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在查阅档案和其他资料时发现，在斯大林时期，有关苏联军事顾问来华的问题几乎都是由毛泽东或周恩来亲自出面与苏联领导人联系或协商的。例如，1950年2月11日毛泽东致函斯大林请求为空军司令部和气象部门派遣12名顾问。2月25日毛泽东再次要求派遣205名顾问，用以扩大航空学校和组织空军陆战师。3月22日，周恩来致电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布尔加宁，对苏联政府准备照军事订货单给中国空海军以所需的顾问人员及器材表示感谢，同时请求提早运交所订物资和设备，还特别提出因扩充航校新生，需新增教员和指导员，并希望这批教员和指导员能在5月1日开学前到达中国。经与科托夫商定，4月13日又要求为新编成的空军团、师指挥部和技术服务队聘请43名军事顾问。6月23日周恩来得到通知，苏方答应再派炮兵顾问8人至沈阳，帮助中国办炮兵学校。
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领导人更是频繁地向斯大林提出派遣军事顾问的请求，这既是为援助朝鲜对美作战，也是为改善中国军队的素质。苏联基本上满足了这些要求。8月22日，周恩来与苏联军事总顾问商议并向毛泽东及中央军委报告，需要为军委和各大军区及军队院校增加顾问208人。23日又致函布尔加宁，请苏联派遣10名装甲兵顾问，于9月来华工作。8月27日，针对中国要求向华东军区和东北军区派遣防空专家和空军专家的电报，斯大林告诉周恩来：38名顾问，其中10名为防空专家，28名为空军专家，即将派出。至于派遣其余26名顾问的问题，苏联的意见是，这些顾问的工作可由已派往中国的如下一些顾问来担任：防空兵参谋长顾问可负责军区防空作战处和情报处处长的顾问工作；空军参谋长顾问可负责军区空军司令部作战处处长的顾问工作。或许是因为这些顾问尚不能满足需要，10月8日毛泽东以中央政府名义写信给斯大林，再次请求扩大苏联顾问和教官的数量。1951年2月12日周恩来致电斯大林：中国正在组建一个空军集团军，将用于参加朝鲜作战，为帮助该集团军制定计划和领导作战，希望苏联能派15名有关顾问并于2月来华。17日收到斯大林回电，同意满足中国的要求，即派遣既了解中国又同朝鲜空战有关系的顾问来华，并指定由戈卢诺夫少将担任空军司令部的顾问。10月24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再次要求加派训练飞行员的空军专家。11月13日斯大林答复：“如果需要进一步派遣我方飞行员训练米格-9飞机的中国飞行员，可以使用在安东、唐山和公主岭驻扎的3个歼击机航空兵师的教练员，为期3个月；对于1个强击机航空兵师的训练，我们的军事专家认为，作为中方第5和第11强击机航空兵师顾问的在中国的苏联飞行员可以成功地完成这项任务；为了训练中国的侦察团，我们将从在中国的洛博夫将军部队的侦察团中派遣教练员。”斯大林答应将为中国的图-2轰炸机航空师和拉-9航空兵团派遣19名顾问。直到战争接近尾声，1953年1月7日，毛泽东还要求苏联派遣海军航空兵顾问和教官12名，斯大林1月27日答复拟再补派3位海军航空兵方面的顾问，而其他专家则从目前已在中国的苏联海军顾问中派出。
以上情况，一方面说明苏联对向中国派遣军事顾问和专家的事情非常重视和谨慎，同时也反映出中国领导人急于聘请这些顾问和专家的迫切心情。不过，从上述往来函电的内容也可以看出，中国聘请苏联军事顾问和专家的目的基本是为了部队训练和掌握苏式武器，尽管这些部队和武器后来大多也用在了朝鲜战场，但与苏联顾问毕竟没有直接关系。关于苏联军事顾问帮助训练部队的具体情况，中国方面有大量的回忆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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