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否认理论”是“狭隘经验论”的特征，那么，《实践论》的写作这件事本身，却正是重视理论的一个明证。《实践论》、《矛盾论》以及《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共产党人〉发刊词》、《新民主主义论》这些著作，乃是中国革命所产生的最重要的一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著作。我们党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所进行的这些创造性的理论建设工作，为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理论的基础。
我们党建立和展开活动的初期，理论准备是不足的。这是由于：第一，中国资产阶级在思想上和理论上很不成熟。毛泽东在《农村调查》的序言中说过：“中国幼稚的资产阶级还没有来得及也永远不可能替我们预备关于社会情况的较完备的甚至起码的材料，如同欧美日本的资产阶级那样”。①这是从社会调查的材料准备这个方面来说的，从哲学、经济学、社会政治学说的理论准备这个方面来说，也是这样。这里说理论准备，取的是间接的含义。在理论上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是相互对立的，同时又是相互联系的。中国资产阶级在理论发展上的不足，影响到中国无产阶级理论发展的不足。第二，中国共产党一诞生，立即投入迅速高涨的实际革命运动，来不及从容地作理论的准备。当然，决不可以低估建党前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介绍和研究的巨大成绩。正是由于这种介绍和研究，使中国人民的眼界提高了，中国革命也改变了面貌。但是，这种介绍毕竟是很不充分的，马恩列的许多重要著作都还没有翻译出来，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还缺乏完整的、统一的了解。第三，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党又立即投入武装起义，在农村、在偏僻的山沟开辟根据地，进行土地革命战争，没有可能从容地从理论上总结革命经验和探讨革命道路。
但是，革命难道能够等待理论准备成熟然后才去进行吗？革命实践在先。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形势，迫使我们党从实践中开辟了一条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历史上不曾有过的中国自己的独特道路——在农村建立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中国革命的理论准备和理论建设，正是要从总结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中，从研究中国革命的条件、特点和规律中，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结合起来而求得发展。当时，正是毛泽东从实践上和理论上代表了这个正确的方向。
然而，一些受教条主义束缚的同志却不能认识这个正确的方向。在他们看来，似乎只有在外国，在城市，在书本上，才能有马克思主义，山沟里不能有马克思主义。他们指责所谓“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认为它是“否认理论”的“狭隘经验论”。
马克思主义当然不能从山沟里产生。它是从近代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基础上批判和改造近代资产阶级的理论成果而产生的，是在近代城市中产生的。从中国来说，它还是在外国产生的。外国传来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首先也是在城市，在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工人中传播的。毛泽东同其他许多人一样，是在城市，在同外国传来的新思潮相接触中，了解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但是，中国历史和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形势，决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49页。
定了中国革命必须到农村中、到山沟里去发展。因此，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必须同农村中、山沟里的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在山沟里研究马克思主义当然有许多困难。然而，否认农村中、山沟里的中国革命实践，拒绝研究中国革命实践的这些创造性的经验，只是从书本上和外国决议上去抄袭马克思主义的词句和教条，这样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不能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只能使它遭到挫折。
当毛泽东强调实践、强调调查研究的时候，他所要求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认为理论工作必须遵循这样的方向，并没有一般地否认理论、否认书本。相反，在同实践相结合的正确方向下，他是重视理论，重视书本的，在山沟里和战火中的极端困难条件下，他是尽了可能去学习理论，学习书本，提倡理论的教育和研究的。
在一九二九年的古田会议决议中，毛泽东在强调社会调查的同时，强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在这个决议的“党内教育问题”一节里，在十项教育材料中，除了列为第七项的“游击区域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一项外，还有列为第八、九、十项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研究”，“社会经济科学的研究”，“革命的目前阶段和它的前途问题”，以及列为第一、二项的“政治（形势）分析”，“上级指导的通告的讨论”。
在起草古田会议决议的同时，毛泽东给中央写了一封信，说：“惟党员理论常识太低，须赶急进行教育。除请中央将党内出版物（布报，《红旗》，《列宁主义概论》，《俄国革命运动史》等，我们一点都未得到）寄来外，另请购书一批？？我们望得书报如饥如渴，务请勿以事小弃置。”①他还给当时的中央领导人李立三写了一封信，说：“我知识饥荒到十分，请你时常寄书报给我。”①
在反革命“围剿”中，毛泽东想方设法收集马列著作。《反杜林论》的中译本就是在一九三二年红军打漳州时收集到的。他非常珍惜这些译本，在长征行军中都一直带在身边，没有丢失。
关于“狭隘经验论”的争论，给予毛泽东同志以极深的印象。他后来提到这场争论时说过：“我因此，到延安就发愤读书。”②关于毛泽东在陕北、在延安发愤读书的情况，有一些很生动感人的记载。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这样报道过：“毛泽东是个认真研究哲学的人。
我有一阵子每天晚上都去见他，向他采访共产党的历史，有一次一个客人带了几本哲学新书来给他，于是毛泽东就要求我改期再谈。他花了三、四夜的工夫专心读了这几本书，在这期间，他似乎是什么都不管了。”③斯诺的访谈，是一九三六年十月间的事情。
一九三六年八月十四日，毛泽东给他早年的好友易礼容一封信。信中询问：“李鹤鸣王会悟夫妇与兄尚有联系否？我读了李之译著，甚表同情，有便乞为致意。”①李鹤鸣就是李达，信中提到的李的译著现在不能断定是哪一种。很可能是李达、雷仲坚合译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
①《毛泽东书信选集》第26—27页。从《实践论》谈毛泽东的读书生活
①《毛泽东书信选集》第28页。
②郭化若：《毛主席抗战初期光辉的哲学活动》。载《中国哲学》第1辑。
③《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67页。
①《毛泽东书信选集》第47页。
毛泽东不仅自己发愤读书，还组织中央其他同志一起读书，提倡党的干部都来读书。一九三六年九月十一日毛泽东、周恩来、博古致电彭（德怀）、刘（晓）、李（富春）：“（一）同意富春办法，组织流动图书馆。（二）明日即开始寄第一次书十本，先交富春，停三天，转寄彭刘，停一星期。（三）各同志务须按时寄回，以免散失。（四）以后将一星期或十天寄一次。”②
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二日，毛泽东给当时在“外面”从事统一战线工作的叶剑英、刘鼎去电：“要买一批通俗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及哲学书，大约共买十种至十五种左右，要经过选择真正是通俗的而又有价值的（例如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柳湜的《街头讲话》之类），每种买五十部，共价不过一百元至三百无，请剑兄经手选择，鼎兄经手购买。在十一月初先行选买几种寄来，作为学校与部队提高干部政治文化水平之用。在外面的人，一面工作，一面要提倡看书报。”③
毛泽东在陕北和延安批阅较多的哲学著作有十几种，除马恩列斯的以外，还有苏联和中国学者的。其中李、雷合译西洛可夫、爱森堡等合著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批注文字最多。从一九三六年十一月至一九三七年四月，在这本书的第三版上先后用毛笔、黑铅笔在书眉和空白的地方写下了近一万二千字的批注，并从头至尾作了圈点和勾划。其中第三章“辩证法的根本法则”批注文字最多，最长的一条有一千多字。后来，大约在一九四一年，又在这本书的第四版上作了一些批注。批注都用隽秀的行草字体。有对原著的扼要而精辟的概述，简明的赞同评语，也有对原著观点的批评、引伸，特别是有许多联系中国实际所作的发挥。
米丁著、沈志远译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初版），毛泽东也作了许多批注。
李达著的《社会学大纲》，一九三七年五月出版后作者曾寄给毛泽东一本，毛泽东读了很高兴，认为是一本好书，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教科书，并把它推荐给抗日军政大学。他在书上作了很多批注，合计约三千五百字。一九三八年二月一日，毛泽东写“读书日记”，开头这样写着：“二十年没有写过日记了，今天起再来开始，为了督促自己研究一点学问。看李达的《社会学大纲》，一月十七日至昨天看完第一篇，‘唯物辩证法’，从1—385页。今天开始看第二篇，‘当作科学看的历史唯物论’，387—416。”以后逐日记了读书的进度。三月十六日记：“本书完。”艾思奇著的《思想方法论》（一九三七年一月再版），毛泽东也作了批注。一九三七年九月，还写了十九页《艾著〈哲学与生活〉摘录》，总共三千字。不久后写信给艾说：“你的《哲学与生活》是你的著作中更深刻的书，我读了得益很多，抄录了一些，送请一看是否有抄错的。其中有一个问题略有疑点（不是基本的不同），请你再考虑一下，详情当面告诉。今日何时有暇，我来看你。”①
毛泽东充分利用了同江西时期和长征途中比较要好一些的客观条件，“如饥如渴”地阅读当时他能得到的理论著作，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他这种研究的特点，就是联系中国革命的实践，把中国革命曲折发展的历史经验教训提到思想方法和思想路线上，提到认识论和辩证法
②同上书，第60页。
①《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12页。从《实践论》谈毛泽东的读书生活
上来总结。他对所读的哲学著作的批注中，鲜明地表现了这种特点。他写《实践论》、《矛盾论》和整个《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对这些著作的阅读和批注，有许多就是写作《实践论》等的直接准备。
写作《实践论》、《矛盾论》，并不是毛泽东研究哲学的结束，而是他研究哲学的新的开始。前面引的“读书日记”和《艾著〈哲学与生活〉摘录》，就己表明了这一点。一九三九年一月十七日，毛泽东给何干之写信说：“我的工具不够，今年还只能作工具的研究，即研究哲学，经济学，列宁主义，而以哲学为主。”①同样表明了这一点。
延安时期是民主革命中我们党在理论上达到成熟的时期。如果说，那以前我们党在理论上准备不足的话，经过延安时期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进行的系统总结中国革命历史经验、系统阐明党的纲领和策略的理论建设工作，经过延安整风，党为指导中国民主革命达到胜利从容地作好了理论的准备。
延安整风一方面纠正了“中国的主观主义者在脱离实践的提倡社会科学理论之重要性”的偏向，一方面也强调了联系中国革命实践学习和研究理论的重要性。整风学习文件中关于这方面的许多论述，是大家所熟习的。整风前后，毛泽东在延安组织学习哲学，并在新哲学会第一届年会上指出“中国革命有了许多年，但理论活动仍很落后，这是大缺憾”，强调“如不提高革命理论，革命胜利是不可能的”。这些情况，已有文章专门介绍②，这里就不详细复述了。下面再介绍几件关于组织编译和学习马列著作的事情。
一九四一年九月十五日，毛泽东写信给当时的中宣部代部长凯丰：“整风完后，中央须设一个大的编译部，把军委编译局并入，有二三十人工作，大批翻译马恩列斯及苏联书籍，如再有力，则翻译英法德古典书籍。我想亮平在翻译方面曾有功绩，最好还是他主持编译部，不知你意如何？不知他自己愿干否？为全党着想，与其做地方工作，不如做翻译工作，学个唐二藏及鲁迅，实是功德无量的。”①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毛泽东在西北局高干会上讲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时提出：我们要注重理论，高级干部要准备读书，从《共产党宣言》起到《季米特洛夫文选》止，选三、四十本。我们有这样丰富的经验，有这样长的斗争历史，要能读一、二十本到三、四十本马恩列斯的书，就把我们的党大大的武装起来了。
一九四三年四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又写信给凯丰：“惟译、著方面（译是马列，著是历史），须集几个人来干，期于有些成绩。”②
总之，这里收集和介绍了民主革命时期的一批材料，目的是要用这些事实从历史方面来说明，那种认为《实践论》代表着“否认理论”的“狭隘经验论”倾向的观点是不合乎实际的。《实践论》从哲学上深刻地阐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必须同中国革命相结合的原则，指导和代表着我们党的理论建设工作的正确方向。
①《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36页。
②温济泽：《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是怎样教导我们学哲学的》，载《学习与思考》1982年第4期。
①《毛泽东书信选集》第202页。
②同上书，第212—213页。从《实践论》谈毛泽东的读书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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