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是我国第一部专门描写历史上农民起义发生、发展直至失败的全过程的古典小说。《水浒》描写的是北宋末年的社会情况。《水浒》的作者写得非常好，写得完全符合事实。《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水浒》上有很多唯物辩证法的事例。《水浒》里梁山泊内部政治工作相当好。《水浒》上的白衣秀士王伦，不准人家革命。《水浒》要当作一部政治书看。江青在学大寨会上的讲话是放屁，完全文不对题。
《水浒》是我国流传最广的古典文学名著之一。它也是毛泽东很爱读的一部中国古典小说。
早在青少年时代，毛泽东就一遍又一遍地读过《水浒》。“那时，乡间能够借到的书，多半是些民间流传的旧小说。当他阅读《西游记》、《水浒》、《三国演义》、《东周列国志》、《说唐》、《说岳》这些小说的时候，常常被一些生动的斗争故事所吸引，一遍又一遍地读，一直要达到熟悉这些故事情节和一些主要人物的性格才放手。”（周世钊：《少年毛泽东的故事》，少年儿童出版社1979年版，第11页）说到毛泽东青少年时代爱读《水浒》等古典小说的事，毛泽东本人在1936年同来到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第一个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这样说道：“我读过经书，可是并不喜欢经书。我爱看的是中国古代的传奇小说，特别是其中关于造反的故事。我读过《岳传》、《水浒传》、《隋唐演义》、《三国演义》和《西游记》等。那是在我还很年轻的时候瞒着老师读的，老师憎恨这些禁书，并把他们说成是邪书。我经常在学校里读这些书，老师走过来的时候就用一本经书把它们盖住。大多数同学也都是这样做的。许多故事，我们几乎可以背出来，而且反复讨论过许多次。关于这些故事，我们比村里的老人们知道得还要多些。他们也喜欢这些故事，而且经常和我们互相讲述。”（《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谈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8—9页）毛泽东自己曾回忆说过，在他的少年时代对他影响最大的读物就是《水浒》。对这部生动地描写农民起义造反的英雄群像的古典小说，他不仅自己爱读，在他主持新民学会期间，还建议过同学会友读一读《水浒》。
毛泽东对《水浒》这部小说的兴趣，可以说贯串了他的一生。
在大革命时期从事农民运动的岁月里，毛泽东常常津津乐道地谈论《水浒》和宋江造反的故事。在江西苏区的时候，尽管生活环境非常艰苦，甚至饿着肚皮，《水浒》依然是他爱读的书籍之一。在长征途中，一次部队打下了一座县城，毛泽东急于要找《水浒》一读。对此，当时任毛泽东机要秘书的黄友凤后来有过这样的一段回忆：毛主席喜好读书是众所周知的。即使是在日行百里、饥困劳苦、战事频繁的长征途中也不例外。
一次，部队打下了一座县城。我们住进了一个地主的庄院。战士们高兴地聚在一起用歌声驱散着整日行军的疲劳。这时，主席走了过来，只见他环顾一下院子四周，把警卫员叫到跟前说：“小鬼，这家人看来蛮富有，你四处走走，看能不能找本《水浒》来，我想用用。”小战士高兴地接受了任务，四处寻找起来。。我们仍在院子里唱歌。突然，从主席房间里传出一阵爽朗的笑声，大家惊诧地循声望去，只见那位找《水浒》的小战士提着个大水壶窘迫地站在主席面前，抓耳挠腮，主席单手叉腰，用爱抚的目光望着他，“我让你找本《水浒》，你给我找了把水壶，这不是牛头不对马尾嘛！”说完，主席自己又笑了。。事后，主席专门把我们全体工作人员叫在一起，就错水壶当《水浒》这件事让大家展开讨论，认识读书学习的重要性。（《毛泽东机要秘书的回忆》，《党史文汇》1986年第3期）这听起来好像是个笑话，然而它是毛泽东长征途中要读《水浒》的真实的历史记录。
延安时期，毛泽东读过不少的书，特别是哲学方面的书读得尤多。也读过一些小说，例如：《南北宋》（上海大新图书社印行）、《昭君和番》（上海新文化书社版）、《康圣人演义》（大达图书供应社刊行）、《明末痛史演义》（赵焕亭著，上海鸿文书局1936年印行）、《崇祯惨史》（上海新文化书社刊行）、《施公清烈传》（周梦蝶校阅，大达书局1935年再版）等。延安时期毛泽东阅读过的图书，经过战争岁月的辗转，大部分都丢失了，现在保存下来的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我们在管理图书工作中，对保存下来的延安时期毛泽东阅读过的图书是分外珍惜的。但从中笔者没有看到《水浒》这部小说。到目前为止，笔者也没有看到谈及延安时期毛泽东读《水浒》的材料，仅此，也不能断定：延安时期，毛泽东没有重读过《水浒》。
延安时期，毛泽东谈到《水浒》、谈论《水浒》的材料是不少的。他在讲话、报告和著作中，也经常引用《水浒》故事来说明深刻的道理，或者来印证阐发他的认识。例如，他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篇著作中，曾以林冲打翻洪教头为例，来说明战略退却的必要性。他是这样写的：谁人不知，两个拳师放对，聪明的拳师往往退让一步，而蠢人则其势汹汹，辟头就使出全副本领，结果却往往被退让者打倒。
《水浒传》上的洪教头，在柴进家中要打林冲，连唤几个“来”“来”“来”，结果是退让的林冲看出洪教头的破绽，一脚踢翻了洪教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03页）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夕，在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二十八周年的时候，毛泽东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著名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曾借用武松在景阳冈上打虎的故事，来说明我们应当如何对付反动派。他把反动派比做吃人的野兽，他认为在野兽面前，我们“不可以表示丝毫的怯懦”。他号召人们说：我们要学景阳冈上的武松。在武松看来，景阳冈上的老虎，刺激它也是那样，不刺激它也是那样，总之是要吃人的。或者把老虎打死，或者被老虎吃掉，二者必居其一。（《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73页）
类似这样的例子，在毛泽东的讲话和著作中是屡见不鲜的。
建国以后，毛泽东在丰泽园的书房里、卧室的书柜里一直放有几种不同版本的《水浒》。据逄先知同志当时的记载，1964年8月3日，主席在北戴河的时候，还要过《金圣叹批改水浒传》。他送给毛主席的是影印贯华堂原本。到了70年代，我们先后给主席送过12种不同版本的《水浒》。按照当时登记的顺序，这12种不同版本的《水浒传》是：《金圣叹批改水浒传》上海中华书局1934年影印1——24册《水浒传》顺治丁酉冬刻本1——20册《全像绘图评注水浒全传》上海扫叶山房1924年版1——12册《五才子水浒传》上海同文书局版1——16册《水浒》人民文学出版社1972年版上、下册《明容与堂刻水浒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1——4册《明容与堂刻水浒传》上海中华书局1966年版1——20册《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中华书局1975年影印1——8册《水浒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年影印1——100册《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中华书局1975年影印1——32册《水浒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年版上、中、下册《水浒全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上、中、下册以上不同版本的《水浒》，后来一直放在他的书房里。中华书局1966年出版的《明容与堂刻水浒传》（线装大字本1——20册），他一直把它放在卧室里。
1964年8月3日，逄先知送给毛泽东的那部上海中华书局1934年影印贯华堂原本《金圣叹批改水浒传》，是毛泽东最喜爱看的版本之一。70年代，他还先后两次看过这部《水浒传》。一次是1971年8月3日，这天上午大约10点多钟，高碧岑告诉笔者，说首长要看《水浒》，要笔者赶快找出一部送去。高碧岑是中央办公厅警卫局的一般干部。徐业夫生病后，组织上调他来接替徐秘书的工作。因为高秘书来到主席身边工作时间也不长，对主席读书的具体情况知道得也不细，所以这次主席要看《水浒》，他也不太清楚主席要看什么版本的《水浒》。我们给主席管理图书的时间也不太长。对主席读书的习惯和要求等我们更是知之甚少。不过《水浒》这部书笔者还是知道的，在学校里也读过。接了高秘书的电话后，我们很快在主席图书中找出一部平装本《水浒》。当时笔者头脑里想的只是“主席要看《水浒》，赶快找出一部送去”。所以我们就毫不犹豫地很快送到了游泳池毛泽东住地交给了高秘书。从游泳池回到笔者的办公室后，屁股在椅子上还没有坐稳，电话铃声又急促地响起来了。笔者一拿起电话，高秘书仓促的声音就传进了耳朵：“首长说他不是要这种版本的《水浒》，他要的是他几年前看过的线装本金圣叹批改的《水浒》。”当时，笔者只知道有《水浒》这部小说，不知道还有金圣叹批改的《水浒》。既然几年前看过，说明这部书可能还在他的书房里。放下电话，急忙到主席书库。因为主席要的是线装本的《水浒》，所以，笔者就径直来到放线装书的屋内。当时，主席的图书平装和线装是分开存放的。线装部分是按照经、史、子、集四大部分类，一类的图书大多放在一起。管理图书的同志都知道这一点。这主要是为查找使用方便。《水浒》和《红楼梦》等这些历史小说，我们记得当时一共放了满满的两个书柜。为了查找方便，书柜外面我们分别都贴有标签，一看标鉴就知道柜内放的是什么书。来到放线装书的屋内，我们很快找到了放小说的书柜，打开书柜，从上往下一层一层查看。不一会就在这个书柜的底下两层看到了好几种版本的《水浒》。仔细一翻，还真有一种叫《金圣叹批改水浒传》。找到了主席要看的书，心中是很高兴的。在“毛主席用书登记本”上登记后，我们将它急忙送交高秘书。心想：“这下不会错了！”高秘书说：“你们送来正好，首长在等着看呢。”
第二次，是1972年2月1日，主席又要看《金圣叹批改水浒传》，因为有了上一次的实践，所以这一次就比较熟悉了。但是这一次又不同于上次。上一次主席指名要看的是这部书，看后也没再要看别的版本的《水浒》。这一次，笔者把这部书送给他之后，第二天晚上，徐秘书就告诉我们：“首长还要看别的版本的《水浒》，要找线装本，字大一些的。”毛泽东自己的存书中，还有几种版本的《水浒》，是线装本，但字都比较小。此情况向主席汇报之后，主席让我们再到北京图书馆或者其他的图书馆去找一找。
第二天，即2月3日，我们到北京琉璃厂中国书店找了一部线装本《第五才子书水浒传》（70回本，上海同文书局版，16册）字也比较大。巧得很，这部《水浒》也是金圣叹评点过的。我们又到首都图书馆借来一部《全像绘图评注水浒全传》（上海扫叶山房1924年版，12册）。后一种，主席翻看后第二天即2月4日就退回来了。前一种《第五才子书水浒传》，主席一直留在身边，默默伴随着他度过终身。我们知道毛泽东晚年看过不少版本的《水浒传》，但是，他最爱看的版本，就要数金圣叹批改的《水浒》了。不过，主席对金圣叹“腰斩”《水浒》是不满意的，他说金圣叹砍掉《水浒传》的后半部分“不真实”。对于这一点，后面还将较详细地介绍。
1972年1月6日，陈毅元帅因病逝世。1月8日，毛泽东亲笔签发了陈毅的悼词。1月10日下午，大病初愈身体还很虚弱的毛泽东穿着睡衣突然来到八宝山参加陈毅的追悼会。从参加陈毅追悼会回来后，毛泽东又大病了一场。2月初，他身体还未康复，就要看《水浒》，看了《金圣叹批改水浒传》，还要看《第五才子书水浒传》。是受“武松打虎”、“柴进门招天下客，林冲棒打洪教头”、“三打祝家庄”和“鲁智深大闹野猪林”等许多英雄的故事的吸引呢？还是对这位英勇善战、功绩卓著、大度豁达、爽直忠诚的诗友遭林彪一伙的迫害之死而心中不平、不安、不忍，同时又对陈毅深情地思念呢？是要看小说、读故事，重温历史呢？还是要借此消除心中的不安，调节一下大脑呢？这里笔者也是难于说清的。反正，毛泽东当时的心情是非常复杂、矛盾的，也是非常寂寞、孤独的。
毛泽东自少年时代起就喜爱读《水浒》，到了晚年，还兴味依然，一次又一次地、一遍又一遍地阅读《水浒》。毛泽东在耄耋之年，多次颇有兴致地谈论《水浒》。直到1975年，因患老年性白内障眼睛不能看书了，在与身边同志谈到《水浒》的时候，他还侃侃而谈一番。
毛泽东对《水浒》为什么这样有兴趣呢？这是有原因的。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水浒》是一部与农材和农民的革命斗争有紧密关系的古典小说。毛泽东是一个农民的儿子，青少年时代差不多都是在农村度过的。走上革命道路以后，也是从解决农民问题开始的。1926年5月至9日，他主持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工作，讲课的中心问题就是农民问题。他关注和着重研究的问题也是农民问题。为了动员农民，组织农民，1927年1月，毛泽东在大革命高潮中用了33天的时间考察湖南的农民运动，在考察的基础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考察中，他看到不愿做奴隶的农民们纷纷起来造反、抗争的情景：他们举起他们那粗黑的手，加在绅士们头上，用绳子把劣绅们捆绑起来，牵着游乡；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他们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他们打翻了土豪劣绅在地上，并且踏上一只脚；农会会员漫山遍野，梭镖短棍一呼百应，土匪无处藏踪；女子和穷人不能进祠堂吃酒的老例被打破，女子们结队拥入祠堂，一屁股坐下便吃酒，族尊老爷们只好听她们的便。。对一切代表农民利益的“反常”现象，毛泽东非常高兴地称之为：“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这是好得很。”毛泽东生在农村，长时期地和农民们生活在一起。因此他很熟悉农村和农民的疾苦。他很憎恶当时那些草菅人命、欺压百姓等极不合理的社会现象。他理解农民，同情农民，对农民和农民运动一直有着特殊的感情。《水浒》是我国第一部专门描写反映历史上农民起义发生、发展直至失败的全过程的古典小说。书中描写并且颂扬的一个个英雄人物，有打渔的，有种菜的，有打铁的，有卖膏药的，还有许多形态各异的被压迫的普通贫民百姓。书中的人物面貌毛泽东好像都似曾相识；他们反抗官府、劫富济贫的种种行为，毛泽东似乎也有所闻、也有同感、也曾有所实践；他们的生活，他们的言谈话语，他们的要求，他们的愿望，毛泽东好像也都是眼见过、耳听过、心想过。对于这样一部与农村和农民有密切联系的古典小说，引起毛泽东的兴趣和关注，这是非常自然的。毛泽东自己生前在谈到早年读《水浒》、《三国演义》等古典小说对他产生的影响时说过：““我认为这些书对我的影响大概很大，因为这些书是在易受感染的年龄里读的。”在他的少年时代对他影响最大的读物就算是《水浒》了。“不过，《水浒》对毛泽东，从少年时起最重要的影响，主要还是在思想方面。书中‘替天行道、劫富济贫’的思想，激起了他反抗现存秩序的精神。这是毛一生的思想中，从中国旧文化（区别于官修典籍的民间传统文化）继承来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毛泽东早年读书生活》，第19页）
第二、造反思想和反抗精神的共鸣。毛泽东青少年时代就具有造反思想和强烈的反抗精神。1936年，在同斯诺的谈话中，毛泽东有这样一段自我介绍：有一件事我记得特约十三岁的时候，我父亲请了许多客人到家里；我们两人当着他们的面争论起来，父亲当众骂我懒而无用，这一下激怒了我。我回骂了他，接着就离家出走。我母亲追着我想劝我回去。父亲也追了上来，边骂边命令我回去。我跑到一个池塘边，并且威胁说如果他再走进一步，我就要跳进水里。在这种情况下，停止内战的要求和反要求都提出来了。我父亲坚持要我道歉并磕头认错。我同意如果他答应不打我，我可以跪一只脚磕头认错。战争就这样结束了。我从这件事认识到，当我用公开反抗的办法来保卫自己的权利的时候，我父亲就软下来了；可是如果我保持温顺的态度，他只会更多地打骂我。（《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第7—8页）
这段自我介绍，造反的矛头固然是对着他的父亲，但字里行间都显示出少年毛泽东的反抗精神。毛泽东在青少年时代，无论是在家庭里，还是在学校里，表现他勇于造反，敢于反抗，善于斗争的例子是很多的。
走上革命道路之后，从秋收起义到井冈斗争的岁月；从震撼世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到延安，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到新中国的诞生，直到他老人家生命的最后几年，他还不失时机地用其智慧，奋力叩开关闭已久的中日、中美关系的大门，谱写出中日、中美关系历史上的新篇章。
《水浒》描写的是农民造反的传奇故事，书中塑造了李逵、鲁智深、武松、林冲等敢于反抗官府的诸多的英雄群像，并通过他们不同的反抗道路展现了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如何由分散的单个的复仇火星发展到熊熊燃烧的燎原大火，直到最后完全被熄灭的农民反抗斗争的完整过程。在中国的封建社会里，农民的起义，农民的反抗，都是由于地主阶级对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的必然结果。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水浒》中众多的农民造反，众多的英雄投奔梁山泊，铤而走险参加起义，这是“官逼民反”的历史必然，这是《水浒》这部小说最有价值的思想内容。毛泽东所以爱看这部小说，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小说揭示的“官逼民反”的这一主题思想与毛泽东本人具有的强烈的反抗精神产生了共鸣。对书中许多的英雄好汉的义气、侠行、胆识、才干等等，毛泽东是很敬佩和向往的。1944年1月9日，毛泽东看了延安平剧院编演的历史剧《逼上梁山》以后，当即高兴地给编导们写了这样热情赞誉的信：“看了你们的戏，你们做了很好的工作，我向你们致谢，并请代向演员同志们致谢！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所以值得庆贺。你们这个开端将是旧剧革命的划时期的开端，我想到这一点就十分高兴。”这出戏，是《水浒》的精髓，体现了作品强烈的反抗精神，受到毛泽东的赞誉，这是很自然的。在大革命高潮中，毛泽东说农民的“造反有理”，因为这是“逼出来的”，“凡是反抗最有力，乱子闹最大的地方，都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为恶最甚的地方”。毛泽东还常常把自己带队伍上井冈山说成是“没法子，被逼上梁山”。（1939年7月9日在陕北公学做题为《三个法宝》的演讲）在延安给斯大林祝寿的时候，毛泽东还把马克思主义的道理，概括为一句极简单的话。他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于社会主义。”建国以后，毛泽东在谈自己的革命生涯，谈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时还颇有感触地说：革命家是怎样造就出来的呢？他们不是开始就成为革命者的，他们是被反动派逼出来的。我原先是湖南省的一个小学教员，我是被逼迫这样的。反动派杀死了很多人民。最后他借用《水浒》的故事归纳成一句话：“每个造反者都是被逼上梁山的。”（1964年1月同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转引自《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1986年第6期第58页）
第三，把《水浒》作反面教材。毛泽东晚年在夜以继日地工作之余，在病魔缠身的最后几年的岁月中，还一遍又一遍地阅读《水浒》。他不是为了寻求艺术的审美享受，也不是像少年时代那样追慕英雄造反的故事，而是把《水浒》作反面教材，通过阅读这部反面教材，使人们知道如何发展和保持我们已经取得的革命成果，使社会主义的红色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
1975年8月13日，毛泽东与芦荻（北京大学中文系讲师，1975年5月29日到9月底，在中南海给毛泽东读书）谈《三国演义》、《红楼梦》和《水浒》等几部古典小说的时候，曾说过：“《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们都知道投降派。”1974年在武汉读《水浒》时，毛泽东对张玉凤也说过，宋江是投降派，搞修正主义。（《毛泽东评〈水浒〉真相》，《中国青年报》1988年9月24日）《水浒》中的农民起义最终失败，宋江招安投降，这是历史的必然。封建社会的历次农民起义总是以失败而告终。对于这一点，早在1939年12月，毛泽东就说过：“只是由于当时还没有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因而这种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得不到如同现在所有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正确领导，这样，使当时的农民革命总是陷于失败，总是在革命中和革命后被地主和贵族利用了去，当作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625页）那么，中国共产党领导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夺取的政权，取得的胜利，能不能不断地巩固和发展，特别是新中国建立之后，中国共产党还能不能领导团结全国各族人民沿着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不断前进，人民已经夺取的政权还会不会丧失，中国还会不会重蹈“农民革命总是陷于失败”的历史覆辙，这是晚年的毛泽东极为关注而且一直在用心实践和探索的一个问题。在进城前夕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毛泽东饱含深情地说过：“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在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们感觉那好像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38—1439页）这段话，在50年代和60年代曾一直鼓舞着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不断地前进。那么，到了70年代，已确定为我们党的接班人的林彪叛国出逃，刘少奇早已含冤离世，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相继住进医院。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紧锣密鼓，他们迫不急待地抢班夺权。在这样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毛泽东大力提倡“继续革命”，并要人们注意《水浒》中宋江的投降招安，导致梁山农民起义的彻底失败的这一反面教材，这是完全符合毛泽东当时的思想逻辑的。笔者认为，毛泽东在这里把《水浒》作为反面教材，其本意主要还是要人们从宋江招安投降导致革命失败的这一特定的历史事实中吸取教训，从而能够“继续革命”，沿着社会主义方向不断前进。
毛泽东把《水浒》作为反面教材来读，可能还有这样一个心理背景。我们知道，宋江领导的农民起义队伍接受招安，不是在当时客观形势对他们极为不利毫无其他办法的情况下接受招安的；恰恰相反，他们是在取得了两赢童贯，三败高俅等一系列辉煌的大好形势下自愿主动接受招安的。小说的这种描写，与毛泽东在60年代以后一直思考和忧虑的课题，是很为一致的。毛泽东认为，革命的真正目的在于取消压迫，改变产生压迫和官僚主义的社会结构。而这一切，在当时不仅没有达到，反而在社会主义土壤上滋生了不少欺压迫害百姓的大大小小的官僚，严重地损害了党群关系和干群关系。毛泽东还联系到我国农民革命的历史，他注意到历史上的农民革命在获得胜利以后，原来的革命者的革命热情往往就逐渐逍退，革命意志往往就逐渐丧失，图安逸，求享受，直至最后完全违背原来革命的真正的目标，以失败而告终。这样的历代革命的悲剧，会不会在我们共产党人领导的经过无数的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社会主义的大地上重演？正是因为有这样特殊的心理背景，所以毛泽东把《水浒》后面的宋江招安投降的描写作为反面教材来读。这大概也是毛泽东晚年爱读《水浒》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一部《水浒》，半个多世纪，毛泽东不知读过多少遍，也不知读过多少次，书中的人物、故事、情节等内容，他都熟记在胸，信手拈来即成妙喻，随口引用恰到好处。
毛泽东爱读《水浒》，这是很多读者都知道的。但是，毛泽东是怎样阅读《水浒》的呢？从少年时代到晚年，为什么他一直是常读不厌呢？对于这个问题知道的人可能就不是很多了。下面笔者就自己所闻所见，向读者作一简略地介绍。
据笔者所知，毛泽东阅读《水浒》，如同阅读《红楼梦》等其他的古典小说一样，善于从不同的视角去阅读。视角不同，对事物的看法、人物的分析、问题的研究等着眼点和结果就可能不同。由于阅读的视角不同，理解不同，收效不同，所以，常读常新，百读不厌。
那么，毛泽东是从哪些视角去阅读《水浒》的呢？
哲学的视角。从哲学的视角读《水浒》，从哲学高度来理解和评价《水浒》，这是毛泽东读《水浒》的一个重要特点。《水浒》虽然是一部小说，但是小说中有许多唯物论和辩证法的思想，有很多唯物辩证法的事例。这是毛泽东爱读《水浒》的一个重要原因。
《水浒》中三打祝家庄的故事是毛泽东很为欣赏的故事之一。毛泽东在1937年写的《矛盾论》中曾把这个故事上升到哲学高度来理解和评价。他在《矛盾论》中是这样说的：《水浒传》上宋江三打祝家庄，两次都因情况不明，方法不对，打了败仗。后来改变作法，从调查情形入手，于是熟悉了盘陀路，拆散了李家庄、扈家庄和祝家庄的联盟，并且布置了藏在敌人营盘里的伏兵，用了和外国故事中所说木马计相像的方法，第三次就打了胜仗。《水浒传》上有很多唯物辩证法的事例，这个三打祝家庄，算是最好的一个。（《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13页）
1942年，毛泽东还指示延安平剧院根据他的这个论述创作了新编历史剧《三打祝家庄》。建国后在一次省市委书记会议上向人们谈到三打祝家庄的故事给人的启示时又说，“一打”后石秀探庄，解决了道路问题；“二打”分化祝家庄、李家庄、扈家庄的三庄联盟；然后是解决祝家庄内部问题，于是有了孙立的假投降，“三打”就成功了。（1959年2月在省市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转引自陈晋著《毛泽东与文艺传统》，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61页）
1957年11月上旬，在苏联莫斯科的一天晚上，毛泽东将郭沫若、胡乔木及十来名工作人员请来一道吃饭。在饭桌上，在谈论三国和“原子弹和关云长的大刀究竟哪个死人多？”之后，毛泽东忽然问翻译李越然：“你读过哪些古书？”李越然回答：“《三国》、《水浒》。。”说到《三国》、《水浒》，毛泽东说：“《三国》、《水浒》这些好书至少要读他三遍，不要去注意那些演义式的描写，而要研究故事里的辩证法。”《水浒》里有辩证法，读《水浒》，主要是研究、理解故事里的辩证法，这不能不说是毛泽东读《水浒》的一大特色。
政治的视角。从政治的视角读《水浒》，从政治上来理解和评价《水浒》，这是毛泽东读《水浒》的又一个特点。
毛泽东的革命生涯是从农村开始的。毛泽东最具独创性的工作，是从农民问题开始的。在进行和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长河中，毛泽东一直非常重视和关注农村工作和农民问题。在毛泽东看来，农村问题和农民，是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政治问题。早在1926年5月至9月，毛泽东在主持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期间，为了说明现实的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就是农民问题，毛泽东在讲课中反复用地主阶级同农民的关系来阐明传统中国的政治结构。当时，毛泽东阐述的一个基本观点是：封建社会的政治完全是地主阶级的政治，中国历史上任何一次造反起义运动代表的都是农民利益，因此他们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为了说明他的这个基本观点，当时他就举了《水浒》中农民造反起义失败的例子。他说：“梁山泊宋江等人英勇精明，终不能得天下者，以其代表无产阶级利益（即为农民利益，因为毛泽东在当时的表述中对无产阶级利益和农民利益还没有加以区分，他所表达的二者意思基本上是相同的——笔者注），不容于现实社会，遂致失败。”但是，他们虽然失败了，却促成了朝代的更换，历史的变迁。这是毛泽东第一次运用《水浒》故事来印证或阐发自己的政治观点。
《水浒》是毛泽东读过多遍并且十分熟悉的一部古典小说。他在讲话、报告和著作中时常引用《水浒》中的主要人物、事件和典故来阐明自己的政治观点。对于这一点，薄一波有过这样一段回忆：“我就听过毛泽东同志介绍说：《水浒》要当作一部政治书看。它描写的是北宋末年的社会情况。中央政府腐败，群众就一定会起来革命。当时农民聚义，群雄割据。占据了好多山头，如清风山、桃花山、二龙山等，最后汇集到梁山泊，建立了一支武装，抵抗官兵。这支队伍，来自各个山头，但是统帅得好。他从这里引伸出我们领导革命也要从认识山头，承认山头，照顾山头，到消灭山头，克服山头主义。”（《回忆片断》，人民日报》1981年12月26日）
建国以后，我国广大劳动人民翻身做了主人，掌握了国家政权，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形势下，《水浒》中英雄好汉们的造反斗争精神和行为模式在毛泽东的脑海里仍然还留有深深的印记。1956年2月20日，一次在听取工作汇报的谈话中，毛泽东说：《水浒传》是反映当时政治情况的，《金瓶梅》是反映当时经济情况的。这两本书不可不看。（《毛泽东与文艺传统》，中央文献出版社，第123页）1957年3月19日在南京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他强调在新的工作中仍然要保持和发扬光大《水浒》中英雄们的革命热情和拼命精神。他说：我们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把革作做到底。什么叫拼命？《水浒传》上有那么一位，叫拼命三郎石秀，就是那个命”。我们从前干革命，就是有一种拼命精神。（《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20页）1959年夏庐山会议期间，一次在谈时社会上刮的“共产风”的问题时，毛泽东又意味深长说道：宋江立忠义堂，劫富济贫，理直气壮，可以拿起来就走。宋江劫的是“生辰纲”（劫生辰纲是晁盖等人干的。。引注）是不义之财，取之无碍。我们长期不打土豪了，打土豪，分田地，都归公。那也可以，因为是不义之财。（《毛泽东早年读书生活》，第19页）毛泽东在这里把宋江等人取的不义之财和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时期打土豪、分田地取的不义之财是一并加以肯定的。他认为这些做法是对的，都是义行。而在社会主义时期，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对农民们的集体财产如肥猪、大白菜等，要拿就拿，拿起就走，则是不对的。
毛泽东从政治的视角读《水浒》，事例是很多的。就拿重视知识分子这个问题来说，1945年4月24日在党的“七大”会议上的讲话就这样说过：《水浒传》里若没有公孙胜、吴用、萧让这些人物，梁山的事业就不行。又如，在如何对待犯错误的干部的问题上，毛泽东也常常从读《水浒》中得到的启示。1955年10月11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在谈到怎样对待犯错误的同志时，他就联系到《水浒》。他说：我想只有两条：一条，他本人愿意革命；再一条，别人也要准许他继续革命。。。我们不要当《阿Q正传》上的假洋鬼子，他不准阿Q革命；也不要当《水浒传》上的白衣秀士王伦，他也是不准人家革命。凡是不准人家革命，那是危险的。白衣秀士王伦不准人家革命，结果把自己的命革掉了。（《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07页）
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对《水浒》里物印象是多么深刻。毛泽东读《水浒》，别注意书中的一些细节和情节的描绘，善于从政治的视角分析人物和事物，从而有目的、有针对性引伸出一些有益于现代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和教训。
工作方式、方法的视角。毛泽东读《水浒》，对书中的有关具体的工作方式、方法的描写也是很为关注的。他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经常根据实际工作的需要，用《水浒》中谈及的工作方式和工作方法来启发和教育人们，助人理解，使人受益。
1938年在延安的时候，毛泽东在一次有关保卫工作中的讲话中，为了提高人们对做好保卫工作的认识，他不是侃侃而谈许多的大道理，而是用《水浒》中的有关故事情节，像讲故事一样来启发人们。毛泽东说，《水浒传》梁山上有军队有政府，也有保卫侦察这些特务工作。一百零八位高级将领中就有做特务工作的。梁山的对面，朱贵开了一酒店，专门打听消息，然后报告上面。如果有大土豪路过，就派李逵去搞了回来。这像家常聊天似的，将深刻的道理寓于通俗的谈话之中，使人听起来感到亲切，入耳，入脑。
在江西革命根据地的时候，红军游击队里有的人在行动计划之前不留心了解社会实际情况，往往离开实际调查去估量政治形势，去指导斗争工作，鲁莽处事，因此弄出许多错误。毛泽东把红军游击队里的这种人称为“李逵式的官长”。他说：那些李逵式的官长，看见弟兄们犯事，就懵懵懂懂地乱处置一顿。结果，犯事人不服，闹出许多纠纷，领导者的威信也丧失干净，这不是红军里常见的吗？（《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12页）
李逵是《水浒》中的一个英雄人物。他朴豪爽，对农民革命事业很忠诚，但是处事鲁莽。这里毛泽东把游击队里的这些人比作“李逵式的官长”，既有批评的意思——批评他们在行动计划之前不留心了解社会实际情况，鲁莽处事；又有肯定的意思——肯定他们对革命事业的忠诚，他们的错误属工作方法的问题。这样的批评，通过《水浒》中李逵这个英雄人物来加以说明，寓批评于说理之中，这样就能使被批评者心服、口服，收到最佳的效果。我们从这个小小的事例中，也能约略看出毛泽东独特的工作方式和工作方法。政策和策略的视角。这是毛泽东阅读《水浒》的又一个重要特点。《水浒》不是讲政策和策略的专著，但是，《水浒》中描写梁山农民的革命斗争，有的是很讲政策，很注意斗争的政策和策略。正是因为这样，所以毛泽东在阅读过程中，很注意从政策和策略这个视角，采撷《水浒》中的有关的描写，融于我们的工作实际，启发和教育我们的同志。
1942年11月12日，毛泽东在西北局高干会上逐条讲解斯大林关于布尔什维克化的12条，其中的第七条主要是谈讲求革命性和灵活性的结合，他由此联系到我们党的统一战线，联系到要善于采取合法的秘密的斗争策略。毛泽东说：《水浒传》上的祝家庄，两次都打不进去，第三次打进去了，因为搞了木马计。有一批人假装合作打宋江，祝家庄便欢迎得很，相信他们，这是合法的。但这批人暗中准备非法斗争，等到宋江打到面前，内部就起来暴动，革命没有内部变化是不行的。中国的三打祝家庄，外国的新木马计，都是这样。单单采取合法斗争这一形式就不行。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一打、二打，为什么打不进去，《水浒传》的作者写得非常好，写得完全符合事实。我什对敌人如此，敌人对我们也是如此。（《毛泽东与文艺传统》，第161—162页）
说到毛泽东从政策和策略的视角阅读《水浒》，我们从1945年4月24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谈话中可以看得清楚。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在谈到城市工作与根据地工作同等重要时，就用《水浒》上的例子加以说明。他说：梁山泊也做城市工作，神行太保戴宗就是做城市工作的。这里毛泽东又一次提到“三打祝家庄”，他颇有感触地说：祝家庄没有城市工作就打不下来。在谈到军队要尽可能扩大同党外人士合作共事的这一政策时，他又想到了《水浒》里梁山泊的例子。他说：我们有饭大家吃，有敌人大家打，发饷是没有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还实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七搞八搞便成了“正果”。《水浒》里梁山泊就实行了这个政策，他们的内部政治工作相当好。但也有毛病，他们里面有大地主大土豪没有整风，那个卢俊义是逼上去的，是命令主义强迫人家上梁山。因为他不是自愿的，后来还是反革命了。
哲学的视角，政治的视角，工作方式、方法的视角，政策和策略的视角，这是毛泽东阅读《水浒》的主要的视角。除这些视角外，还有社会历史的视角，经济的视角，人物塑造和语言运用的视角，等等，这里不再赘述。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客观环境，不同的革命斗争和不同的工作实际，毛泽东阅读《水浒》的视角是不同的。《水浒》固然不是百科全书，但是，毛泽东能从不同的视角去阅读、去研究，从不同的视角去解释，去运用。因此，往往起到阅读其他政治、理论读物起不到的作用；收到阅读其他政治、理论读物收不到的效果。这是毛泽东阅读《水浒》的最根本的特点，也是毛泽东晚年爱读《水浒》的重要的原因。
说到毛泽东晚年阅读《水浒》的事，自然就要说到毛泽东在1975年关于《水浒》的一段谈话以及由此引起的一场政治风波。
毛泽东1975年8月14日关于《水浒》的谈话，全文是这样的：《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
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意投降。
鲁迅评《水浒》评得好，他说：“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三闲集·流氓的变迁》）
金圣叹把《水浒》砍掉了二十多回。砍掉了，不真实。鲁迅非常不满意金圣叹，专写了一篇评论金圣叹的文章《谈金圣叹》。（见《南腔北调集》）
《水浒》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七十一回本，三种都要出。把鲁迅的那段评语写在前面。毛泽东的这段著名的谈话，不是毛泽东自己撰写而反复斟酌修改的关于《水浒》评论的专论，也不是“有其现实政治斗争的背景意义”的最新指示，更不是“我国政治思想战线上的又一次重大斗争”的动员令。它是毛泽东与身边工作人员的一次平常的闲谈。据我们所知，毛泽东生命的最后几年，特别到了1975年下半年，他已经显得很衰老了。他说话已难听清了。那些日子，他日常的最主要的活动就是看书，而且差不多都是倚在床上看书。看书看得时间太长了，工作人员就扶他在屋里走一走，或请他坐在会客厅沙发上休息一下。因为他终生酷爱读书，也很爱谈书和评书，所以工作人员扶他走动或陪他休息时，聊天和闲谈差不多也总是以书为话题，用书来引起他的兴趣，达到让他休息和调节的目的。这段有关《水浒》的谈话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当时有关这段谈话的具体情况是这样的：8月13日，从北京大学中文系请来专门给毛泽东读书的芦荻老师来中南海已经两个多月了，由于经常给主席读书、和主席谈书，所以，她和主席也比较熟了，谈吐也就比较随便了。这天，芦荻老师和主席交谈中，她看主席谈兴很浓，就向主席请教了她曾研究和关注的《三国演义》、《红楼梦》和《水浒》等我国几部著名的古典小说的评价问题。谈论这些古典小说，主席当然是很有发言权的，因为他读得多，了解的多。主席先谈了《三国演义》、《红楼梦》等几部小说，接着又侃侃而谈了《水浒》。和主席交谈，主席很喜欢提出问题。能提出问题，说明你入境了，说明你动脑了。主席也非常有兴致回答对方提出的问题。芦荻来自教学第一线，又是从事中国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的，所以，她和主席交谈中，常向主席请教和提出一些问题，主席也很有兴趣回答她提出的问题。有时主席在回答之前，还常让她先说说对所提出问题的看法。在主席谈《水浒》中，芦荻借机向主席请教这样一个问题：“《水浒》一书的好处在哪里？应当怎样读它？”接着，主席便谈了上面这段后来发表的评论《水浒》的话。
毛泽东对《水浒》的这段谈话，当时没有录音，是芦荻后来根据当时的谈话记录回忆整理的。对这件事，芦荻说：毛泽东评《水浒》，完全是对《水浒》这部小说讲的，并没有别意思。
既然是一次平常的闲谈，又“并没有别的意思”，后来为什么又掀起了一场波及全国的风波呢？风波又是怎样被平息的呢？
芦荻整理毛泽东上述对《水浒》的谈话，当天就传到了姚文元那里。这不足300字的谈话，引起姚文元的格外关注。他当即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关于《水浒》的评论“这个问题很重要”，“主席的批评揭露了《水浒》宣扬投降主义路线的本质，指出了宋江搞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的真面目。。这不但对于古典文学研究，对于整个文艺评论和文艺工作，而且对于中国共产党人，中国无产阶级、贫下中农和一切革命群众在现在和将来，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下去，都有重大的、深刻的意义，应该充分发挥这部‘反面教材’的作用。”姚文元在信中还提出把毛泽东的这次关于《水浒》的谈话和他的这封信“印发政治局在京同志，增发出版局、《人民日报》、《红旗》、《光明日报》，以及北京大批判组谢静宜同志和上海市委写作组”，并“组织或转载评论文章”。
姚文元当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分管宣传、理论、思想、教育等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毛泽东的本来是一次平常的谈话，经姚文元这样与政治斗争与现实思想战线的斗争一联系，立即就成了开展评《水浒》运动的“最新指示”了。为开展评《水浒》运动推波助澜，姚文元在他给毛泽东的信中还说：“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大量评论，几乎都是违背鲁迅的论述，美化甚至歌颂《水浒》所肯定的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把它算作“农民局限性”，这等于抹杀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两个对立阶级、起义和投降两条路线的原则斗争。因此，“批判《水浒》研究中的阶级斗争调和论的观点，也是很需要的，对于防修反修是有积极意义的”。在姚文元的提示和引导下，《人民日报》、《红旗》杂志中央两大报刊先后发表评论文章。1975年8月31日《人民日报》的评论文章题目是《评〈水浒〉》；1975年第9期《红旗》杂志短评的题目是《重视＜水浒＞的评论》；1975年9月4日《人民日报》又发表文章，题目是《开展对＜水浒＞的评论》。这些文章紧按姚文元定的调子，大张旗鼓地弹唱起来：提出为什么宋江能起到高俅所起不到的作用，以很快瓦解起义队伍的问题；提出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就必须识别投降派、反对投降派的问题；提出评《水浒》是当前政治思想战线上的一次重大斗争的问题；提出要批判那些要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问题等等。在姚文元的精心策划和指挥下，一场评《水浒》的运动，在中华大地上就这样一浪胜过一浪地蔓延开来了。
梦寐以求当女皇的江青，一看有机可乘，机不可失，最后也赤膊上阵了。1975年8月下旬，江青召集人开会说：“主席对《水浒》的批示有现实意义。评论《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现在政治局有些人要架空主席。”9月12日，在大寨群众大会上她又别有用心地煽动说：评《水浒》“要联系实际”，“敌人会改头换面藏在我们党内”，“党内的投降派，修正主义者，干的事情是公开的敌人做不到的”。
9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大寨召开农业学大寨会议。到会的有邓小平、华国锋等中央领导人。本来这次会议与江青没有什么关系，中央也没有通知她参加这个会议。可是她突然窜到大寨。会上，邓小平强调整顿，这是当时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江青则大讲评《水浒》，含沙射影攻击身患绝症一直住在305医院的周恩来总理，以及邓小平。9月17日，江青未经中央同意，就在大寨私自召集文化、新闻单位和清华、北大两校写作班子100余人谈话，又一次煞有介事地说：“评《水浒》就是有所指的。宋江架空晁盖，现在有没有人架空主席呀？我看是有的。”“有些文章不给主席送，是我批了送主席看。”“党内有温和派，有左派，左派领袖就是鄙人。”“在北京我跟他们斗了半年多了。”江青还说：“有人弄了一些土豪劣绅进了政府！”本来，这次会议主题很明确，可是江青偏要求在这次会上放她的与本次会议毫无关系的上述有关评《水浒》的讲话录音，印发她的讲话稿，使得会议难以正常进行下去。华国锋即将此情况报告给毛泽东。毛泽东针对江青的话说：“放屁，文不对题。”并指示说：“稿子不要发，录音不要放，讲话不要印。”毛泽东还对邓小平说：“江青在学大寨会上的讲话是放屁！完全文不对题。”又对邓小平说：“江青这个人不懂事，没有多少人信她的。你不必跟她计较。”（东方骥编《落日余晖—毛泽东秘闻》，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76页）
这样，已经掀起的评《水浒》的一股逆流才告平息。
毛泽东不仅自己爱读《水浒》，而且还劝别人读《水浒》。1973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接见部队领导的谈话中，劝人们读古典小说时说：“《水浒》不反皇帝，专门反对贪官。后来接受了招安。”1974年去武汉时，他还把他最爱读的那部影印线装本的《金圣叹批改水浒传》带在身边，一边读，一边对在他身边工作的人员说宋江是投降派，搞修正主义。
毛泽东在迟暮之年，多次谈论《水浒》。“如果抛开‘文革’后期政治斗争的背景，单只作为一种文学评论来看，毛泽东对《水浒》的这些评论，和他对《红楼梦》的那些政治性评论一样，是别具慧眼的一家之言，是从他自身的经验观感出发对《水浒》的一种评论。”（《毛泽东早年读书生活》，第20页）也有的学者认为：“毛泽东晚年评《水浒》，确实是有感有思而发，从这部小说的实际情况来看，其所‘发’也是得当的，不失为精练明快的一家之言。”毛泽东的这些评论，“不能说是‘实出无心’，‘顺口评《水浒》’，而是从宏观的历史文化角度隐约透露出他对革命事业的忧虑。”（《毛泽东与文艺传统》，第170页）江青、姚文元之流，借机大做政治文章，完全是一种阴谋，妄图借机打倒周恩来、邓小平，让江青上台执掌大权，实现女皇美梦。
毛泽东不仅爱读《水浒》，而且也很关心对《水浒》的研究。“文化大革命”前，《光明日报》等报刊发表的有关《水浒》的研究和评论文章，毛泽东几乎都看过。他的存书中，有一本《水浒研究论文集》（作家出版社，1957年编辑出版），这本书中茅盾著的《谈＜水浒＞的人物和结构》一文，毛泽东阅读的时候，还用黑铅笔在书上划了许多的道道。
据笔者的记载，毛泽东最后一次向我要《水浒》，是1975年8月22日，这一天下午，他指名要看《明容与堂刻水浒传》（一名《忠义水浒传》，上海中华书局1973年12月影印，每部两函20分册）。本来，这种《水浒》1973年12月14日我们已经送了两部给他存放在游泳池住地，可是，由于游泳池住地存放的书太多，当天他要看一时又找不出来，所以让我们再送一部给他。这时，他的一只眼睛刚做了白内障摘除手术，视力稍有恢复就要看书。这部《水浒传》大概是他白内障摘除手术之后要看的第一部书。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毛泽东晚年对《水浒》仍然是非常喜爱的。毛泽东这次要看《水浒》，是在与芦荻谈《水浒》后的第9天，而且是在白内障摘除手术之后视力稍有恢复的时候，是因为他对《水浒》的评论言不尽意呢？还是又有什么新的思考呢？反正他又一次要看《水浒》，而且要看的是100回本的。
说到这里，笔者又想到了与此有关的一件事。1975年9月8日上午，芦荻给我们打来电话，要找一本《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论文集》，说本书上有张政烺的《宋江考》一文。芦荻还要我们找中央党校当时编的《关于宋江的历史材料》，教育部理论组编的《教育革命简报》增刊第8、9期（内部发行本），说本刊上有关于评论《水浒》的文章和材料。当天笔者从北京图书馆借来一本《中国农民起义论集》，上有张政烺写的《宋江考》一文。中央党校编的《关于宋江的历史材料》和教育部理论组编的增刊也都分别向他们要来一份。晚饭后，书和材料一起交给了芦荻。1975年9月底，芦荻在离开中南海以前，她曾给主席医疗组的人员讲了怎样理解毛主席评《水浒》的课。她这次向我们要的书和材料，是她自己为讲课做准备的呢？还是主席要看的呢？还是主席另有什么意思呢？这些我们就不清楚了。
后来，笔者在毛泽东阅批过的书刊中，还看到过一本上海的《学习与批判》杂志，（1975年第11期）。这一期杂志上刊有署名为罗思鼎的一篇文章，题目叫《＜水浒＞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这篇文章的标题上方毛泽东用黑铅笔划了一个大圈，标题下面划了一条粗粗的浪线。本期杂志封面刊名上方毛泽东用红铅笔划了一个大圈。显然，本期杂志和罗思鼎的这篇文章，引起了晚年毛泽东的注意。如果说毛泽东阅读过或者让身边工作人员给他读过这篇文章，那也是1975年11月或者11月之后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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