雄俊爽，时露霸气。”这段文字，毛泽东逐句圈点。《短歌行》这首诗的标题上，他还用红、蓝铅笔各划一圈。诗中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等文字旁，都划上了密密的圈记。曹操的诗，因为很爱读，也因为读得多，所以，有不少的诗篇，如《短歌行》、《观沧海》、《龟虽寿》等，毛泽东都能熟练地背出来。在他身边工作过的人大概差不多都知道，在中南海散步时，或者漫步在海岸沙滩，或者在山间崎岖小道行进，或者在办公室里，毛泽东常常饶有兴致地吟诵古诗。曹操的一些诗作，就是他常吟诵的古诗词之一。保健医生徐涛回忆说：1954年夏天，毛泽东来到北戴河，有些天，在海岸沙滩散步，嘴里总是念念有词地背诵《观沧海》：“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毛泽东在夜里工作疲劳后，稍作休息，出门观海，有时也常这样低声吟诵。毛泽东不仅爱读爱吟曹操的诗，而且在练习书法时也常书写曹操的诗。《毛泽东手书古诗词选》（中央档案馆编辑，文物出版社、档案出版社1984年版）就收入了两首，一首是《观沧海》，一首是《龟虽寿》。从书法艺术的角度来说，这两件墨宝，书法行家们都认为是当今我国书苑里的精品。曹操《龟虽寿》一诗中的“盈缩之期，不独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这两句具有朴素唯物论思想的诗句，毛泽东很欣赏。1961年，胡乔木生病，8月25日，毛泽东给胡乔木写了一封信劝其“不计时日”养病，这封信中就引用了曹操的这两句诗，并对胡乔木说“此诗宜读”。从此，我们足以看出，毛泽东对曹操的诗是很喜爱的。毛泽东为什么如此喜爱曹操的诗呢？毛泽东生前在和他的子女门的一次谈话时这样说过：“曹操的文章诗词，极为本色，直抒胸臆，豁达通脱，应当学习。”有一次，毛泽东与身边工作人员谈话还说过：“我还是喜欢曹操的诗。气魄雄伟，慷慨悲凉，是真男子，大手笔。”
毛泽东对曹操的看法和评价，显然与《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笔下的曹操是相悖的。作者笔下的“汉贼”“奸雄”，毛泽东认为是个了不起的政治家、军事家，还是个了不起的诗人。作者罗贯中受传统观念的束缚在小说中“扬刘抑曹”，除传统观念的影响外，当时的现实社会方面的背景对作者有没有影响呢？毛泽东认为有，他还一路发挥说：“《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不是继承司马迁的传统，而是继承朱熹的传统。南宋时，异族为患，所以罗贯中以蜀为正统。”（《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258页）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约略地看出，毛泽东阅觻《三国演义》，不迷信书本，不拘泥于古人，敢于冲破作者“扬刘抑曹”这一皇权正统思想的束缚，提出自己的看法，这不能不说是毛泽东阅读《三国演义》的一个独到之处。
战争、外交、组织的视角。这是毛泽东读《三国演义》的又一个特点。
三国鼎立时期，社会动荡，事态百变，势均力敌的魏蜀吴三国战争不断。《三国演义》记述的就是这一时期各个封建统治集团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三国演义》虽然不是兵书，也不是军事专著，但是，书中却有不少栩栩如生，动人心魄，千古流传的战争和战斗场面的描写，有有关战争战略、策略方面的记述，也有具体的虚实分合、攻守进退、以小打大、以少胜多、后发制人等许多的战役和战术方面的描写。例如：祭东风、赤壁大战、走麦城、空城计等等。所以，《三国演义》，毛泽东不仅把它当作三国时代的历史来读，通过它来知兴亡，鉴得失，明事理，把握历史现象及其规律。而且还从战争的视角来读，从战略、战术的视角来读。毛泽东阅读《三国演义》的独到之处还在于，注重学习书中可供借鉴的有关军事斗争的知识和思想材料。大概正因为如此，十年内战时期，党内的“左”倾教条主义者曾经攻击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军事路线和毛泽东领导所取得的反围剿战争的胜利，说毛泽东不过是“把古代的《三国演义》无条件地当作现代的战术，古时的《孙子兵法》无条件地当作现代战略”。这当然是“左”倾教条主义者对毛泽东别有用心的攻击，是根本不符合客观事实的。但是，毛泽东爱读《三国演义》，熟读《三国演义》，注意学习《三国演义》中谈及的有关战争知识，并且取其精华，运用于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这是无疑的。
说到毛泽东从战争的视角读《三国演义》可以追溯到1936年12月，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部著作中，毛泽东结合我国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实际，谈及战略防御的原则时说过的一段话：“中国战史中合此原则而取胜的实例是非常之多的。楚汉成皋之战、新汉昆阳之战、袁曹官渡之战、吴魏赤壁之战、吴蜀彝陵之战、秦晋淝水之战等等有名的大战，都是双方强弱不同，弱者先让一步，后发制人，因而战胜的。”（《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04页）这里，毛泽东列举的我国历史上六个著名的以弱胜强的战例，其中袁曹官渡之战、吴魏赤壁之战、吴蜀彝陵之战这三次大战，都是《三国演义》中最精彩的也是作者着力描写的战例。毛泽东爱读《三国演义》，尤爱读《三国演义》中这些威武雄壮的战例。小说中描写的这些战例，是毛泽东最感兴趣的内容之一，它们已经深深地存留在毛泽东的记忆中。
毛泽东爱读《三国演义》中这些著名的战例，不仅是因为作者对这些战例描写得生动、壮观，而且是因为这些战例中都包含有不少的战争知识。与其说毛泽东在读小说，倒不如说毛泽东在借鉴历史，研究分析和学习战争。就拿吴魏赤壁之战来说吧。这是《三国演义》第47回着力描写的我国历史上的一次著名大战。
曹操在基本上统一了北方之后，即挥师南下，企图一举消灭刘备和孙权的势力，席卷南方。刘备派诸葛亮去联合孙权，孙权和刘备结成联盟，他们一起抗击曹操。当时，曹操的军队号称80万，实际上没有这么多，大概也就是20多万人马，驻军乌林（现在湖北省洪湖县龙口乡，长江北岸）；孙刘联军总共不过5万人，安营赤壁（现在湖北省蒲圻县赤壁乡，长江南岸）。双方隔江相望，在赤壁江面摆开了战场。
曹操的军队大半是北方人，不习惯船上作战，不适应江上风浪的颠簸。
为了解决这个困难，曹操命令工匠把战船用铁索联在一起，又在船与船之间铺上木板，钉上铁钉，加以固定，以减少船身的摇晃，他们把这称为“连环船”。诸葛亮得知曹操采用“连环船”的战术之后，立即与东吴军队主帅周瑜等商议对策。周瑜部将黄盖提出用火攻的办法，烧毁曹操的“连环船”。诸葛亮和周瑜采纳了这个建议，拟定了火攻的作战方案。周瑜事前安排了放火用的船只，黄盖写了一封信派人送给曹操，假意声称要带军队渡江投降。公元208年（建安十三年）11月的一个夜晚，赤壁江面恰好刮起了一阵比一阵紧的东南风。黄盖带领十只战船，船中装满了浇了油的柴草和大批硫磺、烟硝等引火物，用黑色篷帐蒙起来，上面插上旗帜，向曹操的水寨驶去。战船的后面还拖着便于战斗的小艇。曹操深信黄盖来投降，所以毫无戒备。当黄盖的战船驶进曹操的“连环船”时，就立即放起火来。火借风力，风助火势，曹操的水寨顿时陷入火海之中，“连环船”被全部烧毁，连岸上的营地也都着了火。这时曹操明知中计，干急没法。周瑜和诸葛亮望见起火，立即擂动战鼓，指挥水陆两军全面进攻。曹军大败，孙刘联军夺取了赤壁之战的重大胜利。
曹操败退后，一时无力南下，孙权巩固了在江南的统治，刘备占领了荆州的大部分地区，并开始向益州发展。从此就形成了三国鼎立的局面。
赤壁之战，曹操失败，孙刘获胜。它是我国古代战争史上有名的弱军战胜强军的战例之一。自古以来的战争，强者并非就一定能够战胜弱者，弱者并非就一定不能战胜强者。在一定的条件下，少亦能战胜多，弱亦能战胜强，败亦能变为胜。少与多，弱与强，败与胜，都不是凝固不变的，在一定的条件下它们是可以相互转化的。这就是战争中的辩证法。吴魏赤壁大战就是一个很好的历史例证。
说到毛泽东对赤壁大战故事的兴趣，笔者在这里再向读者介绍一点有关的情况。在读书治学生活中，毛泽东生前有两个特别的喜爱。一是喜爱唐诗宋词，读得多，记得住，可以随口背诵。二是爱好书法，50年代和60年代初他在工作之余，饭后睡前，常常孜孜不倦地潜心练习书法，仅凭自己的记忆，书写了许多古今著名的诗词曲赋。书写的唐诗宋词尤多。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又练习书法，又学习唐诗宋词，这是“一举两得”。毛泽东工作之余书写的大量唐诗宋词墨迹中，我们看到过至少有两件是与《三国演义》中描写的赤壁战争有关的。一件书写的是唐人杜牧的诗《赤壁》，一共四句：“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这首诗，后两句就与赤壁大战有关。东风，就是指当时赤壁之战，周瑜用火攻之事。周郎，即周瑜。铜雀，台名，在北方的邺城（今河北省临泽县），这个台传说是曹操所建，上有楼，楼上有大铜雀高一丈五尺，因此得名，是曹操宴饮之地。二乔，指东吴有名的美女乔氏姐妹，大乔为孙策夫人，小乔是周瑜的妻子。这两句诗的意思是说，如果不是东风给了周瑜的方便，则很可能东吴要大败，连二乔也被曹操掳走锁进铜雀台了。另一件书写的是宋代苏轼的词《念奴娇·赤壁怀古》，前几句是：“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这里的大江，是指长江。风流人物，杰出的或英俊的人物，此指三国时代的包括周瑜在内的英雄豪杰们。“赤壁之战”，孙权、刘备联军在这里击败了曹操，从而形成三国鼎立的局面。作者苏轼所感怀的就是这些古人古事。毛泽东书写的这两件墨宝都被中央档案馆挑选编入《毛泽东手书古诗词选》一书。《三国演义》中描写的赤壁之战早已成为历史，毛泽东书写的这两件与之有关的墨迹还一直萦绕在我们的脑际，浮现在我们的眼前。它从一个小小的侧面告诉我们，毛泽东对《三国演义》中着力描写的战争场面是很有兴趣的。
毛泽东读《三国演义》，最有兴趣的大概就是对著名大战的描写。因为他对这些大战的描写很感兴趣，所以他读得多，看得细，对作者罗贯中着力描写的这些大战的情形，他都很熟悉，在讲话和文章中常常谈及。他从战争的视角读《三国演义》，从赤壁大战、官渡大战、彝陵大战等许多的战争、战役中学习战争的谋略，学习克敌制胜的策略，学习战争的知识，并密切结合实际，运用于他所领导和进行的革命战争之中。这不能不说是毛泽东读《三国演义》的一大特色。
对于《三国演义》，毛泽东曾作过很高的评价。毛泽东对薄一波说过，看《三国演义》，不但要看战争，看外交，而且要看组织。你们北方人（薄一波是山西定襄人——笔者注）——刘备、关羽、张飞、赵云、诸葛亮，组织了一个班子南下，到了四川，同“地方干部”一起建立了一个很好的根据地。他的意思是说，外来的干部一定要同地方的干部很好地团结在一起，才能做出一番事业。他还讲过，曹操下江南，东吴谁当统帅成了问题，结果找了个“青年团员”周瑜，29岁当了都督，大家不服，后来加以说服，还是由周瑜当，结果打了胜仗。毛泽东借这件事说明选拔干部，不能统统按资历，要按能力。（薄一波：《回忆片断》，《人民日报》1981年12月26日）毛泽东不但从战争的视角来读《三国演义》，而且还从外交、组织的视角来读《三国演义》，从读《三国演义》中联系到我们干部之间、领导班子之间的团结，联想到选拔和使用年轻干部。这些都是毛泽东读《三国演义》等历史古籍的重要特色。
政策和策略的视角。在领导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历史长河中，毛泽东很重视进行革命斗争的政策和策略。他说：“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在阅读《三国演义》的过程中，对书中的政策和策略思想，毛泽东是很为关注的。说到毛泽东从政策和策略的视角读《三国演义》，笔者在这里先介绍毛泽东的一段历史佳话。
1941年1月，我国历史上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事变之后，在如何对待蒋介石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问题上，共产党内产生了不同的意见。有的同志主张从政治上、军事上立即全面反击。毛泽东认为：“我们是必须制裁反动派，反击顽固派的，但我们要站在严格的自卫立场上，任何党员都不许超过自卫原则。蒋介石既有抗战的一面，又有反共的一面，在反共方面也有两面性，即既有对中共实行高压政策和军事进攻的一面，又有不愿在根本上破裂国共合作的一面。我党的方针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以打对打，以拉对拉。对他不愿在根本上破裂国共合作的一面，采取联合政策；对他动摇和反共一面，采取斗争和孤立的政策。但是斗争必须是有理、有利、有节，三者缺一，就要吃亏。”这是对国民党的情况作了极精辟的分析之后提出的极高明的斗争策略。如何制裁反动派呢？这在《巨人之谜》一书中有生动的叙述：“皖南新四军军部被歼——这是蒋介石杀我们的一刀，这一刀杀得很深。许多人看了这种情形，都非常气愤，就以为抗日没有希望了，国民党都是坏人，都应该反对。我们必须指出，气愤是完全正当的，哪有看这种严重情形而不气愤的呢？但是抗日仍然是有希望的，国民党里面也不都是坏人。对于各部分的国民党人，应当采取不同的政策。对于那些丧尽天良的坏蛋，对于那些敢于攻打进步军队、进步团体、进步人员的人，我们是决不能容忍的，是必定要还击的，是决不能让步的，因为这类坏蛋，已经丧尽天良，当一个民族敌人深入国土的时候，他们还闹磨擦、闹惨案、闹分裂。不管他们心里怎样想，他们是在实际上帮助了日本和汪精卫，或者有些人本来就是暗藏的汉奸。对于这些人，如果不加以惩罚，我们就是犯错误，就是纵容汉奸卖国贼，就是不忠实于民族抗战，就是不忠于祖国，就是纵容坏蛋来破坏统一战线，就是违背了党的政策。”
说到这里，毛泽东慢慢地掏出火柴，点燃手里的那支烟，深深地吸了一口，又徐徐将烟喷出，烟雾飘渺，变化无穷。
在场的所有人眼光都集中在毛泽东的身上。所有人的注意力都被毛泽东吸引了。毛泽东又接着说：“但是这种给投降派和反共顽固派以打击的政策，全是为了坚持抗日，全是为了保护抗日统一战线。因此，我们对于那些忠心抗日的人，对于一切非投降派、非反共顽固派的人们，对于这样的国民党员，是表示好意的，是团结他们的，是尊重他们的，是愿意和他们长期合作以便把国家弄好的。谁如果不这样做，他也就违背了党的政策。”
“为什么呢？”
在场的李卓然听得入了神。
毛泽东一手撑腰，一手拿烟。
“事理纷繁，重在主要矛盾。你读过《三国演义》没有？”
“读过。”
“三国时期，荆州失守，蜀军进攻东吴，被东吴将领陆逊火烧连营七百里，打得大败，其原因就在于刘备没有区分与处理好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的关系，在谋略中没有抓住主要矛盾。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所确定的战略方针是‘东联孙吴，北拒曹操’。曹刘是主要矛盾，孙刘是次要矛盾。孙刘的矛盾是统一战线内部的矛盾。所以当孙权数次讨荆州时，诸葛亮总是一再推诿软磨，而不硬抗，直到最后才让出荆州的部分地方。刘备不了解这一点，派了根本不执行联吴为根本、争夺荆州为要有理有节方针的关羽去驻守荆州。关羽这个人虽然斩华雄，诛颜良、文丑，过五关斩六将，擒庞德，威震华夏，但孤傲自大，刘备封‘关、张、赵、马、黄’五虎大将时，关羽怒曰：‘翼德吾弟也；孟起世代名家；子龙久随吾兄，即吾弟也；位与吾相并，可也。黄忠何等人，敢与吾同列？大丈夫终不与老卒为伍！’当孙权派诸葛瑾为儿子向关羽女儿求婚，以结秦晋之好，共伐曹操时，关羽却勃然大怒，说：‘吾虎女安肯嫁犬子乎！不看汝弟（诸葛亮）之面，应斩汝首！再休多言’，诸葛瑾抱头鼠窜而去。孙权便攻占了荆州，孙刘联盟瓦解。刘备见关羽被杀，荆州丢失，遂起兵攻打东吴，众臣苦谏都不听，实在是因小失大。正如赵云所说：‘国贼是曹操非孙权也，且先灭魏，则吴自服’。诸葛亮也上表谏止说：‘臣亮等切以吴贼逞奸诡之计，致荆州有覆亡之祸；陨将星于斗牛，折天柱于楚地；此情哀痛，诚不可忘，但念迁汉鼎者，罪由曹操；移刘祚者，过非孙权。窃谓魏贼若除，则吴自宾服。愿陛下纳秦宓金石之言，以养士卒之力，别作良图。则社稷幸甚！天下幸甚！’可是刘备看完后，把表掷于地上，说：‘朕意已决，无得再谏。’决意起大军东征，最终导致兵败身亡。”（扬振之等：《巨人之谜》，四川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230—242页）
毛泽东的侃侃而谈和口若悬河般的宏论，特别是通过分析《三国演义》这段刘备兵败身亡的历史故事来给大家以启示，便很快统一了全党同志对皖南事变的认识。
上述毛泽东谈到的刘备的失败，“其原因就在于刘备没有区分与处理好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的关系，在谋略中没有抓主要矛盾。”“曹刘是主要矛盾，孙刘是次要矛盾。孙刘的矛盾是统一战线内部的矛盾。”所以，毛泽东认为：只有“抓着主要予盾，分清主次与轻重缓急，先曹后孙才是大局为重的上策”。由此可见，毛泽东读《三国演义》，很注意从政策和策略的视角来分析和总结书中谈及有关的历史事件，并能用它来说明现实问题。这不能不说是毛泽东读《三国演义》的又一个特点。
联系实际问题，从作品中寻求启示的视角。毛泽东阅读《三国演义》，常常联系实际问题，从中寻求启示。他常常“以既定的思想水平和历史观点来评价作品所描绘的内容，来印证或阐发他的认识”。（《毛泽东与文艺传统》，第117页）这是毛泽东阅读《三国演义》的又一个特点。
1926年5至9月，毛泽东在广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讲授中国农民问题时说过：“中国的历史甚多，而小说史如《三国》、《水浒》、《说岳》等，都是看过的，昔人的思想，多偏袒统治者及地主阶级。我们是革命者，这种思想，是不可要的。。。，我们要造一个锄头，马克思已经造出来了，即唯物史观。”毛泽东用“唯物史观”这个锄头，去挖掘以帝王将相为主角的中国历史小说，从而独辟蹊径，探寻出新的思想，得出新的观点。毛泽东指出：《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当其未出茅庐时，一点用也没有，及一出山握有兵权，则神出鬼没了”。毛泽东认为，这恰恰不是说明帝王将相和掌握知识的人有什么特殊的能耐，而是表明，如果“没有民众的拥护，一点力也没有”。（转引自《毛泽东与文艺传统》，第131—132页）
在延安时，毛泽东经常在文章、书信、谈话、讲话和报告中谈及《三国演义》，用《三国演义》中的话或故事来印证或阐发他的认识。1936年9月8日，在给当时任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的信中，他引用《三国演义》云：“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这一句名言，来说明“国共两党实无不能合作之理”。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国民党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将领，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影响和全国抗日运动推动下，在要求蒋介石联共抗日，蒋不但予以拒绝，反而更加倒行逆施的情况下，在西安软禁了蒋介石，这就是我国历史上有名的西安事变。西安事变发生后，如何处置蒋介石，成了当时一个棘手的问题。有人主张无限期地监禁，有人主张公开审判，更有人主张把蒋介石杀掉。而中国共产党从全中华民族的利益出发，主张宽大处理，提出了和平解决的方针。为了说服当时党内外的同志，毛泽东就引用了《三国演义》中诸葛亮七擒七纵孟获的故事。他说：“杀掉蒋介石很容易，有一把刀一下子就杀了，可是脑壳只有一个，杀了就安不上了。人总是要死的，有老死的，病死的，战场上打死的；有站着死的，坐着死的，躺着死的。。蒋介石也是要死的。但是中央主张现在不叫他的脑袋搬家，因为杀了他就没有戏唱了，这是对抗日不利的。何况杀了他，还会有蒋介石第二、蒋介石第三。。中央也不主张把他关起来，而是主张把他放了。过去诸葛亮对孟获还七擒七纵，对蒋介石为什么不可以一擒一纵呢？”（董志英：《毛泽东轶事》，昆仑出版社1989年版，第172—173页）1937年7月，为了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观点去揭露共产党内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这些主观主义的错误而写的著作《实践论》中，他又用《三国演义》中的“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来形象地说明“人在脑子中动用概念以作判断和推理的工夫”。
1956年3月5日，毛泽东在国务院有关部门汇报手工业工作情况时，所作的指示中，又一次引用《三国演义》开头的一句话“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来说明在手工业合作化过程中，要妥善解决集中生产和分散生产的关系。修理和服务行业过于集中，群众不满意，就需要适当地分散和多设一些点，以方便群众。
《三国演义》第49回有“人有旦夕祸福，岂能自保？”一句话。1958年在《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一文中，毛泽东引用“人有旦夕祸福”这句话来说明人的忧患与生俱来。
人民公社这一社会组织形式，是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的一种尝试。在推进和肯定这一组织形式的时候，毛泽东把它与历史上的一些农民对大同世界的探索和试验很有兴趣地联系起来。这从1958年12月，中共中央在武汉召开八届六中全会期间，毛泽东读《三国志·张鲁传》（魏志卷九，裴松之注）时写的批注中可以看得出来。在这次会议期间，毛泽东在读《三国志·张鲁传》时，于12月7日和10日先后写了两大段批注，长达1500字左右。他还指示将他10日写的批注印在《张鲁传》的前面，一同印发与会者。毛泽东似乎从读《张鲁传》中隐约看到了“现在的人民公社运动”的历史渊源。所以，他高兴地写道：这里所说的群众性医疗运动，有点像我们人民公社免费医疗的味道，不过那时是神道的，也好，那时只好用神道。道路上饭铺里吃饭不要钱，最有意思，开了我们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先河。大约有一千七百年的时间了，贫农、下中农的生产、消费和人们的心情是大体相同的，都是一穷二白，不同的是生产力于今进步许多了。解放以后，人们掌握了自己这块天地了，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但一穷二白古今是接近的。所以这个《张鲁传》值得看。张鲁的祖父创教人张陵，一名张道陵，就是江西龙虎山反动透顶的那个张天师的祖宗，《水浒传》第一回描写了龙虎山的场面。三国时代的道教是遍于全国的、群众运动的。在北方有天公将军张角三兄弟最为广大的革命的群众运动，他们的口号是“苍天已死，黄天当立”。苍天，汉朝统治阶级。黄天，农民阶级。于吉在东吴也有极大的群众运动，是那时道教的一派。张道陵、张鲁是梁、益派。史称这派与北方派的路线基本相同。其后，历代都有大小规模不同的众多的农民革命斗争，其性质当然与现在马克思主义革命运动根本不相同。但有相同的一点，就是极端贫苦农民广大阶层梦想平等、自由，摆脱贫困，丰衣足食。在一方面，带有资产阶级急进民主派的性质。另一方面，则带有原始社会主义性质，表现在互助关系上。第三方面，带有封建性质，表现在小农的私有制、上层建筑的封建制——从天公将军张角到天王洪秀全。宋朝的摩尼教，杨么、钟相，元末的明教、红军，明朝的徐鸿儒、唐赛儿、李自成，清朝的白莲教、①拜上帝教（太平天国）、义和团，其最著者。我对我国历史没有研究，只有一些零星感触。对上述性质的分析，可能有错误。但带有不自觉的原始社会主义色彩这一点是就贫苦的群众来说，而不是就他们的领袖们（张角、张鲁、黄巢、方腊、刘福通、韩林儿、李自成、朱元璋、洪秀全等等）来说，则是可以确定的。现在的人民公社运动，是有我国的历史来源的。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没有来①摩尼教：波斯人摩尼在公元三世纪创立的宗教，以光明与黑暗为善恶的本原。公元七世纪末传入中国。1120年的方腊起义，即信奉摩尼教。杨么：南宋初年洞庭湖地区农民起义首领。名太，龙阳（今湖南汉寿）人。他继承钟相起义，有众二十万人。后为岳飞击败，牺牲。钟相：杨么前的洞庭湖地区农民起义领袖，武陵（今湖南常德）人。提出“等贵贱，均贫富”的主张，有众数十万人。后被孔彦舟袭败，牺牲。明教：由摩尼教发展而成的宗教，崇拜日月，认为光明必战胜黑暗。组织多次农民起义。红军：也称“红巾”。元末韩山童、刘福通等利用白莲教发动起义，以红巾为号，称红军。山童牺牲后，福通拥立山童子韩林儿为小明王。兵败后归朱元璋，病死。徐鸿儒：农民起义领袖，明山东钜野人。明天启二年（1622），利用白莲教发动起义，战败牺牲。唐赛儿：明初农民起义女领袖，山东薄台人。永乐十八年（1420）发动起义，失败后不知所终。白莲教：混合佛教明教等内容的宗教，崇尚光明，起源于宋代。清代嘉庆元年至十年（1796—1805），川、楚、陕白莲教大起义。嘉义十八年十九年（1813—1814）冀、豫、鲁有林清、李文成的起义。
得及将农民中的上层和中层造成资本主义化，但是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反动联盟，却在几十年中将大多数农民造成了一支半无产阶级的革命军，就是说，替无产阶级造成了一支最伟大最可靠最坚决的同盟军。
毛泽东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七日在武昌对张鲁行“五斗米道”的一些具体作法，毛泽东很为赞赏，并把它与当时在我国大地上普遍建立的人民公社的一些做法相对照。毛泽东十二月十日，在武昌又写道：我国从汉末到今一千多年，情况如天地悬隔。但是从某几点看起来，例如，贫农、下中农的一穷二白，还有某些相似。汉末北方的黄巾运动，规模极大，称为太平道。在南方，有于吉领导的群众运动，也是道教。在西方（以汉为中心的陕南川北区域），有五斗米道。史称，五斗米道与太平道“大都相似”，是一条路线的运动。又称，张鲁等行五斗米道，“民夷便乐”，可见大受群众欢迎。张陵（一称张道陵，其流风余裔经千年转化为江西龙虎山为地主阶级服务的极端反人民的张天师道，《水浒传》第一回有洪太尉误走魔鬼有极神气的描写，一看使人神旺，同志们看过了吧？）、张修、张鲁祖孙三世行五斗米道。行五斗米道，“民夷便乐”可见大受群众欢迎。其法，信教者出五斗米，以神道治病；置义舍（大路上的公共宿舍）；吃饭不要钱（目的似乎是招徕关中区域的流民）；修治道路（以犯轻微错误的人修路）；“犯法者三原而后行刑”（以说服为主要方法）；“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祭酒“各领部众，多者为治头大祭酒”（近乎政社合一，劳武结合，但以小农经济为基础）。这几条，就是五斗米道的经济、政治纲领。中国从秦末陈涉大泽乡（徐州附近）群众暴动起，到清末义和拳运动止，二千年中，大规模的农民革命运动，几乎没有停止过。同全世界一样，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阶级斗争史。
我们知道，一部二十四史，毛泽东前后整整读了二十四年，写下的批注也不少，但像这样长的两大段批注，笔者所见到的，这还是第一次。《张鲁传》全文不足300字，毛泽东写的这两段批注比《张鲁传》长好几倍。毛泽东对《张鲁传》的兴趣，实际上并不是始于这次的八届六中全会。他向与会同志推荐《张鲁传》也不是偶然的。同年8月24日，在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在谈到人民公社搞公共食堂时，就曾说：张道陵的五斗米道，出五斗米就有饭吃。吃粮食是有规律的，像薛仁贵那样一天吃一斗米，总是少数。同年11月3日在郑州同9个省市委书记谈话中，说到供给制时，毛泽东又说：三国时候张鲁的社会主义是行不长的。因为他不搞工业，农业也不发达。曹操把他灭了，他也搞过吃饭不要钱，凡是过路的人，在饭铺里头吃饭、吃肉都不要钱。他不是在整个社会都搞，只在饭铺里头搞。他统治了30年，人们都高兴那个制度，那里有一种社会主义作风。我们这个社会主义由来已久了。这些言谈话语表明，毛泽东对张鲁五斗米道几个月前就已有浓厚的兴趣。在毛泽东看来，历史虽已过去一千多年，现在与过去尽管“情况如天地悬隔”，但“一穷二白”的国情则“有某些相似”，张鲁五斗米道所体现的“极端贫苦农民广大阶层梦想平等、自由，摆脱贫困，丰衣足食”的理想追求等，对人们认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所进行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很有启示的。借用历史来启发人们的认识，开阔人们的视野，让人们更大胆地进行创造性地实践，这大概是毛泽东当时向人们推荐读《张鲁传》的主要意图。用一千年前张鲁的五斗米道的实践来类比当时人们对共产主义的想象和追求，当然是过于简单了。建立人民公社这一社会组织，不符合当时中国社会和广大农村的实际，不能有效地提高和发展生产力，因而不成功，这是很自然的。
为了纠正已经出现和已经觉察到的错误，减少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所造成的重大损失，毛泽东在1959年4月中共中央召开的上海会议之前，向全党连续发了四封《党内通信》，反对当时全国各地盛行的浮夸风等“左”的倾向。在上海会议上，与会同志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又着重议论了多谋善断、留有余地等问题。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提议大家看看《三国演义》中的郭嘉传。郭嘉是三国时期的一位著名人物，最初在袁绍部下，但他认为袁绍“多端寡要，好谋无决，欲与共济天下大难”。后经荀彧推荐，成为曹操的重要谋臣，追随左右，策谋帷幄，协助曹操南征北战，擒吕布，破袁绍，北伐乌桓，功绩卓著。郭嘉中年夭折，曹操非常惋惜，称道他：“每有大议，临敌制变。臣策未决，嘉辄成之。平定天下，谋攻为高。”郭嘉足智多谋，而曹操能够问计于郭嘉等谋臣，听取他们的意见，果断作出决策，这说明他是一个知人善用、多谋善断的人物。毛泽东介绍大家看郭嘉传，意思是希望各级领导作事要多谋。他说，多谋善断，这句话重点在“谋”字上。要多谋，少谋是不行的。要与各方面去商量，反对少谋武断。商量又少，又武断，那事情就办不好。谋是基础，只有多谋，才能善断。谋的目的就是为了断。他还说：要当机立断，不要优柔寡断。应当根据形势的变化来改变计划。反对党内一些不良倾向，也要当机立断。在毛泽东的提议下，不少干部认真阅读了郭嘉传，从中得到了深刻的启示，对纠正当时党内存在的头脑发热、脱离实际等错误倾向起了积极的作用。这在今天，对于我们指导各方面的工作，仍然有着重要的意义。（薄一波：《回忆片断》，《人民日报》1981年12月26日）
说到毛泽东爱用《三国演义》中的人物故事来印证或阐发他的认识，还有这样一件事：1970年3月，毛泽东提出了召开四届人大。在四届人大将要召开的时候，毛泽东提出了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为了说服中央委员能够同意他的建议，不要在四届人大会议上再提设国家主席问题，毛泽东用三国时代的历史故事启发大家。毛泽东说：“三国时，孙权劝曹操当皇帝，曹操说，孙权要把他放在火炉上烤。”接着，毛泽东又说：“我劝你们不要把我当皇帝，你们也不要做孙权。”（龚坤祥著《毛泽东，信步危难》，长江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179页）
类似这样的事例是很多的，这里不再一一例举。
总之，毛泽东读《三国演义》是多视角的。上面说到的视角，只是笔者认为是比较重要的视角。毛泽东爱读《三国演义》，更爱从不同的视角去阅读，去理解，去阐发他的认识。到了晚年，他老人家也还是这样做的。
毛泽东生前阅读和批注过的《三国演义》和《三国志》，现在也都还保存在中南海毛泽东故居里。随着《三国演义》和《三国志》在我国人民中越来越广泛的流传，毛泽东读这两部书时写下的批注将越来越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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